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宰相制度考论

濮思喆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南唐自天福二年(937)至开宝八年(975)，共存续39年。南唐统治区域主要包括：江淮平原(今安徽省及江苏省的江、淮之间的土地)、江南平原(今苏南西部)、江南丘陵(今皖南地区及江西全部)。元宗时，由于闽、楚内乱，领土有所扩张；显德五年(958)之后，由于周世宗南征，丧失长江以北土地①。南唐以唐朝正统自居，典章制度较为完备。史称“五代之乱也，礼崩乐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1](P100)。但由于资料偏少，相对零散等原因，对南唐的中枢政治制度，尤其是宰相制度，研究成果有限。温运娟在《十国典制考》第五章《十国宰相制度考》中横向比较了十国的宰相制度[2](P208-275)，虽然多有涉及南唐，但由于其关注点在于十国宰相制度共同的发展趋势，因而对南唐宰相制度的考证仍显零散。邹劲风《南唐国史》以叙述南唐的政治、经济、文化史为主[3]，对南唐的典章制度涉及较少。杜文玉《南唐史略》在第五章中着重分析了枢密院与近侍机构对南唐相权的分割[4](P178-202)，但对南唐宰相制度自身的演变与特征涉及不多。此外有些研究对如宋齐丘、冯延巳等南唐宰臣生平进行了个案分析，兹不赘述。基于以上原因，笔者希望通过对南唐宰相制度的系统考述，推进南唐典章制度的研究。

一、南唐宰相名号

南唐宰相名号在继承中晚唐以来制度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一)三省长官

三省长官主要有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左右仆射。自隋以来，三公不开府，不置属，遂为荣誉称号。《唐六典》称：“(隋)文帝废三公府僚，令中书令与侍中知政事，遂为宰相之职。”[5](P273)尚书令自隋朝已不轻授，唐初由于太宗曾任此职，便不再除授，左右仆射成为尚书省的实际长官。就唐初而言，仆射与侍中、中书令虽同为相职，但仆射地位在侍中、中书令之上。《唐会要》：“尚书左右仆射，自武德至长安四年已前，并是正宰相。”[6](P990)然此后左右仆射逐渐退出宰相行列。代宗大历二年(767)，升中书令、侍中为正二品，这两个名号也逐渐退出宰相行列，成为藩帅的荣衔[7](P7)。

三省长官在南唐基本沿袭唐代的发展轨迹，仍作为荣衔或宰相所带官，一般不作为真宰相。据统计②，南唐共有4人除授尚书令，均为宗室成员。南唐共10人除授仆射，其中8人作为本官加同平章事入相，韩熙载、常梦锡二人作为赠官。共20人除授中书令，其中使相6人，赠官4人，其中宗室4人，另有杨珙、杨琏二人为杨吴宗室。共11人除授侍中，使相3人，赠官2人，其中宗室4人。可以看出，作为荣衔，尚书令在南唐仍然品秩最高，非宗室不授。徐玠在昇元六年(942)五月，召拜司徒、侍中；保大元年(943)三月，周宗召拜侍中，宋齐丘召拜太保兼中书令；他们三人得以三省长官入相，是因为时处元宗即位前后，从稳定政权出发，召入元老重臣为相，保证权力顺利交接。保大末年，周世宗南征，南唐岌岌可危，元宗先自洪州(今江西南昌市)召宋齐丘为太师，宋齐丘坚持不受，遂“仍为太傅”，共“与谋难”[8](P245)，宋齐丘即以太傅兼中书令为相。因此，以三省长官为相，可记为4例，占12.1%。

(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这一名号起始于永淳元年(682)，“以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称“‘平章事’入衔自待举等始”[9](P1182)。自代宗大历二年(767)之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可简称“同平章事”，下文根据需要使用)逐渐成为实权宰相的固定名号。南唐绍继唐制，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入相的人次(同一人按拜相次数统计多次)为最多，据统计共15次，占拜相总人次的45.5%。南唐得加“同平章事”衔共16人，宰相10人，使相4人，枢相1人，赠官1人。使相4人皆以节度使加“同平章事”。枢相1人为周宗，以枢密使加“同平章事”。在五代政权中，宰相往往加枢密使方有实权，但从南唐的情况来看，得为枢相者，只有周宗一人，因此在南唐宰相不需加枢密使，即可柄有实权。赠官一人为韩熙载。

