日常生活策略与范式：论李劼人历史小说的现代模式

苏菲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无锡机电分院，江苏无锡214000)

日常生活原是西方社会学概念和哲学概念，它指的是：自在的、未分化的、自然而然地运行的领域。它不同于科学、艺术哲学等自觉的精神生产和政治、经济、公共管理等有组织的社会运动等非日常活动[1] 3-4。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日常生活的讨论越来越多，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这个概念在美学、文艺理论甚至新闻与传媒等各个学科领域不断被研究、论争。其中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备受关注。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从一开始便倾心于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与传统历史小说相比，它塑造的是平民化的日常生活世界，历史人物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道德准则均应与时代相契合。从这一立场来看，日常生活不只是审美概念，也是时代概念。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人的历史小说凸显日常生活的价值，也寓示新的历史观的出现。如果穿越历史迷雾，重返历史现场去观看，这些文学巨匠笔下流淌的诗意的文字仍在极大地释放历史重构的空间，照亮现在，产生意义。而李劼人的“大河小说”系列选择的也是日常生活的视角和立场，却未被学界深入研究。本文试图从日常生活策略及其范式的角度阐释李劼人的历史观，探讨李劼人的历史小说创作对现当代文学叙事的重要意义。

李劼人的创作虽从中国传统的正史演义中汲取养分，兼收西方自然主义等叙事写法，但皆为我用，将艺术触角伸向新潮伴旧潮的社会图景，伸向日常生活的各个空间，伸向颇具地方特色的风俗人情，从而开阔了宏大的结构制作。郭沫若对此大加赞赏：“作品的规模之宏大已经相当地足以惊人，而各个时代的主流及其递禅，地方上的风土气韵，各个阶级的人物之生活样式，心理状态，言语口吻，无论是男的的女的的老的的少的的，都亏他研究得那样透彻，描写得那样自然。”[2]5

但李劼人的历史小说“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内在矛盾，这就是史诗式的宏大构想与市民文化趣味的艺术处理之间的矛盾。这既是它的不朽价值之所在，又是它的局限之所在”[3]56。那些丰富翔实的日常生活描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史诗性的设想，但离开日常生活支撑的宏大只能是空架子，作品也将永失经典的价值。“大河小说”的精彩无疑是作者日常生活体验的阑入，是作者深处其中的成都特有的世情。

一、日常生活表征下的人物形象

列裴伏尔说：“日常生活与一切活动深刻地联系着，涵盖了有着差异和冲突的一切活动；它是这些活动会聚的场所，是其关联和共同基础。正是在日常生活中，使人类——和每一个人——成为一个整体的，所有那些关系获得了形式和形状。也正是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影响现实总体性的关系得以表现和实现……”[4]52日常生活总是在个人的直接环境中发生并与之相联，其中包涵高于衣食住行这些基本要素的活动与关系，当人的日常生活的节奏与周围世界的节奏不一致时，会展示生活本身复杂而独特的艺术魅力。

政治风云也许会改变社会格局，打乱人们的生活节奏，但人们的日常生活可能变动不大，会保持一定的静态性。《死水微澜》的现行版本是李劼人于1954年修改的新版，如果当时为“迎合时代需要”，作家要修改这部小说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读到的故事可能是：蔡大嫂被拔高为争取妇女解放的“资产阶级新人”，罗歪嘴变成“反帝反封建英雄”，顾天成被划为大地主恶霸。这些推测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某些评论家想贴而未能贴上的政治标签[5]382。李劼人从没想过要改变创作的初衷，直逼现实的日常生活维度是他的小说永葆活力的源泉，他想努力达成的无非是作品更趋精致和完美，人物形象更为扎实和鲜活。

“大河小说”400余个人物，涉及军、官、学，士农工商，涉及社团帮会和三教九流，李劼人精心塑造了以蔡大嫂、郝香荃、伍大嫂、龙兰君(黄澜生太太)为代表的女性形象序列，着力雕刻以罗歪嘴、顾天成、郝又三为代表的社会中下层男性形象群体，在这些人物身上，微观的人情世态蕴藉着生活本来的气息，却能形成气势磅礴的总体境界。《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无疑是李劼人小说女性群像中最光彩夺目的一个，也是令人过目不忘的一个。一个乡坝里的女人渴望“嫁给城里人家”，无非是渴望过上富足的生活。当梦想破灭，她同意嫁给蔡傻子，选择与罗歪嘴姘居，决定改嫁顾天成，主人公的三次人生选择均出于满足现实生存的需要，这种积极乐观、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帮助她在经历了生活的重大变故后，依旧对一切安之若素。她的服饰妆扮还照常时尚精致、惹人怜爱，她的笑容总很动人，给平淡的生活抹上一道亮色。

