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精神的三重理论渊源考察

罗建华

（云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毛泽东精神以内在的真实情感、信仰、信念和意志为支撑，是超越时空界限的精神动力资源，包括集体主义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精神、创新精神、反教条主义精神、革命精神、自力更生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等多重维度。因此，从这一视角加以研究能够使毛泽东研究引入感性与精神层面的研究，以摆脱理性逻辑梳理单一研究维度所带来的方法论资源枯竭困境，超越“正确”与“错误”简单划分和强行割裂的僵化研究模式，使毛泽东实践与文本的内在意蕴尽可能完整地呈现。令人欣慰的是，毛泽东精神研究作为“后起”的毛泽东研究向度，在学界已占据了不小的“地盘”。但是，毛泽东精神之思想理论渊源考察视角仍需继续加以深化。简言之，应当将毛泽东精神放置于何种视角加以审视的问题至今仍未能构筑出根本的共识，这一重大课题仍是毛泽东精神研究中亟待继续深化研究和深入讨论的重要维度。

一、毛泽东精神的深厚文化底蕴：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在近现代中国的绵延与呈现

广为人知的是，目前大多数学者在探讨毛泽东精神之时，都是将其视作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在毛泽东时代的华彩呈现。譬如，著名学者萧延中在他的名著《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一书就指出：毛泽东的“经历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近代中国动荡、冲突、矛盾之曲折前行和有序发展的一个缩影，具有民族精神结晶的典型意义。”[1]15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许全兴也曾明确地指出，毛泽东精神是深藏、镶嵌于毛泽东思想与实践的最深层的本质，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毛泽东的内在支撑因素，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在20 世纪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历程中的华彩出场[2]。的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的毛泽东，贯穿于他一生的理论与实践的本真精神，必定从传统文化中批判性地吸收了丰富思想与精神营养。

（一）从“反叛”精神到反教条主义精神

毛泽东在与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谈话时就说过：“我熟读经书，可是我不喜欢它们。”[3]122经过斯诺的报道，内外学者政治家和思想家才纷纷认识到毛泽东并不喜欢他自幼熟读的经书，而是时常以一个叛逆者的角色出现在当时的学堂。根据曾经当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的描述，青年毛泽东最喜欢看的是《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说唐》《说岳》这些杂书[4]6。这就易于理解一个事实：毛泽东在面对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所作的演讲，通常会借用《三国演义》和《水浒》等名著中的典故，以提升演讲内容的丰富性与形式的生动性，且又使演讲所用话语方式尽可能地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对反叛故事的青睐在某种程度上铸就了他的反教条主义和斗争精神。

不仅如此，毛泽东甚至曾“提倡过学习海瑞精神，其理由是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1]227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水浒》还是《西游记》，其主角的反叛不是单纯地为了宣泄个人情绪，而是为了反抗等级制度所采取的激进路径，本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对已有的社会秩序加以重思并试图将其摧毁。易言之，毛泽东所津津乐道的“反叛”故事及深藏于其中的“反叛”精神不是为反叛而反叛，而是为底层民众的“翻盘”而采取的有效措施，其终极旨趣是为了使长期受制于等级制度的人民群体能够在反叛运动中强势崛起。但是，由于敌人的强大和自身力量的弱小，加之运动的无组织性、无纪律性，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加以支撑。不难发现，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和毅力正是从亘古流传的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获取的精神养料。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对流传久远的典故进行一种创造性解读之后发现，其中所反映的恰恰是底层民众的根本诉求，同时也展现了人民大众的潜在革命力量。因此，在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或异彩纷呈或光怪陆离或感人至深的“反叛”故事中，毛泽东看到了对已有社会基本秩序加以反思乃至“打碎”的必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后来的理论升华和实践催化之后能够将“反叛”精神华丽地转变为反教条主义精神。也正是由于这种反教条主义精神的支撑，毛泽东能够及时挣脱“本本”和教条的束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