(三)三省差遣

宁志新《唐朝宰相称谓考》曾举出“知中书(西台)事”“知门下省事”“勾当中书事”三种可视为宰相的三省差遣[10]，因此有关三省的差遣作为宰相源于唐制。此外在万斯同《南唐将相大臣年表》中也将三省差遣视作宰相官称③。在南唐，首先是“知(或判)尚书省事”(简称“知(或判)省事”)④⑤。“知”与“判”依唐制，皆非正授官，所谓“至于检校、兼、守、判、知之类，皆非本制。”[9](P1182)陈仲安先生认为，此类带有临时差遣性质字样入衔，体现了唐代使职差遣制度的发展[11]。徐铉《宋齐丘知尚书省制》：“夫真宰之重，大政咸归，出纳王言，固当综录。”[12](P114)因此可以认为“知(或判)尚书省事”在南唐视为真宰相之任。《通鉴》载：“(贞观二十三年(649)六月)癸未，以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无忌固辞知尚书省事……”[13](P6268)，南唐“知(或判)尚书省事”或由此而来。据统计，以此类名号入相者共8人次。

之所以“知(或判)尚书省事”可以在南唐视为宰相，体现的是南唐宰相决策权的削弱，宰相逐渐向行政首脑过渡的发展趋势。《长编》卷十四曰：“江南政事，多在尚书省。”[14](P309)昇元六年(943)二月，宋齐丘再度入相，便以左丞相、太保知尚书省事，因为宋齐丘认为“两省事多委给事、舍人，剧务多在尚书省，又求知省事。”[15](P199)在权欲熏心的宋齐丘看来，想要重掌朝政，只有首先控制尚书省，因此尚书省自然居于南唐政权的核心地位。与之相似，显德末年，钟谟多次奉使入周，凭借自己往来周唐的特殊身份，得以“骄横于其国”[13](P9604)，而他知尚书省的身份也对其独秉朝政起了重要作用，史称钟谟“知尚书省事，而三省之事靡不预闻”[15](P373)。五代前期中原政权，宰相权力也有行政化的倾向，与南唐恰形成呼应，史称“梁太祖以来，军国大政，天子多与崇政、枢密使议，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讲典故，治文事而已。”[13](P9201)此外，“知(或判)尚书省”的名号低于“同平章事”，例如游简言，乾德元年(963)七月，以吏(或为兵)部尚书知尚书省，开宝二年(968)三月，则迁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而严续“数年，仍入知尚书省，遂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15](P323-324)。除此以外，三省差遣还有昇元六年李景遂“领中书、门下省”[15](P199)；元宗时，游简言以礼部侍郎“判中书省，兼吏、兵二部选事”[15](P307)。以上合计共10人次，占比30.3%。

(四)以临时性的名号参与朝政

无论“同平章事”，还是“知尚书省”，都是以他官入相所凭借的临时性名号。不过多次授予，遂逐渐固定。但还有一类名号随制诏而定，显示出更大的随意性，而在南唐此类名号多授予皇族。这一类名号起于隋代，例如柳述以兵部尚书“参掌机密”[16](P1273)，虞世基以内史侍郎“参掌朝政”[16](P1572)，至唐初贞观年间，仍见除授，如“参豫朝政”“专典机密”等[9](P1630-1637)。至高宗朝，此类名号便逐渐绝迹[7](P4)。

