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结构、市场化水平与产业政策分散性

席建成，孙 早，韩 雍

（1.西北工业大学 人文与经法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9；2.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3.中国建设银行总行 战略规划部，北京 100030）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有效应对，使得有关产业政策的研究议题获得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涌现了大量的学术文献。这些文献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围绕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展开研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共识：从理论上探讨“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转向实践中关注“产业政策应该怎么做”[1]97-142，在罗宾逊[2]看来，未来的产业政策研究应集中于“产业政策实施中的政治经济学”。沿着罗德里克[1]97-142的思路，Aghion等[3]3-6发展了一个理解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分析框架，在他们看来，产业政策的实施越分散①Aghion等将“产业政策分散性”定义为产业政策在企业间的分布，是构建“竞争友好型”产业政策的途径之一。，越有助于激励企业纵向创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说，产业政策实施的分散程度对预判产业政策效果具有重要作用。那么，产业政策分散性（industrial policy dispersion）是内生的吗？是否与所有制结构相关？市场化改革能够使产业政策更具分散性吗？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中国的经济改革伴随着以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比例关系衡量的所有制结构的变化[4]，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既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又影响了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国有企业的改革，一方面通过引入民营企业，实现公司股权结构多元化，推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公司治理能力和经营效率；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做大做强”过程中的兼并收购行为又引发了“国进民退”的广泛争议。以2008年中央政府实施“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为例，政策制定的初衷并未针对企业所有制属性进行差别对待，仅从行业类型对获得政策的具体条件进行了要求，但从“四万亿”计划实施的结果来看，国有企业获得了大量的政策支持[5]。也就是说，产业的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最终导致不同的产业政策效果。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已经关注到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的重要影响。如聂辉华[6]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有效边界与企业的所有制有关，以国有企业为基础的产业政策，短期内容易实现政府的集中目标，但是容易导致政企合谋；以民营企业为基础的产业政策见效较慢，长期来看容易导致政企合作。经合组织发展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与产业政策是相互补充、互为支撑的有机体系，国有经济是实施产业政策的基础，产业政策则主要服务于国有经济[7]。与已有研究从产业政策效果出发的研究不同，本文从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出发，研究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分散性的影响机理，并运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影响，本文进一步引入市场化水平变量，探讨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分散性的影响在不同市场化水平下的差异。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产业政策分散性与产业所有制结构的密切联系，为理清产业政策实施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为产业政策的更好实施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一、理论与假说

产业政策的分散性与产业的所有制结构①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的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大多数企业均是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共存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企业层面，所有制结构即国有资本在总资本中的占比，在产业层面，则为产业中国有资本占总资本的占比，因而，可以将产业层面的所有制结构视为一个“虚拟巨型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在这个意义上，产业所有制结构和企业所有制结构的意义是相似的。密切相关，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体现了制度安排及资源配置机制的变革，进而对产业政策的实施产生重要影响。

（一）产业政策的实施机制与产业政策分散性

在企业管理活动中，存在两种资源配置机制：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8]。在行政协调机制下，企业原材料的购买、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均依赖中央政府的指令性安排；在市场协调机制下，企业的生产决策、销售决策由市场自行调节，结果取决于企业之间的信息互动和博弈。相应地，如果我们将产业政策的实施视作产业政策资源向企业注入的过程，那么，不同形式的产业政策将与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相对应，如图1所示。

图1中，实线代表产品流或资金流、虚线代表信息流。在经济活动中，企业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着产品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交换，但两者具有不同的涵义。企业之间产品、资金、信息的交换通常采用市场机制，即由市场决定上下游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活动；政府与企业之间资金、信息的交换采用的则是行政协调机制。例如，政府提供信息平台及时发布下游企业的需求信息和上游企业的供给信息，以弥补企业之间的协调失灵；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和税收减免可以理解为政企之间资金流的交换。图1中，企业之间以市场为中心的生产、交换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政府既可以通过公共信息发布平台降低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也可以通过补贴和税收减免，补偿受到外部性影响的企业，促进企业创新。也就是说，政府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干预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补贴创新不足或市场需求不能达到有效规模的企业，即图1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实线；另一种是通过提供信息基础设施降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强市场机制，即图1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虚线。前一种方式称为选择性产业政策，包括政府补贴、税收减免、信贷优惠等政策工具；后一种方式可以理解为功能性产业政策，如经济开发区、信息发布平台等。

