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语境下的道德突围
——论毕飞宇小说中的道德问题

邵 菲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毕飞宇的写作从诞生之日起就有些许“夹缝求生”的意味，前有王安忆、余华等寻根、先锋小说的“大行其道”，后有80后作家在商业浪潮中的“摇旗呐喊”。可以说，毕飞宇想要在这样一个文学空间脱颖而出实属不易。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毕飞宇的定位被草草裹挟进“新生代作家”的群体之中。毕飞宇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创作小说， 1991年凭借处女作《孤岛》初登文坛，创作训练早期明显受到“先锋实验”色彩的影响，《叙事》《那个男孩是我》等小说就体现了与先锋小说家们的遥相呼应，而后《上海往事》等长篇小说也并未掀起大的波澜。但从转型之作《青衣》开始，毕飞宇的小说就开始呈现出独具匠心的风格，之后的“王家庄”系列小说，从中篇小说《玉米》三部曲到长篇小说《推拿》，更是让他跻身当代著名小说家之列。在当代作家忙着解构权威，找寻家族记忆，进行文化寻根，宣扬人文精神之时，毕飞宇则十分具有时代新意地突破道德批判的“捕风捉影”，以含混而审慎的道德观念书写着“伤害”母题。而他异于常人的道德宽容度背后蕴含是对人性的反省，对现代话语体制的质疑。

一、个人与环境背后的道德责问

纵观毕飞宇的小说文本，告密陷害、羞辱谩骂、重男轻女到出轨包养、家庭暴力、官场倾轧甚至性侵轮奸等道德缺失的情节都无一例外得到了残忍再现，甚至反复陈说。不同于大多数小说构造反派人物加害于弱者(通常是主人公)的情节，从而一味引发读者同情之感，毕飞宇的小说在人物设置中往往缺少固定的加害方和受害方，所产生的道德逾矩现象多是人与人，人与世界博弈之后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亵渎道德秩序的行为不管是在主人公还是次要人物身上都屡见不鲜，理想主义的道德楷模更无从谈起，《玉米》中的玉米为权出卖自己身体，辱骂自己的亲妹妹；《家里乱了》中的乐果嫌贫爱富，堕落至夜总会卖淫；《哥俩好》的图北打着读书的旗号来到城市只是为了疯狂敛财；《青衣》中筱燕秋为一己私欲将开水泼到李雪芬的脸上等等。于是，读者在面对主人公悲剧命运时不禁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主人公道德上的低级、放纵或者弱智、迟钝难道不是他们的遭遇的直接原因吗？”[1]但值得注意的是毕飞宇在设计故事情节、安排人物命运之时，并不是按常规的日常逻辑，而是让人物时刻处于一种非常态的、焦虑痛苦甚至逼仄窒息的生存境况，面对各种困境无法找到突破口而无法抉择的窘迫境地。因此通过对主人公的遭遇刻画与自我凝视，他们的所作所为突破道德的边界也变得可以理解。

由此看来，作者要表达的绝非社会道德批判这么简单，他刻意营造极端人物处境的用意何在呢？我们发现毕飞宇笔下主人公每一次的道德放逐，大多都与对某种事物的执着追求相伴。比如《青衣》中的筱燕秋不管是向李雪芬泼滚烫的热水还是和老板上床，背后都饱含着对戏剧艺术的执着追求，也是对青春时光的无力挽留，更是对生命激情的渴望不甘。她的坚持、纠缠与沉沦，她的幸福、无奈与痴狂，的确“不由分说”地与道德感相悖，但也正是人性处于极端处境下多重状貌的真实折射。《玉米》中的玉米是在受到权利由盛转衰的伤害之后，发出“不管什么样的，只有一条，手里要有权。要不然我宁可不嫁！”[2]83的可悲诉求。她不顾一切，自然而然地“以性换权”，可随之而来的权力并不稳固，所以她不得不战战兢兢地侍奉权利，同时利用自己来之不易的权力在把他人踩在脚下以获得快感与尊严。《家里乱了》中的乐果之所以无视道德伦理“一直自由落体下去”绝不仅是因为对金钱的狂热追求，还有对自我的发现和对性别宿命论的抗争；《哥俩好》中图南率先违背父命，认为自己要么叛逆要么死去，一方面出于对父亲内疚与悔恨只想着做无味的牺牲，另一方面又把这种期望强行寄托在弟弟图北身上，而图北又在都市中金钱与欲望的拉扯下彻底异化。与其说主人公们牺牲道德责任感所追求的是戏剧艺术、家族权力、自我价值或金钱欲望，倒不如说他们所追求的就是一种自由感，一种不受传统道德伦理规训、自我掌控命运的自由感。因此在无数次道德“出走”的背后作者都给予了宽容的态度，他想要探讨的是在现实逼仄之下个人的自由与所谓的道德责任感何以成立？二者间究竟能否共存，又如何共存？然而从人物归宿上看，毕飞宇给出的答案似乎也是含混不清，朦胧多义的，人物探求自由与道德伦理间的个体出路也并未给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位年轻的作家用自己独特写作方式，摆脱了传统小说的固定程式，对人性有了更深入的挖掘。