南唐昇元六年(942)二月，“三省事并取齐王璟(即李璟)参决”[15](P199)；中兴元年(958)三月，“立燕王弘冀为皇太子，参治朝政”[15](P229)；显德六年(959)九月，李煜“文献太子薨，徙吴王，以尚书令知政事，居东宫”[15](P239)。从时间来看，此类名号都出现于皇位授受的关键时间；从人员来看，获得此类名号的都是有可能即位的皇子；因此，此类名号的权力远超一般宰相，目的在于为储君即位铺平道路。此类名号，仅见此三例，占宰相总人次的9%。

除以上四类之外，还有一个特例。开宝五年(972)二月，后主下令“贬损仪制”，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因而开宝六年(973)五月，殷崇义入相的名号便为“知左右内史事”[15](P247)。

二、南唐宰相的任职特点

南唐宰相沿用唐朝制度，但对宰相的任用也有自己特点。

(一)以差遣为主

南唐沿用三省制度，同样三省长官并非制度上的宰相，而是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主。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五十九谈唐朝宰相之制时，云“宰相之职，所云平章事者，亦无品秩。自一、二品至三、四、五品官，皆得与闻国政，故有同居政地而品秩悬殊者；罢政则复其本班。盖平章事亦职而非官也。”[17](P849)担任平章事的官员，其本身品级各不相同。

由于南唐绍继唐制，且无专书记载其官职品级，因此其品级以《旧唐书·职官志》所载为准。南唐宰相所带本官主要为三师三公(正一品)、左右仆射(从二品)、侍中与中书令(正三品)、中书侍郎与门下侍郎(正三品)、六部尚书(正三品)、六部侍郎(正四品下)。统计时，以其拜相时所带本官为准，对其宰相任上的本官升迁则不作统计，此外对兼官不作统计。在以“同平章事”拜相的15人次中，本官为两省侍郎(中书侍郎与门下侍郎)的有6人次，本官为左右仆射的有7人次。此外还有昇元二年(938)宋齐丘以左丞相同平章事，建隆二年(961)严续以司空同平章事。在以三省差遣入相的10人次中，4人次为六部尚书，2人次为六部侍郎，2人次为侍中，1人次为左丞相(宋齐丘)，1人次为两省侍郎(严续)。其中六部侍郎的2人次分别为游简言与钟谟，也是南唐宰相中所带本官品级最低者。以临时性名号入相的3人，因为皇族所加名号繁复，且多为极品，这里不作讨论。此外徐玠与周宗分别以侍中为相，宋齐丘一次以太保兼中书令为相，一次以太傅兼中书令为相，殷崇义以司空“知左右内史事”。可以发现，南唐宰相所带官主要以两省侍郎、左右仆射，这一点也与晚唐和五代，乃至宋初保持一致。从品级而言，主要集中在正三品与从二品。而在三种主要的为相称号中，因为临时性名号所加者为皇族，所以总体上其本官与品级为最高，次为加“同平章事”名号者，再次加三省差遣者。

此外，尽管南唐宰相所带本官品级固然有差别，但并无明显的位次差别。唐代参与政事堂(中书门下)会议的宰相中，有一位“秉笔宰相”可视为首席宰相。唐制，“宰相四人，首相为太清宫使，次三相皆带馆职，洪(弘)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以此为次序”[18](P265)；宋初，“首相带昭文馆大学士，亚相监修国史，末相带集贤殿大学士”[19](P196)。南唐虽设勤政殿(大)学士、监修国史等馆职，但就目前的史料来看，并不以此区别宰相位次。

(二)任职时间较长

从任职时间来看⑥，烈祖朝，共任用宰相7人，10人次，其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人次为张居咏，65个月；最短者为宋齐丘，第1个任期为1个月。平均每次为25.6个月，平均每人为36.6个月。元宗朝，共任用宰相13人，16人次，任职时间最长为李建勋，在元宗朝的第2个任期，为76个月，这也是南唐史上最长的一任宰相，最短者有徐玠、李建勋、徐景运，均为1个月。平均每次20个月，平均每人为24.7个月。后主朝，共任用宰相3人，5人次，任职时间最长者为游简言，第1个任期，68个月，最短者为出现在游简言的第2个任期，为2个月。平均每次为32个月，平均每人为53.3个月。总体而言，共有17人曾任宰相，平均每次为27.3个月，平均每人为43.4个月。而五代宰相平均每次约为12.4个月，平均每人约为14.65个月[20]。