本文将产业政策分散性理解为产业政策的实施并非针对特定的企业，而是更广泛地面向所有企业，通过对不同形式产业政策实施机制的分析可以发现，功能性的产业政策因其“公共性”特征而存在较强的分散性；选择性产业政策则更倾向于面向特定企业，因而下文中的产业政策主要指选择性产业政策。在图1中，产业政策（政府补贴或税收减免）的实施越分散，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实线连接将越密集。

（二）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分散性的影响机制

产业政策分散性是产业政策实施方式的客观描述，给定一项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分散性既受到产业特征、所有制结构、产业技术水平的影响，又与企业的行为方式存在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经济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从政策指向上看，国有资本占比高的产业应是国有经济控制的行业和领域，相应地，对于国有经济重点布局的领域，也更容易获得产业政策的支持，这是所有制结构影响产业政策分散性的第一种机制，在此称之为所有制结构影响产业政策分散性的“身份效应”。

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心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逐步从竞争性的领域退出，并集中于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防产业和关乎经济安全的战略性产业。在新的国企改革战略背景下，每一次产业规划的颁布和实施，都伴随着“国进民退”的争论，实质上，争论反映了产业政策对国有经济的偏好。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被视作政府行使职能的工具、推进经济增长的抓手、承担社会职能的基本单元[9]，国防产业或国家战略性产业相应地也成为产业政策干预的重点领域。从实施结果来看，产业政策有助于企业的优胜劣汰，促进了新企业的进入和落后企业的退出。杨天宇和张蕾[10]的研究表明，国有经济比重对企业进入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同时对企业退出则有显著的正效应，当国有资本占比的上升时，产业中的企业总数目减少，进而对产业政策分散性产生负面影响。考虑到不同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异质性，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分散性的影响将更趋复杂。市场化改革通过降低行业获得产业政策的总支持、弱化国有资本对产业政策的获取能力而对产业政策的实施产生重要影响。产业政策的作用是弥补市场失灵，增进市场机制，其潜在的假设是市场不完善。在这个意义上，市场化改革推进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同时压缩了产业政策的实施空间；另外，市场化改革弱化了“国有身份”对获得产业政策支持的敏感性，降低了国有资本占比对企业进入的阻碍作用，同时也降低了国有资本占比对企业退出的正向效应。因而可以认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身份效应”对产业政策分散性的影响。

第二种传导机制称为“寻租效应”，即国有资本占比越高的企业，政企关联越强，寻租行为发生的概率越大，产业政策越容易被相关的利益主体俘获，导致产业政策的分散性变差。研究表明，企业能否得到政府补贴并非随机事件，一方面，政府在作出补贴决策时可能会综合考虑到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等企业特征，另一方面，政府补贴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还可能受第三方因素的共同影响[11]。其中，关系资本是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变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无关系资本的辖区相比，拥有关系资本的辖区能够得到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而关系资本的这种补助效应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12]。余明贵等[13]研究发现，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确实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补贴获取效应越强。也就是说，国有资本比重较高的产业，企业拥有关系资本或政治联系的可能性越大，政府补贴越倾向于扶持拥有关系资本的特定企业，导致政府补贴的分散性越差。在税收方面，吴文峰等[14]研究发现，在企业税外负担较重的省市，高管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在所得税适用税率和实际税率上都要显著低于高管没有政府背景的公司。政企关系与税收征管在改善企业债务融资方面具有替代作用：与民营企业相比，税收征管对国有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改善作用较弱：而对于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税收征管对其债务融资能力的改善作用也较其他民营企业更不明显[15]。这些研究从不同的方面印证了较高国有资本比重下，拥有政府背景或政治关系的特定企业更容易获得税收优惠，导致税收优惠分散性变差的传导机制。

