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出版观中“读者”的地位及现实意义

刘 帅

（广东教育出版社 事业群，广东 广州 510075）

胡乔木不仅是著名的出版人，出版行政管理战线上的重要领导者，而且还是读者。他的著名出版人身份使他为出版从业者做好出版工作树立了标杆；他出版行政管理者的身份为规范出版业、促进出版业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他的读者身份使他能更好地理解出版、管理出版。“复合型”的身份构建了高站位、全面、系统的胡乔木出版观。本文拟对胡乔木出版观中“读者”的地位及现实意义进行探讨。

一、胡乔木对“读者”的重视体现在出版全流程

胡乔木同志以实事求是、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对文化事业高度负责的工作情怀，对党、对人民、对历史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从出版行政管理和具体业务指导实践出发，为出版从业者树立了标杆。研读胡乔木出版观不难发现，研究读者，引导读者，服务读者，联系读者，依靠读者，维护读者利益是其出版观的底色，他对“读者”的重视体现在出版计划、编校工作、图书印装、宣发工作等出版全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一）出版计划，满足读者需求

出版工作需要计划，无计划的出版可能会生产出不适合人民阅读需求的出版物，降低读者的阅读品质，造成出版资源的浪费。胡乔木认为：“按照人民实际的需求制定计划，是我们的一个伟大的政治任务。”［1］人民的实际需求或许是革命的、思想文化的，也可能是理论学术的，出版单位都要尽可能地满足。延安时期，胡乔木任《中国青年》主编，始终坚持以满足革命青年的阅读需求、分享革命运动经验、指导革命青年抗战为选文原则。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在各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胡乔木要求出版单位要用各种形式记录下这些成就。伴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他要求翻译出版工作范围要不断扩大，以满足政府、人民的工作和生活需要。“过去我国翻译多数是欧美书籍，俄国的书籍也是从英、日及欧洲各国文字转译。现在介绍书的来源扩大了，许多与我们有关系的小国家，只要有的书是有价值的，合于我们需要的，也要翻译。”［2］

出版物的商品属性决定了在制定出版计划时要考虑市场的因素，但出版物所肩负的传播知识、传递文明的功能又决定了出版计划不能盲从于市场。对于“越是离经叛道的书，越是有人看”的现象，胡乔木非常担忧地指出：“读者阅读趣味的下降，是整个社会问题，是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只就出版系统本身是解决不了的，需要党、政府、群众团体的力量来解决。”［3］出版计划要对这种现象进行引导纠正，出版的每一本书、每一份刊物都需要具有思想性、革命性、知识性和科学性，能解决读者的问题，不能搞精神污染，不能毒害人民。“我们出版一本书首先要内容好，内容正确，对人民有利，这是最重要的。”［4］389

读者对于某一领域持续的阅读需求，要求出版计划具有系统性，要有文章连载或做丛书的出版理念。胡乔木同志说：“一个刊物要在读者中稳固，光有零碎的文章不行，必须有一些系统的经过调查研究、能深入解决问题的文章，连续刊登。”［5］在人民出版社座谈时，胡乔木希望能出版一百种青年通俗理论读物，切实满足中国青年的阅读需求。

出版计划要满足读者需求，出版单位不仅要做大量的调查工作，还需要对作者的稿件进行调整，以便受到读者的欢迎。出版计划需要开选题论证会讨论制定，需要有制度保障其顺利实施。

（二）编校工作，便于读者阅读

出版工作负有传播知识、传递文明的职能，是一项神圣的工作。作为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的开拓者，胡乔木在1941年至1943年先后参与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史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1950年至1960年，胡乔木领导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第二版的修订工作，后来，继续领导整理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的重点文章。对老一辈革命家，如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著作的出版，胡乔木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认为，编辑出版党史文献最关键的工作是对党史材料甄别鉴定，去伪存真，最根本的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引导读者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历史需要实事求是，在编辑历史叙事时不要有实质性的删改。对读者不熟悉的党史情景要做必要的交代。“原稿中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这些称号都出现得比较突然，对它们的由来应当有个简单的交代，不然一般读者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原稿中‘经略中原’一语，含义不明，让读者难于揣摩。”［6］