在李劼人的小说中，历史性事件有时并不会对主人公产生决定性影响，有些主人公骨子里的特质并没有随着时间或是环境的改变而彻底改变。蔡大嫂没有屈服于不幸的命运，她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一个懂得生活的女人，她的气质源于“不遵礼法的巴蜀古风”[6]71，这个带有“旧”标签的历史人物在现代生活的轨道上甚至体现了超越时代的意义，可能连李劼人都没想到，当代某些“川妹子”身上仍有邓幺姑的影子。而在最能体现气势磅礴之景象的《大波》中，作家极力描写的社会头面人物并未达成他的愿景，他们作为历史直接记录的对象，终因缺乏日常生活的情趣而变得乏味和庸常。

二、历史与日常生活的平衡

郭沫若曾谈到历史小说须从“现实的立场”出发，不像“事实”那样要在历史的范围以内，却以“真实”为灵魂，也就是“发展历史的精神”[7]65，或者说“写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代应该有怎样合理的发展”[8]421。事实上，郭沫若的小说并没有形成民间历史叙事的风格[9]80，李劼人却从“平民”化的生活经历与民间艺术的耳濡目染中逐渐形成了“民间历史观”，而对历史的反思和知识分子回归民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他想用小说反映辛亥革命，他说过，要把“在我看来意义非常重大，当时起历史转折点的这一段社会现象，用几部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一段落一段落地把它反映出来”[10]3。正是作家葆有的市民文化心态使他的创作在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潮流中大放异彩，无人替代、无法复制，他比其他人更懂得史料的甄选，懂得如何去表现历史的真实、幽邃，如何去捕捉耐人咀嚼的刹那。由此，其小说中日常生活的醇美和鲜活扑面而来，氤氲升腾。

《暴风雨前》写郝达三听说红灯教造反扑城，又听得有人打门，嘭嘭嘭地响，忙把一根红甘蔗烟枪倒提，踉踉跄跄地从轿厅侧门趱了出来，去把守大门，后被前来探望的葛寰打趣：“达三哥要与红灯教决一死战吗？果然变作执枪之士了！”[11]19-20李劼人将动乱时世的一场起义描写得极富戏剧性，本是掀起四川反帝反封建斗争热潮的历史事件在他笔下化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插曲，成为远没有家事重要的存在。“烟枪”——日常器物当成武器，而不是更有杀伤力的棍棒，固然有仓皇之余不及思虑之故，但却独具象征意味，符合人物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而“极其不爱管闲事，只知上街买小东西、打扫、挑水打杂的”[11]1下人老龙对红灯教非但不恐惧，反倒希望他们早点进城，幻想当上官，这与鲁迅笔下的阿Q如出一辙。红灯教“扑城”的声威极大地惊动了郝府上下，一时风声鹤唳，各色人等，依其身份、地位、性格裸呈深潜于心的隐秘，充分展示了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的多元化。一场保家护院的闹剧最终以抽鸦片聊女儿婚事收场，红灯教的壮举也在市民围观女“匪首”廖观音的处决中欢天喜地收场。当时，“看杀廖观音，是成都人生活史上一桩大事”[11]22。红灯教的进步意义最终消弭于看众欢呼的声音里，流传在郝府人们的谈论里，清末成都社会落后封闭的状况并未有大的改变。

有意思的是，之后郝达三的姨太太怂恿其捐资办学，不是为了追求进步或名利，而是因为她听说“办学的人都须把鸦片烟瘾戒除干净”[11]66，“志在要老爷戒烟”罢了。历史发展中涌现的新学新思潮在现实中被彻底庸俗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缀。李劼人一再将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或潮流降格为琐碎的日常生活的背景，显然其志不在探究历史兴亡的缘由和脉络，不是叩问历史理性，而是用写实手法还原民间各色人等的日常生活状态，写出真的历史。

三、日常生活化的民俗文化

世俗的日常生活离不开独具地域特色的风俗人情，实录成都风俗成为“大河小说”有别于同世历史小说的标志。李劼人对成都乡土风俗怀有深沉的爱，而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是他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他曾写过两篇长文，各有10多万字：《说成都》査考城市建设的衍变，史料详尽；《漫谈中国人之衣食住行》以诗史般的笔法评述中国人，特别是四川人的日常生活被写得活灵活现。他的小说更是浓墨重彩地一一展现老成都的饮食民性、街景游乐、庙会集市、婚丧节庆等民俗生活画卷。

成都物产丰饶，都市繁华，商贸发达，是“天府之国”，但时至近代，因地域闭塞，新文化的传播受到限制，加之人们享乐型消费观念根深蒂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此进展缓慢，胡同里清静无事，吃茶摆龙门阵，看戏听评书……自然是十分舒服，过得“安生”(成都人用“安生”形容自己惬意悠闲的生活状态)。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黄炎培访问成都时，写了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生活的安逸：“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写到，20年代成都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人们生活节奏缓慢，茶馆里茶客人数之多、消磨时间之久令他非常惊讶，“无论哪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12]139-140。成都人向来就有比谁更会休闲更会享受的风气，李士文称其为“成都气质”，表现为自由、乐观、闲散、保守和狭隘之气[13]120。

