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委托日本代印钞票始末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历史学系）

晚清长期担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为学界所熟知的是，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开始，由于日本的多方运作，张之洞与日本的关系日益密切。[1]自此之后，张之洞曾几度委托日本大藏省印刷局为湖北代印银元票和钱票。此事看似只是一件小事，但在财政史与外交史方面颇有意义。从货币史的角度出发，更有必要考订其事始末。对此，一些研究货币史或张之洞财政活动的著作略有提及。新近亦有专文论述，但史料基本限于《张之洞全集》与若干日本档案，史料上还有再发掘的余地。[2]本文拟继续发掘中日史料（特别是未刊史料），对此作一较为全面的考察。

一 委托日本代印钞票的开始

改革货币一直是晚清财政的一大课题。张之洞在这一方面颇为用心，任粤督时曾设立银元局，任鄂督后又开始整顿湖北钱法，铸造银元、铜元，发行银元票、制钱票。[3]对于发行钞票来说，当时最大的技术性问题在于国内造纸、印刷技术落后，导致钞票不耐使用，易于伪造。[4]从现存的一张光绪二十三年（1897）印刷的湖北制钱票（图一）来看，比起同期西方国家的钞票，其质量可以说是很粗劣的。事实上，当时也确实出现了伪造湖北制钱票的情况。[5]

图一 光绪二十三年国印湖北制钱票（正反面），采自周祥编著：《清代纸币珍藏》，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年，第147 页

张之洞萌生在日本印刷钞票的想法，至迟是光绪二十四年底的事情。当年春天姚锡光等湖北官员的赴日考察，可能对此有所推动。[6]当年十二月初五日（1899 年1 月16 日），张之洞致电当时率领首批湖北留学生赴日的织布局委员邝国华，通知“现须定制银元票”，要他暂时不要回国，准备办理此事。[7]

在此之前，清政府也曾向日方提出代印票券的请求。当年正月二十五日（1898 年2 月15 日），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电告外务省，清政府准备发行100 万张面值100 两的国内债券（应指刚刚筹议的昭信股票），打算仿照日本之前发行的中仙道铁路债券和军事债券，希望委托大藏省印刷局代印。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次日转告大藏次官田尻稻次郎，但对方的答复是印刷局业务繁忙，今后一两年内都无空暇。[8]于是，此次委托不了了之。

时隔一年，日方此次却同意为张之洞印刷银元票，自然是考虑到他在中日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大藏省印刷局当时提出了甲、乙、丙三种票面设计方案。[9]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一日（1899 年4 月10 日），在张之洞幕中主要负责财政事务的王秉恩致电邝国华，通知选用乙图，要求订购100 万张。[10]对此，日方开价2.1 万日元（不含打包、运输费用）。[11]从传世实物看，这一银元票为一元面值，正面印有双龙图案与湖北所铸银元，背面则是张之洞与湖北巡抚于荫霖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4 月1 日）发布的相关告示，印刷质量相当精美（图二、三）。

图二 光绪二十五年日印湖北银元票（正反面），采自周祥编著：《清代纸币珍藏》，第155 页

图三 光绪二十五年日印湖北银元票（正面），采自（英）凯瑟琳·伊格尔顿、乔纳森·威廉姆斯著，徐剑译：《钱的历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年，第175 页

与此同时，张之洞也准备在日本订购钱票。同年二月初十日（3 月21 日），张之洞幕僚赵凤昌致电上海绅商樊时勋称：“官钱票已造印成若干，速寄，余停造。”[12]这表明张之洞已决定停止在上海印刷国产钱票。对于钱票，日方曾表示“因局太忙今年不能造”。但因为当时湖北发行的国产钱票已出现伪造品，张之洞希望尽早发行新版钱票。于是，他指示当时在日本的幕僚钱恂会商驻日公使李盛铎，劝说大藏省，“务望今年如数加工赶造解鄂，即加费亦不惜”，最终，日方表示同意。[13]该钱票的设计与银元票大体类似，面值1000文（图四）。首批订购100 万张，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又追加200 万张，预定当年十月至次年正月交付一半，二月至六月再交付一半。[14]其价格比银元票稍廉，100 万张定价1.8 万日元。[15]