（二）从修身养性之道到自力更生精神

受到传统文化中关于养生的基本理念之重大影响，早年毛泽东将体育运动视作一种修身养性的有效路径。因此，他在《体育之研究》中明确指出：“体育者，人类自养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可言者也。”[5]66在人的健康愿望与身体的实际状况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体育运动则是化解这组矛盾至关重要的途径。因此，毛泽东将体育运动看作一种使人的身心走向和谐的重要通道。换句话说，毛泽东将以坚定的意志作为支撑的体育运动当作与不健康、不协调的身体状态进行抗争的方式。如约翰·布莱恩·斯塔尔（John Bryan Starr）所言：“由于自己的经历和中国文化的熏陶，毛泽东接触并吸收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自然界和社会领域内在地充满对立力量的相互作用——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一种在道家和儒家两种传统中都得到充分阐述的观点。”[6]8在传统文化的深刻启发之下，毛泽东指出，身体的惰性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矛盾，但是这组矛盾能够在意志的支撑下得以化解。在体育运动中能够实现身心的协调，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所以，毛泽东认识到，在人自身内部以及人与周边环境之间都存在着对立力量的相互作用。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接受传统文化养生思维的启发之后并非止步于此，而是使自己的理论思维继续往前走，最终将体育运动和修身养性路径升华为一种可贵的自力更生精神。实际上，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精神并非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理论概念，而是早已为国内外众多学者所关注和讨论。譬如，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认为：“按照毛泽东主义的观点，借鉴外国的东西会使中国人的精神受到约束，产生消极思想，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以及人民的生产潜力的解放）需要彻底的民族独立和‘自力更生’精神。”[7]285尽管迈斯纳对毛泽东“排外”倾向进行的是一种“扩张式”解读和诠释，即错误地将毛泽东在特定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倾向强加于整个理论体系发展始终。但是，他对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精神的解读却是有着深刻洞见的。毛泽东的终极旨趣的确不是停留在自己建构一种自力更生精神，而是要将这种精神渗透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力图使人民群众都具备这种无比可贵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传统文化熏陶与滋养中生发的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精神又与民本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何显明所言：“作为深受儒家文化传统熏陶的现代知识分子，毛泽东相当自觉地继承了古代优秀知识分子坚守民本之道的精神传统。”[8]4在毛泽东数十年的革命与建设生动实践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重要的逻辑——“民为邦本”，而这一逻辑又是毛泽东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所建构的集体主义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

（三）从尚武精神到爱国主义精神

在中国古人的思想与智慧中，中庸中道思想与精神不断被人所解读和诠释，其中“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忍耐思路与精神是极为人所称道的。但是，这种忍耐毫无疑问是有限度的，而非任由他人欺压和凌辱。所谓的中庸中道思维，也不能够将其等同于保守乃至甘于平庸的价值观。实际上，它的终极目标是要将事物控制在其最佳发展的状态，而不是始终保持一种平庸姿态。实际上，每每出现民族危亡时刻，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中的尚武精神传统就会喷涌而出，在保家卫国的激烈运动中释放它的能量。正是由于国难当头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才会得以淋漓尽致地呈现，所以尚武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自古便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青年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吸收，是毛泽东构筑起爱国主义精神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源，而作为爱国主义精神的“前身”的尚武精神其根源大概需要追溯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源头之一的《易经》。如何显明所言：“精深博大、源远流长的易学传统构成了毛泽东‘动·变·斗’诗化生存风格的重要精神根基。”[8]192实际上，完成于早年毛泽东亦是他生平第一篇公开发表的重要作品《体育之研究》中就已蕴藏着爱国主义精神与尚武精神相统一的思想与精神图景。正如斯图尔特·R·施拉姆（Stuart R.Schram）指出的那样：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鲜明地揭示了贯穿于其后来整个生涯的思想和活动中的两个基本的主题：一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二是对尚武精神的赞佩。”[9]28在此文本中，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欲保卫国家和民族，须先强劲自身体魄，后文明自身精神，有了无数体魄强劲且精神文明的大众，国家之强盛就有了根本的前提。这种思路无疑受到了传统文化中从修身、齐家、治国再到平天下的思路和逻辑框架的重大影响。换言之，自古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有着极为突出的居安思危之观念，因而注重自身修炼和自我能力的提升，以便在国难当头献策献身。需要注意的是，在尚武精神支撑之下展开的习武实践，既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有效路径，又是进行保家卫国的基石。因此，毛泽东接受尚武精神的短暂启蒙之后，在后来的革命运动进程中顺其自然地使尚武精神成为了爱国主义精神最核心的支撑力量，进而使尚武精神演变为了爱国主义精神。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之重要影响并不局限于以上所探讨的三个维度。譬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与理念对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所构成的积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的生成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仍需要继续加以思考和探索。

