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通宝当五钱与晚明币制变革

（重庆）

一 引言

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是个勤勉而多疑的君王。他在登基之初想要摒弃父兄弊政，按照传统儒家道德理念来治理国家。然而理想主义败于现实，同时也是内心性格使然，让他一步步陷入矛盾之中。崇祯时期，一些国家大政方针出现剧烈反复。举例来讲，宦官专权是万历、天启两朝为人诟病的恶政，崇祯帝继位后，大力清除以权宦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同时罢免了九边军镇的镇守中官，这为他赢得一片喝彩。然而没过多久，出于对文官系统的怀疑和不满，他又再次向各镇派遣监视、镇守内臣，甚至任命司礼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钱粮，职位凌驾于二部尚书之上，一直到崇祯八年方才告罢。这种矛盾与反复也体现在关于钱法的政令上。

天启年间，京师铸钱背后常带有工、户字样。工代表工部宝源局，户代表户部宝泉局，后者于天启元年创立之后，逐渐取代前者成为帝都铸钱的主力。有一名主管宝泉局的户部官员在奏疏中称，钱背加铸“户”字是奉本部钱法侍郎的堂谕指示，目的是与工部铸钱相区别，同时也为防止私铸。[1]工部的想法大概与之类似，此种作法颇有些相互竞争的意味。

崇祯帝初登基时，户、工二部呈上新铸的钱样供审阅。按照天启朝铸钱的惯例，最初的崇祯通宝钱背后仍带有文字标记。“帝令每钱一枚重一钱三分，务令宝色精彩，不必刊户、工字样。”[2]皇帝的指令让两部措手不及，宝源局匆忙将钱模上的“工”字铲掉，宝泉局则有极少量带有“户”字的早期产品流出（图1，河北定州出土）。经此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京畿及周边地区的钱局所铸铜钱都不再带有局名。

天启前期铸行折十大钱，后因私铸泛滥而停罢。工部尚书崔呈秀主张停铸大钱，并曾试图用工程款一万两收购低假大钱回炉，结果市面上的大钱越收越多，收购经费难以为继。[3]崔是朝臣中依附宦官势力得志的“阉党”中坚，在崇祯初期受到清算，之后有人建言复铸当五、当十大钱，崇祯帝的答复很干脆：“大钱向多窒碍，不必行”。[4]

图1 崇祯通宝背“户”【北京版】

铸钱不必刊户、工字样，打破了二部钱局设置的壁垒，让铜钱外观统一，更有利于流通。虚值大钱不必行，显示不与民争利的人文关怀，同时也避免私铸的疯狂。在传统道德家看来，这两项皇帝钦定的钱法政策无疑都是政治正确的选择，然而迫于财政上的巨大压力，它们最后都被打破。崇祯末年北京各钱局铸行的当五钱系列，不仅币值大幅度提高，钱背还刊有户、工、监字样，可算是对之前政策集中体现的反例。

据《崇祯长编》记载，下令铸行当五钱是在崇祯十六年十一月。[5]此时对于明政府来说，仅靠提升铜钱币值并不能解决多大问题，而且天启大钱的失败还历历在目，这其实是一个更加野心勃勃的货币改革计划的一部分。

二 崇祯末年的行钞计划

崇祯十六年，农民起义的浪潮势不可挡，李自成在襄阳称“兴顺王”，转头攻下陕西全境，张献忠在武昌称“大西王”，随即进军湖南，关外满清幼主初登基，万千铁骑正在等待入主中原的最好时机，大明江山岌岌可危。两面作战使得明朝军费开支十分惊人，各军镇累积逋欠饷银达数百万两之多。虽然明政府每年以补充军费的名义加征高额附加税，皇帝也尽力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来犒赏军队，仍然无法满足需求。帝国财政此时已完全破产，朝廷试图推行更加激进的货币政策来拯救危机，核心措施是要恢复明初旧制发行纸币。

重行钞法的计划来自安徽桐城生员蒋臣的提议，户部尚书倪元璐对其才学颇为赏识，推荐他出任本部司务。另一个倡议行钞的主要人物是王鳌永，他在之前曾任通州巡抚督治军务，也是在倪元璐荐举之下，王鳌永兼任户、工二部侍郎，提督钱局、钱法、钞法。[6]倪是当时最受皇帝信赖的大臣之一，他的建议与谋划对此次币制变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崇祯十六年六月，蒋臣在皇城中左门面见皇帝，阐述自己的货币改革理论：“经费之条，银、钱、钞三分用之，纳银卖钞者以九钱七分为一金，民间不用以违法论，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钱尽归内帑矣”。[7]这个宏大愿景深深打动了崇祯帝，如果宝钞可行，加派的三饷都可以取消了。九月，颁布新钞式样，命详议钞法。户部尚书倪元璐称：“度一岁有五千（原文误为十）万之入，筹国长计孰便于斯。”[8]阁臣蒋德璟反对行钞，上揭贴提出异议。[9]十月，户部以蒋臣所拟计划书作为应对，其中包括：速颁榜文、详算界法、制造宜工、倒换宜信、早开铸局、和设官宜重等八条（另两条文献失载），疏入受到皇帝赞许。