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在此明确指示此事要避开总理衙门。李盛铎接到张之洞代订银元票的委托后，要求对方“电达总署，转饬遵办”。从行政程序上看，这样做自然是正常的。而张之洞立即表示：“电达总署一节万万不必，此系外省商办之事，无关大局。湖北历年及现在托出使各国钦差代鄂订购各事，从未电达总署。且工料止二万余元，如该官局不放心，尽可先付。若达总署，必多枝节，万不能办矣。千万叩祷。”结果，李盛铎也没有坚持需要通过总署，而是主动建议由自己代垫费用作为保证，不与日方签订合同。张之洞认为这一方法“最妥”：“合同不立，无须签字盖印，似可不作交涉之事论矣”。他马上汇款一万日元作为订金，准备以日方的收条代替合同。[16]当然，至少口头合同还是存在的。当年十一月，张之洞曾指示钱恂，“原订合同内”规定应于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2 月20 日）以后十日内交付首批8 万张银元票，要他准备接收。[17]从日方档案可以看到，印刷局确实如期交货，第二批22 万张银元票也于同年五月运往湖北。[18]

二 代印钞票的继续

图四 光绪二十五年日印湖北钱票（正反面），采自湖北博物馆、湖北省钱币学会编：《湖北钱币博物馆藏品选》，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年，第104-105 页

图五 光绪三十年日印湖北一两银元票（正反面），采自中国钱币博物馆编：《中国钱币博物馆藏品选》，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第260-261 页

前文所述的这些银、钱票投入湖北市场后效果甚好。因此，张之洞此后亦一再向日本重订。有论者根据日本档案统计，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三十四年（1908），湖北共订购各种银票180 万张（1 元100 万 张、5 两与10 两各40 万张）、1000 文 钱 票1300 万张。[19]其 间， 票 面设计也有变动。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进京期间，署理湖广总督端方曾托驻日公使杨枢订购钞票。当年十月三十日（12 月18 日）杨枢致函端方，告知了自己会见印刷局长得能通昌的情况。得能向杨枢建议，为了提高防伪能力，应在钞票上印制人像：“凡银、钱票内之花纹，虽极精细，尚可仿造，真伪难分，若添印一人像于票内，纵有好手摹造，而人像之形神断难毕肖，真伪易辨，所以敝国现在通行钞票均印有人像。嗣后贵国各省如订造钱银票，供应照此办理。因恐敝局与贵国代造之票被华人伪造，致见疑敝局，彼此均不愿意。”[20]

图六 光绪三十年日印湖北十两银元票（正反面），采自马传德：《币海拾贝—马传德谈钱币珍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118 页

端方确实听取了得能的建议。从实物看，光绪三十年（1904）印刷的湖北银元票有一元、十两两种，其中前者（图五）的正面图案系在之前基础上稍加改动，增加了边框，而后者（图六）除边框外还印有张之洞、端方两人的头像。背面图案的改动，除将告示更换为张之洞、端方光绪三十年发布的版本之外，还增加了九个小圆围绕一个大圆组成的水印图案两个。据说，武昌起义后革命军使用的铁血十八星旗，就是参考这一图案设计出来的。[21]当时一名赴日考察的清朝官员参观了印刷局，赞叹这种钞票“雕刻之细，真如蚕丝牛毛，令人目眩”。[22]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由于湖北新铸的一两银币已经开始流通，回任湖广的张之洞又向日本订购一两、十两两种银币票（次年又增订五两一种）。他曾以当时端方已经调任为由，要求另行设计只印自己头像的图样。但因为觉得摹印效果不佳，最后还是采用了旧版图案。[23]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张之洞首次订购银元票时未与日方签订合同，但这种非正规模式没有继续下来。从日方档案可以发现，光绪二十九年及其后的连续四年，湖北向日方订购银、钱票时都由驻日公使出面签订了合同。[24]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一次订购体现了印刷局对官方手续的重视。当年春，张之洞订购银票60 万张、钱票100 万张，几个月后又希望增订，负责经手办理的湖北考察财政委员高松如向他报告：

闻添造纸币，外部、大藏省均认可，惟印刷局长得能坚持以纸币关系甚重，向由钦使经手，此次即变通办理，亦须湖广督宪电达杨钦使，云“湖北现派某员到东，所有湖北财政各事拟由该员直接商办，以期便捷”，有此含糊一电，即可密订合同等语。职道以此等办法仍在钦使范围之内，外部、大藏省亦均以得能过为固执。因其素性拘泥，若加勉强，必致决裂。现外部另筹一法：所有各种纸币，仍经外部承认，向别处印刷，并由外部签字。如蒙俯允，原有每张一元、一串旧板，由鄂向钦使索还照印，此外新添各种票式，再行绘图添造。可否？伏乞示遵。[25]

