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到的见识与比较的方法
——读佘丹清著《转换与坚守：周立波文学创作研究》

邹建军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佘丹清教授《转换与坚守：周立波文学创作研究》[1]是一部具有独到见识、自成论述体系的学术著作，在许多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特色，体现了作者的学术追求，是我所见到的研究现代作家周立波最有力的著作之一。除了“前言”和“结语”之外，全书共由以下四章构成：第一章“严酷洗礼与炽烈撞击中的创作转换”，有“作家自觉革命与坚守左翼的‘偏执’”“西方文学修养与‘工农兵’身份”“复杂的人事关系与两难选择”等三节；第二章“书写：严肃的归依”，有“建构：对文艺民族形式的追求”“实践：对文艺民族形式的诠释”两节；第三章“书写：自觉的转换”，有“分歧：在企望同构的路上”“创新：叙述的策略”两节；第四章“阅读：政治的视野与背离的读者诘问”，有“40-60 年代：‘在场效应的片面性阅读’”“80 年代后：农村变迁的‘虚假性编造’”“版本修改彰显周立波创作思想流变”等三节。在本书的最后，有两个附录：“创作与生平年表简编”“研究周立波的重要论述”。对周立波这样的具有时代影响的大家而言，以上的论述结构的确是稍微简要了一点，但这也体现了作者独到的发现和精心的构想。这本书没有全方位讨论周立波文学的一生及其一生所创作的文学，没有全面地论述包括周立波文学批评、文学创作、文学翻译、文学活动和文学事业等。也许这正是本书的优点。正是这样才可以集中地论述周立波的文学创作，特别是两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在周立波研究上的如此选择，比较容易产生集中和深入两大优势，形成了本书最为重要的结构特点。本文只想就其所具有的独到见识以及作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发表一点也许并不成熟的意见，以供方家指正。

一、少有的独到见识及其意义

这本书时有作者独到的见识。所谓“独到的见识”，首先是对于所研究对象的种种具有个性的见识。在本书的“前言”中，作者明确指出：“周立波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经验和文献资料，提供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作家的选择与担当，提供了一位人生坎坷而心志坚韧的名人的人生经验，在当代作家群中他是一位具有‘三农’观念且独树一帜的作家，因此，值得继续并深入研究。”[1]2作为一位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作家，周立波当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首先他有比较丰富的文学作品，同时他还有众多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作者从三个“提供了”来判断周立波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用“三农”这个词来说明作家所具有的观念，以此表明他的“独树一帜”，我认为是比较适当的，也是有眼光的。在当代的中国作家中，从赵树理到柳青，从周立波到丁玲，每一个作家的创作与个性都各不相同，内在的与外在的追求也并不一样。作者以三个“提供了”来概括周立波的一生贡献，说明了他的研究是具体的与深入的。同时，作者认为周立波在一生中给我们留下了三笔重要财富：第一是特别热爱生活、体验生活、表现生活；二是在文学传统上特别注重承续、注重创新；三是他总是站在中国现代主流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实践点上，来展现中国乡土文学中的种种问题[1]6-7。作为一生关注农村的知识分子作家，并且也是写作了两部重要长篇小说的作家，他总是有其独特之处，为后世的作家所敬仰。作者在此总结周立波一生所留下的三种东西，虽然不是那么具有学术与美学的高度，然而也切合周立波的人生事实，当下许多作家也许还做不到这三点，做到其中的一点也就已经了不起。不仅如此，本书的作者对于周立波及其研究，还有如下的基本认识：“作为在中国文坛影响较大的作家，一个终生持左翼姿态、顺应主流意识的作家，他的作品无疑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特征。对于他的个性心理、编辑心理、报告文学、艺术风格的研究还要更加深入。而且，过去研究过的主题、艺术手段、人物形象等，都可以用新的方法和视野再审读。尊重历史，观照时代，在丰富的史料挖掘中放弃臆断，研究者笔下才会展现内涵丰富的周立波。”[1]15作者认为周立波及其文学创作是值得研究的，虽然他一生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然而他毕竟是一个“影响较大的作家”。哪些方面值得深入研究呢？一是“个性心理”，二是“编辑心理”，三是“报告文学”，四是“艺术风格”，这些正是前人研究的薄弱环节，或者是空白地带。同时，他认为在前人研究得比较多的“主题”、“艺术手段”和“人物形象”等方面，也可以运用新的视野和方法，重新进行审读与研究，以得出全新的结论。他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尊重历史”“观照时代”和“史料挖掘”，力争让周立波的一生及其所有的作品能够全面地、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我认为在所有的这些对于周立波的评判与期待中，都体现了研究者的见识，一方面他看到了周立波的个人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一方面他又看到了周立波的个性和价值。学术研究就是事实求是，还原历史，突出对象，总结经验和教训，而本书的作者正好就是这样做的，并且还做得相当好。

