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与高教改革

编者按：2018年12月22-23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教育改革发展研讨会在浙江宁波举行。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系列重要论述进行深入交流，聚焦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教育改革发展历程，面向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新目标新需求，围绕改革开放40年的教育改革发展历史经验、中国教育新跨越、教育法治建设、教育对外开放、教育政策变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探讨，并就“区域（学校）教育现代化路径”“区域（学校）教育品质提升”“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区域（学校）教育”“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等主题展开圆桌讨论。本刊经许可，特刊登徐辉先生在研讨会上的演讲，以飨读者。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央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和“九个坚持”的宝贵经验，深刻阐明了坚持改革开放对未来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借“教育奠基中国，改革成就未来”为主题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教育改革发展研讨会之机，我想以宁波等城市为例，就城市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问题谈些看法。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主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已经从17.9%提高到58.5%，这一发展趋势的确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最突出的亮点之一。

对一个城市来说，大学的存在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到底有多重要？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我看到过的一个说法，非常典型地说明了大学存在对城市乃至国家的意义。著名科学家霍金曾经写过一本书——《我的简史》，开始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虽然我的父母住在伦敦，但是我是在牛津出生的。这是因为在二战期间，德国人同意不轰炸牛津和剑桥，以换取英国人不轰炸海德堡和哥廷根的承诺。可惜这类文明的安排不能被扩展到更多的城市。”众所周知，牛津和剑桥，海德堡和哥廷根都是著名的大学城，历史悠久，人才辈出。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却都优先保护自己的古老大学，没有比这个例子更生动地说明了大学对城市乃至国家的重要性。

我长期在浙江高等教育系统工作，对宁波高等教育的发展一直比较关注。宁波可以说是城市发展与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典型。2004年，民盟中央在山西省开会，山西省政府邀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石孙先生及一批盟员大学校长参加一个教育发展座谈会。我当时任浙江师范大学校长，也参加了座谈会并作了发言。我的发言以宁波为例，说明了城市与大学共生共长的重要关系。2006年，我又参加了民盟中央组织的高等教育专题调研，陪同蒋树声主席等在宁波等地进行了深入的调研。2008年起我担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联系教育科技委员会，对宁波高等教育进行更为深入的调研，形成了一些看法。

宁波高等教育发展的起点是比较低的。刚刚恢复高考时，浙江考生在填报高校志愿时，所能想到的宁波高校只有宁波师范学院寥寥几所。不过宁波也很幸运，1984年，包玉刚先生准备投资建设宁波大学时，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邓小平亲自为宁波大学题写校名，万里委员长亲自出席宁波大学奠基典礼。在中央领导的关心和“宁波帮帮宁波”传统的双重影响下，宁波高等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在此，我将以宁波和深圳为例，探讨一下城市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动力机制。这些机制可分为“内力机制”“借力机制”“引力机制”。前两者属于“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机制，第三者属于“高等教育需求侧改革”机制。

所谓“内力机制”，指的是宁波依靠自己的力量办高等教育。宁波大学、浙江万里学院、宁波工程学院、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和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都是这方面的重要例子。宁波高等教育依靠“内力机制”发展高等教育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满足宁波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各个层次的人才需求，这一点很有意义。“多样化”体现在，宁波大学1986年创建，属于地方公立大学，经过短短三十余年的发展，现在已经跻身“双一流”高校建设行列;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于1999年创建，属于浙江首家进行高校体制改革试点的国有民办二级学院，2004年经教育部确认为浙江省首批独立学院;浙江万里学院于2002年改名，经教育部批准成为“公办高校实行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的新型高校;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的一批职业技术学院，则成为为宁波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大量技能人才的重要來源。当然，考虑到宁波高等教育的原有基础比较薄弱，仅靠“内力机制”发展高等教育，满足社会需求是不够的。

