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特色小镇政策扩散分析
——基于多地特色小镇案例的考察

毕 鸿 昌

(中共九江市柴桑区委党校，江西 九江 332100)

一、问题的提出

2014年，浙江省率先提出特色小镇建设发展战略规划，并于次年正式出台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对浙江省境内的特色小镇建设规划、创建程序和组织管理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指导与安排，在省级政府层面上实现了特色小镇政策的制定与创新。浙江省特色小镇显著的建设成就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并开始关注这项政策的后续进展。2016年10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从国家战略高度上对全国特色小镇建设进行了整体部署。随后，其他省份也开始陆续试点特色小镇政策。但是，近期也暴露出了“特色小镇没有特色”“只求形似不求神似”与“特色小镇房地产化”等错误倾向，不仅严重浪费了政策资源，也让特色小镇在其他省份扩散发展的前景变得不甚明朗。针对上述问题，现有研究成果主要从完善政府职能、构建治理机制、技术制度创新等角度[1-3]，提出了一些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对策建议。但是将特色小镇当作一项公共政策，运用公共政策相关理论，分析特色小镇在我国多个省份快速普及这一现象的并不多，对不同类型特色小镇的对比研究也数量有限，没有从国家整体布局角度思考我国特色小镇的未来发展前景。实际上，据笔者统计，截至2019年12月，我国已经有31个省份正式采纳了该政策。从统计数据来看，特色小镇政策已经实现了省际层面的扩散。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了特色小镇发展热潮的大环境下，笔者结合政策扩散理论，归纳总结成功特色小镇的发展经验，对该政策的省际扩散现象进行理性分析，避免政策扩散过程中盲目照抄照搬，确保特色小镇政策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解释框架：政策扩散理论的阐述

(一)政策扩散的定义与理论内涵

关于政策扩散的定义，美国政策学家罗杰斯的定义得到了广泛认同，他认为政策扩散是一种创新经过一定的时间、通过某种渠道在一个社会系统内被充分沟通的过程[4]。从这个定义可以得知，政策扩散本质上是一种围绕政策创新内容开展的沟通交流形式。部分学者以地方政府的主体地位与交流活动为切入点，将政策扩散定义为“一个地方政府通过自身政策选择，影响到其他地方政府选择的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等[5]。我国学者适时引进政策扩散理论，并对政策扩散作了诸多定义。刘伟在国际公共政策扩散的研究过程中指出，“政策扩散是政治系统中某一政策主体的政策行为被系统内其他主体采纳的过程，而且政策行为的可被观察意味着政策扩散的实际发生”[6]。王浦劬等根据政策扩散的本土实践，将其概括为“从一个地区或部门扩散到另一个地区或部门，并由政策输入方承认和实践的过程”[7]。在梳理西方政策扩散理论的演化进程后，陈芳将政策扩散定义为“一项政策创新从一个政府传播到另一个政府的过程”[8]。通过对比国内外学者的结论，可以发现他们对政策扩散的定义只是在表述上存在些许差异，但实质上并无不同。

在理论内涵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聚焦具体案例，区分政策扩散的各种模式。其中，西方政策扩散理论研究经过了单因素解释阶段、碎片化理论解释阶段与整合理论解释阶段等3个阶段，并结合了组织理论、制度结构理论与国家治理理论等管理学理论，分析外部环境、内部要素、地区特质等因素对政策扩散效果的影响，研究体系框架得到不断完善。现阶段，西方学术界公认的5种政策扩散机制分别是学习、模仿、竞争、强制与社会化[9]。我国学者对地方政府之间政策创新与政策扩散现象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包括行政审批制度、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住房保障政策和建设田园综合体等[10-13]。在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之上，王浦劬等总结了由下到上的政策采纳推广、从上到下的层级扩散、区域部门之间平行扩散和政策先进区向政策落后区水平扩散等4种模式[7]。

