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艺术应用研究

许思宇

(扬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锲而不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1]。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含义，习近平总书记曾精辟指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简单质朴的语言讲清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白，使之更好地为广大党员和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2]在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不断凸显。从语言层面来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宣传、普及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使之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相较于城市而言，面向农村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教育面临着更多困境与挑战。以“语言”作为切入点，探究新时代农村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艺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整体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时代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艺术应用背景

推进农村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各级党组织尤其是农村党组织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使广大农民理解、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然而从现实的情况看，许多农民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更谈不上将其作为指导实践的理论工具。新时代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艺术应用具有重要的理论背景和实践背景。

1.1 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其科学性和真理性在历史和实践中已得到充分证明，自诞生以来就开始了探索实现大众化的征程。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3]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在中国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的辐射范围必将不断扩大。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只有为多数人所掌握，并用以指导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才能展现其改造世界的强大功能。在缺乏广泛群众基础的背景下，其真正价值难以发挥。我国农村土地面积广阔、人口数量众多的现实决定了农村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场域。除了数量上的绝对规模，农民群体还兼具地位上的重要性。他们作为中国改革、建设和发展的主力军，成就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个重大进步。农民们的思想状况关乎农村的稳定、社会的和谐。此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也离不开农民群体。农民们丰富、生动的生产生活经验能够酝酿出不同于其他阶级的文化符号、俚语俗话和语言风格,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提供重要的文化宝库，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长远发展[4]。总之，只有在农村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实现整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只有使农民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才能建成“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中国社会。

1.2 占领农村意识形态主阵地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背景下，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使农民的思想文化观念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各种价值观念的碰撞，极易使农民产生思想上的混乱，这一现象归因于各种社会思潮、文化观念本身的迷惑性和农民自身文化素质的相对偏低。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农村面临着封建文化、落后文化和非马克思主义文化、反马克思主义文化等的挑战。一方面，在一些农村地区，封建迷信和宗教势力沉渣泛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使农民的精神文化资源相对匮乏，极易遭受非科学因素的影响，也极易在错误思想的影响下走上反人民、反社会的歧途。驱鬼辟邪、卜卦算命等活动的存在以及犯罪率上升、宗教信仰普遍化等现象的出现皆体现了农民精神世界的失落。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西化”的图谋从未停止，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普世价值等思潮也逐渐渗透到中国农村地区，冲击着农民们的精神世界。农民的思想观念科学与否，关系到农村、社会的未来走向，关系到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思想体系，是被实践检验过的真理学说，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必须被用来武装农民、教育农民，不断增强农民的政治认同，牢牢占领农村的意识形态阵地，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

1.3 完善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9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是为了让广大农民理解、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当前我国依然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不足、农民物质文化水平较低等突出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关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无论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对作为主体力量存在的农民提出了更高要求，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的培养是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但是，文化程度低下、知识技能缺乏、道德素养不足依然是当前我国农民存在的客观现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农村的推进，一方面有利于激发广大农民振兴乡村、守望乡土的共同理想和共同信念，唤起广大农民把农业发展好、农村建设好的巨大热情；另一方面有利于广大农民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国家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方针政策，从而更好地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自身的生产和生活实践，释放出推动农业、农村建设的巨大能量。

1.4 提升农民思想理论素养的客观条件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6]农民由于劳动需要，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相较于城市居民，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文化视野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乡村习俗、家族伦理，甚至宗教迷信，是许多农民精神信仰中的重要元素。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新时代，不少农民也开始对精神生活产生迫切的需要和强烈的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了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人民的需要已经从物质文化领域转向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在内的全面美好生活。这其中自然包括农民群体对于精神世界的向往。越来越多的农民期盼通过提升自身的理论素养来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宿命。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长期稳定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发展前途和社会流动。加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的不断彰显，不少农民开始自发地关注时事政治和党的最新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提升自身理论素养的主观需要。

2 新时代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艺术应用价值

思想既通过语言形成，也通过语言展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立离不开语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也必须借助一定形式的语言工具才能转化为他人所能理解和掌握的内容。要想使马克思主义真正为广大农民所理解、接受、掌握和运用，必然要从语言的角度探索其实现方式。

2.1 语言是农村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有效媒介

语言无处不在。正是由于语言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思想交流、情感表达才能够发生，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相互联系和彼此合作成为可能，在农村亦是如此。农村的交往活动主要表现为广大农民凭借一定的交往媒介满足物质生产和精神需要的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8]。这一交往媒介便是语言。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5]161从中不难看出，语言与意识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内容本身和在农村的传播过程必须依靠语言才能实现。这其中包括了以标语、板报、宣传册等书面语言的形式和以理论宣讲、政策宣传等口头语言的形式开展的传播活动。