也就是说，印刷局长得能通昌表示印刷钞票应由驻日公使办理，即使变通也应当由张之洞致电驻日公使杨枢授权。当时张之洞似希望绕开杨枢，所以高松如觉得这样“仍在钦使范围之内”，不愿接受。而已经熟悉湖北“地方外交”的外务省不像得能这样坚持程序，主动提议在日本其他地方印刷。张之洞采纳了这一提议，指示高松如照办。[26]但笔者尚未发现反映后续进展的史料，不知是否曾在何处印刷。当时驻汉口领事水野幸吉致外务大臣林董的一份报告有助于理解张之洞的心态。水野称，各省督抚委托日本代印钞票，须通过驻日公使办理。由于公使均向清政府报告，督抚甚感不便。因此，张之洞此次希望直接与印刷局交涉，为此曾与水野商议。[27]由此看来，张之洞对杨枢的影响力显然不及对李盛铎的影响力。

三 余论

在张之洞首开先例之后，山东巡抚袁世凯、湖南巡抚俞廉三、盛京将军增祺、两广总督岑春煊、广西巡抚张鸣岐等人也先后在日本订购各种钞票。[28]张之洞署理江督时，还曾奏请在南京、苏州两处设立官银钱局，在日本印制钱票。[29]

将印制钞票这种关乎国家财政命脉的机密事宜委诸外国，无疑是极有风险的。其实，时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光绪三十一年，《长沙日报》曾刊登一篇《论中国宜自设印刷总局》，其中指出：“即如钞票印花，为中国万不可少之物，而印刷之工匠机器纸张，皆不克自行备造，大半取诸外洋。外人以其如此也，故勒索之，伪造之。”下文还提到了日本伪造俄国钞票的案例。[30]而时任江南商务局总办的刘世珩在光绪三十年撰写的《银价驳议》中更以日制钞票出现伪钞为例强调了印钞自主的重要性：“票券发行之权，固须归之国家政府；即制造印刷纸币钞票等，亦须国家自行主造，万万不可假之他人。往年上海中国通商银行发行钞票，其纸张印刷，乃托日本东京王子抄纸局及印刷局制造者，讵通行未久，赝鼎忽见。”[31]

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当时。1955 年开始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中的3 元、5 元和10 元三种纸币，是委托苏联印制的。而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国内市场上开始出现专业印钞厂伪造的人民币，在毗邻苏联的新疆塔城等地还发现了成箱的3、5、10 元券，导致政府不得不限期收回这三种纸币，蒙受重大经济损失。[32]无论是“友邦”抑或“同志加兄弟”，毕竟都不是永久的。

注释：

[1] 关于当时张之洞与日本的关系，参见伊原泽周：《张之洞的联日制俄政策与日本》，苑书义、秦进才主编：《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陶德民：《戊戌变法前夜日本参谋本部的张之洞工作》，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李廷江「日本軍事顧問と張之洞－1898 ～1907－」，亜細亜大学《アジア研究所紀要》第29 号，2002 年；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戊戌维新前后的康、梁、张之洞与日本》，氏著：《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成都：巴蜀书社，2004 年。

[2] 何娟娟：《清国湖広総督張之洞の日本製造の紙幣の導入》，関西大学《文化交渉 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院生論集》第3 号，2014 年；朱英、许龙生：《清末民初湖北官钱局向日本订印钞票述论》，《安徽史学》2017 年第3 期。

[3]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年，第336-341 页；黒田明伸：《清末湖北省に於ける幣制改革—経済装置としての省権力—》，《東洋史研究》第41 卷第3 号，1982 年，第89-92 页；李宇平：《张之洞的货币政策（1889-1907）》，《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1 期，1983 年，第123-125 页；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增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163-169 页。

[4] 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合肥：黄山书社，1986 年，第162 页。

[5] 朱英、许龙生：《清末民初湖北官钱局向日本订印钞票述论》，第28 页。

[6] 关于此次考察，参见《札委姚锡光等前往日本游历详考各种学校章程》（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八日），《张之洞全集》第5 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3559-3561 页；姚锡光：《东瀛学校举概》，吕顺长编：《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上册，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年。