如果说刻画个人的道德逾矩是混沌人格的还原，那么呈现整个社会环境的道德失范则是荒诞时代语境的再现。在毕飞宇笔下似乎整个社会环境都陷入了道德沦丧的旋涡。如在《好的故事》中，学校的职工觊觎一汪死水，上演了一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闹剧，今天你投鱼苗，明天我搞承包，后天他搞破坏。最后学校被迫发布官方公告，规定溟池是国家资源，任何人不得以个人名义占用，这样一来自私自利、相互算计的大众才得以消停。在《雨天的棉花糖》中，红豆在战场上保住一条命，本该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可无论是他的父母还是家乡的左邻右舍都对他并没有战死沙场“耿耿于怀”，此时可怜的红豆受到了外部生存空间与内部精神心理空间的双重挤压，成为了这个社会上多余的人。以至于作者发出了“战争中生命不是一回事，尸体却是值大钱的”可笑可悲的感叹。再如小说《玉米》里的柳粉香本是一个健康张扬、有活力又具野性的新生女性，在意外怀孕之后遭到抛弃又时刻承受着周围人的奚落嘲讽，迅速出嫁却又被婆婆刁难流产，一向自尊要强的她无法忍受丈夫的懦弱、王家庄的冷漠以及那些不时出现的恶意中伤，便开始放逐自我，毫无顾忌地抛开脸皮生活，公然与王家庄的村支书偷欢，对于传统加以女性的道德廉耻毫不在意。在权力压制、道德缺失的狭小空间生存，她“横冲直撞”却始终无法突围，生命力在无数次的碰撞之后最终被自我无情消解。

从表面上看，大众的道德扭曲形成了一套畸形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而这一体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看似作家是在现实主义的语境中营造出“他者即地狱”的现代性批判，但读者却难以感受到作者对人物或是社会环境的批判意识。对于毕飞宇的小说，不仅人物分析不能以简单的道德批判终结，就连大环境下所谓的道德失范放在现今仍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红豆在战场上贪生怕死这可耻吗？该死吗？”一方面我们认为人性使然，但出于道德责任感我们又会认为军人理应为国捐躯，若是人人贪生怕死，国家当如何？“《好的故事》中的各个想将溟池据为己有的人究竟是人之常情还是道德沦丧？设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我们该不该予以抨击？”由此观之，作者虽然有意设计道德“出走”的情节，意图并非在于批判，而是为了对道德人伦这一概念进行冷静责问：所谓道德，究竟是以个人自由发展为先，还是仅指社会按照它的固有需要塑造所需要的人？其间的矛盾及成因也正是作者想要一探究竟的。但是在小说的文本中，作者同样未能指明方向，只留下了“发展中的人格”与“未完成的道路”[3]。

二、话语艺术下的道德解构

如果说对人物与环境的分析说明毕飞宇对个体的自由与道德发出追问，并对社会道德伦理进行冷静责问，那么毕飞宇独特的话语艺术就是其道德解构的表征。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毕飞宇小说独特的话语艺术，如性话语、政治话语、公众话语等，而毕飞宇形象幽默的话语艺术与严肃规范的概念间的鲜明反差也恰恰使得这一解构变得十分深刻。