2.2 语言为农民的精神文化生产提供了重要工具

语言是人类与外部世界进行交往、对外部世界进行思考的前提条件。借助语言，人们才能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实现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的转化，才能对事物进行定义、推理和判断，使思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物质世界的约束并得以深化[9]。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其形成和发展没有一刻能离开语言。语言是人类通向精神文化生产的阶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正是通过语言的阶梯打开了认知世界的大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同样离不开语言，尤其是蕴含中华文化特色的传统语言、群众语言、民族语言和乡村语言。我国农民借助语言这一工具，在劳动生产的过程中创造了大量俚语、俗语、谚语和歇后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价值，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这也是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所在。

2.3 语言是马克思主义掌握农民大众的必要手段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农村的推进旨在使农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并将获得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指导实践的物质力量。理论大众化是实践大众化的前提，理论大众化的实现根植于一定的文化认同。马克思主义相较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获得指导地位，除了理论自身的优越性外，还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用人民喜闻乐见和易于接受的语言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传播。语言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掌握大众的必要手段。在当代，为了更好地发挥语言对农民的价值引导和观念改造功效，必须探索与新的语言环境相适应的语言策略，使农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者产生更多共鸣，从而更好地满足马克思主义掌握大众的诉求。

3 新时代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艺术应用困境

3.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环境困境

一方面，当代农村社会面临多元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外部冲击。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上的一切文化将以各种方式，在“融合”和“互异”的双重作用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各样的文化和社会思潮也争相登上农村社会的舞台。一些西方国家通过传播代表本国价值观念的西方话语，大肆进行政治文化渗透。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娱乐主义等也开始在农村盛行，不断消解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指导力。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农村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移动设备和网络的普及改变了农民的交往形态和娱乐方式，影响了农村的基层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模式，也使农民获得了提升自我的新渠道。但是与此同时，在大数据环境下，有价值和无价值的知识与信息泥沙俱下，借助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大肆传播。与“泛娱乐化”的传播话语相比，马克思主义话语较难引起农民们的兴趣和关注，加之其在农村的话语传播场域相对狭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农村的发展正面临着语言环境的困境。

3.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内容困境

一方面，语言内容过于学术化，未能与农民的日常生活实现良好对接。对于不少农民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门高深莫测的学问，令他们望而生畏。这就表明，能够指导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与现有的传播内容还存在很大的偏差。当前，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传播内容常常停留在学术内容和文件内容层面，具有艰深抽象和枯燥乏味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内容与农民日常生活和现实需要的脱离无形之中疏远了马克思主义与广大农民的距离。另一方面，语言内容与现实存在差距，农民容易产生心理落差。马克思主义构想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们擘画了新时代国家各项建设和实现“中国梦”的美好蓝图。但是它们所描绘的前景和蓝图与当前的农村社会现实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容易使农民产生心理落差。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等现象的存在弱化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内容在农村的解释力和可信度，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农村的发展面临着语言内容的困境。

3.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模式困境

在推进当代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话语霸权”这种幽灵对农民们的纠缠依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传播依然存在借助某些学术权威话语继续推行“话语霸权”的现象[10]。长期以来，在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过程中，单向度的灌输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这种语言模式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农民接触到的是多样的思想文化，其思想观念、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日趋多元，主体性日益张扬，单向的理论灌输和语言教化已难以奏效。马克思主义要为广大农民所接受、认同和掌握，仅仅依靠灌输是远远不够的。毛泽东同志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中指出：“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11]当前，不少农村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者依然将自己放在教育农民的“训导者”的地位，坚持单一的“灌输式”理论传播方法，这无疑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农村的发展面临语言模式的困境。

3.4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风格困境

农民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及接受的程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采用了怎样的语言风格。就语言风格来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农村的发展依然存在困境。一方面，语言不够通俗，农民听不懂。一些理论宣传者面对农民受众依然使用西方的语言体系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由于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难读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我国农民的知识素养普遍不高，对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更难把握。理论高于生活但又终究是来源于生活的，一味地照搬马克思主义话语显然是没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晦涩艰深的语言风格只会让农民对马克思主义敬而远之。另一方面，语言不够生动，农民不愿听。当前在面向农民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中，官腔式的话语依然不在少数。从理论到理论的语言表达以及“假长空”的语言风格已难吸引农民的兴趣，反而导致马克思主义话语号召力的不断弱化。