他要求，要想方设法地消灭出版物中的技术性差错，提高编校质量。要弄清楚稿子中的文字错误和标点符号错误，要统一异体字、繁体字，避免造成知识传播错误，要消除稿子中的歧义字词，即使是权威作者的稿子，也要对资料、引证、标点符号、文字等进行审查，不能不经校订就出版。不仅有很多错误的图书不能出版，读者很难辨别错误的图书同样也要避免出版，不好的图书不能上市。“乔木同志对稿件的意见，大至方针政策，小至标点符号，他都要求严格，评点入微，其苛刻有时候到了尖酸刻薄的地步，令人哭笑不得。”［7］

凡是阅读过程中存在困难，就需要注释。注释需要准确、精炼、干净，能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在谈到《白求恩》书稿时，胡乔木指出，“锰剥水”“罴”等专业术语和生僻字都应该注释。在编辑鲁迅先生的书时，也应该做必要的注释，否则就容易把一本好书做坏。注释尽量简短，不要发议论、下结论。胡乔木在修改《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注释时，对每一句话都斟酌再三，删除了所有议论性、结论性的文字。

针对不同年龄层次读者的出版物，他提出了不同的编校要求。他认为，儿童的读物要配插图，小学低年段学生的读物要有拼音，中学生的读物要避免出现“不相宜”的情节，给青年的读物要多注意注释和解释等。他告诉我们：“编辑工作一定要为读者着想，向读者负责，给读者提供方便。”［8］28-32

（三）图书印装，符合读者期待

一本好的书刊，应该是内容和形式俱佳的出版物［9］431。在具体的工作中，胡乔木多次建议利用勒口位置介绍作者或丛书书目，封底位置安排专家评论。他经常引用鲁迅先生对书刊编校、装帧、版式、封面追求完美的例子，激励出版单位多出好的出版物。图书的装帧是值得研究和投入的，包装不好，销路就会发生问题。在《关于图书出版发行和新闻用纸的谈话》中，胡乔木指出：“他们的书，纸张、印刷、插图、装帧都很好，拿到手里好像是欣赏品。”［10］书籍的出版，如同一件大事，应该值得重视。“每一本书，从内容到形式都要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水平。在毛泽东领导的政府下面，书籍和国旗一样，是代表着我们的国家。要避免一切能够克服的错误和缺点。”［9］432

书刊一定要订得牢，装帧要好看。究竟是锁线还是胶装、是平订还是骑马订，要根据出版物的印张、类型而定。书刊不仅要保持使用方便，封面还要不易磨损。

（四）宣传发动工作，维护读者权益

“出版物不像火柴，书是要介绍、宣传、推广的。”［11］出版物一定要让读者看到出版消息，可以利用报纸、杂志宣传，也可以与各机关及合作社等合作进行宣传，还可以利用图书评论评选机制宣传。宣传不能言过其实，要实事求是，真正起到为读者选购提供参考的作用。图书评论评选要公平、公正、公开，要捧场也要批评，要有权威性，才能取信于读者。胡乔木还通过后记向读者推荐好书，“逄先知同志写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我读过两遍，认为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写得也很好，值得向读者推荐。”［12］

了解书刊、熟悉书刊是从事发行工作同志的基本素质。要创新书刊与读者见面的方式，他曾介绍自己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见到专门有人推车出借图书的例子，要求发行工作人员解放思想、进行发散思维。他建议对书店工作人员年读书量进行考核，奖优惩劣。书刊发行人员要有服务意识，要贴心、耐心、有恒心，要引导读者走进书店，要向读者精准介绍图书，要为读者选书、购书提供便利。书店还可以把读者召集起来，定期举办座谈会，跟读者交朋友，了解读者的阅读需求。

胡乔木认为，发行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性工作，是重要的群众性组织工作。书刊的价格政策关系到广大读者的利益，也关系着出版业的发展。书刊不应该大幅涨价，书店也不能以营利为目的。出版部门的利润可以基本不上交或大部分留成，赔钱的书要补贴出版社。“我们现在的书店与过去很多旧式的书店不同，我们主要不是为了赚钱，有的时候恐怕是赔钱，现在恐怕经常是赔钱，我们为什么要做这工作呢？就是为了要把真理输送到广大读者当中去。”［4］389书店要扩大业务范围，如修补旧书、经营文具等，以补贴图书销售。

