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彩缤纷

沈荣均

康熙古彩：“绘事后素”

常混迹于一些国画圈子，得以看各种画派争论，也挺有意思。画友们在绘画实践中表现个体审美情感表达的倾向，也让我困惑——偏向佛，或崇道。这或是中国传统绘画理论长期以来的误区和缺陷。一方面，画家们受研究参考对象的局限，如太看重古时壁画和魏晋以来文人书画；一方面，画家日常生活气息也少了浓郁。中国乃儒学国度，如果诗词书画，缺了“儒”，可能要少些许骨气、温度和生机。

儒家关于色彩美的例子曰：“绘事后素”。《论语·八佾》记载了孔子和子夏的一段著名对话。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关于“绘事后素”，孔子又引用了《周礼·考工记》（下文《考工记》）“绘画之事后素功”一说。但“绘画”和“素”的关系，后人争议较多。一派认为先设色，后布素。代表是东汉郑玄和北宋邢昺。郑玄注：“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邢昺疏：“案《考工记》云：‘画绘之事，杂五色。下云：‘画缋之事，后素功。是知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文章也。”

另一派认为先有素地，后有绘画。南宋朱熹为代表。朱熹注：“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朱熹的理解，简单说就是“素以为绚”。朱熹关于“绘事后素”的批注，成为影响元明科举考试的标准。按朱熹的意思，孔子和子夏的对话就翻译成了这个样子。子夏问：“‘微笑那么美，大眼睛传神，素颜也灿烂。这是啥意思？”孔子答：“先有个白底子，然后才能画。”意思就是先有良好的质地，才能锦上添花。

不管“后素”還是“后于素”，理解都偏颇。已经弄好的绚丽彩妆，不一定非得再敷粉调和。要画个好画，也不一定先要有张白纸。

我以为，“素”可以理解成绘画之原色，就像仁义礼仪为做人根本一样。但仅如此，成就不了绘画之美，做人也做不到极致。“素”和“绘”，审美两原则，作“内外兼修”“雅俗共赏”理解也可。“素”讲究质朴，低调，或叫天作之美。“绘”是人的创意和情感表达，以及想象的更多可能性。二者又统一，始终贯穿于画者的审美实践。从“素”开始，画家灵感迸发，然后渲染，然后铺陈，又渐归宁静。这跟儒学教诲做人要收放自如的道理一致：尊崇德不拘泥，彰显个性不恣肆。

回头来谈本文主题：“康熙五彩”。

康熙时五彩又叫“古彩”。说它古，相对于景德镇新搞出来的粉彩而言。康熙五彩不是新发明，它的老祖宗是“唐三彩”，宋元时的红绿彩算三代之内血亲，明时的五彩是父辈。明中时，这种只有红绿两色的瓷器，并未受到士大夫的重视。曹昭讲：“近世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明·曹昭《格古要论》）不过青花在元末明初社会大变革中，很快得到认可，五彩仍然被读书人视作市井艳俗。明晚时，五彩突然盛行。陶瓷美学家认为，因为中国江南资本扩张，市场繁荣，奢靡之风盛行。民间的审美趣味也变了，喜欢闹热，媚俗。红绿嘛，福禄的谐音。谁不望大富大贵？有消费群体，就有买方市场，红绿彩自然流行。

康熙深谙儒家文化中庸之道。他主张：“不可偏于宽，亦不可偏于严”“凡是得中为善，不可太过，亦不可不及”“不齐者齐之，太过者抑之”。处世哲学“度”的把握，反映在审美上，也更讲究雅俗的融合。好在这时候，民间版画和年画艺术高度发达，士大夫中更多受明代画家陈老莲影响。景德镇的工匠们，一边学民间，以更绚丽更丰富的色彩组合，寄托最朴素的世俗理想，一边学文人，以画意抒发内心的情感积淀。康熙五彩，研磨细致，除了红、绿，还有黄、蓝、紫，五种“素”色的融合，实现了“绘”的绚烂。然又不觉得诸色把眼睛看花，仿佛色彩的背后蕴涵某种人生境界，静时山岚一样从容，动时诗酒一样写意。大雅和大俗，原来并非两路人。“设色不以深浅为难，难于彩色相和，和则神气生动，否则形迹宛然，画无生气。”（清·方熏《山静居画论》）康熙五彩在“随类赋彩”的同时，也赋予了儒家气质——情怀和生动。