南唐宰相无论单次，还是单人的时限，均在五代宰相的两倍以上，可见南唐偏安江南，政权稳固性超过五代。此外，之所以后主时期宰相单人与单次任职时间超过平均值与前两朝，并非说明后主时期相权稳固，而是在后主时期，尤其在后期，多以近臣文士参掌机密，“中书、密院乃同散地”[8](P240)，相权极度衰落，自然宰相的任用也无所可否。

(三)参用南北士人

南唐宰相生平有明确记载的为16人，除去皇族4人，其余12人以淮河为界划分南北，则北方人6人，南方人6人。这一方面说明南唐政权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另一方面说明五代时期南方相对安定，大量北方人进入南方政权任职。这其中曾居广陵(扬州，今扬州市)者最多，有5人。这是因为唐代中后期扬州经济文化发达，且杨吴政权定都扬州，南唐以扬州为东都。其中士人有10人，文吏2人。徐玠与周宗，皆是烈祖亲吏，所以位至宰相。士人数量占据绝对优势，说明南唐政权确实崇儒重士，对士人的任用超过五代十国时期其他政权。此外曾出仕于北方政权的有3人，曾举进士1人(孙晟)。但孙晟并非南唐进士，其所参与的是北方科举。虽然南唐多次开科取士，至亡国前仍有放榜，但其取士总人数有限，入仕之后的升迁能达到的品级也受限。从曾任官职来看，曾为翰林学士有6人，曾为枢密使有2人，这说明在南唐，翰林学士与枢密使虽然分割了相权，但这两项职务也同时是入相的重要途径。从是否进入幕府来看，共有9人进入幕府，其中入烈祖幕府共7人，入元宗幕府2人。这说明在南唐前中期，成为藩邸幕僚是入相的重要途径。最后，在文献可考的15次罢相中，罢为节度使的有7人次，罢相居朝的有8人次，二者大致相当。

三、南唐相权的衰落

《新唐书·百官志》称，“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9](P1182)杨吴时期，宰相大权在握，徐温、徐知训、徐知诰父子把持朝政。徐知诰(李昪)建立南唐后，宰相虽依然是百官之长，拥有决策、行政、人事之权，但和前代相比，呈衰落趋势。在南唐三十九年的历史中，决策重心大致实现了由御前会议到枢密院，再到近侍机构的转移，南唐相权也随之逐渐趋于衰落。

(一)宰相职权

张国刚在《唐代官制》中认为，唐代宰相最重要的权力有决策权和人事权。其中人事权主要指对一定品级的官员的任免之权，决策权则表现为与皇帝议政以及政事堂(中书门下)会议[7](P13)。《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五卷《隋唐五代》则将唐代的决策活动分为三个层次：御前决策会议、政事堂(中书门下)会议、中书与门下两省对诏令的发布与封驳等[21](P94)。其中御前会议中涉及宰相的主要有常参会议、朔望朝参(入閤)、仗下后会议与延英殿会议。[21](P102)唐代中期以后及五代又以延英殿会议为最高决策会议。南唐史料中关于宰相行使职权的记载，总量颇为稀少，现试举几例。

1.决策权

昇元二年(944)，烈祖受禅后，宋齐丘虽为左丞相而不得预政，屡求预政，“复自陈为人所间，烈祖大怒”，后烈祖怒解，“命元宗持手诏召见，遂以丞相同平章事，浸复委任兼知尚书省事，与张居咏、李建勋更日入閤议政。”[15](P294)

元宗时，“听朝之暇，多开延英殿，召公卿议当世事，人皆欣然望治。”[8](P286)