市井生活在作家的笔下总是生动的，充满人间情味。吃和玩是人们享受生活的方式，也能从中透视中国的国民性，李劼人不惜笔墨地写美食，是要表现“中国人好吃的整个性格”。《死水微澜》中写蔡大嫂有一手好厨艺，平常的菜蔬在她的锅铲下玲珑地翻腾，那菜香仿佛隔着书页都能闻到。《死水微澜》《大波》里都写了平常百姓能光顾的红锅饭铺，红锅饭铺有川人爱吃的炒腰片、炒肝片、猪肉片生焖豆腐、盐煎牛肉等等，价廉物美，非常受欢迎。《大波》中通过黄澜生的眼睛，全国知名的成都小吃在会场街头，在一副副担子，一个个摊子、篮子里精彩呈现，分外诱人，充满浓浓的生活气息，像最令人感兴趣的盆盆肉，便是夫妻肺片的始祖，金红发亮、麻辣鲜香，极富川菜特点。其实川人会吃，能吃，爱吃，也在传递一种生存智慧和美好的生活态度。

婚丧节庆的仪式规范在李劼人小说中描写得更为精细和出色，它们是日常生活的重要事件，既能管窥社会风俗，又能展现时代特点。作家以生花妙笔将四川的风俗描写得古朴典雅、绘声绘色。《暴风雨前》写郝又三与叶文婉办婚礼，二人虽是姑表兄妹，至亲开亲，但两家却恪守规矩，从定亲要说媒、看人、下定、择期、报期、过礼，到结婚时办花宵、迎红轿、拜天地、闹洞房，老长亲传授性知识，足足不下几千言，李劼人写得不厌其烦。这里以一套热闹而烦琐的旧礼俗衬托出一个初有维新思想的青年受旧式家庭规范束缚时的厌烦和无奈。同样是在《暴风雨前》中，写郝太太去世，繁文缛节，耗尽人力，却不可有一丝差池，丧俗文化尽显历史的价值。相较两者，描写得灵动富有生气的当属《死水微澜》中成都东大街上的元宵灯会。光华流转，游人如织，市声盈耳。花灯火炮与日月同辉，醉客佳人共良辰美景。万人丛中，顾天成却与罗歪嘴当街斗狠，美人英雄，刀光钗影，为热闹的夜晚平添几分辣人的川味。

四、结语

鲁迅的《故事新编》“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14]13，用现代日常生活逻辑完成古人的塑造；郭沫若的历史小说注重“史料的解释和对现世的讽喻”[15]282，将历史作某种日常生活化处理。两者的历史观与创作方法虽有不同，但他们的创作目的皆为影射和批判现实社会，试图拯救中国的国民性，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借古讽今的力量，感受到他们对国民觉醒的期盼、对中华崛起的渴求以及对文学的理解。郁达夫写过两篇历史小说，即写黄仲则的《采石矶》和写厉鹗的《碧浪湖的秋夜》。两文所叙均为乾嘉时代的诗人。《采石矶》中，黄仲则清高孤傲、敏感多疑、沉默幽郁，仕途跌宕、爱情失意以及凭吊古迹的孤独等人生经历均隐喻郁达夫自身的日常生活体验，这一日常生活的策略和范式有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之意，因为在郁氏看来，历史小说是“小说家在现实生活里，得到了暗示，若把这题材率直的写出来，反觉实感不深，有种种不便的时候，就把这中心思想，藏在心头，向历史上去找出与此相象的事实来，使它可以如实地表现出这一个实感，同时又可免掉种种现实的不便的方法”[16]146。历史小说中的“历史”便成为一种抒发个人胸臆的幌子。茅盾在1930年完成的《大泽乡》《豹子头林冲》等小说反映了作家当时对社会的观察和理论思考，像《大泽乡》中900戍卒与2位军官的阶级斗争，便有鲜明的日常生活烙印，他对农民的复仇精神大加渲染，有力地声援了当时的土地革命。

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的历史小说出于新文化运动启蒙的需要，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历史被编织进日常生活中，成为现实的一部分。此后，李劼人的“大河小说”系列应运而生，以宏大的历史构想追求现代精神，并在历史和日常生活的交织中达到平衡。

这些小说有历史的架构和日常生活的血肉，彰显了日常生活精神。作为中国现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先行者，李劼人创造了中国文学新的历史小说模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张洁、路遥、李国文、陈忠实等写的长篇小说，可归于李劼人模式，但当代历史小说，像姚雪垠的《李自成》、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基本回归了“五四”以前传统历史小说的叙事方法，偏于陈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