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
——基于福建、河南、四川的农户调研数据

杨思宇,李 萌,李羿枝,谢昌凡

(1.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较大的环境压力。农户作为环境治理的直接受益者是有效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和“互联网+”计划的推动下，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增长迅速，截至2019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数量达到2.25亿人[1]，且随着移动网络设备的不断发展和普及，移动互联网对农户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刻。鉴于此，探究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对我国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1.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反映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改善当前环境所付出的经济代价[2]，能够有效衡量环境公共物品的价值。学界对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资本禀赋、环境关心和环境认知等3个角度展开。(1)资本禀赋角度。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是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如Santos等基于巴西调研数据，发现教育、经济、家庭子女数量等对居民改厕支付意愿产生影响[3]；Carlsson等基于瑞典数据，发现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居民空气治理支付意愿[4]；唐旭等基于全国五省调研数据，发现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程度和村干部身份对垃圾收运服务支付意愿产生显著影响[5]；史恒通等基于黑河流域5个地区的调研数据，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态治理支付意愿产生显著影响[6]。(2)环境关心角度。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个体对环境关心程度越高，则环保支付意愿越大。如王毅杰等基于CGSS数据研究发现居民环境关心与绿色消费意愿呈正相关关系[7]。部分学者研究发现，环境关心对环保支付意愿的影响因制度信任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如池上新等研究发现，政府信任会抑制环境关心对环保支付意愿的效用[8]；贾亚娟等研究发现，农户的制度信任越高，则环境关心对农户垃圾处理支付意愿的提升作用越强[9]。(3)环境认知角度。多数研究认同环境认知能够提高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环境认知不足是环境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如Halkos等研究发现，居民的环境价值认知程度越高，则其水资源支付意愿越强[10]；曾贤刚等研究发现，居民的认知水平与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呈正相关关系[11]；张化楠等基于大汶河的调查数据，发现生态认知能提高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12]。

2.互联网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学界侧重于分析互联网对个体的影响，认为互联网能够有效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和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1)环保意识方面。彭代彦等基于CGSS 2013数据，研究发现经常使用互联网能够提升居民的环保素养，有利于增强居民的环保意识[13]。(2)环境治理参与方面。任丙强等基于4个案例比较分析，发现互联网加快了环保知识的传播，有利于推动公众参与环保活动[14]；张橦基于2011—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公众通过微博等新媒体参与环境治理的效果明显优于传统媒体，这种优势与当地经济状况和互联网发展情况呈正相关[15]。

综上，学界关于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和互联网对环境治理影响的研究较为丰富，但较少从支付意愿和支付额度的角度分析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鉴于此，本研究将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分为支付意愿和支付额度两个环节，基于福建省、河南省、四川省的农户调研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分析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以为农村环境治理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研究假设

移动互联网提升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拓展了信息获取的渠道，有利于提升农户的环境认知和环境治理支付意愿。一方面，农户通过移动互联网随时随地学习环保知识和了解环保信息，以及基于移动互联网构建的信息网络就环境污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与他人进行交流，从而提高了农户的环保认知；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移动互联网加强了与农户的互动沟通，相关环保政策通过移动互联网对外宣传普及，以此增进农户对政府环保主张和环境治理态度的了解，从而对农户的环保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基于此，提出假设H1——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能够提升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

由于年龄和性别的差异会造成农户移动互联网接受程度和环境关注程度有所差别，导致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可能存在群体差异。其中，虽然中老年农户相较于青年农户对移动互联网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更低，但移动互联网对中老年农户的刺激作用更明显，中老年农户从中获取环保知识的边际效益更高，且中老年农户由于农村居住的时间更长，对农村的感情更为深厚，其使用移动互联网后有更强的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基于此，提出假设H2——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中老年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更大。同时，女性农户往往比男性农户承担更多的家庭劳动，且为了照顾年幼的子女往往在农村居住的时间更长，对农村环境变化的感知更为敏感，其对农村环境的关注度更高。基于此，提出假设H3——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女性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更大。

二、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9年1月在福建、河南、四川开展的农户调研。这3个省份分别位于我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研采用分层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办法，具体抽样过程为：在每个省份随机选取2个地级市，每个地级市随机选取3个县级行政区，每个县级行政区随机选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取3个村庄，每个村庄随机选取15～25户农户。课题组成员通过一对一访谈的形式，对户主或对家庭决策有重要影响的家庭成员进行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受访者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环境治理支付意愿，以及个体层面、家庭层面、认知层面和区域层面等相关信息。共发放822份问卷，剔除存在异常值的样本后获得820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99.76%。