综上所述，在渐进式决策的大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如何立足当地实际，将好的政策共性转化为自身治理的个性，避免出现统一命令式的政策模仿，不仅是政策扩散实践的本质要求，也是推动政策扩散理论本土化的应有之义。

(二)开展特色小镇政策扩散分析的可行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引导特色小镇健康发展”[14]。这表明特色小镇建设发展已经从地方层面上升到中央层面，中央开始站在国家顶层设计与规划蓝图的高度上，部署特色小镇的未来发展工作。同时，其扩散也得益于浙江省成功的政策实验与政策效益机制的推动，吸引不少地方效仿特色小镇的建设模式和治理范式。

1.成功政策试验的指导。成功的政策试验对政策扩散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特色小镇发展政策作为浙江省首次提出的城镇化政策，无疑是新时期环境发生改变后制定的创新性政策。在浙江省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后，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由此拥有了很强的政策扩散的效应。目前，已有多个省份将特色小镇建设纳入当地政府工作计划，通过设立特色小镇建设试验点的方式，推广浙江省特色小镇建设的政策经验，形成以点带面的有利发展格局，突出特色小镇政策本土化的特色，在相互借鉴和良性竞争的环境中寻找特色小镇建设发展的有效政策。因此，浙江省特色小镇政策实践被证明是可行且有益的，符合政策扩散理论的研究设定，是政策扩散的前提与基础。

2.政策创益机制的推动。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政策主体会认真衡量政策的成本与收益，两者的对比结果直接影响政策行动和政策结果[15]。目前，特色小镇政策扩散主要有3种形式：一是由政府出资成立国资公司，全面主导特色小镇的规划建设，搭建招商引资平台，吸引企业投资共建；二是通过政企分工合作，政府负责特色小镇的整体规划、设计和定位，而企业则主要负责开展特色小镇的建设、承包以及运营；三是政府通过PPP模式或特许经营权等形式，对具有相关资质的民营企业进行评估后，赋予达标民营企业全面建设权。可以看出，政府和企业在特色小镇的建设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且，现有政策实践表明，特色小镇居民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特色小镇的发展过程，赋予了特色小镇治理方面更多的灵活性与主动性，有效地增强特色小镇政策扩散的社会资本支撑与政策效益支持。

3.政策实践适用性的促进。特色小镇作为新型城镇化实践中产生的试验项目，通过发挥当地优势产业，营造和谐生态环境，方便当地居民生活，使其发挥新型城镇化的探索创新作用。随着特色小镇建设的普遍化与精细化，它不仅可以给乡镇居民创造就业机会，增强他们的生活幸福感和满足感，同时也可以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维系社会平衡。可以说，特色小镇不是简单的生产、生活或生态的局部探索，而是努力实现整体发展的全局性变革。特色小镇与强调“人的城镇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高度契合，表明我们有必要围绕该政策，开展深入的政策扩散分析。

三、作为新型城镇化治理范式的特色小镇：多案例考察

(一)成功特色小镇政策实践的案例概述

考虑到资料与数据搜集的完整性和难易度，本研究选取了以下5个不同省份、不同类型的成功特色小镇案例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彼此之间的差异，归纳其成功的共性。

1.北京基金小镇。北京基金小镇立项于2015年5月，地处北京市房山区，规划面积18 km2，是唯一以基金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级特色小镇。凭借地方政策支持、关键信息共享和完善的基础设施等诸多有利因素，北京基金小镇已经成为我国最具规模、最具影响力的基金产业集聚区，并且作为重要支点之一，正在逐渐推动北京产业结构优化转型。截至2020年3月，北京基金小镇正式入驻机构高达1 221家，资产规模总计17 583亿元。此外，北京基金小镇联合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13家银行和24家证券期货公司，搭建了金融孵化平台，解决了初创型企业共同面临的资金紧缺难题，为它们后续发展保驾护航。在专业教育方面，北京基金小镇开发了官方网站，并设立交流培训中心和投资者教育基地板块，定期邀请行业顶尖人才举办讲座，及时宣讲国家最新基金政策，研判基金行业发展方向与投资风向，鼓励入驻企业和企业家参与学习研讨，减少盲目跟投等错误投资行为。在生态人文方面，北京基金小镇森林覆盖率达到70%，坐拥3.87 km2的国家级泉水湿地公园，而且北京基金小镇所在区域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是富庶之地。基金产业、人文底蕴和生态环境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北京基金小镇良好的发展前景[16]。