综上所述，国有资本比重越高的企业，产业政策分散性越差，并且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所有制结构变化对产业政策分散性的影响效应越弱。

（三）关于产业政策分散性的特征性事实

本文中“产业政策分散性”通过如下两种方法衡量：第一种方法为产业中获得政策支持的企业数目与产业中企业总数的比例；第二种方法为特定产业中单个企业获得的政策支持占该产业总支持的比例。

表1为通过获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数目占比衡量的各省1998—2007年产业政策分散性均值。总体来看，样本期内政府补贴分散性的均值为15.27%，税收减免分散性的均值为44.16%，相比于政府补贴，税收减免政策的实施更具分散性。对于不同的省份，产业政策分散性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海南省的政府补贴分散性和税收减免分散性均为最高，政府补贴分散性为37.71%，高于均值147%，税收减免分散性为58.04%，高于均值31.4%；而山东省的政府补贴分散性最低，仅为5.49%，山西省的税收减免分散性最低，为26.79%。

进一步，得到产业政策分散性与国有资本占比之间的散点图和拟合线，其中，产业政策分散性是以给定部门中每个企业获得的支持相对于配置于该部门的总支持占比表示，而国有资本占比反映了产业的所有制结构，如图2所示。

表1 各省获得产业政策扶持的企业数目占比 单位：%

从图2可以看出，无论是政府补贴，还是税收减免，其分散性均与国有资本占比负相关。图3为不同市场化水平下产业政策分散性与国有资本占比的拟合线，可以看出，相比于较低市场化水平，在较高市场化水平情形下，政府补贴分散性、税收减免分散性与国有资本占比的相关性明显降低。

综上所述，得到如下两个待验证的假设。

假设1.以国有资本占比衡量的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的分散性具有负面影响，随着国有资本占比的提高，产业政策分散性逐步降低。

假设2.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分散性的影响与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密切相关，市场化改革有助于降低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分散性的负面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实证检验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分散性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模型

其中，i、j、s、t分别表示企业、产业、省份和年份；α 为常数项；εijst为随机扰动项，服从（0，σ2）正态分布。被解释变量CompHerf_policyijst为产业政策分散性；Ownershipijst为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是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m为控制变量，包括产业规模、产业销售利润率、产业资本密集度、地方财政收入、产业层面的研发投入、产业出口占比以及市场竞争强度；n为控制变量个数；li为企业固定效应。

对模型（1）的估计按照如下步骤进行：首先，运用Hausman检验确定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数据拟合。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的系数没有系统性的差异。当Hausman检验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时，原假设被拒绝，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否则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其次，由于可能存在因遗漏变量和逆向因果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Davidson和Mackinnon[16]提出的方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原假设为采用OLS和工具变量方法进行估计的系数不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如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则表明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再次，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的情形下，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进行估计，以缓解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参考刘瑞明[17]26的做法，受限于数据获得的困难，我们选取国有经济比重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并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和识别不足检验，因只选取了国有经济比重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因而不存在过度识别的问题。

考虑到不断推进的市场化进程，所有制结构变化影响产业政策分散性的制度背景并非静态不变的，在模型（1）的基础上，将市场化制度作为交互项变量引入模型以解释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分散性的影响随市场化改革发生的变化。

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市场化水平变量R，将上述模型扩展为

在模型（2）中，需要考虑交互项的层级完整建构性[18]，在控制变量中增加了市场化指数变量，并运用层级F检验[19]进行层级完整建构性检验。

（二）变量度量

被解释变量：即产业政策分散性，产业政策分散性的度量通常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用获得政策支持的企业数目与行业内企业总数之比来度量，这种度量方法仅以是否获得补贴来区分，忽视了不同企业获得补贴数额上的巨大差异。第二种方法以给定产业中企业获得的支持相对于产业总支持的占比来表示。在计量检验中，我们考虑到企业获得政策扶持强度的差异，参照Aghion等[3]8-10的做法，拟采用第二种度量方法，式（3）衡量了政府补贴的分散性，式（4）衡量了税收减免的分散性。

