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春秋”观
——观念史与史学史的考察

（西北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部，甘肃 兰州 730000）

在今天看来，《春秋》就是孔子据鲁国国史所修的《麟经》，但在先秦数百年间，孔子所修之《春秋》（后文称之为《春秋》）与百国史书《春秋》、《左氏春秋》（后文称之为《左传》）的概念相互混淆，直至西汉立《春秋》博士，《春秋》的概念仍然不明晰。笔者以为，《春秋》概念的明确，是春秋学史上的重要问题之一。对此问题，以往学者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很少有人涉猎①以《春秋》观命名的文章与专著甚多，然而多关注研究《春秋》的思想、内容、社会意义与哲学理念，与本文的关注点不同。对于“春秋”概念的探究未曾有专著，只有台湾学者戴晋新《先秦诸子的“春秋”观——观念史与史学史的考察》一文专门关注于先秦诸子的《春秋》概念。此文见于《理论与史学》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0-73页。。作为西汉春秋公羊学博士，董仲舒在春秋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因而探究董仲舒的《春秋》概念，是为《春秋》“正名”的重要里程碑。

董仲舒的《春秋》概念，是指董仲舒眼中的《春秋》是什么。是那本孔子所修的只有1.8万字的书吗？《春秋》仅有1.8万字，而记录240年间事，简略如此也就只能如同今日的新闻标题，王安石所谓断烂朝报者也。没有三传，如何识得《春秋》之奥、圣人之意。因此，三传因《春秋》而产生且得名（《左传》则不然，此处仅为概说）；《春秋》借三传得以揭示与流传。因此董仲舒的《春秋》概念也绕不开三传的因素。众所周知，个人对于事物的观点态度总是受其所处的时代、个人的学识与素养的影响，而个人对于事物的观点主要显示于他的著作、言谈、待人接物甚至于情感态度之中。斯人已乘黄鹤去，不废文章万古流。对于董仲舒的《春秋》概念的探究，需循其著述而开展，考察与分析董仲舒对《春秋》经传的事、文、义的称引，厘清《春秋》在西汉时被认知的情况。

一、《春秋繁露》中的《春秋》

孔子之前就有百国春秋，孟子所谓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孟子·离篱下》）,《墨子》所谓的鬼故事著在周、燕、宋、齐之春秋是也（《墨子·明鬼下》）。战国之际，《左氏春秋》与孔子所修的《春秋》也并行于世。孔子之后的数百年间，在历代孔门弟子的口授笔传下，孔子所修之《春秋》才逐渐从百国《春秋》中脱颖而出。而至西汉之际，《春秋》的概念仍然与三传有混淆现象。《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代表作，探究其中的《春秋》概念，是了解董仲舒《春秋》概念的必由之路。《春秋》在《春秋繁露》中出现128次，可分为《春秋》经与《公羊传》。

（一）《春秋》指《春秋》经

通过对《春秋繁露》中“春秋”一词的爬梳，将与《春秋》有关的描述整理分析可知，其中的《春秋》包括两种情况，确指《春秋》经和概说《春秋》经。第一种情况是指在《春秋》中能找到具体的对应的经文：

《春秋繁露·楚庄王》篇曰：“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春秋贬其文，不予专讨也。”《春秋》经宣公十一年：“楚人杀陈夏征舒。”《公羊传》云：“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不与外讨也？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讨也。”《春秋繁露》称“《春秋》贬其文”，是指《春秋》经文中将“楚子”称为“楚人”。因此此句中的“春秋”就是指《春秋》经。

《春秋繁露·玉杯篇》曰：“今赵盾弒君，四年之后，别牍复见，非《春秋》之常辞也。”赵盾弒君之事见于宣公二年《春秋》经文：“晋赵盾弒其君夷嗥。”宣公六年经文又曰：“晋赵盾、卫孙免侵陈。”《春秋》常辞是贼不复见，《春秋》违反此常辞，赵晋又于四年后再次出现于《春秋》。联系两年的经文，则“非《春秋》之常辞也”一句中的“春秋”就是指《春秋》经。

《春秋繁露·楚庄王》篇的：“《春秋》曰：‘晋伐鲜虞。’”与昭公十二年《春秋》经文完全一致。

此上《春秋繁露》中提到的《春秋》，寻其源头，或者其文，或者其事，均在《春秋》经中能找到对应的出处，则其指《春秋》经无疑。

第二种情况往往是对于《春秋》的概括总结与评论，如：

《春秋》常于其嫌得者，见其不得也。（《春秋繁露·楚庄王》）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春秋繁露·楚庄王》）