2.太和电商小镇。位于广州市白云区东部的太和电商小镇，属于广州市“半小时经济圈”，享有优先发展、连接带动的独特优势。2015年以来，太和特色小镇以镇中心为依托，朝着东、南和西三个方向快速延扩，形成了“一心、三区”的空间布局，其中镇域西部是以民科园为核心的民营科技企业和上千家生产性中小企业，镇域东部凭借帽峰山优良的生态环境，打造了一批主营健康产业的强势企业，镇域南部则利用便捷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立体化运输体系，大力发展物流业，推动物流企业产值逐年递增。正是由于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发达的交通运输业，吸引了大量网商聚集，全镇共有14个淘宝村。太和电商小镇紧跟“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抓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机遇，优先发展商贸服务和现代物流，大力扶持“云计算”和“大数据”等科技创新服务产业，力图破解支柱产业不强、不精的桎梏。为解决小镇规划滞后和低效用地问题，白云区政府和太和电商小镇委托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入调研，制定了太和镇发展规划(2015—2025年)，重点围绕打造更有吸引力的电商产业发展平台和构建良好的多元化电商生态系统两方面，进一步明确太和电商小镇未来发展完善的方向[17]。

3.德清地理信息小镇。德清地理信息小镇坐落于湖州市莫干山国家高新区，规划面积3.68 km2。经过3年精心创建，2018年被正式命名为全省第二批、全市首个省级特色小镇。德清地理小镇严格参照国际标准，强调发挥龙头产业引导作用，重视要素聚集效益，积极推进“产、城、人、文”四位一体融合，努力建设成为新一轮数字经济腾飞的主高地。目前，德清地理小镇已经聚集了极飞地理、长光卫星、千寻位置与中科微电子等知名地理信息相关企业237家，引进了2 000余名专业人才，累计投资超过50亿元，50多幢产业大楼和2 000套人才公寓已经投入使用，2018年营业总收入超百亿，税收总额超过8亿元，实现了连续5年翻番增长[18]。凭借完善的基础设施、众多的技术企业、大量的专业人才和出色的地理位置等有利条件，德清地理信息小镇成功召开了首届联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虽然短期效益不明显，但是赢得了许多跨国企业和国家的关注，扩大了国际市场，踏出了打造地理信息界的“达沃斯小镇”坚实的一步。

4.文港毛笔小镇。文港毛笔小镇位于江西省进贤县西南部，土地总面积54.53 km2，316国道和京福高速穿境而过，交通运输十分便利。作为江西省特色小镇建设的优秀代表，文港毛笔小镇现拥有文化用品、医疗器械、有色金属、LED和光电五大产业，其中以毛笔为代表的文化用品产业是其支柱产业，相关产业超过2 200家，毛笔年产量愈7亿只，产值将近32亿元，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75%。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小镇启动了生活污水及管网配套措施建设工程，加强水资源的全面管理与保护，提升城镇主干道绿化水平，严加管控有色金属产业企业排污行为，小镇的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此外，特色小镇拥有悠久的特色传统文化。一方面小镇是晏殊与晏几道的故乡，引领了“临川文化”的风潮，在江西文化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小镇有着1 600余年的制造毛笔历史，早在唐初便形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笔市，并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改革开放以来，小镇兴建了全国唯一一座以毛笔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毛笔文化博物馆，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参观[19]。按照“产业基地、特色市场、旅游胜地、宜居城镇”的总体要求，未来小镇将进一步做好城镇核心区域的功能划分与位置规划工作，争取继续引领江西省特色小镇探索实践潮流。