二、新时代出版从业者对胡乔木“读者”观的现代化呈现

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13］伴随着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等科技的广泛应用，出版智能化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出版走进了新时代。

新时代，信息获取方式、出版形式、出版流程、盈利模式等与以往发生了很多的改变。新时代出版工作在各方面对胡乔木“读者”观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现代呈现。

胡乔木认为，出版计划需要对读者真正的阅读需求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新时代，“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的生产要素，被不断的开发与利用。新时代出版更需要从业者利用大数据对读者的阅读兴趣、阅读习惯、阅读方式进行精细的分析，把握读者阅读需求，及时调整选题策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精准地捕捉个性化的阅读需求在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支撑下成为现实，在选题策划阶段制定“量身定做”“按需出版”规划，是满足读者阅读个性化需求，为读者提供精细化服务的重要表现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都是对胡乔木出版计划中“读者”观的现代呈现。

胡乔木认为：“编校工作要便于读者阅读，要为读者着想，向读者负责，给读者提供方便。”［8］30新时代，读者更愿意通过动态图形、音视频、动画、微电影、手工、游戏等形象的内容呈现形式接收知识。新时代的出版形态已经发展为“一个内容、多种创意，多次开发，多种产品，多种形态”［14］，这更需要狠抓出版物的编校质量，出版物产品更需要适应读者碎片化阅读、快速阅读、情景式阅读、体验式阅读等诸多新的阅读方式，出版从业者更应该掌握新技术，熟悉各类阅读终端设备、APP的应用，为方便读者阅读提供解决方案。胡乔木提出的“为读者着想，向读者负责，给读者提供方便”［8］30依然是新时代出版从业者的工作指针。

胡乔木认为：“一本好的书刊，应该是内容和形式俱佳的出版物。”［9］431“在全媒体语境下，信息泛滥使读者的注意力成为一种真正稀缺的媒介资源，对读者注意力（时间）的争夺也成为媒介竞争的核心和关键。”［15］精美的印装无疑是吸引读者注意力的重要手段之一。新时代，全国每年出版图书品种达40万以上，出版物的呈现方式、印装形式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何短时间内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仍是出版从业者印装工作中要不断思考的问题。另外，印装的复杂不能降低印装质量，装束好看也不能影响“读者”触感。在不断强调文化自信的今天，每一种出版物的出版都值得重视。每一种出版物，从内容到形式都要体现新时代的水平。

胡乔木认为可以利用报纸、图书评选机制以及与各机关及合作社等合作进行宣传，向读者介绍好书，要创新书刊与读者见面的方式，书刊发行人员要有服务意识，要向读者精准地介绍图书，要为读者选书、购书提供便利。新时代，信息传播融合了文字、图形、音视频、VR、AR、MR技术，使传播更具互动性、传播形式更加多样化，传播速度更具时效性。出版物上市前，通过音视频、软文推送等方式在公众号、喜马拉雅、得到、樊登读书、抖音等新媒体平台预热宣传。上市后，通过各类图书榜单、各种纸媒、音视频媒体、实体书店在短时间内集中进行信息轰炸，长时间营销则注重收集销售区域和购买人群信息，及时调整营销策略，使出版物的销售更加聚焦。大数据分析也使信息定向推送得以实现，出版物宣传推荐更加直接，读者之间的数字信息共享使出版物宣传推荐更加亲切。新时代，营销推广已经将出版单位、作者、读者形成了一个动态网格，更需要站在整体的高度让利于读者。“慢生活、漫阅读”、有范儿、高格调的书店经营理念，不断开发完善出版物周边文创产品进行销售，增加书店收入，返利于广大读者，逐步实现读者利益最大化成为可能。

伴随着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出版业的变革也会越来越剧烈，只要出版性质不改变，“读者”在出版中的地位就不会变。这充分证明，胡乔木出版观中的“读者”地位在今天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新时代，我们既要满足“读者”的显性需求，也要满足“读者”的隐性需要，既要全方位服务好“读者”，也要更紧密地依靠“读者”，维护“读者”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