“素”不过了了三五颜色，“绘”可调配大千气象。康熙五彩“一体数彩”“以少胜多”，与印象派用色的夸张，是不是有些接近？“象征示意”，以“大红大绿”概括关于日常生活诸事百物的理解，俗耶雅耶，虚耶实耶？康熙盛世，中华民族已历经太多恐惧，终于有了大一统，有了富足，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弄弄精神家园。就像眼前的五彩——没有扭捏，静若处子，那程式化的线条、构图和用色，因为尊崇内心的格律，不乏“动”势，及更多的可能性。

“素”——理智的参与。“绘”——情感的寄托。在康熙五彩的画工们眼里，二者并无先后主次之分。

超写实的牡丹，层层叠叠，一丝不苟往外伸展，自个儿开得挺欢，没有谁打扰它的生长。陶工们在彩绘牡丹时，尊崇了最内心化的逻辑和格律。此刻，他们又多么希望随心所欲。于是，牡丹的蕊间，点缀珠纹，有人说，那是画工眼里的朝露与晨雾。于是，午后的莲池，一对自由恋爱的水鸟，互相绕舞，花香也因为水鸟的欣赏，不再寂寥。于是，竹树枯瘦，山石嶙峋，宋元落魄文人的画意，因为金彩绘画的太阳，以及遁入夜色依偎取暖的鸣禽，有了小激动。比如，“康熙五彩加金折枝桃纹盘”，淡绿的叶，配了橘黄的桃，莫不是书生们以贫为乐的写照？或许，绘画五彩的陶工，心存另一番自然。就像他们热衷描绘“凤凰”，古彩中常见的形象，传说中的吉祥神鸟，谁也没见过。生活中的美好也许记得的，五彩中的凤凰就成了这般模样：孔雀的修长，雉鸡的绚丽，鹤的挺拔，燕的妩媚，鹰的矫健，龟的老练。一切美好的都有了。甚至趋于完美。生活本不完美，所以才有了梦想。梦想花朵照自己的想法，层层平铺，直到开成满满一张美颜；梦想绿叶红花藤蔓，与高挂枝头的果实，深埋地下的根，以最丰富的组合呈现在我们面前；梦想花鸟虫鱼、飞禽走兽，它们相濡以沫，甚至在某处宽广的舞台，一道粉墨登场，演绎生灵的歌舞……清中期的陶工们，它们的审美世界里，有理智，也有情感。他们的时空自由，随性转换。对于色彩的理解，不仅因为它是一种装饰符号，还可以与笔下万物、与人生对话的语言——诸事百物，与当下的生活似是而非，更像今生的寄托，那么遥远，又那么切近。

但理智和情感，对于治理大清帝国，究竟哪样更为重要？

康熙认为：“天下当以仁感，不可徒以威服。无恩不足以摄民心，无威不足以服天下。”读书人乃国家栋梁，软肋也不少，爱发牢骚，搞事。统治者对付士大夫，惯用恩威并施。康熙也不例外。

康熙古彩有很多取材于杂剧、白话小说的版画插图人物，最有名的为描绘武人战事的“刀马人”和“仕女图”。“刀马人”多取材历史，尤数三国题材最丰。“三国故事图盘”画的是《三国演义》第四回“董卓献刀”。“长坂坡大战”画的是《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蜀将张飞“大闹长坂桥”，大嗓门吓死夏侯杰，一人独退十万曹操精兵。“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与南京博物馆藏元青花瓶，为同一题材，画的秦末楚汉争霸的故事。“仕女图”作品，多取自《西厢记》《红楼梦》《琵琶记》等。山水画、花鸟画和“耕织（读）图”，题材也常见。

观康熙五彩，会发现一特点，不管文人、武人还是仕女，脸部描摹怎么看怎么妩媚小气。文人自不必说，小白脸；仕女个个弱不禁风，像林妹妹；武夫没力量感，宛若书生。人物衣纹线条摇曳多姿，缺少阳刚美。山水也秀气，远山清幽疏朗，渔夫自得其乐，拟宋元画意。都说康熙盛世，看其五彩，貌似缺少匹配之大气象。仔细想，也是当朝文人生态写照。康熙时，出了明史案、南山集案、朱方旦案、王锡侯案等，对读书人影响挺大。官场险恶，人生无常，那就削了锋芒，臭脾气藏起来，“处江湖之远”，“独善其身”。其实，宋以来中国士大夫们，一直在调整，对抗权贵，规避风险，像走钢丝，书生的人格也在挣扎中完善。康熙五彩的流行，表现得如此社会常态——一边是统治者需要书生在规矩中施展智慧，一边是书生在夹缝中寻找精神空间。