5.蔺市旅游小镇。蔺市旅游小镇地处重庆市涪陵区西郊，小镇建成区面积2.2 km2，区域内有高速公路、水运航道和渝怀铁路等交通设施，区位优势较为突出，2016年10月正式入选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名单。在农业生产方面，小镇拥有丰富的物产，自古就是农业发达地区，当地政府坚持城市资本与农村富余劳动力有机融合，引进相关企业，率先统筹建设城乡特色农业示范基地，取得了显著的特色农业发展效益。在生态旅游方面，小镇利用独特的旅游资源，重点打造“一线三点”品牌景区，实现沿江历史文化创意旅游与坪上观光体验农业旅游互动发展，初步形成了完善的旅游服务产业链条。凭借着多次成功举办特色节庆活动的良好声誉，小镇已经成为重庆主城区及其周边区县居民周末度假休闲的优先选择。在筹措资金方面，地方政府大力引导城市资本下乡，健全资金监督保障制度，激活多种闲置资源，将基础设施与农房宅基地纳入股份评定标准，实现人、财、物的市场化。同时，强调发挥电视广播、特色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新兴媒体的作用，紧密结合互联网与乡村旅游，提升旅游小镇的知名度与认可度[20]。

(二)特色小镇成功案例的归纳与总结

从上述成功案例中可以看出，特色小镇的三要素是以生活为基础，以生产为核心，以生态为关键，基于地区自身条件与优势，培育具有创新性的发展品牌，将小镇打造成特色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优美、布局合理宜居的空间集合体。值得注意的是，特色小镇的创新并不是无根之水。一方面，创新来源于地区的固有特色，如蔺市旅游小镇和文港毛笔小镇都是运用了已有的产业资源，完善配套措施，发挥资源优势，建设发展特色小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审时度势，主动创造特色，如太和电商小镇的“淘宝村”、北京基金小镇的金融孵化平台和德清地理信息小镇的“地理信息系统”，均是巧妙利用区位优势，主动创新特色，开拓特色小镇新发展道路。

可以看出，5个特色小镇案例的发展类型、特色创新点呈现出多元化与差异化的特征(表1)，对于找准特色小镇发展定位与明确特色小镇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有利于引导其他省份进行有效政策扩散，形成“百花齐放”的特色小镇发展新格局。

表1 特色小镇类型、特色与发展原则Table 1 Types,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principles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三)案例延伸：“三生融合”是特色小镇的成功之匙

特色小镇不是单一向度的经济结构优化转型尝试，而是以新型城镇化助推经济结构转型，以经济结构转型反哺新型城镇化，通过优化生产、生活和生态三者之间的关系，为特色小镇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生产、生活与生态的有机融合正是特色小镇区别于一般的经济开发区和传统乡镇的主要特征。

生活模块是特色小镇的基础。特色小镇的本质依然是人类集聚居住生活的空间形态，特色小镇建设的根本目的应该是提升小镇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满足感，努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重点解决好医疗卫生、基础教育与创业就业等主要问题，不仅要留得住当地居民，也要引得进外地人才。生产模块是核心。产业是特色小镇特色发展的动力源泉，特色小镇在确定发展道路之前要先考虑自身的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明确主导产业，发展配套产业，培育主次结合的产业结构，扶持当地龙头企业，加强自身品牌建设，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推动特色小镇的产业融合。生态模块是特色小镇的关键。相较于传统经济开发区对地理环境更大的人为改造力度，特色小镇更多的是合理利用好现有的生态条件，包括地形地势、山水分布和物种资源等，做好建设规划工作，全面提升形象气质，而且作为生产与生活模块之间的粘合剂，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改善小镇居民生活质量，优化小镇生产投资环境，使小镇更具活力[21]。