可以看出，式（3）和式（4）描述了政策支持在产业中的集中程度，在形式上与赫芬达尔指数相似，其取值越小，意味着政策在企业之间的配置越分散，即式（3）和式（4）为产业政策分散性的逆向指标。在对模型进行估计时，我们将其转化为正向指标，即用1-Herf_subsidyijst和1-Herf_taxfreeijst分别表示政府补贴和税收减免的分散程度，简称为CompHerf_subijst和CompHerf_taxijst[3]12-13。

理论上，赫芬达尔指数是产业层面的指标，但本文的产业政策分散性指标为企业层面的指标，主要做法是在计算企业i的分散性时，分子为配置于企业i的政策支持，分母则为不包含企业i的产业总支持。

解释变量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相对规模、产业销售利润率、产业资本密集度、地方总财政收入、产业的研发投入、产业出口占比以及市场竞争强度变量。其中，所有制结构为核心解释变量，其他变量均为控制变量。

所有制结构（Ownership）：参照刘小玄[20]的做法，采用企业中国有资本与总资本之比来体现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产业规模（Scale）：一般来说，产业规模体现了产业的相对重要性及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因而，产业规模是政府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其对产业政策分散性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将企业营业收入加总得到整个产业的营业收入，然后取其自然对数来衡量产业规模；产业销售利润率（Profit）：反映了产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和自身的盈利能力。陶金国等[21]研究表明，产业销售利润率对产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的影响，而产业创新绩效直接影响是否能够获得政府补贴[22]；产业资本密集度（Capital_ratio）：以常用的产业固定资产净值与企业员工数的比值来衡量。Song等[23]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民营化的转型过程中，劳动力资源向私有部门转移，私有部门受益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国有部门则因拥有廉价和便利的融资市场，业务重心逐步向资本密集型产业靠拢，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此消彼长，但又呈现出明显的要素密集型偏好。地方财政收入（Gov_revenue）：从本质上说，产业政策的核心是资源的再配置，其中，资本从政府转移到企业是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此而言，政府财政收入为产业政策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产业研发投入（RD）：借鉴Sheng和Song[24]的研究，以新产品产值收入占比作为企业研发投入的代理变量；产业出口竞争力（Export）：以产业层面出口占比的省级均值表示，即产业层面出口交货值与产业销售产值之比；市场竞争强度（Com_lerner）：本文通过1-Lerner来衡量，Lerner即勒纳指数，勒纳指数=（经营利润-资本成本）/销售收入[3]9，勒纳指数越小，特定企业的市场控制力越弱，相应地其获得的垄断利润也越少，市场的竞争程度则越强烈；市场化水平（Market）：以市场化指数[25]来度量，反映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程度。

（三）数据来源

本文计量实证部分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选取二位码为13～40（不含36）的27个产业进行分析。考虑到数据质量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样本的时间范围限定为1998—2007年。对于部分缺失的数据，借鉴阿利森[26]的研究，通过插值法和回归法进行补全。基于原始数据，按照聂辉华等[27]发展的方法进行了数据筛选和处理，最终得到30个省、27个产业、130万个企业的数据。表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在表2中，政府补贴分散 性 （CompHerf_sub）、税收减免分散性（CompHerf_tax）、所有制结构（Ownership）、产业利润率（Profit）、产业资本密集度（Capital_ratio）、产业出口竞争力（Export）、市场竞争强度（Com_lerner）以及研发投入（RD）均为比值，产业规模（Scale）和地方财政收入（Gov＿revenue）则为取对数后的数值。由表2可以看出，产业政策分散性在企业层面存在着较强的异质性，相比于政府补贴，税收减免更够覆盖到更多的企业；在样本区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存在较大的差异：以市场化水平衡量，市场化程度最低的地区，其市场化水平为1.49，而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其市场化水平则为11.71；所有制结构变量表明，样本企业未包含完全的国有企业和完全的私有企业；在产业层面，销售利润率、产业规模、出口竞争力、研发投入以及资本密集度指标均较为离散，反映了不同产业之间较大的差异性程度；以勒纳指数衡量的市场竞争强度最小值为0.009 8，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最大值为1，表明产业存在较强的市场势力；从地方财政收入来看，地区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由于地方财政收入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而可以看出，中国省级层面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本估计结果

