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迅先生曾在《娜拉走后怎样》里探讨过中国觉醒以后“女性”的两种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十七年后,丁玲在《我在霞村的时候》这部作品里延续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面对复杂的社会形势,她将性别、民族、事业与国家等多重因素聚集在《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个文本里,由此形成了一个多声部的场域,既显露了丁玲自身的思考与价值立场,也暗含了新文学自鲁迅以来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变迁轨迹,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鲁迅;启蒙;事业;女性
鲁迅先生曾在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文章里探讨过梦醒以后“女性”的两种结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十七年后,出走了的“娜拉”在丁玲笔下的命运,竟是“堕落”着回来。此种结果,令人唏嘘,也不禁让人感慨,尽管“五四”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中华民族的沧桑巨变似乎也未能撼动中国女性亘古不变的悲剧命运。如果说,鲁迅将出走了的娜拉的失败归结为经济上的不独立与中国社会超乎寻常的稳定结构与文化精神,那么四十年代面对救亡运动的丁玲,其笔下的贞贞所面临的形势则显得更为复杂。性别、民族、事业与国家等多重因素在《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个文本里相互辩驳、冲突、解构与消退,由此形成了一个多声部的场域,既显露了丁玲自身的精神特质与价值立场,也暗含了新文学自鲁迅以来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变迁轨迹,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与发展……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