关于政事堂(中书门下或简称中书)的记载：仍是昇元初年，宋齐丘屡求预政，“烈祖许其入中书视事”[1](P142)；开宝八年(985)，陈乔自缢前“乃掣手而去，至政事堂，召二亲吏”[8](P324)。但关于御前会议和政事堂会议的运行方式，史料皆付之阙如。

2.人事权

昇元时，“时未设贡举，士有献书论事者，第其优劣选用，烈祖悉以委(张)延翰，号为精核称职。兼知选事，务进孤寒，不附权势，吏畏之如神明，不敢为奸利”[15](P309)。

显德六年(959)，“文献太子总庶政，(钟)谟求兼东宫官不得，乃荐其所善阎式为司议郎，掌百司关启”[13](P9604)。

(二)南唐相权转衰的表现

1.君主干预具体事务

建隆二年(961)，张泌上书曰：“国家今日之急务，一曰举简大以行君道，二曰略繁小以责臣职。”[15](P356)明确向后主指出，君主过于干预具体事务，已经破坏了南唐政事的正常运行。元宗“政无大小，咸必躬亲”[22](P5083)，保大十年(952)，冯延巳对元宗说：“陛下躬亲庶务，故宰相不得尽其才，此治道所以未成也！”于是“唐主乃悉以政事委之，奏可而已。”但是“既而延巳不能勤事，文书皆仰成胥吏，军旅则委之边将，顷之，事益不治”，元宗则“复自决之”[13](P9476)。开宝二年(969)冬，后主“亲录囚，原贷甚众”，韩熙载奏：“狱讼有司之事，囹圄之中非车驾所至，请捐内帑钱三百万充军资库用。”[15](P245)这则材料一般用于说明后主虚怀纳谏，或者韩熙载直言敢谏，但也可看出南唐君主行使权力的随意性。

2.宗室特别是嗣君参与政务

前已论及，南唐特别创设临时性的宰相名号用于皇族入相。如果从仔细分析诸如昇元六年(942)二月，“三省事并取齐王璟(即李璟)参决”[15](P199)，实际上含有以李璟总览朝政的意味；而李弘冀的名号虽为“参治朝政”[15](P229)，但实际上《通鉴》记载为“文献太子(李弘冀)总朝政”[13](P9604)。元宗“登位之初，太弟景遂、江王景逷、齐王景达，出处游宴，未尝相舍，军国之政，同为参决”[22](P5085)。马令认为：“南唐宗室，委任尤重，岂沿唐之旧欤，抑亦董之得其道欤？盖天下分裂，君无世臣，臣无定主，委任宗室，犹逾于他人故也。”[1](P61)除了马令指出的原因，对宰相的防范可能是重用宗室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3.枢密院与近侍机构参与大政裁决

关于这一表现，学者多有论及⑦，这里想要说明的是，南唐相权的衰落伴随着决策中心的转移。烈祖朝，主要宰臣张延翰、李建勋、宋齐丘、徐玠都曾为藩府幕僚；元宗朝，只有冯延巳与常梦锡为藩府幕僚；至后主朝，没有藩府幕僚入相。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发现以自己的亲信幕僚入相人数逐渐衰减，也就说明宰相逐渐脱离核心决策圈。烈祖之时，以亲信为宰相，决策重心仍在有宰相参与的御前会议；元宗时，特别是保大军兴以后，出于快速应对军事形势变化的需要，枢密院逐渐成为决策的中心；至后主时，开宝二年(969)三月至开宝六年(973)四月间不设宰相，多以文人参掌机密，“国主以军旅事委皇甫继勋，机事委陈乔、张洎，又以徐元楀、刁衎为内殿传诏”[15](P249)，特别是重视澄心堂的作用，“密画中旨，多自澄心堂出”，“中书、密院，乃同散地”[14](P310)，所以才会出现“遽书警奏，日夜狎至，元楀等辄屏不以闻。宋师屯城南十里，闭门守陴，内庭犹不知”[15](P249)，这正是宰相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的结果。