4 新时代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艺术应用路径

探索新时代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路径，既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要求，也是破解新时代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面临的语言困境的现实需要。针对当前面临的语言环境、语言内容、语言模式和语言风格的困境，应从四个方面着手对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路径进行完善。

4.1 善用语言资源，促使语言环境向着安全和谐的方向发展

首先，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融通。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母体文化，是中国乡土社会思想观念、情感共识、传统习俗、语言习惯等的集中体现，与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传播相比具有时间上的先在性，土生土长的农民深受其熏陶和浸染。马克思主义相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异质的存在，但它们在关于人的存在、社会发展等问题上的探讨却存在诸多共通之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融通，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在新时代集中反映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传播者须带领农民深入学习贯彻这一新思想、新理论，深挖其中与农民相关的传统文化资源，增强理论的亲和力和感召力，帮助农民更好地领会其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其次，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多元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对话。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掌握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靠的不是强力施压，而是以理服人。因而推进当代中国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能无视各种社会思潮，也不能拒斥各种外来文化，而要积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进行对比分析，寻求价值共识，消除认识误区，实现马克思主义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引领和对其他文化中有益成分的吸收和借鉴。最后，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对网络语言资源的吸收。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空间不断扩大，传播渠道不断拓宽，相应地也应以富有时代感的“网络语言”为依托传播马克思主义。“超燃”“硬核”“给力”等网络语言曾多次运用于主流媒体，少量网络语言已被词典收录。到2020年5月，我国农村的网民数量已经突破了2.5亿。新时代农村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借助浸染了中国风格的网络语言，架起通向农民的桥梁。应大力创建自己的“网语体系”，让广大农民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并掌握理论。

4.2 坚守农民立场，实现语言内容与农民现实需要的有效对接

实现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其扎根于农村的广阔土地，与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实际紧密相连。关注大众需求、回应大众关切、解答大众困惑，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由之路[12]。农民的关注点往往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而是这一理论体现为何种路线方针政策措施，从而改变当前的现实生活。可以说，当代中国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程度取决于马克思主义满足广大农民需要和根本利益的程度。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是好东西，但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谁还相信马克思主义？”[13]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的语言内容必须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这一“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理论传播者要致力于使农民把握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14]，使广大农民切实感受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与农业农村建设发展、自身生活质量不断改善息息相关的理论，从而激发广大农民学习理论的自觉性与主动性。

4.3 强化互动交往，推动语言模式向着平等对话的方向转变

长期以来，单向度的灌输模式在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灌输式的语言模式与农民日渐觉醒的自由意识、民主意识相悖，不仅难以获得良好的教育成效，还易激发农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逆反和排斥心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陷入“失语”的困境。为了消解这种困境，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模式必然要求向着平等对话的方向转变。对话突破了传统交往语境中既定的主客体关系，在对话过程中，双方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对话的过程也即是对话双方相互影响、相互确证，直至达成共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蕴含“以人为本”的价值内核，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体现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农民通过对话证明自己的主体性存在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主体平等性的具体体现。在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宣传者应当明确自身定位，克服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空洞说教，将自己置于与农民平等的地位，扮演好传播者、沟通者、聆听者的角色。同时，引导广大农民充分参与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活动中去，如鼓励他们就某些方针政策、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见解，提出意见建议。再如，积极培养“农民宣讲员”，让他们在教育与自我教育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认同。

4.4 学习农民语言，促进语言风格与农民生活世界的深度融合

由于农民群众普遍缺乏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严谨的逻辑思维，生产劳动实践和经验世界是其主要的学习场所，所以在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晦涩难懂的传播语言只会让农民听不懂也不愿听。针对“听不懂”的问题，宣传者要掌握“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语言艺术，采用通俗化的语言风格宣传教育与之交流。党的历代领导人在践行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毛泽东通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形象的语言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邓小平通过“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通俗易懂的语言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习近平则通过“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通俗又形象生动的语言展现了我们党对于贪污腐败的零容忍态度。要想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入发展，必须探索一套符合农民语言习惯和认知水平的话语体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通俗的理论阐发；针对“不愿听”的问题，宣传者要掌握新鲜活泼、生动质朴的生活化语言风格。马克思主义只有融入乡土世界才能真正为农民所接受，成为农民喜闻乐见的精神产品。所以在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应当重视农民的生产生活经验与常识，用生活语言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关注语言所具有的深刻时代烙印，及时吸纳网络时代的新语言，精准研判一些新词汇彰显的社会动向，巧妙地将它们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构建，以增强马克思主义对农民的亲和力和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