四、特色小镇的政策扩散：动力机制与实践路径

正如前文所述，特色小镇政策作为一项已经被实践证明可行的公共政策，值得其他地区借鉴学习。现阶段，在中央政府的高位推动下，特色小镇政策省际扩散模式已经实现从自发探索模式演化为主动争先模式，但是一些错误的政策实践也暴露出由于地方政府学习不够深入，导致出现片面模仿等问题。因此，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出发，利用好中央政府重要推进的源动力，发挥好地方政府的加速度，保证特色小镇政策扩散始终处于良性竞争的环境之中。

(一)高位推动：增强政策合法性，提供政策扩散源动力

中央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明确了我国未来城镇化的基本格局与发展方向，打消了地方政府政策学习与政策创新的后顾之忧，完成了特色小镇的制度化构建过程，从制度层面为政策扩散创造了有利环境。同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财政部联合发文《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从物质保障层面上为特色小镇政策扩散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央政府的多重手段互为补充，在纵向层面上实现了政策扩散的累加效应，使我国特色小镇政策正式进入省际快速扩散阶段。

中央政府的科学部署与大力支持，表明了其坚定的政策态度，给省级政府树立了“权威性”示范效应。所以，在政策扩散中，中央政府需要重点做好明确政策目的、确立政策方向与纠正错误倾向等工作。根据上述5个成功的特色小镇建设案例，可以得知特色小镇仍处于不断孕育壮大的过程中，特色小镇的未来还需进一步完善。因此，中央政府要密切关注各省特色小镇建设和发展的进展，继续保持高位推动力度，建立健全准确、快捷的中央与地方沟通渠道，根据地方的具体实践，及时调整中央政策内容，监控地方政策执行情况。目前，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许多地方政府在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经于2017年4月成立了7个调研组，赶赴各地展开调研，以便为后续政策行为提供信息支撑。

(二)横向互动：实现政策本地化，发挥政策扩散加速度

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机制是特色小镇政策扩散的持续动力。地方政府间的学习与交流，推进政策原型的内容填充与个性赋予，促进政策原型的技术改进和流程再造，实现政策扩散与政策创新相结合，从而构成了特色小镇政策横向扩散机制。

1.政策原型的内容填充与个性赋予。从上述5个案例的特色中可以看出，各省(市)政府积极响应中央号召，主动模仿、学习与探索浙江省成功的政策经验，认真思考浙江省特色小镇政策的政策背景、政策工具与政策执行，都很好地把握了特色小镇的精髓，结合自身的特色，再造了建设流程，让特色小镇各具特色，和而不同，避免陷入片面模仿困境，促进政策的本地化与具体化。这意味着地方政府要充分考虑本省份的实际情况，包括资源禀赋、人文环境、自然环境、产业基础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可派调研小组前往浙江省学习调研，聘请专家团队联合开展实地评估，与成功特色小镇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等方式，做到充分掌握相关信息，深刻理解特色小镇政策在当地取得成功的本质原因，降低政策扩散异化的可能性，赋予特色小镇个性化内容。同时，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政策扩散存在竞争关系，地方政府要自觉加强政策学习，推动政策扩散，在本地化的实践过程中助推政策创新。