《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春秋繁露·竹林》）

可见，这类概说一般关乎春秋大义或春秋笔法，是从总体上概说《春秋》的性质或特征，也应归纳为确指《春秋》经。

（二）《春秋》指《公羊传》

《春秋》指《公羊传》，是指董仲舒说的是《春秋》，但是循着文意与事例来看，其指向是《公羊传》。《春秋繁露》中这种情况颇多，举例如下：

《春秋繁露·玉杯》篇曰：“春秋讥文公以丧取。”《春秋》讥文公丧取之事，见于《公羊传》文公二年。《春秋》经：“公子遂如齐纳币。”语句客观平实，未见褒贬讥讽之意。《公羊传》则曰：“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丧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则何讥乎丧娶？三年之内不图婚。”可见董仲舒是径直将《公羊传》称为《春秋》。

《春秋繁露·竹林》篇曰：“司马子反为其君使，废君命，与敌情，从其所请与宋平，是内专政而外擅名也。专政则轻君，擅名则不臣，而《春秋》大之。”司马子反私自与宋国言和之事见于《春秋》宣公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楚庄王围宋城，而军粮只能支撑七天之用，庄王让司马子反去窥探宋国城中情况。司马子反在探查中遇到宋国华元，华元说城中人“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司马子反闻此起恻隐之心，与华元说和而退兵。《春秋》经称 “宋人”“楚人”是为贬，因为“平在大夫”。为何董仲舒说“《春秋》大之”？“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春秋繁露·竹林》）。《公羊传》中：“外平不书，此何以书？大其平乎已也。”可见，《春秋》经持贬的态度，而《公羊传》则含褒的观点。显然，董仲舒接受的是《公羊传》的态度，这是董仲舒将《公羊传》称为《春秋》的一个典型案例。

《春秋繁露·郊事对》篇曰：“《春秋》曰：‘鲁祭周公，用白牡。’”鲁国用白牡祭祀周公，见于《公羊传》文公十三年：“鲁祭周公，何以为牡？周公用白（牡）。”是董仲舒直接将《公羊传》称为《春秋》。

由以上分析可知，董仲舒有径直将《公羊传》称为《春秋》的现象。董仲舒时已立春秋公羊学博士，因此在他看来，表达的就是经的意思，有时就混而为一了。与董仲舒同属西汉而稍后的学者刘向也有称传为经的现象。徐复观说：“刘向以《公羊》《谷梁》所传者为能得《春秋》立意。故对两传，极少数称‘传曰’，大多数即称《春秋》或《春秋》曰。”[1]53这与董仲舒径直称传为经同理。

二、《春秋繁露》中的“传”

前文考察董仲舒关于《春秋》的概念，主要是从董仲舒所说的“春秋”所指入手。《春秋繁露》依《春秋》而命名，其所述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围绕《春秋》无疑，那么《春秋繁露》中的“传”亦应围绕《春秋》而言。但是，细究《春秋繁露》中的“传”，不尽如此。笔者认为，另开一路，从《春秋繁露》所说的“传”来考证董仲舒关于《春秋》的概念才会臻于至善。现以《春秋繁露》中“传曰”为导向，由传溯源经，双向探究董仲舒的《春秋》概念。

（一）传为《公羊传》与无传之传

据笔者统计，“传”于《春秋繁露》共出现17次，可分为《公羊传》与无传之传两类。

第一类：“传”指《公羊传》，凡12 见。举两例：

《春秋繁露·玉英》篇有“传曰：‘臧孙许与晋却克同时而聘乎齐，按经无有，岂不微哉。’”此内容见于成公二年《公羊传》。

《春秋繁露·王道》篇有“传曰：‘古者不盟，结言而退。’”见于桓公三年《公羊传》。

第二类：“传”在三传中均未找到，有五例。举两例如下：

传曰：“轻为重，重为轻，非是之谓乎？”（《春秋繁露·玉杯》）

传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董仲舒于《春秋繁露》中17次提及“传”，其中有12次指《公羊传》，董仲舒为春秋公羊学大师，他所说的传多指《公羊》乃自然。而这些在三传中找不到出处的传，应该是董仲舒自己的阐发，亦有可能是汉代将所有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均称为传。苏舆曰：“（《春秋繁露》）之于传，阐发为多。”[2]2这种情况在汉代其他学者中也时有发生。徐复观说：“（刘向）但凡以‘春秋’之名所称之传，皆属于《公羊》《谷梁》，乃至于董仲舒之《春秋》说。”[1]53日本学者本田成之说：“把诸子百家之说，或贤人所书叫作‘记’或‘传’，而以圣人的六经或五经叫作‘经’。”[3]所见略同。