(三)南唐相权转衰原因分析

南唐相权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1.藩镇体制的影响

保大末年，陈觉曾对元宗说：“宋齐丘常赞烈祖变家为国……”[15](P389)王氏自穆宗长庆元年(821)世据成德，从王廷湊至王元逵至王绍鼎，再到王绍懿，已传三世四任。王绍懿临终前对其侄王景崇说：“汝虽少年，勉自负荷，下礼藩邻，上奉朝旨，俾吾兄家业不坠，惟汝之才也。”[23](P3890)可见晚唐五代习称割据型藩镇为“家”，所以陈觉所说的“变家为国”，实际上就是由藩镇而称帝建号。五代十国的政权，多是由藩帅而称帝，而原来的藩府幕僚也随之而成为新朝的将相大臣，对这一现象日野开三郎称之为“幕府组织扩大化的中央政府”[24](P300-304)。文武幕僚之于藩帅，虽时有抗命之人，但就辟署制所赋予的身份而言，更多的是藩帅的“私人”，这也是“家”的一重意涵所在。就藩帅的决策方式而言，则因此带有更强的“秘密政治”的色彩，例如宋齐丘在烈祖幕府，二人议事，“中置火炉，以铁箸画灰为字，随灭去，故密谋人莫得知也”[15](P292)；而孙晟在烈祖幕府，“每入见，移时乃出，尤务谨密，人莫窥其际”[15](P382)。而一旦幕僚成为正式的宰相，就会被习惯于秘密决策的君主所防范，而同时君主也会重新构建由亲信所组成的秘密决策圈。就藩帅行使权力的方式而言，则是事必躬亲，干预具体事务。因此在“变家为国”的过程中，虽然用天子仪制，易百官名号，但就君主的决策和行政方式而言，并没有因此成功地演化为王朝体制，而是顽强地保留着藩镇体制的制度惯性。这也是五代乃至宋初君权膨胀所不可忽视的一个制度因素。常梦锡则较早地发现了这一现象，“朝廷因杨氏霸国之旧，尚法律，任俗吏，人主亲决细事，烦碎失大体，宜修复旧典，以示后代”[15](P325)。

2.南唐君主对宰相的固有防范

徐温、徐知诰父子，先后居杨吴相位，把持国家大政，终至天祚三年十月(937)，逼迫吴睿帝禅位。烈祖自宰相而为帝王，“鉴吴之亡，由权在大臣，意颇忌之，而(李)建勋无隐退意”[15](P301)，于是借口李建勋擅造制书，将其罢黜。保大末年，元宗感叹国境日削，宋党的陈觉、李徵古乘机劝元宗传国于宋齐丘，顿时激怒元宗，以“人臣窥国，理不可容”[25](P5138)为名，将宋齐丘一党先后贬斥，宋齐丘也于次年卒于九华山。除此以外，还有诸如军事斗争的需要等原因，在此不展开讨论。

注释：

① 参见邹劲风：《南唐国史》，第156-157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② 本文的统计范围为万斯同《南唐将相大臣年表》、两种《南唐书》《十国春秋》《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种基本史料。

③ 《南唐将相大臣年表》收入万斯同著《历代史表》，该书版本繁多，本文用四部备要本。万斯同撰，《历代史表》卷五十五《南唐将相大臣年表》，四部备要史部，第49册，第375-378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

④ 在南唐的史料中，二者并不进行严格的区分，一般而言，“知”用于品级低者，“判”用于品级高者，但在南唐史料中二者又经常混用。

⑤ 此官称多见于南唐，北宋在元丰改制之前有“权判尚书都省”作为差遣名，由于宋代前期尚书省名存实亡，所以此名号在北宋的权力与南唐不可同日而语，龚延明认为“(掌)中书门下批状送印，领都省事，及集议定谥、掌百官受誓戒”(《宋代官制辞典》，第1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⑥ 本次统计，只统计年月准确可考的，对于有任相记载，但无准确起止年月的，不纳入统计范围。

⑦ 参见杜文玉《南唐史略》第五章，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第四章与第五章，田玉英《南唐枢密使考论》(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