书生并非一定为先知先觉者。天下的事，本无突变。书生智慧不及，总看到时事纷纭一面。前因早已潜伏，最后摆在书生面前，突变的结果。书生的价值，也在于此。“守矩”，或“逾矩”，书生一直在纠结。就像五彩瓷画的“点”和“线”，多着一笔不嫌多，少抹一笔亦无妨。其貌不扬的“点”和“线”，成了康熙五彩最重要也最难掌握之“度”。

——所谓“戴着镣铐跳舞”。

比如，“进”和“退”，成就书生的价值。“守矩”和“逾矩”，成就士大夫的艺术。“绘”和“素”，成就“大红大绿之间”“似与不似之间”的康熙五彩。

雍正粉彩：“往秀气里收拾”

都说慢工出细致活。这是对大多数手艺而言。作瓷也讲究“细活”，毛里毛糙当然出不了好货。不过瓷作的细，说陶瓷工艺的精致，讲究手头的分寸感，并非“慢”可以实现。尤其拉坯和绘画——一刀一笔下去，不得有片刻地停顿，说一气呵成一点不夸张。

雍正官窑在清三代里算“细”，除了精致，还有个意思——“秀气”。单色釉是，青花是，粉彩、斗彩、珐琅彩更是。

雍正瓷秀气，雍正老儿不秀气。20世纪80年代读武侠，感觉雍正心狠手辣薄情寡义。最近宫斗剧火爆，“四爷”雍正被弄成善解女人意的“暖男”，完全颠覆早年的印象。“伪君”也好，“暖男”也好，其实都与雍正差距很大。抛开政治不谈，单就做皇帝而言，雍正算“勤主”。四十五岁即位，当了十三年皇帝，到五十八岁离世，没离开过北京一步。每日早起晚睡，处理天下事务，平均日批十件奏折，件件有指示，最长的批文甚至比奏折本身还长，真个好敬业！若评最佳公务员，雍正算大清第一人。有个日本学者叫佐伯治，给的评价很高，也中肯：“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若无雍正整饬，清朝恐早衰亡。”

读到这里，各位可能觉得雍正单调，刻板，当个皇帝也了无生气，更是天大的误会。宋以来，士大夫们愈来愈讲究生活的意趣。雍正算不折不扣的书生，历朝士大夫们的诗书读得不少，审美喜好自然契合文人传统。他有本小册子，抄陶渊明《归去来辞》《桃花源记》，抄王维《山中与裴迪书》，白居易《池上篇》《冷泉亭记》，抄刘禹锡《陋室铭》……皆为陶冶性情的好东西。他抄苏軾《江郊》：“意钓忘鱼，乐此竿线，优哉游哉”，还把这个意境，画到像里。雍正自画像有很多自己扮演书生偶像的内容，如扮东方朔、苏轼、达摩、阮籍等。够文艺吧。有人说，雍正现实中太勤勉，只有去心灵里追寻田园梦，从心理学角度讲叫“情感补偿”。

士大夫的趣味，直接影响雍正对于宫廷器皿的审美标准。

清宫流传有套宫廷画《雍正十二美人图》，现藏北京故宫。雍正最珍惜此画，一图一美人，模特爱妃年氏。年氏是谁，年羹尧的妹子。年羹尧是谁，抚远大将军，一等公。后来呢，后来被皇帝妹夫给处死了。麻烦吧。看来雍正对年氏的爱，比较纠结。看图中美人的脸色，无论窗外春夏秋冬，美人都还你一副清俊忧郁。十二图中，数《博古幽思》最合男人口味——画了多件雍正自玩古董。大致有：湘妃竹制高靠背纳凉椅，玉镯和插屏，蓝釉花盆，汝窑葫芦水滴，釉里红砚，苹果绿花囊，高古铜编钟和觚，汝窑花盘、洗、葵口盏，仿宋官方炉，宣德蓝釉碗和红釉僧帽壶，定窑鬲炉……看花了吧。还有更奇的，这些宝贝全按真实尺寸绘制的，差不多都流传下来，现在放在两岸故宫。如果炫富，这算我见过最炫的，没有第二。虽无大堆金银珠宝，不过案头陈设器皿而已，单那低调的贵气，足可让现在土豪们瞠目。看来雍正做皇帝，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枯燥。天天守一堆稀世珍奇上班，还有美人瞧，再苦再累也情愿。这是说闲话。其实，就这一张图，我们已大致看出雍正的审美意趣。

