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先秦青铜铸币形制选择的礼制因素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先秦时期青铜铸币主要有刀、布、圜钱三大体系。关于这几种铸币形制的渊源，钱币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比较权威的是以蔡运章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观点。蔡先生以为：“铲（布）币是由农具铜钱演变而来”“刀币是由工具刀削演变而来”“圜钱是战国中期由玉璧演变而来的”[1]。蔡先生的看法很有道理，但有些细节和背景可能还需要略微再深入探讨一下。

1.中国商周时期并没有大量使用青铜农具，所谓的青铜农具可能是商周王室及其他高级贵族举行籍田礼时所行用的农具形状的青铜礼器。这是一种象征性的物品，而且考古发现的很少，故而或可判断商周铲币可能实际上是源自青铜籍田礼器，而非实用的青铜农具。

中国商周时期，青铜比较贵美，其主要用来铸制礼器，其次以之制作兵器，再次赖之冶制手工工具。至于农业生产活动中涉及的翻土、除草、收割等任务，基本上依靠非金属的石、木、蚌等材料制作的工具就能完成。如代表晚商农业生产最高水平的晚商王室农庄使用的主要收割工具可能仍是石镰，此有在殷墟宫殿宗庙区发现的四百多把有使用痕迹的集中堆放的石镰为证[2]。在商代遗址中，磨光扁平石铲是发现最多的一种挖土或松土工具，其次是蚌铲，也有骨铲，而木耒则是一种很重要的起土工具[3]。在农具制作领域，真正做到大规模替代非金属材料的金属是铁，但这个时代是在战国秦汉时期，而非青铜铲（布）币诞生的晚商至春秋早期。

籍田礼是商周时期非常重要的一种农业祭礼，其具体实行是在商王与周王率领下，三公九卿等皆依次从而行之，内中有一项最重要的仪节是由王开始，各级贵族皆须执铲翻土若干[4]。此中使用的掘地青铜铲往往装饰华美，实际上即为一种装饰精美的青铜礼器，在性质上与青铜鼎簋等人们熟知的中国商周青铜礼器并无本质的差异，只不过采纳农具形状而已。在中国各地的商周考古遗存中时有此类铲状籍田青铜礼器的发现[5]，但总体数量不多。

商周早期青铜铸币之形和这种农具形的青铜籍田礼器比较相类，但与当时流行的石铲与木耒等农具之形差距较大。

至于安阳殷墟、周原、西安丰镐宗周及周东都洛邑商周王畿地区何以独采此种铲状翻土籍田礼器作为中国最早青铜铸币——原始布[6]的祖型，可能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青铜铸币是产品财富的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而籍田礼所代表的农业生产是当时最重要的财富创造活动；第二，可能也是当时以商王与周王为代表的高级贵族重农思想的一种反映；第三，青铜鼎簋类礼器虽然更为重要，但它们的形状不太适合用以大量制作铸币，既不易制作，也不易携带。

晚商至西周时期，青铜非常贵美，一般贵族仅可少量染指，广大平民族众更是鲜有接触。因此，这种动辄近二百克重的青铜原始布，可能主要是商周高级贵族方可经常大量拥有之物。晚商至西周时期，商周王畿地区的经济是最为发达的，可能有一定程度上的商贸交换活动，但难言繁盛。颇疑这种巨大厚重的青铜原始布是商周王畿地区高级贵族相互之间“礼尚往来”的媒介。这些厚大的青铜原始布也可视作一定意义上的礼器。晚商一些高级贵族墓葬中随葬的青铜礼器比较多，其中除去自作的主体部分以外，也有一定数量是其他贵族赗赙的。如著名的妇好墓即出土有若干种来自于其他贵族的青铜礼器[7]。西周早中期高级贵族之间相互赗赙青铜礼器以随葬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的存在[8]。很显然商周高级贵族之间有青铜礼器的“来往”。