二、毛泽东精神的全新理论支援：近代西方哲学、伦理学思想的引入与吸纳

无论是考察毛泽东的思想得以建构的理论渊源，抑或是考察毛泽东精神生成和完善的理论支撑，常为人所忽略的是近代西方哲学与伦理学思想所给予的重大启发。然而，诸如艰苦奋斗、拼搏进取等精神，不仅仅得益于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中的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深受西方“意志哲学”和强调自我价值与个性解放的伦理学思想的重大启发。而且，这些思想“因子”在给予毛泽东短暂启蒙的同时，也给毛泽东的思想认识结构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因此，在考察毛泽东精神得以生发和完善的理论渊源时，西方思潮的多重冲击与荡涤是不容小觑的维度。

（一）“意志哲学”与艰苦奋斗精神

管窥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逻辑与最近进展便不难发现，西方“意志哲学”对毛泽东的思想与精神所构成的多重影响早已引起了国外众多学者的兴趣。例如，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认为：“通过实际行动唤醒公众的自我意识，以及培养公众的力量和意志，是毛泽东的社会和政治努力中自始至终坚持的主题。”[10]14纵观毛泽东汗牛充栋的文本群能够发现，《体育之研究》不仅是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亦是他首次对意志及其重要性的系统阐发。他说：“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5]72可见，尽管毛泽东对意志的重视与强调是在讨论体育的本质及实现路径之时呈现的，但他对意志及其作用的理解却并没有局限于体育运动和体育事业的发展，而是拓展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的宏观视阈。换言之，坚定的意志及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仅是体育运动得以开展不可或缺的要素，更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与进步的重大推动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略显夸张地指出：“泡尔生给毛泽东提供的是一种对意志高于理智的理论证明。”[11]172当然，在毛泽东所领导的建设实践中，也曾由于过分地拔高了意志的作用和地位而出现重大挫折。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毛泽东最初对意志的宣扬和强调达到何种程度，在后来的革命与建设实践磨炼之后，意志并未长期取代理智。或者说，在理性地对革命态势加以深入考察基础上突出意志的能动作用，才是毛泽东将“意志哲学”转化为艰苦奋斗精神的重要桥梁。而且，经实践催化之后所建构的艰苦奋斗精神，尽管是对激进的“意志哲学”进行了某种弱化，但却自始至终都未松动他注重主观能动性发挥这一重要逻辑。之所以会如此，恰恰也是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革命情势所决定的。在敌方的兵多将广与我方的兵微将寡形成鲜明对比的困境中，不得不对以无比坚定的意志为支撑的艰苦奋斗精神加以强调。