(二)变量选取

根据研究目的将变量分为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各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Table 1 Assignmen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1.因变量。因变量为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从支付意愿和支付额度的维度进行衡量。在问卷调查过程中，首先询问农户“您是否愿意为改善村庄环境支付费用？”若农户选择愿意，则进一步询问“您愿意为改善村庄环境支付多少钱？”根据农户的回答记录支付额度；若农户选择不愿意，则退出该环节的访问，支付额度记为0元。其中，支付意愿的均值为0.610，支付额度的均值为261.632元，表明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较好，61%的农户愿意参与环境治理支付，且为改善村庄环境所支付额度较高，均值为261.632元。

2.自变量。自变量为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根据农户对“您当前使用的手机是智能手机吗”和“您平均每月智能手机使用的流量”两个问题的回答进行界定。若农户当前使用的手机为智能手机且每个月产生流量，则认为其使用移动互联网；反之，若农户没有同时满足上述2个条件，则认为其未使用移动互联网。鉴于部分农户对“您平均每月智能手机使用的流量”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调研员在对该题进行详细解释的基础上，还会对农户日常智能手机使用情况进行了解和观察以辅助判断，从而保证数据的可靠性。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均值为0.561，表明调研区域内移动互联网普及率一般，约有56.1%的农户使用移动互联网。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层面、家庭层面、认知层面和区域层面。其中，年龄的均值为50.707岁，表明农户的年龄普遍较大，为了分析年龄的非线性影响并更加直观地展示模型结果，将年龄的平方除以100后加入模型；性别的均值为0.690，表明男性农户占比较高；受教育程度的均值为2.620，表明农户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婚姻状况的均值为0.920，表明大部分农户为已婚；健康状况的均值为3.772，表明农户的健康状况总体较好；家庭规模的均值为4.717人，表明户均人口数量与传统大家庭相比有所降低；家庭收入的均值为11.113，表明农户家庭收入有所提高；借贷能力基于“若您家现在遇到急事需要用钱，能否从私人处(如亲戚朋友)借到钱”一题的回答获得，其均值为0.873，表明大部分家庭拥有较好的社会资本；环境问题认知基于“您是否赞同造成农村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专门机构进行筹划和组织”一题的回答获得，其均值为3.374，表明农户对这一问题主要持中立态度；福建省、河南省和四川省的均值分别为0.292、0.374和0.334，表明农户样本的区域分布较为均衡。

(三)模型设定

1.构建Spike模型。由于直接分析支付额度的平均值可能存在偏误，本研究选择Spike模型估计农户环境治理支付额度的平均区间[16]。模型设定如下：

(1)

其中,yi表示农户i的支付意愿;Wyi>0表示支付意愿大于0的农户i的支付额度期望值，为支付额度平均区间的上限;Ai表示农户i的支付额度;Di表示农户i选择该支付额度的频率;n表示有支付意愿的农户数量。由于部分农户的支付额度为0，因此要对公式(1)进行修正以获得支付额度平均区间的下限：

Wyi=Wyi>0×(1-Ryi=0)

(2)

其中,Wyi表示农户i的支付额度期望值，为支付额度平均区间的下限;Ryi=0表示支付额度为0的农户i占全部样本的比率。

2.构建双栏模型。本研究的因变量包括支付意愿和支付额度，由于支付额度存在较多零值，既有研究较多使用Tobit模型进行分析。但根据Tobit模型的假设，对2个因变量的估计将使用同一参数，容易产生偏误。参考Newman和蔡起华等的研究[17,18]，进一步运用双栏模型进行分析。使用双栏模型的优势在于采用极大似然法对2个因变量分别进行独立估计，以避免估计偏误。模型设定如下：

(1)构建Probit模型分析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户支付意愿的影响：

P[yi>0|X1i]=Φ(αX1i)

(3)

P[yi=0|X1i]=1-Φ(αX1i)

(4)

其中,P表示农户i愿意为改善村庄环境支付费用的概率;X1i表示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包括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以及个体层面、家庭层面、认知层面和区域层面等控制变量;α表示待估参数; Φ表示利用正态分布累积函数对结果进行估计。

