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北伐西征战略得失再研究

2020-07-14 08:44王瑞
西部学刊 2020年10期
关键词:西征

摘要: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了分散军事压力和扩大占领区,彻底打垮清政府,进行了北伐和西征。结果是北伐彻底失败了,西征也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结局虽然如此,但不该武断地认为北伐西征两个进军方向是错误的。北伐与西征的失败是太平天国在具体的目标设定、兵力分配、将领选择等诸多失误共同导致的。如果适当调整北伐与西征的具体操作,结局或许会有改观。

关键词:北伐;西征;战略得失

中图分类号:K25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10-0137-03

太平天国的相关研究自上世纪的热潮退去之后,已沉寂多年,很多问题似已形成盖棺定论。但我以为,有些问题依然是值得商榷的。例如对于太平天国北伐与西征的军事行为,多数人认为,北伐是大错特错的,西征是基本正確的。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北伐与西征两个用兵方向,本身都应该是正确的,但由于太平天国在具体的操作中出现了失误,才导致了战略目标未能实现。

一、北伐西征之前的战争态势

1853 年 3 月,太平军连克南京、镇江和扬州,并改南京为天京,定都于此。为了阻止太平军东下苏杭和沿运河北伐京津地区,清廷派琦善等进驻扬州城外组建江北大营,计马步兵约一万七千人,但并非一次调齐,且成分复杂,目的是克复扬州和阻止太平军沿运河北伐燕云。令向荣所部约一万七千人驻扎南京城外,组建江南大营, 其成分也较为复杂,其中以张国梁部与向荣部战斗力较强,但因为既要监视南京,又要围攻镇江,防止太平军东下苏杭,导致兵力较为分散。清廷这一军事部署在达成上述两个目的的同时,也造成了皖南和皖北,及其他南京上游广大地区兵力的空虚。江西省省城守兵不满三千, 湖北省城兵不满二千,淮北地区,由周天爵驻扎宿州,只有临时拼凑的三千名壮勇,淮中庐州则由巡抚李嘉端防守, 兵勇只有数百,长江咽喉安庆的城防也是不足千人。[1]641 要守着这么大的一片区域,显然是力不从心的。

而太平军方面,镇江与扬州分别有守军近万人,天京有守军八万左右,且大多战力不弱,此外太平军水师“由九江东下时,…已不下七八千号,加以金陵、镇江、扬州三处大码头及各处港汊搜获各船,又何止五六千号。”[2]192完全控制了长江下游水道,使得三城可以迅速接应,相互支援。

两相对比,可见太平天国军队数量在宁、镇、扬地区确实占了优势,有了一支可供调用的机动兵团。如果不加以利用,则会造成兵力浪费。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是,就全国敌对双方力量对比来看,绝对优势仍在清朝,当时清军总数约有 90 万,且并没有遭到太平军毁灭性的打击。太平军素质虽较清军要高,然而远未达到战无不胜的水平,譬如自金田起义起直到定都南京,太平军的诸多胜仗大多是以多胜少,在之前与向荣的多次战斗中也仅互有胜负,扩军之后,广西的老兵少而两湖的新兵多,战斗力更加堪忧,这一点从金陵城外诸多要塞的失守也可以得到佐证。另外清朝对太平军一直采取以堵为剿的战略,自太平军攻占南京以后,不断从全国各地抽调援军赴天京外围增援围堵。因此,对洪、杨来说,消极防御非但不能推翻清朝,反而会坐以待毙。

面对此种形势,太平军能够考虑的进军方向主要有三:一是北伐,二是西征,三是东进。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向荣部的兵力主要部署在南京至镇江,重心在于保护苏南腹地,维系清廷财赋源泉。太平军进军苏浙,必然遭到向荣堵截,这就需要集中优势兵力先击垮江南大营。而太平军对向荣部的战力还是有所畏惧的,否则在沿江东下之时不会任由向荣尾追而不予以打击。如果在短时间内不能歼灭江南大营,援军越聚越多,就难免会形成持久战,太平军仅据三城,物力财力有限,显然禁不起这样的消耗。据史料记载,杨秀清本有进攻苏杭的企图,但“忽闻大帅向(向荣)至金陵之淳化镇,乃大惊,调回大股贼守金陵,苏、杭以是获无恙。”[3] 所以东进苏浙的意见被搁置了。至此只剩下北伐与西征两个方向了,杨秀清最终选择北伐西征同时并举。