本文首先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以确定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在表3和表4中。Hausman检验的P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选用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效果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而对模型的估计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如表 3 中（1）～（4）列所示，应用不同的控制变量组合所做的估计均表明，核心解释变量所有制结构（Ownership）对政府补贴分散性的影响为负，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成立。这表明国有资本占比的提高使得政府补贴的实施更为集中，从而降低了政府补贴分散性；表 4（1）～（4）列同样表明，所有制结构（Ownership）对税收减免分散性的影响亦为负，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成立。即国有资本占比的提升降低了税收减免分散性。因而可以认为，以国有资本占比衡量的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分散性具有负面影响，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进民营资本有助于改善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提高产业政策分散性，进而有助于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预期政策目标。

表3 国有资本占比的变化对政府补贴分散性的影响

进一步，考虑到因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运用工具变量方法对模型进行了估计。因数据限制，选取国有资本占比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理论上，国有资本占比的滞后一期与国有资本占比的当期密切相关，但与当期的产业政策分散性无关。Davidson-MacKinnon检验的结果显示，高度拒绝“应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估计结果不存在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即应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另外，本文在应用工具变量方法估计之前，还进行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由表5、表6得出，识别不足检验高度拒绝“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无关”的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相关；弱工具变量检验的统计量远远大于10%偏误下的临界值16.38，表明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如表5的（1）～（4）列和表6的（1）～（4）列所示，应用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表明，以国有资本占比衡量的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分散性均存在显著的负面效应。综上所述，假设1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

表4 国有资本占比的变化对税收减免分散性的影响

表5 国有资本占比的变化对政府补贴分散性的影响（IVFE-2SLS）

表6 国有资本占比的变化对税收减免分散性的影响（IVFE-2SLS）

此外，研究发现，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和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市场竞争强度（Com_lerner）对产业政策分散性的影响为正，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成立。市场竞争强度越大，面向特定产业政策的企业之间竞争越强，产业政策在企业之间的配置越分散；地方政府财政收入（Gov_revenue）对产业政策分散性的影响为正，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地方政府实施补贴政策的潜在空间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密切相关，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越高，获得政策支持的企业数目占比将越大，产业政策的分散性也将越大；产业层面的研发投入（RD）、产业销售利润率（Profit）对政府补贴分散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税收减免分散性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原因可能与政府补贴、税收减免的作用机制有关，政府补贴是一种事前实施的政策，而税收减免是事后的政策，对于事后实施的税收减免来说，产业政策更易于扶持特定的目标企业，从而弱化了产业政策的分散性，导致产业政策选取不同的政策工具（政府补贴或税收减免）时，部分控制变量对产业政策分散性的影响系数发生变化；产业规模（Scale）、产业出口竞争力（Export）对产业政策分散性的影响为负，而产业资本密集度（Capital_ratio）对产业政策分散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耿强和胡睿昕[21]的研究表明，企业获得政策支持的概率和程度不仅受到产业特征的影响，还与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本文的估计结果证实，产业规模、产业出口竞争力、产业盈利能力、产业资本密集度等特征对产业政策分散性确实存在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以国有资本比重衡量的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的分散性具有负面的影响，产业政策分散性是产业层面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与产业规模、产业出口竞争力负相关、与产业资本密集型正相关；另外，较高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均有利于形成分散性的产业政策。

表5、表6中的列（5）报告了不同市场化水平下，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分散性影响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控制了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以国有资本占比衡量的所有制结构对政府补贴分散性的负面影响越弱，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成立，这与逯东和朱丽[28]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由表6的列（5）可以看出，以国有资本占比衡量的所有制结构对税收减免分散性的负面影响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亦在减弱，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在既定的所有制结构下，推进市场化改革，有助于增强产业政策的分散性，进而改进产业政策的事实方式。假设2得证。