在户部建议下，皇帝命内府宝钞司印制宝钞。明朝内府是由宦官掌管的机构，共设有二十四个衙门，即所谓十二监、四司、八局。宝钞司是四司之一，此前主要为宫中抄造粗细草纸。倪元璐等人本打算让户部侍郎监管造钞，钞面上加盖户部钱法堂印章，这个提议被皇帝否决。宝钞印制全由内府宦官主导，随后出面申请物料、工役的是司礼监掌印王德化，他同时还职掌东厂，是当时皇帝身边最为权重的宦官首领。造钞工匠计划在京城内紧急招募二千五百名，户、工二部负责筹集所需物料，并承担相应的工本费用。[10]

明初推行大明宝钞早已被证明是一个错误，崇祯末年匆忙上马的行钞计划也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没有强大的政府公信力作为后盾，没有充沛的准备金支持兑付，高面额的宝钞就像一张废纸。京师百姓对于崇祯新钞完全不能接收，募商发卖无一人应者，便如阁辅蒋德璟所言：“民谁肯以一金买一张纸？”[11]就连倪元璐本人也开始心生疑虑，虽然皇帝一再坚持，崇祯十七年三月，钞法在短暂试行之后不得不终止。[12]

三 崇祯通宝当五钱铸行始末

明太祖朱元璋曾为行宝钞而禁金银、铜钱交易，蒋臣的货币思想则是要构建一个宝钞、铜钱、金银相互兼容的复合货币体系。蒋臣认为“钞之行先须广铸”。[13]他在计划书中建议各省布政司以及各边饷司都开炉铸钱，以足量铜钱来支持宝钞兑付。[14]在当时情况下，全国一体开铸不太现实，但皇帝显然认可他的理论。崇祯十六年十月正式行钞之后，一系列关于铸钱的圣谕、法令也密集出台，在京各相关职能部门感受到巨大压力。

首先要解决铸钱缺铜的问题。崇祯十六年冬十月壬申，命搜括民间废铜铸钱。[15]圣谕称：“今内外文武军民人等，俱宜急公体国，共济急需。著遵照律例，除镜子、军器，寺观钟磬、铙钹及柜箱等物，事件、锁钥、乐器、古铜免毁，其余定限三个月俱行销毁。一切废铜并赴官卖给价，不许违禁打造、收卖。其有捐铜助铸的，悉照事例议叙。”[16]倪元璐覆疏建议专禁打造铜器者，民间已有的成形器皿不必销毁，皇帝表示认可。当时各钱局用铜多为召商采买，铜商领取买铜价款后往往供货不及时，甚至携款潜逃的事情也屡有发生，皇帝命各省直专设官员机构严查追讨。

京城内本来允许低钱流通，但不准私自贩卖，崇祯通宝制钱六十五文值银一钱，其余的杂钱两文准制钱一文，重量五分以下的低薄小钱四文准制钱一文。[17]为保证官钱通行顺畅，钱法政策进一步收紧。十一月庚戌，圣谕户、工二部及都察院，要求将市面上一切低薄小钱禁止通行。五城都察御史奉旨收买低钱，每十日汇报一次。厂卫和五城衙门严查京城内外经营兑换业务的钱市、钱桌，缉获低钱数目每月一回奏。所有收到低钱立刻舂碎销毁，完成之日汇总上报。[18]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乙卯，颁行崇祯通宝当五钱，命各钱局增炉广铸。[19]明初颁行的五等钱制包括小平、当二、当三、当五和当十钱，但除了太祖的大中、洪武钱之外，完整的五等钱序列只有在世宗嘉靖通宝上有过昙花一现的体现。在铸行当五之前，崇祯通宝最大面额为当二钱，主要由北京、南京以及个别地方钱局铸造。

十二月乙丑，因为收购低钱消耗的制钱太多，上谕户、工二部，再次要求宝泉局和宝源局多设炉座加快铸造，铸成铜钱按炉计数，每十日汇报一次。[20]

率先开炉铸当五钱的是工部宝源局，崇祯帝对其铸钱质量并不满意。十二月戊辰，谕工部：“铸造当五钱原有定式，必不爱惜工料，始可通行无阻。该部所进与式相合，在外行使者铜低，工有悬绝，著察实以闻。”[21]