[7] 《致日本神户中国领事转交张道斯栒、邝县丞国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 册，第7699 页。

[8] JACAR（亚洲历史资料中心） Ref. B11090730200，支那内債関係雑件 第一巻，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9] 王君复：《鄂省创印银元票文件跋》，《泉币》第23 期，1944 年，第1 页。

[10] 《王道致日本东京邝委员电》（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一日巳刻发）、《致东京中国钦差李》（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一日巳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2 函第1 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案（以下简称所藏档），甲182-73。

[11] JACAR Ref. B11090620800（第10 画面），支那紙幣関係雑件，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12] 《赵守致上海义昌成樊鉴》（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十日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16 函第4 册，所藏档，甲182-95。

[13] 《致东京南伊贺町一番地湖北委员钱念劬太守》（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巳刻发）、《致东京中国李钦差》（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巳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2 函第1 册，所藏档，甲182-73；《致东京湖北委员钱念劬》（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未刻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16 函第5 册，所藏档，甲182-95。

[14] 《致东京李钦差》（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四日丑刻发）、《李钦差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亥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 册，第7926-7927 页；《致日本李钦差》（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二日亥刻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17 函第3 册，所藏档，甲182-96。

[15] 《成城学校公文杂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NC/4903/8592。

[16] 《致日本东京李钦差》（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三十日丑刻发、四月初八日亥刻发）、《致东京湖北委员钱念劬》（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三十日丑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2 函第1 册，所藏档，甲182-73。

[17] 《札钱恂就近在日本点收头批银元票八万张》（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张之洞全集》第3906 页。

[18] JACAR Ref.B11090620800（第12-19 画面），支那紙幣関係雑件，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19] 朱英、许龙生：《清末民初湖北官钱局向日本订印钞票述论》，第30-31 页。

[20] 丁进军：《光绪年间在日本印制湖北官钱局新式钱票银票的史料》，《江苏钱币》2014 年第2 期，第13-14 页。

[21] 郭廷以等访问记录：《胡宗铎先生访问记录》，《口述历史》第7 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年，第57 页。

[22] 杨早整理：《扶桑十旬记（外三种）》，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年，第98 页。

[23] 《致东京杨钦差》（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初七日戌刻、三月十四日午刻、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午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1 册，第9309、9312、9469 页。

[24] JACAR Ref. A04010072300、A04010072400，公文雑纂·明治三十六年·第一巻·内閣一·内閣一；JACARRef.A04010076500，公文雑纂·明治三十七年·第一巻·内閣一·内閣一；JACAR Ref. A04010085500，公文雑纂·明治三十八年·第一巻·内閣一·内閣一·賞勲局；JACAR Ref.A04010095400，公文雑纂·明治三十九年·第一巻·内閣一·内閣一；JACAR Ref. A04010072200，公文雑纂·明治三十六年·第一巻·内閣一·内閣一；JACAR Ref. A04010085600，公文雑纂·明治三十八年·第一巻·内閣一·内閣一·賞勲局；JACAR Ref. A04010154400，明治四十一年·第一巻·内閣一·内閣一，国立公文书馆藏。

[25] 《东京高道来电》（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巳刻发，二十五日子刻到），《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72函第1 册，所藏档，甲182-184。

[26] 《致东京湖北考察财政委员高道台松如》（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丑刻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22 函第3 册，所藏档，甲182-101。

[27] JACAR Ref. B11090637200，湖北官銭局ヨリ紙幣印刷依頼一件，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28] JACAR Ref. B11090620900、B11090621000，支那紙幣関係雑件；JACAR Ref. B11090638100，清国通用紙幣ノ印刷方帝国印刷局ニ依頼関係雑纂，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JACAR Ref. A04010072200，公文雑纂·明治三十六年·第一巻·内閣一·内閣一，国立公文书馆藏。

[29] 《创设官钱局折》（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三日），《张之洞全集》第3 册，第1555-1556 页。

[30] 《论中国宜自设印刷总局》，黄林编：《近代湖南出版史料》第2 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989-990 页。

[31] 刘世珩：《银价驳议》，陈度编：《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一）》，台北：学海出版社，1972 年，第97页。关于此案，参见陈礼茂：《早期中国通商银行的几个金融案述论》，《上海研究论丛》第17 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52 页。

[32] 张新知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流通币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年，第19-2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