其次，对于周立波的文学创作与外国文学关系方面的问题，作者的评述也充满了自己的见识。他说：“在《暴风骤雨》中，周立波就反托尔斯泰，描写了‘战斗的欢喜’。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象征主义等的排斥比较偏颇。他虽然分析过几个现代派作家，但都是以批判为主，还借分析托尔斯泰表达自己的反感，这正是周立波的偏狭，也是影响其作品走向大气的重要因素。单一的创作方法创作出来的作品生命力很有限，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模式后来果然制约了他的创作。外国文学增加了他的文学作品中的一些形式因素，而左翼‘革命文学’的战斗性、功利性构成了他后来文学创作的灵魂”[1]44。周立波并不是没有阅读和接触过外国的作家和作品，并且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有所翻译，形成了一个系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外国文学作品对于他的影响主要是形式上的，而不是精神上的和内容上的，正是因为这样，他的文学创作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这就对一个问题的提出与探讨，为什么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接触了外国的文学，却并没有对自己产生什么影响呢？就在于他“文学创作的灵魂”不是别的，而是当时在中国兴起的“革命文学”的“战斗性”和“功利性”。这是周立波的一种偏颇。另一种偏颇是他从一开始就反感托尔斯泰，排斥当时西方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只追求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创作方法过于单一，所以其作品的“生命力很有限”。作者在此对于周立波创作的局限性及其来源的分析，不仅是正确的、深入的，且也是独到的与科学的。如果周立波对于外国文学特别是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稍有吸纳，都不会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形态。本书的作者准确地揭示了周立波文学创作的基本形态，并且指出了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形态，这样的论述虽然不是入木三分，却也是火眼金睛了。

再次，独立的见识还体现在对于周立波文学作品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的肯定。作者有这样的评价：“唯有周立波大胆地描写了爱情。《暴风骤雨》中，虽然有人认为郭全海和刘桂兰的婚姻属于政治婚姻，但作者在很多场合下写了他们的两情相悦，到郭全海去当兵时，这种情感表达得更加细致。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不但写了邓秀梅、盛佳秀、盛淑君的爱情，还大胆地描写了盛淑君与陈大春月下示爱，因情而相拥相吻的情节。这是一种大胆的突破，而且他在再版中也一直没有改变这些情节。这是他对叙述主体的严格要求，特别是对作为主人公的女性的尊重。”[1]121因为周立波在一生中基本上都是属于“革命作家”行列，政治意识相当强烈，时代性色彩特别鲜明，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几乎与那个时代的政治变革是同步发展的，所以有的评论家就认为是周立波自己主动降低了对于艺术的要求，在艺术上没有什么成就，在审美上没有什么坚持。而本书作者却不这样看，他事实求是地指出，周立波虽然左倾，却在小说中坚持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大胆地描写了那个时代的爱情，成为了那个时代小说中的“异类”。更为重要的是，周立波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这样做，因为他在后来的修改版中并没有做出修订，勇敢地坚持了原有的大胆描写。如果连爱情也不敢写，那就与“八个样板戏”没有什么区别，而周立波却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认同周立波的复杂性，他对于革命的追求是真实的，他对于“左”的信仰也是真实的，这也成为了他的个性和气质的重要部分。所以，本书的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真实的周立波及其文学创作，而不是歪曲了周立波及其文学创作。