首先是小说中性话语中虽“不当”但巧妙的出现，性话语恰当或不恰当的言说也是我们观察毕飞宇创作的一个重要窗口。小说中性话语最巧妙的运用是在毫不相干的名词概念中掺杂进“性比喻”，而且多用非道德的性话语做比。如“夏夜的小雨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伤调子，像短暂的偷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4]376。”(《雨天的棉花糖》)“凌晨四点宁静而又淫荡，对日出充满了引诱与挑逗。[5]”(《叙事》)“远处的霓虹灯在纷飞的雪花中明灭，把雪花都打扮得像无处不如的小婊子，而大楼却成了气宇轩昂的嫖客，停在那里，在错觉之中一晃一晃的[4]78。”(《青衣》)作者将“小雨”比作“偷情”；将凌晨说成“淫荡”并“挑逗”日出；将“雪花”称作“小婊子”，将“大楼”说成“嫖客”。通常意义上来说，这些比喻是让人“大跌眼镜”的，读来也充满了荒诞与不解。但细细看来，这种比喻在景物描写方面确有其出彩之处，小雨如“偷情”般来去匆匆，生怕别人留意到似的，渲染了感伤的氛围。凌晨的到来后不久也将迎来明媚的日出，“引诱与挑逗”两个词的确生动地表现了凌晨催生日出的场景。雪花美得像“妓女”，这个小妖精直往大楼这个“嫖客”身上扑，也将大雪纷纷扬扬的样子刻画地淋漓尽致。但这样说未免有些牵强，倘若要生动形象表现这些美好的自然景物，难道非要用这种看似道德缺失的性比喻吗？其用意究竟在何？实际上非道德的性比喻除了将景物拟人化以外，与前文中深陷道德困境里的人物与畸形的社会环境遥相呼应，不谋而合。反常态的性比喻不仅暗示了人物所处的扭曲逼仄甚至道德沦丧的环境，也是对道德缺失之下的人性进行私密隐射。

同时，因为权力政治和日常生活在价值观上的一体化、一元化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色，正如儒家思想既是家庭伦理道德，也是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工具。因此可以说政治就是中国人的道德观，功利、灵活、无所不能；同时中国人的道德感也是政治，政治活动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1]。从这一视角着眼，毕飞宇对政治话语权威的独特消解背后也暗含着道德解构的力量。毕飞宇的小说中含有很多带有意识形态的语词，但作者并未这类话语采取一种严肃的态度，反而常常将其与不符合公序良俗的事件，甚至与私人话语、性话语等相伴而生，将原本严肃的政治性话语进行戏仿和挪用，从而增强文本的张力与幽默之感。这一点在《玉米》中体现得比较到位，如“关于王连方的斗争历史，这里头还有一个外部因素不能不涉及。”“施桂芳呕得很丑，她干呕的声音是那样的空洞，没有观点，没有立场，咋咋呼呼，肆无忌惮，每一次都那样，所以有了八股腔。”“王连芳不喜欢听施桂芳的干呕，她一呕王连芳就要批评她：又来作报告了[2]27-28。”毕飞宇把王连方对村中妇女的奸淫说成是“斗争”，把施桂芳的干呕说成是“没有观点，没有立场”的“八股腔”，显然，这类政治话语在毕飞宇笔下完全地丧失了它的基本属性——公共性与权威性，变成了家庭乃至私人的话语。

而性话语的政治化亦是毕飞宇独特话语艺术中的一支。如“那张床绝对是魏向东的一言堂，动不动就要在床上‘搞运动’。”“上床是暴动。是一个人推翻并压倒另一个人的暴动。”(《玉秧》)“要是回过头去想想，这些年郭家兴对待房事可是相当地懈怠了，老夫老妻了，熟门熟路的，每一次都像开会，先是布置会场，然后开幕，然后做一做报告，然后闭幕。”(《玉米》)这些叙述将本属私人生活的房事与当时所流行的政治话语“搞运动”“暴动”“开会”等相联系。将个人生活拉入公共视野，又将权威概念推向世俗领域，二者间正进行完全不能自洽的相互陈说。而这种极度权威化与极度私人化的 “畸形”的结合自然会导致解构道德、解构权威的悲怆感发挥到极致。换言之，性话语可以称作是私人性的人生秘密，这与政治话语所反映的历史秘密是对应的。这一公一私的强烈对比打通了世情常识与当时的政治语境，同时也对一元化的权力政治产生了难以预计的颠覆性效果，反而深化了道德反讽的力度。