（二）董仲舒对《左传》与《谷梁》的引用

《汉书·五行志》言：“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4]1317司马迁亦言：“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5]3128是董仲舒为公羊大师，世人皆知。然而身为公羊大师，董仲舒《春秋繁露》中频见《左传》与《谷梁》事与义，或者明引其文，或者暗用其意。如下：

《春秋繁露》对《左传》的引用：《春秋繁露》全文，未提及《左传》，但引用了《左传》中之事。

《春秋繁露·王道》篇说：“（楚灵王）有行暴意，杀无罪臣成然，楚国大懑。公子弃疾卒令灵王父子自杀而取其国。”事见于《左传》昭公十三年。楚灵王屡次不礼遇臣下，他任令尹时，杀死大司马薳掩而夺取了他的家产；即位后又夺取薳居的田地；把许国迁走但是把许围留下作为人质；洧的父亲战死，灵王不让洧奔丧而让他守城，又夺蔓成然的封邑。因此楚国人大怨，纠集力量，以公子弃疾为首，攻入王室，杀死灵王的两个儿子，灵王就此自杀。事件起因结果均与《左传》相同，只是《左传》详细而《春秋繁露》简略。

《春秋繁露·五行相胜》篇有“（司农）不劝田事，搏戏斗鸡，走狗弄马”。事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季氏与郈氏斗鸡，季氏为其鸡戴上盔甲，郈氏为其鸡套上金属的爪子。董仲舒述其大致而嘲讽二者不以政事为要的行径。

尽管董仲舒引用了《左传》中的事，但他既未说明是“春秋”，也未说明是“传”。可见，董仲舒视《左传》为史料，不认为《左传》是《春秋》之传。《汉书·楚元王传》云：“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4]1976为何诸博士不肯置对，是因为众大家不认为《左氏》是传《春秋》之作。清代刘逢禄考证这段话亦说：“此时尚称《左氏春秋》，则歆初年尚未改旧名也。博士不肯置对者，以《逸书》十六篇绝无师说，谓《左氏》为不传《春秋》也。”[6]刘氏此说，可谓灼见。

《春秋繁露》对《谷梁》的引用：《春秋繁露》对于《谷梁》亦有引用，但仅见于语义。

杨树达说，董仲舒通《春秋》之学，是有汉一世大儒，其《春秋繁露》一书，皆述公羊家说，然而亦时时用谷梁义[7]360。

例一见于《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五石、六鹢之辞是也。”是说《春秋》措辞的严谨与精炼。《谷梁传》僖公十六年曰：“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己。石鶂且尽其辞，而况于人乎？故五石、六鸟之辞不设，则王道不亢矣。”言语不尽相同，但意思一致。亦见于庄公十年《春秋》经：谭子奔莒。《公羊传》曰：“何以不言出？国已灭矣，无所出也。”何休注：“别于有国出奔者。孔子曰：‘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8]此正说明了三传分流，溯源则一，盖孔子确有此言，后人传承则用于不同事例之中。

例二见于《春秋繁露·灭国上》篇：“王者，民之所往。”见于《谷梁传》庄公三年：“其曰王者，民之所归往也。”《春秋繁露》语言较《谷梁》更为简练，与《谷梁》中的语词与语意则完全一致。

另外，《春秋繁露·顺命》篇两处用《谷梁》意。其一曰：“人于天也，以道受命；其于人，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绝之；不若于言者，人绝之。”见于《谷梁传》庄公元年：“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于人也，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绝之也；不若于言者，人绝之也。”不同之处仅在于介词与语气词的使用与否，语义语序评价完全一致。其二曰：“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号，卑者取卑号。”见于《谷梁传》庄公三年：“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称焉，卑者取卑称焉。”不但意思相同，言语也如出一辙。虽然《公羊传》《谷梁传》皆有，但溯源到头则是第一代宗师孔子，因此两家皆有亦是当然。因此苏舆说：“此篇两用谷梁传，盖师说同与？”[2]404