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录雍正参与宫廷器物设计制作的批文，事无巨细，均有回复，貌似流水账，却显文气。

造办处送来一方黑白玛瑙盒西山石砚，得到好评：“做法文雅，甚好！”表扬过后，把自己的想法也提出来，要求改进：“照此样再做一方，略放大些。”一个略字，体现雍正的分寸。

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十七日《珐琅作》：“尔等近来烧造珐琅器皿花样粗俗，材料亦不好，再烧造实物要精心细致，其花样著贺金昆画。”连画师都亲自制定，管得够细的。

雍正七年（1729年）四月二十七日《记事录》：“郎中海望奉旨：尔将各样款式水盛，或腰圆形、半璧形酌量做术样几件，或黄釉，或霁红釉务要精细，每样烧几件。”对官窑的造型和釉色提出明确要求。

流俗没品格的，自然挨批。雍正六年（1728年）十月，下面兴冲冲送来一百个玻璃烟壶，得到的批示是：“此鼻烟壶款式甚俗，不好！可惜材料！尔持出放在无用处。”不晓得拿到这批文的造办处官员，是啥滋味。但雍正的心情我们读出来了，造办处的官员和工匠们，数月的辛苦，多不堪入目，又不好打击他们，就“放在无用处”吧，只是可惜了那些材料呵。没办法。谁叫主人对“雅”的要求那么高呢。

的确，雍正审美自视很清高。可用一个词讲：“秀气”。

有一次，雍正命造办处将一商代金银蟠螭圆鼎的紫檀木座，“肚子去了，往秀气里收拾。”估计这个“秀气”就是他的标准。不过，怎样才算“秀气”呢。雍正也担心下面的人理解不了，又批了一段：“照怡亲王进的活腿四方香几做二件，或漆的或木的，做秀气着。”这下总明白了吧，有样板，有数量，连材质也列出来了。

又如，雍正十年（1732年）闰月二十七日《记事录》：“著年希尧做些香几及小炕案；香几胎骨要轻妙，款式要文雅；小炕案胎骨要醇厚，款式亦要文雅。”无论轻妙、文雅、醇厚，还是“秀气”，内涵都一致，这就是雍正提倡的质朴和含蓄。看来他这个皇帝也见不得闹热和铺张。宋徽宗亦如是。今天叫“极简”之美。

这是一种源于内心深处的审美尺度，它离五官感受更遥远——拒绝声色，近乎苛刻。在雍正官窑作品里表现到极致。

雍正九年（1731年）四月一十七日，他拿出个素白碗给督窑官出题目：“多半面画绿竹，少半面由戴临撰书，印章用原红最好，实在不行藕荷色还可。”

雍正十年（1732年）七月二十四日，下面送来一件白地红龙玉壶春，玩了半天，觉得还有点小毛病，为了不给自己留下遗憾，就又下旨：“红龙甚好，可惜龙尾不甚爽利，上下的花纹亦好，再画得略深些。”

命题也好，打磨也好，其实就一字：“慢”。慢并没有消减雍正对于作瓷的激情，相反激情深藏于细节斟酌之间。只有愈加地接近“往秀气里收拾”，才对得起雍正的名号。

来看雍正最有名的官窑粉彩。工艺大致如此：先高温烧素白瓷，再以“玻璃白”打底，诸色施“玻璃白”上。色料不能平铺，需一点点乳化洗开。画好后，再中温烧成。这样烧制的花卉，阴阳向背分明，有恽寿平“没骨花”韵致。《饮流斋说瓷》（民国·许之衡）说：“雍正花卉纯属恽派，没骨之妙可以上拟徐熙，草虫尤奕奕有神。”清人方熏《山静居画论》认为恽派没骨显高古气：“南田氏得徐家心印（说的是五代徐熙和他的孙子北宋徐崇嗣的没骨画法），写生一派，有起衰之功。其渲染点缀，有蓄笔，有逸笔，故工细亦饶机趣，点簇妙入精微矣。”