自从天启年间户部宝泉局兴起之后，工部宝源局在帝都铸钱事务中的地位日渐式微。崇祯十七年初，这个老牌机构的铸钱炉仅剩10 座，产量远远达不到要求，而此时其它钱局当五钱还尚未开铸。当年正月，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自陕西进军山西、河南，东征直指京城。正月甲午，心急火燎的崇祯帝斥责钱法侍郎王鳌永，要求立即传令各局“刊造母钱进览，一面多购炉座，雇募匠役精工铸造，不得再延取咎。”[22]与此同时，他还命令宝钞司按照旧库中的六等钞式加紧印制新钞。

十七年三月丁卯，钞法停罢，铜钱的铸造仍未停止。[23]但一切已经失去意义，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大军就要兵临城下。

三月丁未，京师内城沦陷，崇祯皇帝自缢殉国于煤山，后人尊封他为庄烈帝。城破之日，倪元璐在家中自经而亡，蒋臣趁乱削发遁逃，太监王德化站在德胜门指着投降的官员大骂误国贼。蒋德璟因为反对行钞得罪了皇帝，此前已经去职离开京城。王鳌永先是被捕入狱，输银得免，之后又投降满清，最终还是在青州死于闯军之手。崇祯宝钞随战火灰飞烟灭，当五铜钱承载着庄烈帝最后的挣扎与怨念存留于世间。

四 崇祯通宝当五钱实物引发的问题与思考

崇祯通宝当五钱，全部为精黄铜质地，直径34mm 左右，重量10 ～12g 不等。它们的面文统一采用示祯、双点通、缶宝文字结构，钱背穿左右分别铸有：“工·五”、“户·五”、“监·五”字样。三种钱版式存在差异，各自还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但整体的形制与文字结构、布局高度统一，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当五钱“定式”。另外还有一种崇祯背“监·二”钱，直径30mm 左右，重量6 ～8g，风格与背“监·五”钱绝似，也采用同样的钱文结构、布局，应是属于同局同时期铸造的当二钱。

从这些钱币实物可知，崇祯年间共有三个钱局参与铸造当五铜钱。“工·五”出自工部宝源局，“户·五”出自户部宝泉局。按照类比对应关系，“监”字也应该是某个政府部门的简称，但其所指为何文献中未见有记载。

图2 崇祯通宝当五钱序列

回顾崇祯通宝当五钱的铸造过程，一开始并不顺畅。率先开炉的工部宝源局产品质量不达标，因为炉座太少产量也达不到要求，这恐怕是背“工·五”钱存世较少的主要原因。皇帝对当五钱的铸造进度很不满意，表现异常焦虑，屡下圣旨催促户、工二部增炉广铸。崇祯通宝背“监·五”和“监·二”钱的存在，说明当时在两部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铸钱机构，这是能够立竿见影提升铜钱产量的作法。新增钱局在铸当五钱的同时还加铸了部分当二钱，以此来补全自身产品序列，但产量应该不高，目前看来“监·二”的稀少程度与“工·五”大致相当。

如前文所述，在崇祯末年的行钞计划中，宦官职掌的内府机构起到了关键作用，负责印制宝钞的是内府宝钞司。铸造当五铜钱本是为辅助行钞，主要由户、工二部钱局承担。皇帝对二部行动迟缓不满，自然会考虑让内府开设钱局作为补充，从铜钱背后的“监”字推之，新增设的钱局应与内府中的十二监有关。

鼓铸铜钱需要具备场地和相关技术条件，十二监中有过铸钱经验是御用监。明代御用监是一个生产部门，主要负责为宫中打造各种器物，大到御前摆设的围屏、床榻、箱柜，小到盘匣、扇柄、棋子，各种材质皆造办之。[24]明代京师钱局的一个重要职能是为宫中铸供奉制钱。据《万历会计录》记载，嘉靖年间宝源局开炉铸新钱，先要由御用监铸造2000文样钱，一部分交给宝源局作为铸钱的式样，另一部分交给司钥库作为验收的样本。[25]由此看来，崇祯通宝背“监·五”和“监·二”钱很可能就出自内府御用监之手。

从崇祯十六年十一月颁行，到十七年三月北京沦陷，工部宝源局铸当五铜钱的时间上限不超过四个月，户部宝泉局和内府监钱局因为开炉较晚，最多只铸了两个月左右。通常如此短的生产周期意味着产品数量较少，清人撰写的《明史.食货志》甚至误认为当五钱未来得及开铸。但从存世实物来看，该系列钱币现今并不算特别少见，其中最稀少的反而是铸期最长的背“工·五”钱。造成这一反差的原因，应是在皇帝亲自干预施压下，各钱局拼命赶工增加产量所致。