第四，独特的见识还体现在作者不仅提出了周立波文学创作所存在的问题，并且总要做出一种根源性的探讨。在本书的“结语”部分，作者这样说：“他一生坚持主流创作，受到周扬的直接影响。周扬成就了周立波，也规约了周立波的发展。而且，作为试图创造民族形式的作家，他和西方作家，特别是同样属于乡土文学作家的福克纳比，缺少多层次、多角度的具有包容性的创作方法，也缺少对现代人深刻的精神世界的反映。周立波的偏执让自己站不到这样的高度。”[1]183作者在这里强调了以下两点：一是周立波的创作受制于周扬的影响太大，一方面是由于他是周扬的侄儿辈，从小在生活上和观念上就受到了周扬的影响；另一方面他早年参加“左联”活动及后来的革命活动，也是在周扬的引导下才得以实现的。周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周立波的“精神导师”，而周扬却是“左联”的实际领袖，后来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中革命文学运动的领导人。这样的论述就触及到了周立波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实质性层面，可以回答周立波身上所存在的所有的问题和周立波作品里面所存在的所有问题。二是作者指出了同样作为乡土派的小说家，周立波和福克纳相比较的话，缺少多层次的包容性的创作方法，也缺少对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刻反映，这就揭示了周立波不能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相提并论的原因，一个是思想上的，一个是艺术上的，这样的判断是清醒的与深刻的。

第五，本书的作者发现了周立波小说中有大量的对会议的描写，这是一种重要的发现，体现出一个独特的看问题的角度。“会议的叙事具有宏大性。周立波在小说中描写了那么多次会议，使小说一度成为工作队的参考书，以至于后来社会生活中一拨一拨的会议似乎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影子，会议成为了一种文化。而一旦成为文化，被赋予的内涵就更加深刻了。但是，周立波的过度地强调会议的政治主题，有意或无意地给会议文化抹上了政治色彩。这又和周立波建立新的农民与农村世界的理想具有某种契合性。”[1]97首先，作者在这里肯定了周立波小说中的“会议叙事”具有“宏大性”，这让他的小说和前人的小说相比，也存在但没有受到重视的“会议叙事”有了很大的区别；其次，“会议叙事”在周立波的小说中成为了一种文化，所以具有了深刻的内涵，体现了周立波的高度敏感性与审美创造性。再次，周立波所强调的会议的政治主题，与他一直坚持的建立新的农民和农村世界的理想是相符合的。由此可见，作者对于其小说中大量存在的“会议叙事”是肯定的，只是说有些时候过度了一些，并且政治色彩过于浓厚，让小说成为了“政治”的影子。无论如何，这是作者研究周立波小说时的一种重要发现，推进了国内对周立波小说的研究。

二、比较的方法及其恰切的运用

《转换与坚守：周立波文学创作研究》虽然在书名上没有体现出比较的视角与方法，但在具体的论述之中，时时都可以见到对于比较方法的运用。本书的作者把赵树理、柳青和周立波三位作家放在一起，这样的视角和联系性的思路，几乎成为其立论基础和论述的基本框架。从本书的目录上，我们似乎看不出比较的角度，因为作者也没有将周立波及其文学创作和他同时代的另一些作家进行全面比较的意思，但在具体的论述中却存在着这样的追求，并且做得相当的到位。

首先，作者把周立波当成一位乡土小说作家，因此总是把研究对象放在世界乡土文学的背景之下，将他与福克纳、沈从文等作家进行比较性的论述。凡是和乡土相关的作家，作者都力求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以求把周立波及其文学作品的特点突现出来，从而认识到他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同时，作者也认识到了周立波及其文学作品的诸多局限性。在中国现代乡土作家中，周立波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但是与沈从文比起来，又要在许多方面逊色不少。由于周立波一生对政治性和时代性的过度追求，许多方面明显地不合时宜，为后来的读者所抛弃，作者全面地分析了这种文化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并且很有深度和广度。