与性话语的政治化相似的是对公众概念进行个人化阐释，在文本中作者时常对一些常见概念进行频频追问，如家是什么？城市是什么？队伍是什么？“抓”是什么？而后自己又给出反常规却世俗化的解答“家是每天的最后一道死命令；你必须回到那里去，你必须以这种先验的、被动的方式从事你的生命。”“‘人民’是谁？人民就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所有的人。”“队伍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只要有动静，不愁没有人跟进去。”“所谓隐私，大抵上也就是这样一回事。隔着一张纸罢了。纸是最脆弱的，一捅就破；纸又是最坚固的，谁也不会碰它。”“所谓‘抓’就是把事情，主要是人，控制在自己的手心，再发出所有的力气。对方一疼，就软了，就‘抓’住了，‘抓’好了。”“家”本应是温暖的港湾被说称作“死命令”；“队伍”本来是体现百姓高素质、有组织、有纪律的窗口却被说成一有动静就有人马上跟过去的东西。由此观之，一方面“毕飞宇把这些代表着新的专制的公众话语先是‘拿来’而后重新进行激活，就像许多小说家已经实践的对文革时期语言僵尸的激活。通过瓦解道德成规，瓦解公众常识，强调与主流话语形态疏离的个人立场[6]。”另一方面，毕飞宇的个人解读虽然是反传统伦理道德的，但恰好在一定程度上切中90年代的当下语境，产生世俗化的真实感。因此这样的反道德话语使毕飞宇小说语言彰显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激情张力，使话语生产出更为丰富的空间语境。

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化是“道德价值一元论”的集权政治文化，道德价值一元论是“一种把个人道德外推到家庭和社会的思维模式，其目的是达到个人道德、家庭伦理和社会正义之同构[7]。”那么毕飞宇对非道德的性比喻的运用、对象征着道德感的政治的反讽及对公众话语的反道德阐释等独到的话语艺术也就不只是解构道德伦理、解构政治权威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在商品经济浪潮与都市文明的冲击之下对家庭伦理、对社会正义的重新审视，对原有秩序提出质疑。进行看似荒诞实则切实的个人言说，实际上触及到的是对人性对社会甚至对历史广阔而深刻的哲学思考与现实质疑。

三、道德突围的缘起背景与艺术缺失

道德问题作为文学中的“真善美”三大价值原则之一，在文学史上一开始出现就是作为精英阶层教化百姓，宣扬社会伦理的手段之一而存在，他们所塑造的文学人物、构造的情节往往都是反复陈说社会主流的理想道德信念，言说的是社会的共识，也就是社会意识形态。

如果说现代作家仍拥有言说达成社会共识的道德的权利，那么自当代以来，文学中所涉及的道德问题本身就成了实行政治路线的工具之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新的文艺路线、政策得以确立。第一次文代会提出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点，而这也导致了对文学“规范性”“系统性”近乎苛刻的要求，使文学创作与批评彻底沦为了政治的附庸，甚至夸大成为僵化的教条，那么关于道德的言说在这一语境下自然是得不到深刻阐发的。而后的文革时期，道德问题甚至已经失去了整个社会最基本的共识，有的只有工具性的政治言说。而许多颠倒黑白、丧失人性的行为使得道德本身的意义得以丧失，作家个人更无法拥有探讨道德问题的丝毫空间。

九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内如火如荼地发展，文学作品的主题、作家的创作、文学的传播与批评都变得更加自由且大众化，而刻板的文学规范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一方面，九十年代紧承八十年代瓦解“当代”文学的步伐；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兴起使其在挪用、招募、颠覆、消融其他文化、精神产品上释放出巨大能量。并将原先具有精英的，或高度意识形态性质的对象予以消解、转化，而道德问题正是解构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可靠例证。九十年代的文学不管对现实还是历史都经历了一个解构权威，重构个人话语体系的过程。那么其中的道德问题自然也经历了从解构到建构的过程。加之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精英与大众的沟壑慢慢填平，文学也逐渐被边缘化，这就使得几乎每位作家都拥有了个人言说道德的权利。