雍正粉彩拟恽派花卉没骨之妙，妙在用笔拟色。笔有顿挫，线条就跟在宣纸上作书一样。如画牡丹，枝的线条，苍劲有力，有质感；花瓣的线条，柔和舒展，顾盼传情。花色本胭脂、矾红、洋黄、洋白、洋绿诸色，调和晕洗后，多出魏紫、姚黄、崑山夜光等名品，把个“国色”表现到极致。

“粉彩以雍正朝最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鲜艳夺目。”（清·寂园叟《陶雅》）雍正粉彩花蝶又是“极品中的极品”。如粉彩团花蝶图碗。碗外绘五组花蝶。每图绘在五厘米不到的圆中，蝶的翅纹和触须，精细到跟真的无二样，色也柔和婉丽，美轮美奂。

雍正对于美始终如一的挑剔，造就了粉彩的绝响。后世对雍正粉彩的崇拜，可以从大量的仿烧现象看出端倪。不管清末民国的御窑传人，还是当今的大师，也仅仿个大概。不是瓷质不好，色料不丰，工艺不细，是世非那世，人非那人了。仿烧者功利，无非图财。雍正把的是粉彩出品最后一关，这关不好过，得有雍正的胸襟和情怀。谁有啊？不缺江山，不缺美人，除了工作和起居，也无多的爱好，剩下点心性都用来摆弄“秀气”了。

雍正十三（1735年）年春节，下面呈上来一件玉壶春，雍正拖着病体下了一道最后与官窑有关的旨意：“龙身还行，龙发短了，龙脚花纹与芭蕉叶也有些糊涂，以后要更精细些。”

2002年5月，雍正的精细契合了港人张永珍，她花了4150万港元，在香港苏富比春季拍会上，买下雍正官窑粉彩蝠桃橄榄瓶，刷新了当时清三代官窑的世界纪录。4150万港元，有些贵。张永珍认为自己做了一件“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此瓶后來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2012年元旦。我前往上博，目睹了雍正官窑粉彩蝠桃橄榄瓶的风采。那天，江南大雪，博物馆人迹寥寥。来的也极安静。我，以及更多的一些崇拜者，在橄榄瓶前驻足，端详，聆听——

宫人们早睡去了。雪花飘落的清寒和寂寥。一个人的炉火并不旺。当日的奏章批到最后一道——那是雍正的声音：“不必急忙，坯越干愈好。还有讲究的，坯必待数年入窑之论。若匆忙，可惜工夫、物料置于无用……”

乾隆“瓷母”：理想主义之伤

相比康熙和雍正，乾隆最有可能登上美学的高峰。比康熙有钱，比雍正有闲。有钱有闲，若走正路，或也可为。但钱和闲，对于文艺，并不是啥好东西。就像时下流行“土豪美”，附庸风雅，挥霍与铺张，落入另一种俗套。乾隆算“土豪美”的老祖宗。

时下身边土豪也不少，“土豪美”却没多少感觉。有人说，怎么没有？范冰冰就是。出席个电影节，一日要换几身装扮，啥兔子装，仙鹤装，官窑装，龙袍装……恨不得全都穿戴于身。从头到脚美到家——那令人窒息的艳丽。仔细一想，又觉得啥地方不对劲。原来一场联欢晚会。比如春晚，哪个文艺类别都想上，哪个节目都可称精品，哪个演员都可称明星，就是少了重心。除夕一过，也没多少印象了。

有人说，把堆砌做到极致，也堪称珍品。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满汉全席没，我也只是在电视剧里见过。据说有六大宴，汇聚满汉名馔，冷荤热肴一百九十六品，点心茶食一百二十四品，总三百二十品。这么多，看都看不过来，咋吃？没关系，就是让你慢慢欣赏的。乐声起，美人舞。上香。入座。奉茶。大戏徐徐展开：四鲜果、四干果、四看果、四蜜饯。各季干鲜时果，像戏子施重彩走场子一般，摇摇摆摆上来。随后，依次是：冷盘，热炒，大菜，甜食……直到摆满一厅堂。挺美。也诱人。都是好东西。可惜你没有动嘴的食欲。或许，刚看中一个菜，还没闹明白，下一道又上来了。你很被动。仿佛被大戏的导演牵着鼻子一样，看着明星一个个从你眼前晃过。还有那部《建国大业》。其实，到影片的结尾，我们都还晕着，忘了谁演的谁，谁是谁的对手，谁是谁的朋友。没有了伏笔和高潮。过程图案化。图案精美无比。其实像《建国大业》和春晚这些，观众不会少的，不必深入每个人的内心，刻意契合我们的情绪。更需要我们骨子里的炫耀欲。就像吃满汉大席，美食的感觉并不重要，重要是被美食铺排的形式。最后的遗憾被充填和淹没。