（二）“心之力”与拼搏进取精神

在湖南一师就读期间，对各类知识如饥似渴的毛泽东将杨昌济已翻译完成但尚未正式出版的《西洋伦理学史》译稿借来并加以潜心阅读，在研读过程中还整整摘抄了七本笔记。不仅如此，毛泽东在深入阅读西方哲学、伦理学著作时还做了大量的批注，通过对批注内容的解读和阐释便能够揭示这些思想资源对毛泽东的思想与精神所构成的影响。比如，在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注中，突出强调个人价值，主张“唯我论”，提倡个性解放。值得注意的是，深度阅读《伦理学原理》之时正是毛泽东的思想可塑性最好的思想“大杂烩”时期，因而极易受到各类思想的启发和影响。也正是在阅读《伦理学原理》期间，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作文，受到杨昌济的赞扬，得一百分[12]32-34。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毛泽东的博闻强记且善于越过文本的表层叙事逻辑而直接洞见隐藏于文本背后的深层理论逻辑结构，他对西方思想资源的解读和吸收往往不是采取“拿来主义”式理论资源搬用，不是囫囵吞枣地加以全盘接受，而是经过彻底消化和理性筛选之后才进行吸纳的。深受西洋伦理思想启发之后的毛泽东试图以“心之力”作为依托，去解放长期被压抑的民众的个性。当然，毛泽东对“心之力”的激进强调和相关思路的生发并不仅仅源自西方伦理学思想，也有赖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精神的熏陶与滋养。依毛泽东之见，只有将以“心之力”作为重要支撑的拼搏进取精神得以尽然发挥，民众的个性解放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才是可能的，因为只有借助以拼搏进取精神支撑的实践方能将压抑民众个性和阻碍民众实现自我价值的力量加以彻底摧毁，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才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永久地占据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三）进化论、契约论与自我改造精神

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道，他曾读过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除此以外，还读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论法的精神》[13]47。从这一话语中能够窥见到的是，青年毛泽东不仅熟读经书、通晓中国亘古流传的名言和典故，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也曾在西洋名著之汪洋大海中昂首畅游。因此，深藏于西方经典著作之中的思想与精神亦是毛泽东精神生发的重要资源，尤其是西方的进化论和契约论等思想构成了毛泽东自我改造精神生成的重要思想资源。

已为不少学者所察觉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对毛泽东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体育思想的建构上。在进化论的深度启发之下，毛泽东建构了一个重要的逻辑：以意志为内在支撑的体育运动是增强体质以实现修身养性乃至实现人类自我进化的必然路径。然而，毛泽东的体育思想蕴含着从改造自我到改造世界的深刻哲学命题。因此，达尔文的进化论间接地为毛泽东的自我改造（改造主观世界）精神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理论资源。另外，毛泽东在西方名著中所吸收的契约思想和法律精神也为他建构自我改造精神增砖添瓦。卢梭在他的传世经典《社会契约论》中明确指出：“单有贪欲的冲动，那是奴隶的表现，服从人们为自己所制定的法律，才能自由。”[14]25卢梭给予毛泽东的启示要点是：在改造自我中实现自由，不能够单凭欲望和感性冲动，而是需要以契约和法律的精神加以支撑。这就使得从西方思想资源中演化而来的自我改造精神在有了感性信念的同时也具备了理性基石和制度保障。

三、毛泽东精神的根本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在当代中国的延续

自从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便很快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彻底刷新了自己的“三观”，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毛泽东知识与思想结构的主导。此后，不仅使原有的知识与思想结构重新整合并趋向于更为科学、合理，也使毛泽东对各种外来的知识与信息的消化能力倍增。在毛泽东的知识与思想结构当中，各种思想资源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主导下不断地加以融合、消解与再生，却不再像从前那样“混沌”，而是使各种思想资源井然有序地共处于同一理论体系之中。但是，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构成的重大影响却并不局限于思想理论原则的消化与吸收，更重要的可能是蕴含于马克思主义创立者和发展者的理论与实践之中的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对毛泽东精神的建构、拓展与完善所给予的显著影响。