“借力机制”也就是借用宁波外高等教育资源推动宁波高等教育发展，对高等教育基础薄弱的宁波市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借力机制”最初体现在宁波大学创建初期，在当时国家教委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和杭州大学对口支持宁波大学的建设和教学，有力地推动了宁波大学提高办学水平。后来，“借力机制”在宁波得到了更加广泛、更高水平的应用，不仅省内、国内的高等教育资源得到重视，国外高等教育优质资源也得到开发。依靠“借力机制”，宁波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合作，办起了宁波诺丁汉大学，有力地推动了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与创新。正是在“借力机制”作用下，宁波现在正在推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宁波创新研究院和宁波研究生院、大连理工大学宁波研究院、北京电影学院宁波分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材料工程学院的建设。当然，“借力机制”作用发挥得最突出的还是宁波与浙江大学的合作，除了对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进行转型提升并迁建浙大软件学院外，宁波还计划与浙江大学合作新建浙大宁波研究院、浙大宁波工程师学院、浙大宁波国际合作学院，形成“五位一体”新格局。正是依靠“内力机制”和“借力机制”的共同发力，宁波高等教育的供给侧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宁波高等教育的供给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显著提升，并且展现出宁波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的可喜局面。

在我国，另一个后发城市也很好地利用了“内力机制”和“借力机制”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这就是深圳。与深圳其他社会事业发展一样，深圳高等教育也经历了一个基本上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发展过程。利用“内力机制”，深圳建立起了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利用“借力机制”，2001年起深圳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国内顶尖名牌学府携手创建深圳大学城，引进一流名校进驻深圳开办研究生教育。此外，2012年以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中山大学（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等高校获教育部批准正式设立。5年来新增5所大学，创造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深圳速度”。不仅如此，深圳还计划加快推进与中科院合作共建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学，加快推进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和深圳墨尔本生命健康工程学院建设，同时努力推动与北京大学合作建设深圳校区。显然，在利用“内力机制”，尤其是“引力机制”方面，深圳的力度要比宁波更大。

2018年，宁波市共有高校15所（不包括归口宁波市教育局管理的浙江大学软件学院），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校生 15.61 萬人。截至2017年底，宁波市常住人口为800万人。相比之下，2018年深圳市共有高校13所，全日制在校生9.67万人。截至2017年末，深圳市常住人口1252万人。从以上数据判断，与我国其他重要城市相比，这两座城市在利用“内力机制”和“引力机制”方面仍有很大的潜力。

“引力机制”与“内力机制”和“借力机制”不同，它属于高等教育需求侧改革问题，但它对城市发展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什么有的城市高等教育发达，但却留不住高等院校毕业生？为什么有的城市高等教育发展起步较晚，数量有限，却能够吸引大量高等院校毕业生前往就业？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引力机制”，也就是高等教育人才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和适应性。“引力机制”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也就是说，高等院校可以办在外地，但本地可以利用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和优越的人才市场条件，吸引外地高校毕业生前来就业。近些年来，宁波在利用“引力机制”方面成效显著，吸引了许多外地高校毕业生前来就业。相比之下，深圳从建立特区起就在不断完善“引力机制”，政策措施和配套环境更为成熟，成效也更为显著。

与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相比，深圳高等教育无论在数量还是水平上都不可同日而语。2017年，北京市拥有高校90余所，其中“双一流”大学34所，学科数162个;上海拥有高校60余所，其中“双一流”大学14所，学科数57个;广州拥有高校80余所，其中“双一流”大学5所，学科数18个，而深圳无论是“双一流”大学还是学科，基本都是空白。尽管如此，深圳在高校毕业生吸引力方面却走在全国城市前列，比许多大中城市要强。据有关方面调查，2017年高校毕业生投递工作申请简历数量，深圳达到14.83万份，高于广州（13.98万）、南京（13.02万）、成都（12.42万）、杭州（11.99万）、天津（11.48万）、武汉（11.14万）等城市，仅次于北京（38.95万）和上海（27.63万）。在历次高校毕业生城市就业吸引力社会调查中，深圳也一直排位靠前。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关键性因素，是深圳拥有特别强有力的“引力机制”，而“引力机制”的关键在于城市的创新活力、就业张力、城市综合环境和人才政策。一个城市，如果能够很好地综合利用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力机制”“借力机制”“引力机制”，必定能够推动城市高等教育优质、高效和多样化发展，更好地满足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对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

编辑 吕伊雯   校对 徐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