二、北伐概况与得失

1853 年 5 月 8 日,北伐开始。全军兵力约二万人, 由扬州及天京抽调而成,大多是来自广西地区的老兵,是太平天国最精锐的力量。最高统帅为定胡侯李开芳及靖胡侯林凤祥,是太平天国的先锋猛将。按照杨秀清的指示“师行间道,疾趋燕都,勿贪攻城,靡时日。”[4]96 于是年 5 月 13 日攻占浦口。之后分兵北进,“期会临淮,并力北窜。”[5]2135 月 15 日东路军进攻六合,却被不足千人的守军击败,损失严重,可见太平军的作战能力并不强, 即使是其最精锐的部队,一旦遇到依据城墙顽强抵抗的对手,也不易取胜。5 月 16 日,因城内的二百士兵不战而逃,西路军轻取滁州,19 日又攻克临淮。因东路军迟迟未至,不敢孤军久驻,故折回清流关,遇胜保所率领的三千马队,一番交战,不敌撤退,再赴临淮,终于与东路军会师,与 5 月 28 日合力攻取凤阳。后又于 6 月 6 日攻占蒙城,稍作休整,又于 6 月 10 日北上攻取亳州。而就在当天,西征太平军也攻克了安庆。一时之间,皖南皖北纷纷告急。此时的李嘉端深恐太平军南北夹击,经略皖地, 可是既缺兵马,又无钱粮,只得征兵南援巢县,而将北方的防务推给周天爵等人。但西征军并未北上,而是南下南昌,北伐军也并未南下,而是继续北上宋家集、归德、刘家口,希望渡过黄河进入山东。但由于渡船已大多被清军封泊在了北岸,对岸又有清军防守,太平军不敢强攻, 遂沿黄河西进。6 月 20 日进逼开封,未能攻下,22 日撤去开封之围,并去信向天京请求支援粮草兵械,不幸中途为清军截获。可见当时的北伐军在刚入河南之时已感觉到粮草匮乏,为之后的失败埋下了隐患。7 月 2 日从汜水北渡黄河,因清军逼迫甚紧,断后军约四千人未能渡河,北伐军力更加薄弱。7 月 8 日北伐军抵达怀庆府,攻城月余未能下,反被胜保、托明阿等五路清军包围,只得突围向西,经小道到达济源,后进入山西省,又于 9 月 28 日,进入直隶省,连陷临洺关与深州。10 月 22 日,太平军弃深州趋天津。于 10 月底占领静海、独流、杨柳青,从西南两面包围天津。并进攻沧州,因城中军民抵抗,竟于城陷后下令屠城泄愤,此举自绝于民众,实乃取祸之道。

太平军在天津城外与清军连战三个月,互有胜负。但孤军深入,军械钱粮人马俱无法得到补充,同时正值隆冬, 南方兵不耐寒冷,战斗力锐减。当地人民因太平军屠城之举加之清廷高压,不愿也不敢与其合作。天时地利人和皆不在太平军,苦撑至当年农历除夕,不得不突围南撤。

杨秀清得知北伐军受困,乃命丞相黄生才等率众万余人北援。在临清为胜保所败,南撤途中又遭众民团袭击,几近覆没,北援宣告失败。

天京方面,闻黄生才等受挫,又派燕王秦日纲率兵北上救援,但至安徽舒城即遭击败而回。林凤祥及其所部以寡敌众,久等援军不到,苦苦支撑,最后于 1855 年 3 月7 日林本人被俘遇害。至 5 月 31 日冯官屯陷,李开芳亦被杀害,北伐遂告全军覆没。

从北伐军两年里的作为来看,我认为造成北伐军全军覆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从北伐军六合惨败,清流受阻,攻开封不成,久攻怀庆不下可以看出,北伐軍虽然是太平军的精锐部队, 但战斗力与清军相比并不占太大优势,指望这支军队打下北京并不现实。

(二)由太平军屠沧州可以看出,至少北伐的这支太平军不能算是仁义之师,再加上南北语言不通,在发动群众上也难有作为。

(三)北伐军未能选择从刘家口强渡黄河,致使辗转迂回,浪费时日,到达天津时已快要进入深秋,致使不耐寒冷的南方军战斗力锐减。

(四)李开芳、林凤祥作为北伐统帅,勇猛或许有余, 但军事才能显然较石达开、胡以晃为弱。面对防务空虚但物资丰富的开封不攻,对坚城怀庆却契而不舍。在南撤过程中,不能认清北伐已经失败的现实,却动辄“驻扎待援”,以致全军覆没。如果急趋南下,损失固然不小,但免于全没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