(2)构建截断正态模型分析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户支付额度的影响：

(5)

其中,Fyi>0表示支付意愿大于0的农户i的支付额度;X2i表示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包括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以及个体层面、家庭层面、认知层面和区域层面等控制变量(为方便后续系数估计，该表述与X1i进行区分);β表示待估参数;δ表示截取正态分布的标准差;λ表示逆米尔斯比率。

(3)根据公式(3)～(5)构建极大似然估计式分析所需参数：

(6)

其中, lnL表示对数似然数值。运用极大似然法对公式(6)进行估计即可得到参数α和β。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农户环境治理支付额度分析

由表2可知，在820个受访农户中，有500个农户愿意为改善村庄环境支付费用，占比为60.98%，表明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较好。在支付额度大于0的农户中，支付金额存在较大差距。支付额度在200元及以下的农户占比为55.80%；支付额度在401元及以上的农户占比为34.20%。其中，支付额度为1～100元的农户最多，占比为32.20%；支付额度为101～200元的农户次之，占比为23.60%；支付额度为401～500元、500元以上的农户则排名第三、第四，占比分别为18.20%和16.00%。这表明支付额度主要集中在200元及以下与401元及以上。根据Spike模型可以计算出农户环境治理支付额度的平均区间为261.651～429.076元。

表2 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累计频率分析Table 2 Cumulativ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二)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运用双栏模型分析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由表3可知，Wald卡方检验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1.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由表3可知，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支付意愿，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支付额度，表明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能显著提升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这主要是缘于农户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够更为便捷地获取环境保护的相关信息和学习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以较为及时和全面地了解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和环境治理态度，从而提升其环境治理支付意愿。据此，假设H1成立。

2.控制变量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1)个体层面。年龄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支付意愿，对支付额度的影响不显著；年龄的平方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支付意愿，对支付额度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年龄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呈非线性的U型分布，这主要是缘于青年农户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较大，对环境关注较少，导致其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呈下降趋势；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户生活逐步趋于稳定，对环境的关注逐渐提升，促使其环境治理支付意愿逐渐提升。受教育程度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支付意愿和支付额度，表明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其环境治理支付意愿越强，这主要是缘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越能够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健康状况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支付意愿和支付额度，表明农户健康状况越好，则其环境治理支付意愿越强，这主要是缘于健康状况与农户的生活状态密切相关，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户往往对环境的关注度越高。而性别和婚姻状况则对支付意愿和支付额度的影响均不显著。这主要是缘于女性农户虽然对农村环境关注度较高，但认知水平和经济能力会对其决策产生约束，从而使性别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影响不显著；且多数农户为已婚，使得婚姻状况变量的取值无显著差异，从而导致婚姻状况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愿意影响不显著。(2)家庭层面。家庭规模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支付意愿，对支付额度的影响不显著，表明农户家庭成员越多，则其环境治理支付意愿越弱，这主要是缘于家庭成员越多的农户的经济压力相对越大，从而降低了农户的支付意愿，且家庭成员越多的农户受规模效应影响，其支付费用所造成的边际损失越小，从而使支付额度的变化不显著；家庭收入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支付意愿和支付额度，表明农户家庭年收入越高，则其环境治理支付意愿越强，这主要是缘于家庭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户的支付能力，从而会影响农户的支付意愿和支付额度；借贷能力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支付意愿和支付额度，表明农户借贷能力越好，则其环境治理支付意愿越强，这主要是缘于借贷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庭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较高的群体往往形成了一定的群体规范，有助于农户更好地收集和分享环境保护信息，从而提升其环境治理支付意愿。(3)认知层面。环境问题认知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支付意愿，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支付额度，表明农户对“您是否赞同造成农村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专门机构进行筹划和组织”这一问题越赞同，则其支付意愿越强，但支付额度越低。这主要是缘于这部分农户往往更为关心村庄环境，其支付意愿随之提高，但这部分农户往往将农村环境问题主要归于环境治理相关机构缺位，导致其支付额度受到影响。(4)区域层面。河南省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支付意愿，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支付额度，表明与福建省的农户相比，河南省农户的支付意愿更弱，但支付额度更高，这主要是缘于河南省农户的家庭经济状况总体弱于福建省的农户，从而降低了其支付意愿，但河南省农户对农业收入的依赖更高，对村庄环境变化的感知更强，从而提升了其支付额度；四川省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支付额度，对支付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表明与福建省的农户相比，四川省农户的支付额度更低，但支付意愿差异不显著，这主要是缘于四川省农户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受教育程度总体弱于福建省的农户，从而降低了其支付额度，但四川省农户的家庭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外出务工经历能够提升农户的环保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经济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对其支付意愿的影响。