于《春秋繁露》之外，也可见董仲舒关于《谷梁传》之说。《春秋》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公羊》无传；而《谷梁传》曰：“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汉书·五行志》记载董仲舒“以为，言朔不言日，恶鲁桓且有夫人之祸，将不终日也”。《公羊》既无传，明显董仲舒针对《谷梁》而议论。另外，康有为《春秋董氏学》一著[9]、杨树达《春秋繁露用谷梁传义疏证》一文[7]361中，均有举例说明董仲舒用《谷梁传》。徐复观亦举数例说明董仲舒曾习《谷梁传》[1]154。

董仲舒用《谷梁传》，亦有可能是《春秋》口传的原因。与前述董仲舒引用《左传》而未明言一样，董仲舒引用了《谷梁传》语义也并未说明，并且董仲舒所说的传中并未包含《谷梁传》，这固然有董仲舒时《谷梁传》尚未著于竹帛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董仲舒只视《公羊传》为传《春秋》之作。

（三）董仲舒为何会有两家之说

既然董仲舒不认为《左》《谷》两家为传《春秋》之作，按说先秦以至汉代重师承，家法森严，《荀子》有：“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董仲舒也说：“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仅能勿失耳。”[4]2519那么为何董仲舒身为公羊大家而在其《春秋繁露》中屡现他家之说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首先，战国以来，《左传》广泛流传于民间，学者多有采用。苏舆说《左传》固行于民间，通儒多见之矣[2]507。刘正浩于《西汉诸子述〈左传〉考》自序中，在述列《汉书·贾谊传》《张敞传》《韦玄成传》中引用《左传》情况之后，他说：“足见西汉《左传》一书，内藏秘府，外传民间。”[10]

但也应该考虑到，《左传》是史书，其根据就是史事。而史事的流传不只是书面，更广泛的流传形式是以口头方式传播于民间，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近代。现当代以来，全民扫盲、全面普及初级义务教育，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民间口头传播历史的局面。则上述诸子及史传散文中所引《左传》事、义，似乎也不见得就必定出自《左传》。戴晋新说：“近人或以诸子言及与春秋经传有关的事、文、义来说明彼此间的关系，方法固然不错，但运用时仍有些问题……，忽略了彼此同源的可能性。”[11]就是指出了史书记录史事，而史事不止仅依史书而流传，口说与史书流传的同源就是史事。

其次，是《公羊》善于吸收两家之说。《公羊》是开放的《公羊》，并不墨守成规，而游走于两家。董仲舒也是有着开阔视野的通儒，他博览群书而汲取两家精华。廖平则认为在“著于竹帛”之前，《公羊》已有兼有《谷梁》《左氏》义。他说：“学问未有久而不变者，《公羊》传学在鲁、燕之间，又著录稍晚，传习渐染，人思兼取，其杂用《左传》古学，盖在秦火以前，非必汉初弟子所为也。”

再者，董仲舒兼用两家，是因为《春秋》口传。三家之说，均可上溯至孔子。孔子口授《春秋》于七十子之徒，至后世分流。《汉书·艺文志》记载：“仲尼思存前圣之业，……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及末世口说流传，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4]1715初孔子教授弟子，以《春秋》为教材，然《春秋》区区1.8万字，何以表达其中的隐曲诲塞。圣人必口说其义，七十子之徒退而言说，世世相传，至于汉初，著于书帛而正式分流。司马迁说：“（孔子作《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5]509苏舆亦说：“春秋诡辞，门弟子当有口说传授。”[2]80因此，孔子著《春秋》，有所忌惮也合乎情理，某些内容只能是口传弟子。七十子之徒均得业师口传，至后世分为三家，既然同出于孔子，因此三家之说彼此有所混同亦为当然。

括而言之，通过《春秋繁露》对于“春秋”及“传”的引用来看，董仲舒的《春秋》观念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董仲舒就是一个纯粹的《公羊》学家。他所说的春秋是指《春秋》经与《公羊传》，他所说的传就是《公羊传》。至于他为何将《公羊传》称为《春秋》，是因为在他看来，传所表达的，正是经的意思，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传就与经是一样的。其次，董仲舒的学说中有《左传》与《谷梁》的因素，那是因为他不视《左传》为传《春秋》之作，《左氏》作为一般史书，流通于汉世，董仲舒视它为史料。他的学说中有《谷梁》的因素，是因为七十子之徒之间的渗透与间杂以及口传因素，不能由此而否定董仲舒是一个纯粹的《公羊》学家。再者，《春秋》成为专名，至西汉完成。董仲舒的《春秋》中，不再有含混的泛指史书意义上的《春秋》，《春秋》就是指孔子所修的《春秋》，它与《左传》泾渭分明。最后。三家此时已经分流，董仲舒只视《公羊》为传《春秋》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