（二）稳健性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做了如下的工作。首先，控制不同变量的组合对数据进行拟合，估计结果显示，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分散性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如表5和表 6 的（1）～（3）列所示；其次，考虑到基本估计中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获得补贴所占部门总补贴的比例，潜在的假定是企业为同质的，忽略了企业年龄的影响。事实上，由于地区之间存在着“为晋升而增长”的竞争机制[29]，地方政府往往以特殊的优惠政策（如政府补贴和税收减免）作为招商引资的筹码来吸引新企业进入。因而，对于不同年龄的企业，政策支持的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用企业年龄对产业政策分散性指标进行加权处理，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其中，列（1）、列（3）分别为所有制结构变化对政府补贴分散性、税收减免分散性影响的稳健性分析，列（2）、列（4）为不同的市场化水平下，所有制结构变化对政府补贴分散性、税收减免分散性影响差异的稳健性分析。

由表7可以看出，以国有资本占比衡量的所有制结构对政府补贴分散性、税收减免分散性的影响均为负，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成立。加入市场化水平的交互影响后的估计结果表明，市场化改革有助于降低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分散性的负面效应。这说明本文的假说能够得到多项数据估计的支持，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7 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分散性影响的稳健性分析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分析

给定产业政策存在的合理性，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对其实施效果具有重要影响。Aghion等[3]23-24的研究表明，分散性地实施产业政策有助于企业进行纵向创新，进而提升产业绩效；指向特定企业的产业政策则会抑制企业竞争，导致企业之间的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30]。本文从产业政策实施方式出发，以1998—2007年中国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了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分散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统计学的意义上，企业国有资本占比每提高一个标准差，政府补贴分散性下降约10.3%，税收减免分散性下降约3.2%；应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国有资本占比对产业政策分散性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引入市场化水平后发现，市场化水平提升一个标准差，国有资本占比对政府补贴分散性的负面效应下降1.7个百分点；国有资本占比对税收减免分散性的负面效应下降0.2个百分点。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从产业政策实施方式的视角揭示了不同地区产业政策绩效差异产生的原因；同时也发现，国有企业不仅通过市场分割[17]30、金融压抑[31]等渠道影响经济增长，而且还可能通过影响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而对产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启示建议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涵义是：新时期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兼顾地区所有制结构的差异和市场化进程的快慢。中央政府制定一项产业政策，在不同的地区，因产业政策实施方式（产业政策分散性）不同，其政策效果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为了实现产业政策的预期目标，对于中央政府而言：

1.尝试将产业政策分散性作为产业政策实施的中介目标，用以监督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同时作为地方政府落实产业政策的考核指标，用以评价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基于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将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应以保障产业政策分散性为目标，特别是对于市场化水平较低、民营资本占比较低的欠发达地区，提高其产业政策分散性是发挥产业政策竞争促进效应的基础和前提；第二阶段是在产业政策分散性达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通过强化对政策过程的监督和结果的考核评价来确保受到政策扶持的企业按照政策目标的要求而配置资源，降低产业政策的扭曲程度。

2.应加强产业政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市场化改革之间的政策协调性。本文的研究表明，产业政策分散性是内生于产业所有制结构和经济体的市场化水平的。因而，在既定的市场化水平下，深入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国有企业中有序引入民营资本，不仅有助于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还有助于产业政策实施方式的转变，提升产业政策的分散性，进而强化产业政策的竞争促进效应，实现产业政策促进产业升级的预期目标。在既定的所有制结构下，产业政策实施方式的转变应与市场化改革同步进行，发挥两者的协同作用，进而弱化国有资本占比对产业政策分散性的负面效应。具体而言，在国有资本占比较高、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政策重点应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市场化改革，而不是单纯通过行政干预推动产业政策实施方式的转变。在国有资本占比较低、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应致力于通过提高产业政策分散性来优化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