(三)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影响的群体差异分析

由于农户对移动互联网的接受程度和环境关注度存在差异，本研究在控制了个体、家庭、认知和区域等层面的控制变量后，进一步分析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影响的年龄差异和性别差异。

1.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影响的年龄差异。由于移动互联网属于新兴事物，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户对移动互联网的接受程度和操作能力存在差异。本研究根据年龄将农户划分为青年农户(40周岁及以下)和中老年农户(40周岁以上)，使用双栏模型分析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影响的年龄差异。由表4可知，Wald卡方检验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具体来说：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中老年农户的支付意愿和支付额度，对青年农户的支付意愿和支付额度影响均不显著。这主要是缘于青年农户对移动互联网的接受程度较高和操作能力较好，且其相对于中老年农户在村庄生活的时间较短，对村庄的归属感较弱，导致其对村庄的环境保护意识弱于中老年农户；而中老年农户由于对村庄的归属感较强，导致其对村庄的环境保护意识较强，在通过移动互联网了解到更多环境保护信息后，其环境治理支付意愿也随之提升。据此，假设H2成立。

2.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影响的性别差异。性别是农村发展研究的重要视角，本研究根据性别将农户分成男性农户和女性农户，使用双栏模型分析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影响的性别差异。由表5 可知，Wald卡方检验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具体来说：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仅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女性农户的支付额度，对女性农户支付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对男性农户的支付意愿和支付额度影响均不显著。这主要是缘于女性农户为了照顾家庭和子女，更多留守在农村，承担更多的家庭劳动，促使其对村庄环境的关注度更高，在通过移动互联网了解到更多环境保护信息后，其环境治理支付额度会随之提升；但女性农户主要负责家庭生活起居，对家庭经济变化更为敏感，在支付意愿决策时容易受到家庭经济约束而弱化了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带来的影响，从而对其支付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据此，假设H3部分成立。

表5 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影响的性别差异分析Table 5 Gender difference of the impact of mobile internet usage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四、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基于福建、河南和四川的农户调研数据，运用双栏模型从支付意愿和支付额度的角度分析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整体较好。农户整体具有较好的环境治理支付意愿，60.98%的农户愿意为改善环境支付费用，55.80%的农户支付额度在200元及以下，支付额度的平均区间为261.651～429.076元。

2.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影响显著。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支付意愿，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支付额度。

3.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影响的群体差异显著。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影响的年龄差异和性别差异均显著。其中，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中老年农户的支付意愿和支付额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女性农户的支付额度。

(二)对策

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有利于提升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农村网络使用环境，加强互联网的使用以转变政府环境治理方式，以引导农户积极参与环境治理，推进农村生态环境建设。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网络使用环境。农村地区移动互联网的建设相较于城市较为落后，应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互联网相关设施的建设，为农户移动互联网使用创造良好条件。(1)加强硬件建设投入。通过扩大光纤和网络基站的覆盖率，加大移动互联网服务终端设备在农村地区的供给，进一步提升农户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便捷性。(2)加强软件开发投入。通过开发并推广与农户移动互联网使用习惯相适应的应用软件，降低农户移动互联网使用难度，进一步改善农户的移动互联网使用体验。(3)加强专项补贴投入。通过为农户提供移动互联网使用设备和上网费用补助，降低农户移动互联网使用成本，进一步引导农户使用移动互联网。尤其要加强对中老年群体和女性群体的引导，提升这两类群体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比率，从而有效发挥移动互联网对村庄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

2.加强互联网的使用，转变政府环境治理方式。当前农村环境治理方式以政府行政推动为主，应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的使用，以转变政府环境治理方式，引导农户主动参与环境治理。一方面，扩大环保信息宣传。通过在互联网信息平台定期分享和宣传环保知识，解读环保政策和环保工作重点，进一步增进农户对环保工作的了解和认知。另一方面，加强环保信息互动。通过在互联网信息平台设立农户快速反馈通道，让农户能够快速、有效地向政府相关部门反馈村庄环境治理信息，进一步引导农户通过移动互联网积极参与村庄环境治理，推进政府和农户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