取舍，私密，以及情绪，或能抵达美学之境。然集大成，有集大成之美。乾隆自称“十全老人”。啥叫“十全”？事事如意，不给自己留一丁点遗憾。乾隆或是理想主义者。世俗本如此，谁不图圆满。月月红，满堂彩。天朝盛世，一统江山。

世俗的理想，造就了乾隆官窑纷繁的形式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官窑烧制技术发展至乾隆，可谓登峰造极。也许为了纯粹的炫技，也许猎奇，乾隆叫人专门烧制出一款“各色釉大瓶”，集成了所有最新釉彩工艺，俗称“瓷母”。瓶高86.4厘米，口径27.4厘米，底径33厘米。从上往下，依次施用了十五种釉彩，共十六纹：色地珐琅彩、松石地粉彩、仿哥釉、金釉（耳饰）、青花、松石釉、窑变釉、斗彩、冬青釉暗刻、祭兰描金、开光绘粉彩、仿官釉、绿釉、珊瑚红釉、仿汝釉、紫金釉。腹绘十二开光，“吉庆有余”“丹凤朝阳”“太平有象”“仙山琼阁”“博古九鼎”……试图寄托世俗所有的祝福。故宫陶瓷专家吕成龙研究后，下了个结论，认为施用釉彩最多，工艺最复杂，自乾隆后，再无烧造，至今无法复制。

没看过这瓶子的，任你挖空心思想象，你都猜不到有多复杂。看过的，都会说，也只有乾隆才能弄出这么变态的玩意。天下第一的男人，志满意得，啥都不缺。曲终人已散，荷戟独彷徨。那就弄面旗帜吧，把它插向无人能企及的山峰。

除了炫耀“天国上朝”的技艺，还与乾隆经历有关：青年登基，当了六十几年皇帝，活了八十九岁，自然驾崩。且太有钱，这一点没有哪个皇帝可与他比。就像大观园里的贾母，天生就是来人世享福的。享受到啥程度呢？第六十一回柳嫂子聊天时说：“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写了，天天转着吃，吃到一个月现算倒好。”乖乖，吃一个月，不重样，神仙也不过如此。薛姨妈算是见过大世面的，都不得不佩服：“你们府上也都想绝了。”这还不算各子孙房名下孝敬的吃货。贾母八十寿辰，荣宁两府齐开七日筵宴，那排场令人咋舌！如此背景下，曹雪芹把贾母不仅表现成“能者”，还是“雅者”，工艺美术、鼓书戏曲、针黹烹调、酒令灯谜，样样精通。乾隆也是如此，贪大，图多，求全，喜欢闹热，不知寂寞为何物。都说月盈则亏，物盛则衰。月亮令人遐想，因有阴晴圆缺。只是留白的意境和残缺美，不太适合乾隆和贾母。他们需要“十全十美”。就像那件大瓶，几乎应用了当朝最高级的陶瓷烧造和绘画技艺，即便在今天，也堪称巅峰制造。可以说，就是一件没有遗憾的作品。

有人说，“瓷母”因为太完美，也成了一种缺陷。杨贵妃有狐疾，西施体弱多病。缺陷并没有改变男人们对美人的追慕，相反让追慕者欲罢不能。因为遗憾，人生才丰富。因为缺陷，历朝官窑作品，才摇曳多姿。“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赵翼《论诗·其二》）。也许乾隆占据的风骚太盛，“瓷母”成了乾隆审美缺陷的典型。

不过，这并不影响我等世俗之人对它的看法。“瓷母”目前能确认的仅两件，一件在清宫里，一件流落在民间。民间那件，2014年9月17日，卖了2200万美元，加上佣金约人民币1.51亿元。据说，那天参与举牌和电话竞标的都是中国人。看来“土豪”不在少数，“土豪美”仍盛行。