北伐的失败使太平军丧失了两万最精锐的部队和一万的增援部队,从此太平军的兵锋再也未能到达京幾地区,清廷可以从容地对太平军进行围剿。

那么北伐就真的无丝毫可取之处吗?显然不是。北伐的积极作用在于它减轻了天京的军事压力。北方是京师所在,太平军北伐,清朝不可能不予以足够重视,事实也是如此。咸丰在 1853 年 3 月 23 日的上谕中要求在短时间内“调兵不下二十余万……”[6] 围剿天京。在清军屡次围攻之下,太平军连失七桥翁,钟山等要塞,天京城东南的各类外围重要据点相继落入清军之手。可见八旗绿营并非如传言的那般不堪一击,太平天国正面临严峻的考验。而在扬州方面,太平军最初还偶尔主动出击,但随着清军的不断增加,最后只得龟缩在城中,外围尽失。另外镇江的太平军处境也十分艰难,清军不但对镇江的太平军水营发动进攻,而且还不断进犯镇江的府城。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1853 年 5 月,李开芳率领北伐军出师,很快推进到河南,清廷不得不四处抽调兵力围追堵截,不仅不能增兵江南江北大营,反而需要从中抽调士兵北上。至 1854 年初,江南江北大营士兵皆不过万,已无力再对天京发起攻势。

论述至此矛盾已经显现,究竟是保存着两万精锐重要还是分散天京周围的军事压力更重要呢?这个真的很难说清,因为我们不能确定如果北伐军留在天京是否能有更大的作为。那么有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及时分散围攻天京的兵力又不至于军事冒险呢?其实是有的,临洺关失守时,咸丰在给讷尔经额的上谕中说:“自贼窜怀庆时,节次谕令该督严防畿辅要隘,何以贼踪窜及,一战即溃?”[7]8 可见在北伐军渡过黄河之时,咸丰已相当重视,并极力调兵阻截。

至此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北伐并不一定要到直隶地区才能达到缓解天京压力的效果,只要到达黄河一线就足以使北方的军队不向天京运动。而且此时北伐军距天京不算太远,易于得到粮草军械的支援,进可攻退可守,立于不败之地。这就对应了我在文章开头所说的,北伐本身应当是正确的,只是由于太平军在行动的具体环节出现了问题,定错了北伐的目标,才招致失败。

三、西征概况与得失

直到“天京事变”以前,可以把太平天国的西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征开始至撤离南昌的战略机动;第二阶段是攻克九江至湘潭失利前的大举进攻;第三阶段是湘潭失利至湖口大捷前的节节败退;第四阶段是湖口大捷之后的力争上游。除第一阶段以外,其他几个阶段可以说是互为因果,一以贯之的。先是大举进攻,然后受挫退却,稳住形势之后再次进取,整体上呈现与清朝的拉锯状态。

西征是太平天国全局统筹下的产物,属于总体战略的一部分。由于杨秀清将北伐与保卫天京作为初期太平天国两大战略重点,而将西征作为次要战场,从属于天京战场。所以最初只派出了少量的兵力,将领也未选择能征善战者,主要以减轻天京军事压力为目的,兼行掠饷之事。

1853 年 6 月 3 日,太平天国胡以晃、赖汉英率数千士兵,坐船沿江西进。由于沿江清军兵力严重不足,且疏于防守,致使太平军势如破竹,连克安庆、彭泽、湖口,南康,兵锋直逼江西省城南昌。巡抚张芾自知非用兵之才, 急调曾在蓑衣渡大败太平军,击毙南王冯云山的江忠源入南昌防守,并且用人不疑,全权委之,同时四处求援。由于赖汉英军事才能有限,兵力又不足,未能趁南昌空虚时迅速拿下,致使清兵援军越来越多,无奈只得撤退,丧失了拿下南昌的大好时机。