2.政策原型的技术改进与流程再造。特色小镇模式与过往经济开发区模式大相径庭，作为生产、生活与生态“三生融合”的空间聚集地，特色小镇的政策工具选择注定不是简单的单项选择。首先，上述案例中的地方政府及时转变政策观念，摒弃传统的大包大揽的思维模式，着重加强制度保障、财政支持和公共服务，完善政策配套措施。其次，针对生产方面，地方政府妥善运用了市场化工具与工商管理技术，正视传统产业结构转型的危险与机遇，重新组合小镇内的生产要素与制度要素，理顺政企关系，放松行政管制，给予市场与企业更多的自主权[22]。如为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北京基金小镇打造了“基金小镇——投融圈”投融资对接平台；为解决支柱产业不强不大问题，文港毛笔小镇和太和电商小镇都主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突出优势产业，筑牢特色小镇生产发展根基。再次，在生态方面，上述5个特色小镇都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意保护和利用好自然条件，将其转化为吸引人才和服务居民的优势，打破生产、生态、生活之间的隔阂，为特色小镇发展创造新机遇。我们可以看到，广西2016年10月颁布的《广西百镇建设示范工程实施方案》和重庆2017年4月出台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特色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实施意见》等省级文件，已经表明其他省份也在逐渐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推进小镇建设与生态系统相辅相成。最后，在生活方面，地方政府要合理运用社会化手段。特色小镇政策的落脚点之一是探索新型城镇化模式，努力实现“人的城镇化”，即要让小镇居民参与到小镇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共享发展成果，提高居民的参与感、满足感与获得感，关键在于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结构，完善社区自治机制，推动多方力量深度合作[2]。

(三)时空延扩：政策扩散的持续机制与“邻近效应”

一方面，按照政策扩散理论的周期设定，2014年浙江省率先提出建设特色小镇口号之初，政策还处于萌芽状态，到2016年和2017年中央正式出台相关文件，指导规范各地开展建设美丽特色小镇实践，表明政策本身进入了发展期。2017年以后特色小镇逐渐成为乡镇治理的优先发展模式，政策扩散这一过程正式步入了延展期。显然，政策扩散和创新获得预期的收益是推进政策扩散和确保政策落地的根本动力。特色小镇无论是从浙江省的成功实践还是其他省份跟进学习的成功实践来看，其关键在于找到创新政策与本土方案的接榫点[24]。所以在政策扩散的时间延续上，中央政府要保证持续扩散的特色小镇政策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需在保持高位推进力度的同时，增加对政策落地后的内生效率问题的关注与调控。对地方政府而言，则需要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为“特色小镇”政策找到合适的发展土壤，确保政策落地生根，发挥预期作用。

另一方面，根据埃弗雷特·罗杰斯的观点，处于同一社会系统内的邻近地域，更容易产生邻近效应[4]。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相邻省份之间资源禀赋的相似性，是政策扩散的有利客观条件；治理锦标赛式的横向府际竞争关系，激励地方政府学习借鉴相邻先进地区的做法，是政策扩散主观内生动力。根据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两批国家级特色小镇名单，确定地理方位，通过计算最近邻指数可以得知，我国国家级特色小镇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聚集分布态势，呈现出“东南密集、西北稀疏”的分布格局[24]。具体而言，珠三角、长三角和四川盆地地区由于相似的自然条件，交通普遍较为便利，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邻近地区横向间的竞争机制也更加明显，政策扩散的几率随之增大，促使特色小镇在这些区域聚集。因此，在政策的空间扩散中，中央政府要合理利用“邻近效应”，针对不同区域，提供有差异的区域配套政策；地方政府需要尊重小镇发展规律，允许特色小镇循序渐进、有的放矢地进行有益尝试。同时，加强对评估结果不理想的特色小镇建设的指导与监督，及时调整或叫停那些“只求形似、不求神似”的特色小镇建设工程，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五、结语

特色小镇政策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与探索新型城镇化模式的复合型政策，率先在浙江省治理实践中完成了既定的政策目标，取得显著的政策效果，随后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积极推进，目前已经有20多个省份主动采纳了这一政策，达到了政策扩散的效果与意义。作为一种全新的“增量”，特色小镇受现有利益格局束缚较小，并且更容易克服发展路径依赖，但这也意味着特色小镇没有固定的未来发展模版，所以更需要在顶层设计、制度供给与政策设置层面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准确把握特色小镇政策扩散的条件与规律，利用好地方政府间的“竞赛机制”，减少政策扩散的阻碍，对不同省份的省情进行具体分析，努力形成特色小镇政策创新扩散新格局，并尝试以特色小镇为突破口，解答好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与社会结构转型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