“瓷母”的天价，除了贵族身份，还因东西太少。一句话，稀缺造就天价，反过来天价又赋予“瓷母”的传奇。稀缺也好，天价也好，背后都指向两人，御窑老板乾隆，和他的首席瓷務官唐英。乾隆自不必说，在明清皇帝中，算有十分的真才气，编纂《四库全书》，写了四万二千多首诗，书画鉴赏修养第一（传世的宋元名画差不多都被他收了），会说四种语言，喜欢创新。乾隆跟雍正一样，亲自参与创烧官窑。不同的是，审美取向不同。雍正“小雅”，乾隆“大美”；一内心化，一形式美。两者对比，雍正更士大夫，乾隆更帝王。士大夫的心态，比较好理解，慎独，敏感，追求心灵的自由。帝王呢？帝王的心态，岂是一般人能把握的，即便一流的演技，也难揣摩。张铁林演绎的乾隆，算比较成功的：天下都是我一人的，你王刚和张国立两个，官做那么大，还不都是围着我转，你们怎么掐都可，我就是要看你们互掐，开心。当然，这是今天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的乾隆，更多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的理解。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乾隆追求的官窑有个标准：别人没有的，他有；别人有的，他第一。套用今天的广告词，叫人无我有，人有我新。无，好弄，一个人吊在书房里，忽地想个啥（自己也没见过的），叫瓷务官过来，说个概念，命三月内烧出来。新，就不好说了。你想象的那玩意，有可能技术没跟上，一时烧不出来。更有可能的是，辛苦折腾数月，弄出来了，你一看，似曾相识，总觉得与以前见过的，没多大区别。乾隆天天处于审美疲劳，一般的新玩意定难入法眼。乾隆十三年（1735年）《记事档》就收了一个事情：“十一月二十八日，太监传旨与怡亲王、德保：此次唐英呈进瓷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信样烧造进贡？将这次呈进瓷器钱粮不准报销，着伊赔补。”这个唐英，做事牢靠没得说。烧瓷的审美和技艺，估计当朝无人能比。他从四十七岁到景德镇打理御窑，直到七十五岁退休，乾隆的好东西，差不多都是他烧的。是他一时偷闲，没按老板的想法弄么？我看未必，多是东西出来后，没让乾隆领略到一种让时间产生断裂之美（用今天的话说叫差异化或陌生感）。看来，天天面对一个长期审美疲劳的主，也是郁闷。老板的想法一时没满足，搞出来的作品只有自己买单。我一直对艺术创造项目化，表示怀疑。一般的大路货，或也无所谓，老板批个项目，约几个志同道合者，费些时日，东西似就炮制出来了。顶级的艺术创作，一定是生活、思考与灵感的碰撞物，所谓必然中的偶然。尤其是这个偶然，成就未知的可能性魅力。

乾隆官窑的鬼斧神工，从某种意义说，是他和唐英两个高手，不断挑战陶瓷烧造可能性的结晶。“瓷母”估计也是。单从工艺的复杂和精美程度而言，也只有他们二人能有如此能力。我一直纳闷：乾隆之后，真无人成功仿烧过？如果仅从技艺讲，门槛高，实现起来有非常大的难度，但理论上是可行的，工艺一直在传承嘛。但，为何我们没有见到一件成功的仿制作品？我想，就是“偶然”的问题。它属于艺术创造的时空密码，一旦逝去，便不可逆转。至于灵感，更不能重生，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主人早已离去。“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唐·崔颢《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此楼非彼楼。时间能改变一切，没有谁能与之过不去。这样想，是不是有些悲观了？

其实也不必。徒增烦恼而已。吃过满汉全席，或许记不住几样肴品，记住排场已知足。春晚之后，记不住几个明星，记住除夕夜的情绪吧，它会弥漫接下来的整个春天。看过“瓷母”，记不住几样釉色，但乾隆的趣味，唐英的模样，已然烙印于心。

我们无法像白云那样，完全将自个心情藏起来，淡看世事纷纭。也不能像器皿一样，把时间凝固，若干年后又重新站在谁的跟前，如小朋友们躲猫猫。就像此刻我们见到“瓷母”一样。我们虽然不能以怀旧的情绪，完整地缝合时空的缝隙，却可以做个“捡拾者”——手里的花朵，虽不是盛开的姿态，但它的悲观，已然在手心留下痕迹，很伤，很重……

责任编辑 杨献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