其次，作者总是把研究对象当成“左翼作家”，所以总是将他和周扬、丁玲这样的作家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同时，由于他出自于延安鲁迅文学艺术院，而当时的系主任是何其芳，所以有的时候将研究对象与何其芳等人联系起来思考，比如说他如何对待胡风就是受到了何其芳的影响。由于周立波一生政治色彩过于浓厚，然而其不少作品却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运动中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重要影响，所以作者还不得不联系具有高度时代性的政治问题与现象来进行讨论，不得不联系同时代的一些作家来进行比较研究。相比之下，赵树理及其作品、丁玲及其作品的个性更鲜明一些，审美价值更独到一些、重大一些，作者在反复地比较之后的结果，也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和艺术事实的，可见他采用的比较研究方法，还是有效的、有力的，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和科学性的。

再次，作者对周立波小说的不同版本，也进行了一些比较研究，发现周立波很喜欢修改自己的作品，体现了对于文学的艺术性的巨大热情，对自己有很高的期待。因为《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在那个时代发行量很大，有的作品出了一版又一版，所以出现了许多的不同版本，而周立波也喜欢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所以版本的比较研究就是不可回避的一种视角。本书作者对于版本本来有很大兴趣，所以在本书中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来对此进行一种对比性的分析，发现了不少前人所没有发现与讨论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个问题，在对于这两部小说进行分析的时候，就要选择自己的版本，不然就会引起一些混乱。引用每一个版本中的内容，都要一一进行说明，这样才更有史料性和科学性。

三、第一手资料与文学地理学

作者在比较研究中，自觉地采用了一些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并且取得了意外的成效。本书中的第一手材料相当丰富，主要是通过作者自己的实际考察和田野调查所得到的材料，这样的调研成为了本书很大一部分材料的来源。作者还为此制作了许多图像与表格，几乎每一章都有统计学的东西，说明作者在史料发掘和收集方面花了很多的功夫。在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中，作者总是联系到周立波出生地的自然景观与民俗风情，并和赵树理、丁玲、柳青等作家的出生地、成长地和写作地自然和人文的不同，来讨论他的个性与气质之产生的根由，体现了一种文学地理学的精神。同时，作者也特别注意学界和读者对于周立波作品评价所发生的变化，认为这是时代不断发展的结果，但同时与他的作品本身的局限性也存在直接的关系，也许任何作家都有可能经过这样的变迁。在这个方面，不同的时代是如此，不同的地区也是如此。不同地区的读者由于审美习惯的不同、民情风俗的不同，对于同一部作品也会有不同的评价，甚至完全不同的评价。本书所得出的这个结论，丰富了文学地理学对于文学传播的研究。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对于周立波的文学作品本身分析可以更细腻一些，在文本细读上所花的功夫显然存在一些不足，如果在这个方面更充分一些，则可以让全书更加全面与丰富。二是本书在讨论一些本质性问题的时候，还是要多一些笔墨，如周立波小说在艺术风格、艺术形式、艺术技巧、艺术语言方面的追求，要有更加集中与深入的分析。三是文中有的表述似乎值得商榷，如附录二名为《研究周立波的重要论述》，然而作者并没有在这里集中展示前人的“重要论述”，却只是罗列了论文和论著的目录，其实就是本书的“参考文献”而已[1]206。同时，也有个别内容和句式重复的地方，希望在以后适当的时候，进行必要的修订。

这本书是作者穷二十年之功，在周立波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全面地推进和深化了对于周立波及其小说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以一种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研究对象，不论是对于其政治观念的讨论，还是对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不论是对于周立波早年参加“左联”的评论，还是对于后来与时代政治运动同步性的追求，作者都提出了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看法，这就相当的难得、十分的可贵。作者在周立波研究中追求一种事实求是的精神，没有以自己的立场来代替作家的立场，也没有以作家的立场来代替自己的论述，显示了一种严谨的、科学的学术态度，是值得我们许多后辈学者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