（一）批判与自我批判精神

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由毛泽东首倡，且时常以身作则地做出自我剖析与批评，呈现出了突出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精神。实际上，欲穷溯这种批判与自我批判精神之源头，应当把研究的视角放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精神实质。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15]21德里达所言之马克思的精神，主要地是指一种勇于并善于批判的精神，而这种批判精神又具体地呈现为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及其内在运行机制的批判精神和自我批判精神[16]。根据国内学者的解读，又可将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精神拓展为一种自我批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精神[17]。马克思明确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8]112正是由于不崇拜任何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向来是入木三分的内在批判，而其批判对象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自身。

在研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后，毛泽东开始对曾一度青睐的德国思想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展开了批判。他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5]248当然，毛泽东决不满足于扮演一位纯粹的理论批判者角色，他的批判精神也必定不会止步于理论批判，而是更多地呈现于对社会现实与矛盾的揭露、反思与批判，尤其突出和令人记忆犹新的是他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态度的辛辣讽刺和尖锐批判，甚至将其领导人比喻为一头需要不断牵引和鞭策的毛驴。有趣的是，毛泽东并非一味地批判他人的理论与实践，而是勇于并善于进行自我剖析与批判，他曾多次对自己的理论文本加以批判，亦曾多次对自己所倡导的重大战略决策加以深刻反思。例如，他曾对他的秘书表示，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六卷兴趣不大，因为里面没有多少重要的内容——“我兴趣不大，我也不看”[19]253。再如，从实践维度加以回探，毛泽东是率先对“大跃进运动”及其消极后果加以反思的党内领导人。如邓小平所言：“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就不会及时地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也不会用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来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20]346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宝贵的精神从马克思绵延至毛泽东及其后继者。

（二）斗争与革命精神

毛泽东不仅自己明白也力图使其他共产党人乃至广大人民群众都明晰一个重要的道理：应当把阶级斗争看作是改变现有的已腐朽不堪的权力关系的唯一真正有效的路径，因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永远不会自动放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除非面对一场异常激烈的阶级“斗争”[21]19。这种思路的生成则是受蕴含于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这一马克思主义发展脉络之中的斗争与革命精神的重大启迪。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过去蕴藏在底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民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22]1470足见，源自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毛泽东斗争与革命精神，首先呈现于推翻、消解“三座大山”的激进革命运动中。

此外，马克思长年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和斗争精神与颠沛流离、穷困潦倒的生活状态作斗争，无数个昼夜带病撰写读书笔记和书稿；而真正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现实的列宁同样过着异常奔波的日子，他的传世佳作《国家与革命》是在一茅草房中完成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凭借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与长期处于劣势的极端革命环境作斗争，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创立者和继承者的斗争与革命精神的滋养。当然，从斗争与革命精神这一维度加以深思我们能够发现，相对于马克思和列宁，毛泽东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及众多亲戚都死于国民党之手，自己也曾多次险些被敌人抓捕，却从未因此而产生畏惧，也从未因此而弱化其革命理想和信念。而在长征途中，毛泽东身患疟疾却在与病魔斗争的同时积极地进行着革命宣传工作。如此种种，举不胜举。

（三）从群众史观到人民中心精神

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深刻滋养下，毛泽东曾无数次强调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乃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巨大推动作用。他曾斩钉截铁地指出：“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3]17受马克思主义具有突出的科学性和显著的革命性的唯物史观极大影响和重要启发，毛泽东自始至终都认定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也催生了他的人民至上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对群众路线和集体主义精神之重要性的强调，是毛泽东直到晚年始终未出现根本松动的重要维度。他在晚年曾说：“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24]245毛泽东的集体主义精神在应对敌强我弱的情形时候，在汇聚战斗力量方面的贡献是极为突出、无可替代的。正是由于现实革命运动急需将有限的战斗力加以有效汇聚，思想改造“运动要知识分子抛弃个人主义倾向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接受毛泽东主义的价值观和‘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精神”[7]127。不可否认的是，由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所催生的毛泽东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人民至上精神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提供了无比巨大的精神动力。