明代铸钱局的基本生产单位称为“炉”，每座钱炉有各自独立的炉房，如同一个小的封闭生产车间。每间炉房配备一组工匠，有翻砂、看火、省眼、锉边、磨钱等工种，为首者称炉头。据洪武年间的铸钱则例，一名铸钱工匠每天可以铸当五钱162 个，或者小平钱630 个，两者效率之比为1:3.89。明末京师钱炉每天“可铸铜一百斤”，[26]“例交钱八十六斤十三两”，[27]折算成小平钱约10000 余文。按此粗略推算，宝源局十座钱炉如果全铸当五钱，每天的产量最高可达25000 个，当然实际情况可能并没有这么多。“户·五”和“监·五”存世数量相当，两者都远多于“工·五”，可知当时户部宝泉局和内府监局的规模远大于工部宝源局。新设立的内府监钱局让人刮目相看，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立投入生产，并且达到与宝泉局大致相当的铸钱规模，明代宦官机构的执行能力不可小觑。

五 结语

明代每一次币制变革都从帝都开始，高面额的大钱总是最先铸自京师钱局，然后再向全国推广。官方档案中记录的大钱共有五种年号，大中、洪武五等钱以及天启折十大钱铸地较广，存世数量也相对较多，嘉靖通宝计重钱浅尝辄止，算是不太成功的试验品。崇祯通宝当五钱序列是晚明最后时刻铸造的虚值大铜钱，它们本是为行钞计划所作的铺垫，不想却成为帝国皇朝钱的绝唱。参与铸造当五钱的部门，包括文官职掌的工部、户部，以及宦官掌管的内府，在皇帝不断催促施压下，三个钱局都在极短时间内开炉，铸出了相当数量的产品。即使在王朝大厦将倾的前夜，思宗对于铜钱面额的容忍度也仅到折五，这一方面是受到天启折十大钱失败的影响，同时也可能是皇帝内心残存的骄傲作祟。虽然准备时间如此仓促，崇祯当五钱的形制、材质以及钱文书写都有明确把控，反映出明代中央钱局较高的铸币水准。这些遗存下来的实物和相关历史资料，为我们研究明代货币制度留下了宝贵例证。

注释：

[1] 《宝泉新牍》卷二 批究捉获假钱缘繇 （明）陈于廷

[2] 《崇祯长编·藏钞本》卷四 天启七年十二月丙辰条 （清）汪楫

[3] 《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一 天启六年五月癸丑、己未、甲子条

[4] 《度支奏议》新饷司卷十八 覆钱法堂条议三款疏 （明）毕自严

[5] 《崇祯长编·痛史本》卷一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乙卯条

[6] 《倪文贞奏疏》巻九 鼔铸大计疏 （明）倪元璐

[7] 《崇祯实录》卷十六 崇祯十六年六月戊辰条

[8] 《崇祯实录》卷十六 崇祯十六年九月甲寅条

[9] 《春明梦余录》卷三十八 宝钞局 （清）孙承泽

[10] 《崇祯长编·痛史本》卷一 崇祯十六年十月丁丑条

[11] 《三垣笔记》附识下 崇祯 （明）李清

[12] 《崇祯实录》卷十七 崇祯十七年三月丁卯条

[13] 《倪文贞集》奏疏卷九 胪陈生节疏 （明）倪元璐

[14] 《崇祯长编·痛史本》卷一 崇祯十六年十月丁丑条

[15] 《崇祯实录》卷十六 崇祯十六年冬十月壬申条

[16] 《倪文贞奏疏》巻九 鼓铸大计疏 （明）倪元璐

[17] 《倪文贞奏疏》巻九 鼓铸大计疏 （明）倪元璐

[18] 《崇祯长编·痛史本》卷一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庚戌条

[19] 《崇祯长编·痛史本》卷一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乙卯条

[20] 《崇祯长编·痛史本》卷一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乙丑条

[21] 《崇祯长编·痛史本》卷一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戊辰条

[22] 《崇祯长编·痛史本》卷一 崇祯十七年正月甲午条

[23] 《崇祯实录》卷十七 崇祯十七年三月丁卯条

[24] 《酌中志》卷十六 内府衙门职掌（明）刘若愚

[25] 《万历会计录》卷之四十一 钱法（明）张学颜

[26] 《宝泉新牍》卷之一 酌议补偏救弊疏 （明）陈于廷

[27] 《宝泉新牍》卷之二 批详约法十条 （明）陈于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