1853 年 9 月,杨秀清改派翼王石达开主持西征军务。

9 月 25 日,石达开西抵安庆,随行的还有士兵六千人、战船六百艘,规模比西征之初大了数倍。安庆位于长江下游,“扼江准之吭,当吴楚之冲,西阻小孤,东拒梁山。”[8]1是天京的门户。石达开一抵达安庆,就设立西征总指挥部,以大军守安庆,着手经略上游疆土。西征军自南昌撤围后,亦改变作战计划,按照石达开的指示,于 29 日克九江,以林启容“踞其城,以通长江上下游之路。”[9] 主力继续西进,突破田家镇,击溃湖北清军与江忠源的楚勇, 夺占汉口、汉阳。就在清庭各路援军纷纷西驰武汉之时, 太平军忽然调转枪口,指向皖北省会庐州。守城清军兵勇仅数千人。清廷急忙委派江忠源为安徽巡抚,驰援庐州。同时,从陕甘、江南大营、徐淮地区抽调兵力援庐,希望可以再次复刻南昌的奇迹。但由于此次太平军兵力强大,各路援军作壁上观,不敢力战。1854 年 1 月 15 日, 太平军攻克庐州,巡抚江忠源败亡。此时皖北地区计有玉山、张印塘军二千人,陕甘总督舒兴阿援军三千余人, 江忠浚军一千五百余人,数量不多,且战斗力也堪忧,“黄旗自东北来,侦者曰贼援至,马兵四溃,舍骑而徙……至有一贼手刃十余人者。”[1] 太平军如能乘胜一股就歼该地清军,扫荡安徽各州县,占领皖北腹地,则一可以为天京提供长期的粮食来源;二可以为西征军提供战略后方; 拱卫安庆,防止西征军与天京的联系被切断;三可以北进鲁、豫,增援北伐军。实为万全之举。只可惜杨秀清计不在此,又贪多求快。在攻下庐州之后又迅速将主力调往湖北湖南,以致皖北地区兵力不足,攻守逆转。此后太平军在湘潭败于湘军,一溃千里。如非石达开在湖口击溃湘军,曾国藩完全有可能直捣金陵,后果不堪设想。湘潭大胜之后,西征军乘胜再次进入湖北,将原本集中的兵力再次分散。湖北距天京何止千里,太平军又拙于水军建设,没有制江权,以致再次陷入拉锯,既无法为天京提供粮食,也无法为天国征集兵源。

所以,我认为西征军将战场引向敌占区,减轻了天京的压力,扩大了统治区域,并成为天京的屏障,从这几点来说是可取的。但是和北伐一样,依然犯了过分冒进,目标与实力不符的错误。重武汉而轻安徽,导致战线过长, 长期拉锯,兵力浪费,得不偿失。

四、结语

综合北伐与西征各自的得失来看,两者都犯有目标与实力不符的错误。无论是北伐京师还是西征两湖,以太平军的实力都不易办到,又尤以北伐成功概率更低。想当年以红军之精锐,革命意志之坚定,远离后方西征尚且未能成功,何况是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太平军?如果太平军把北伐的目标定在黄河一线,把西征的一期目标定在占领安徽与江西,显然更为合适。而如果把二者放到一起来看,则又有北伐与西征没有形成相互配合以及兵力分配上的失误。如果能把北伐的精锐之师用在西征上,从一开始就把西征作为战略重点,而以偏师北伐,并把北伐目标定在黄河一线,用以吸引清廷北方军的火力, 则不会有南昌城下的功败垂成,皖北地区的攻防逆转,湘潭失利后的一溃千里。待稳定皖北江西,有了稳定且连片的根据地后,再行西征,就不至于进退失据,税收无着, 时常为粮饷发愁。

综上所述,我认为北伐与西征两个用兵方向,本身并没有错,是太平天国颠倒了二者的主次,并且制定了不符合实际的目标,才导致了后来的不利局面。

参考文献:

[1] 崔之清 . 太平天國战争全史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 中国史学会 . 太平天国 ( 七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3]( 清 ) 谢介鹤 . 金陵癸甲纪事略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4] 萧一山 . 清代通史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5] 张守常 .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 [M]. 济南:齐鲁书社 ,1984. [6]( 清 ) 王先谦 . 东华续录 ( 卷二十一 )[M]. 上海:文澜书局 ,1898.

[7]( 清 ) 方略馆 . 清代方略全书 ( 卷五十七 )[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8]( 清 ) 陈澹然 . 江表忠略 ( 卷十六 )[M].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58.

[9]( 清 ) 夏燮 . 粤氛纪事 ( 卷七 )[M]. 北京:中华书局 ,2008.

[10]( 清 ) 江忠烈公遗集 [M]. 台北 : 文海出版社 ,1973.

作者简介:王瑞(1994—),男,汉族,江苏省连云港市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责任编辑: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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