2.春秋战国时期齐、燕刀币形制源于某些类别的青铜刀类，但这些青铜刀类可能本身即是礼器，并非纯粹世俗含义的手工工具。

上古时期非常主要的社会活动是祭祀，而祭祀诸仪节中又以向神灵或魂灵供奉动物牺牲最为重要。烹煮动物牺牲前的宰杀、去毛、切割等环节及烹煮后的进一步精细切割处理等都要用到刀类礼器。当代考古学家在安徽薛家岗文化[9]、陕西石峁城址[10]、山西清凉寺遗址[11]等处发现有较多的玉石刀，其中有不少都是比较重要的礼器，而其主要用途可能就是用来切割和处理供奉的诸种动物牺牲祭肉。二里头遗址的玉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玉礼器[12]。直至晚商妇好墓的随葬品中，玉刀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礼器[13]。《诗经·小雅·信南山》：“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膏血。”[14]这段文字即是对上古时期以刀类礼器处理动物牺牲的生动写照。吕学明先生归纳的各类商周时期宽体翘锋铜质与玉质刀类，基本上主要是处理祭祀用动物牺牲的礼刀[15]。这些宽体翘锋刀刀首的斜锋状与燕国早期的尖首刀[16]比较一致，而它们中的一些凹刃则与齐刀币[17]及燕尖首刀币均一致。这些商周铜、玉质宽体翘锋刀均无柄环，可能均需安装把柲以后方能使用，此与齐燕刀币一律铸有柄端圆环的情况有较明显的差别，但这可能与刀币需要末端圆环以便大量穿系和运输有关。北京延庆军都山玉皇庙东周山戎部族墓地墓葬出土大量青铜削刀，但它们大多比较窄长，与同墓地出土的尖首刀币形制明显不同[18]。商代青铜刀类器形制比较丰富，有的大刀是实用武器或礼兵器，有的可能用于各种手工业生产活动[19]，只有一部分可能主要用于处理祭祀供奉的动物牺牲肉。综合商周考古发现的大量青铜刀类器，可能只有刀体相对比较宽短的一类常用于切割处理动物牺牲，而那些大量出土的较为窄长的青铜削刀，可能用于各类手工业生产活动之中，也有的是修治简牍的文具[20]。无论是齐大刀币、还是燕尖首刀及后来的燕明刀都比较宽短，它们应该仿自那些商周时期比较宽短的青铜刀类器，而这些商周宽短刀应该主要是用来处理祭祀供奉的动物牺牲肉。于此，则春秋齐、燕刀币形制实际上模仿的是一种青铜处理牺牲的刀类礼器，并不是简单的世俗手工工具。齐、燕刀币的这种模仿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礼仪的含义。

综上，青铜布（铲）币可能是仿自籍田礼器、齐燕刀币可能是仿自处理动物牺牲的刀类青铜礼器、魏秦圜钱则是仿自祭天的苍璧（良渚古国大量祭天礼器玉璧就曾经充当货币使用[21]），莫不与上古礼制关系密切。铸币固然主要是财富的价值尺度与交换媒介，但在上古浓厚的礼仪背景下，追求“高大尚”的礼仪含义是比较自然的选择。实际上先秦以后，历代金属铸币的文字和图案都有追求礼制的一面。直至晚清民国年间的私人银号与钱庄印制的汇票、钱票与银票之类仍然以其文字和图案等去追求高雅的内涵。

北京延庆军都山山戎墓地出土青铜削刀与尖首刀币。1 至3 为青铜削刀，4 为尖首刀币。采自《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 年第8 期

注释：

[1] 蔡运章：《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先秦货币》，中华书局，1995 年，3 页。

[2]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4 年第5 期，87 页。

[3]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 年，39 页。

[4]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268-282 页。

[5] 张朝智：《试探新干青铜农具内涵及有无在吴城大量使用问题》，《农业考古》，2014 年第1 期，147-150 页。

[6] 蔡运章：《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原始布》，中华书局，1995 年，36-37 页。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1980 年，96-100 页。

[8] 曹玮：《西周时期的赗赙制度》，载中国文物学会等：《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 年，299-310 页。

[9]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文物出版社，2004 年，彩版十三、十四、十五等。

[10] 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三）·刀形边刃器——多孔刀》，台北《故宫文物月刊》，1993年第10 期，78-84 页。

[1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考古学报》，2011 年第4 期，525-560 页。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 年～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250 页、342 页。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1980 年，134 页、142 页。

[14]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969 页。

[15] 吕学明：《鸾刀考》，《边疆考古研究》，2013 年第2 期，103-111 页。

[16] 石永士：《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尖首刀》，中华书局，1995 年，407-514 页。

[17] 朱活：《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齐刀化》，中华书局，1995 年，388-407 页。

[18]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文物出版社，2007 年，1006-1078 页、1289-1292 页。

[19] 李维明：《简论商代青铜刀》，《中原文物》，1988 年第2 期，42-47 页。

[2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 年，64 页。

[21] 周世荣：《浅谈良渚文化玉璧的功能》，《中国钱币》，1998 年第2 期，41-4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