在这一背景下，90年代如毕飞宇一样常描写道德放逐情节的作家也不在少数，如王安忆“三恋”中的不伦之恋；邱华栋笔下都市中的包养、暗杀；王小波笔下“施虐与被虐、忠贞与淫乱”的荒诞辩证等实际上都有通过对人性的深刻揭示从而解构并重构道德的意味。在文学史的道德突围中，毕飞宇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叙述时的情感态度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模糊性，而正是这一模糊性使得他举棋不定、不置可否的道德观念一直处于模棱两可的中立地位。正如有论者指出：“我们不妨想想，如果玉米、玉秀、玉秧这样的形象，在巴金、张贤亮、张炜以及苏童等笔下来表现时，会呈现何种景象？我想一定是非常鲜明的女性形象。要将这种印刻在作家脑海里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是上述四类作家们的共同美学追求，而且，这种美学追求的意识形态意味是不言而喻的，在同情弱者的唱叹中，都包含着对某种特定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的批判(一个当时流行词是‘反封建’)[8]。” 在他们的作品中，读者易于分辨出人物的善恶好坏，这是因为在他们写作之初，道德标准早已悬置于胸中，价值取向与道德规约是确定的，即使出现了部分“微调”，也不过是作家对于概念的进一步理解深入而已。但毕飞宇却展示出了对道德标准的深深怀疑和多重思考。那个热衷于玩女人而因此权力尽失的王支书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吗？在一些知青作家笔下会不会将其塑造成村霸形象？那个为艺术献身的筱燕秋是十全十美的好人吗？其他作家会不会把她当作权力之下的可悲傀儡来写？那个牺牲自己的青春最后变疯的知青吴蔓玲，是值得同情的好人吗？还是不择手段的小人或政治牺牲品？与此同时，鲜明人物塑造与道德诉求的有机结合，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一脉相承的文学传统。从这一角度看，毕飞宇似乎也是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道德诉求中“旁逸斜出”的一支，不管是对于主人公玉米、乐果、筱燕秋、图南，还是对于整个大的社会环境，他好像一直未曾透露出对于自己笔下那些非道德因素的情感态度，说不清究竟是对激情洋溢人性的肯定呢？还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呢？

与其他作家相比，毕飞宇的道德容忍度似乎更高，这也许与他自幼年起漂泊无依的生活经历与含混不清的文化语境有关，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其文学空间的打造与道德观念的成型。毕飞宇自幼几经辗转，杨家庄、陆王庄、中堡镇、兴化县城、扬州师范学院、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每隔一段时间他的家庭生活就会被迫连根拔起，因此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都会发生极大动荡，再加之父亲早早被打成“右派”，平日沉默寡言，这让他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当下现实的疑虑与忐忑。此外八九十年代仍有“文革”记忆的创伤，许多作家仍然在质疑“历史书写”，重新审视政治权利关系，寻求历史真相，探求历史真理，毕飞宇杰出的思辨与逻辑能力，更加深了他的问题意识，让他对于道德的重构显得更加的谨慎与犹豫。因此他在创作小说时一定程度上缺乏五四新文学以来热情的人文关怀，而是超越人性揭示的局限，否认道德权威，并对道德背后的理性精神划上了一个问号。

但毕飞宇小说中对道德突围的个人言说并非缜密无缺，毫无纰漏，也常有令读者感到突兀之处。从形式上看，小说有时在以主人公视角叙述事件的时候，突然插入上帝视角的道德审判式话语予以打断，叙事视角短时间内转换的过大间隙不免让人觉得格格不入。从内容上看，虽然毕飞宇的大部分突破性的道德言说都是既具有哲思性又具有世俗性的话，但是仍存在一些道德过度逾矩的现象，部分道德解构全凭自身的主观臆断，产生以偏概全之感。如“女人对皮肉生意往往半是鄙夷半是暗慕”就与我们当下的道德语境还是有所背离，使得读者难以接受。再有作者偶尔刻意营造道德沦丧的桥段，对“伤害”母题近乎巧合式的过度书写甚至迷恋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文本的真实性。除此之外，作者本人对道德正义感不置可否的态度，在透视部分历史真相的同时并不能揭示生活本质的全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读者对人性和社会秩序所产生怀疑感与绝望感。

四、结语

李敬泽谈到《红高粱》的创作时说：“提起这个词，我们会想起刺目的血、妖冶的绿，想起丰饶而残忍的大地[9]。”那么毕飞宇的《玉米》也使我们看到，贪婪的金，激情的绿，摇曳在苍茫而悲情的土地上。“玉米”也如同“高粱”一样，这种贫贱的作物在毕飞宇笔下焕发出来神奇的光芒。毕飞宇始终以极诗意化的表达书写着最残酷的道德伤害，聚焦于游离在道德圈子内外人的悲怆与勇气、激情与自由，关注道德逼仄之下的畸形社会环境和普通人背后悲凉的社会生存真相。与此同时，由于毕飞宇含混不清的文化语境、漂泊不定的生活环境及严谨缜密的逻辑思维让他在否认道德权威的同时，对重构社会道德正义感多了几分审慎的姿态。正是这一姿态让我们从道德这一小小窗口窥探到当代语境下个人与社会，自由与体制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