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语境下的道德突围
——论毕飞宇小说中的道德问题

邵 菲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毕飞宇的写作从诞生之日起就有些许“夹缝求生”的意味，前有王安忆、余华等寻根、先锋小说的“大行其道”，后有80后作家在商业浪潮中的“摇旗呐喊”。可以说，毕飞宇想要在这样一个文学空间脱颖而出实属不易。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毕飞宇的定位被草草裹挟进“新生代作家”的群体之中。毕飞宇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创作小说， 1991年凭借处女作《孤岛》初登文坛，创作训练早期明显受到“先锋实验”色彩的影响，《叙事》《那个男孩是我》等小说就体现了与先锋小说家们的遥相呼应，而后《上海往事》等长篇小说也并未掀起大的波澜。但从转型之作《青衣》开始，毕飞宇的小说就开始呈现出独具匠心的风格，之后的“王家庄”系列小说，从中篇小说《玉米》三部曲到长篇小说《推拿》，更是让他跻身当代著名小说家之列。在当代作家忙着解构权威，找寻家族记忆，进行文化寻根，宣扬人文精神之时，毕飞宇则十分具有时代新意地突破道德批判的“捕风捉影”，以含混而审慎的道德观念书写着“伤害”母题。而他异于常人的道德宽容度背后蕴含是对人性的反省，对现代话语体制的质疑。

一、个人与环境背后的道德责问

纵观毕飞宇的小说文本，告密陷害、羞辱谩骂、重男轻女到出轨包养、家庭暴力、官场倾轧甚至性侵轮奸等道德缺失的情节都无一例外得到了残忍再现，甚至反复陈说。不同于大多数小说构造反派人物加害于弱者(通常是主人公)的情节，从而一味引发读者同情之感，毕飞宇的小说在人物设置中往往缺少固定的加害方和受害方，所产生的道德逾矩现象多是人与人，人与世界博弈之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