就其本质而言，这种人民至上的集体主义精神恰恰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在毛泽东时代的具体呈现，因为爱国归根结底就是对人民真诚而炙热的爱。对潜藏于民众的巨大革命力量的强调，无非是为了将革命力量有效聚集，进而扫荡一些腐朽的旧势力和旧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全新的国度。归根到底，这种由集体主义作为重要支撑的革命运动，其终极价值旨趣便是使广大人民群众重获自由和生存空间。因此，在社会主义中国，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两者皆以不同的维度体现出了“爱民”与“靠民”相结合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简言之，从群众史观到集体主义精神再到爱国主义精神的演变，在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历程中得以实现，而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自始至终呈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可贵精神。

（四）理论与实践荡涤中生发的实事求是精神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运行机理做出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是因为他有极为突出的对客观事物实事求是地进行考察和研究的精神。倘若没有这种实事求是精神，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必定会因无法把握事物的内在矛盾而变得软弱无力，而这种批判就只会变成一种单纯的情感宣泄而不具有科学性。人所共知的是，以往的绝大多数思想家皆站在资本家的立场建构自己的理论，因而他们会有意或无意地将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掩盖起来。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将这一重大的秘密彻底揭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明确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25]382不少学者在这一论断基础上加以深化研究，并指出马克思主义有着贯穿于自身创立、发展和传播历程始终的可贵精神——求真精神[26]。而有学者则进一步明确提出并论证了一个重要的判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就是实事求是精神[27]。由此看来，实事求是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重要维度乃是毋容置疑的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这种精神何以延续至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

熟悉毛泽东文本的学者都十分清楚，毛泽东曾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这一概念加以重新界定和阐释，为这一早已有之的四字成语赋予了全新的丰富理论内涵[28]。但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本真精神的毛泽东，其实事求是精神的呈现却并不局限于理论层面的论证和阐述，更多地体现为脚踏实地对社会现实加以深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战略决策。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毛泽东的斗争策略与思路并非来自他与生俱来的聪明才智，而是受益于他本着实事求是精神对革命境况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对革命态势的精准把握。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尽管毛泽东未能始终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引领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实践，而是在某些特定历史阶段较为武断地放弃了他建构并长期坚守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也由此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不容小视的挫折和消极后果。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有效建设措施，很多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在毛泽东率领下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深入探访民情，全面了解并如实反映民众的疾苦和诉求，在实事求是精神支撑下展开调查研究以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需要注意的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近代西方哲学与伦理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及内蕴于其中的本真精神三重理论资源在毛泽东精神生成的过程中并不是不同元素的简单叠加。实际上，不同维度的思想资源在毛泽东的思想结构和精神品格生发与完善进程中存在着多重的互动和激荡。易言之，毛泽东精神某一维度的生成，可能就与这三个维度的思想理论资源都直接相关；而这三重思想理论资源中的部分要素又与毛泽东精神的多个维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尽管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对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哲学与伦理学思想的很多内容进行了改造，使之在社会主义中国实现创造性转化，使其具有更加突出的与时俱进性并真正发挥作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生动实践。但是，这种改造并非以一种思想取代另一种思想，而是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维对多种思想资源重新加以提炼和整合，使不同思想理论资源在相互深嵌的整体中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简言之，毛泽东精神的最终生成依托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核心思想逻辑结构并得益于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近代西方哲学和伦理学思想的多重滋养和熏陶。

概而言之，毛泽东精神的建构、拓展和完善是在多重思想理论资源的共同滋养下实现的。当然，无论如何强调这三个维度的思想理论资源对毛泽东精神的构筑所起的重大作用，都不足以掩盖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给予毛泽东精神的支撑力量。实际上，缺少了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培育和锻造，再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都无法催生出毛泽东精神。因此，毛泽东精神的积极呈现亦有赖于生动无比的革命和建设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