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会同庙信仰与阮朝国家治理关系研究

郑青青

摘要：越南会同庙信仰起源于越南后黎朝，兴盛于阮朝初期，融合于阮朝中后期。阮朝时期的会同庙主要供奉越南本土阴阳神、本境神灵及部分外来神，并被列入阮朝国家祀典的群祀中。在明命帝后期，部分会同庙逐渐改名为城隍庙。会同庙融入城隍庙是阮朝国家治理的有效手段。文章通过查阅越南史籍，梳理出越南会同庙信仰的发展过程和社会职能，并探寻其发展的内在因素，这将有助于了解越南阮朝建立过程中的精神文化管理策略及所体现的国家意志和国家政治，揭示其民间信仰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越南阮朝;会同庙;城隍庙;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 D7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21）05-103-09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lief in Hoi Dong Temple

and the State Governance of the Nguyen Dynasty in Vietnam

ZHENG Qingqing

Abstract： The Hoi Dong Temple in Vietnam originated in the Later Le Dynasty of Vietnam， flourished in the early Nguyen Dynasty， and merg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Nguyen Dynasty. The Hoi Dong Temple in the Nguyen Dynasty is mainly dedicated to the local Gods of Yin and Yang， other gods in Vietnam， and some foreign gods， and it is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sacrificial ceremony of the Nguyen Dynasty. In the late Minh Menh Dynasty， some Hoi Dong Temples were gradually renamed Thanh Hoang Temple. The integration of Hoi Dong Temple into Thanh Hoang Temple was an effective means of national management in the Nguyen Dynasty. By consulting Vietnamese historical record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the Hoi Dong Temple in Vietnam， and explores the internal factors of its development. This will help understand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management strategies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guyen Dynasty in Vietnam， as well as understand the national will and politics of the Nguyen Dynasty embodied in it， and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folk beliefs and dynastic state governance.

Key Words： Vietnam Nguyen Dynasty; Hoi Dong Temple; Thanh Hoang Temple; State Governance

引   言

會同庙信仰出现于越南后黎朝中兴时期（16世纪前期至18世纪末），初步发展于越南阮主政权（17—19世纪初）后期，全盛于阮朝（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初年，融合于阮朝中后期。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会同庙信仰的研究穿插在对越南神灵的研究作品中。如韦凡州的《从南海海神在越南的流传情况看越南文化的发展取向》一文中对会同庙的定义为：“所谓的会同庙，是越南阮朝时官方所建的一种把众多神祇放在一起共同祭祀的庙宇。”①越南学者谢志大长的《越地的神与人》一文中记载：“会同庙出现于后黎中兴之时，阮福映于1795年在西贡建立会同庙，1802年分别于承天和平定建立会同庙。”② 他认为阮福映建立会同庙用以巩固封建统治，会同庙信仰是越南阮朝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从越南会同庙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探寻其与越南王朝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阮主时期作为地方崇拜的会同庙信仰与官方政治的初步结合

作为地方崇拜的会同庙出现于越南后黎朝中兴时期的南部地区，至阮主时期，会同庙由地方信仰发展为“预在祀典”。越南后黎朝官修史籍《大越史记全书》中未见有关会同庙的记载。谢志大长的《越地的神与人》中记载河仙的会同庙出现于越南后黎中兴之时：“史料记载，‘哥毛③、架沱④ 的两个古寺，原来是会同庙’⑤ 出现于后黎中兴之时。”⑥ 关于会同庙的名称来历，越南庆和省遗迹保存中心网站记载如下：“会同庙坐落于庆和省宁和市宁多坊福多街，其名源于以前该村有七座小庙，之后组合成一座供全村共同奉祀的庙，叫作‘会同’。”⑦ 可见，当时的会同庙是越南南部的一种地方性崇拜，与地方的文化多样性有关，并不能反映出越南封建王朝强化统治的政治痕迹。

17—19世纪初期是越南历史上的阮主时期，阮主据贪江以南，与北方的后黎朝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在此期间，会同庙信仰在阮主所据的越南南部得到了初步发展。这与其所在地域的文化多样性有关，其中包括中国文化、占城文化、高棉文化和部分少数民族文化，体现了阮主统治者的文化包容性。“南方阮氏朝廷则保护地方神祇，认识到南方的神和南方民族一样多元。”⑧ 笔者查阅了阮朝史籍《大南实录》，书中关于会同庙最早的记载为1791年阮福映还未称帝时将会同庙“预在祀典”。“定文庙及预在祀典诸庙礼例。帝以经乱之后，祀典久废，命诸营册上辖内神祇，经有国祭者令公同议定礼例颁行之……会同庙，镇边、永镇、镇定三所，春秋二祭，礼钱各七十缗”⑨。将征占的镇边、永镇、镇定3处占城故地的会同庙提升到祀典地位，可见阮主对会同庙的设置赋予了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阮主已将地方崇拜与政治初步结合起来，也体现了阮主统治者以会同庙这一符号对地方的政治统治。另外，当时城隍庙并不在“预在祀典”之列。

二、阮朝时期会同庙信仰与国家政治的紧密融合

1802年阮福映称帝，号嘉隆，建立阮朝（1802—1945年）。阮朝确立了会同庙的祀典地位、祭祀时间和祭祀典礼。阮朝初年的嘉隆时期（1802—1819年），会同庙信仰得到了一定发展。明命时期（1820—1840年），城隍跻身于会同庙中，城隍庙逐渐地取代了部分会同庙。绍治时期（1841—1847年）遵循明命时期各省改称会同庙为城隍庙的旧制，并批准于省城附近建立城隍专庙。上述会同庙的发展轨迹可见证阮朝会同庙信仰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会同庙信仰的发展和融合与阮朝国家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为英国学者王斯福在《帝国的隐喻》一书中认为的地方崇拜与国家政治之间存在的某种现象及隐喻的关系①。

（一）会同庙祀典地位的确立

古代越南与中国一样，封建王朝通常通过确定祀典来宣示本朝敬天法祖、代天行政的形象，并用以确立政权的合法性。此外，民间信仰与社会秩序息息相关，国家通常对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民间信仰加以承认甚至将其纳入国家信仰体系中。阮朝国家祭祀体系的核心结构和理念都源自儒化的东亚古代王朝国家宗教，阮朝统治者以官方行政手段将包括会同庙信仰在内的民间信仰整合到国家祀典中。阮朝史籍《钦定大南会典事例》中将国家祀典分大祀、中祀和群祀3等，城隍庙和会同庙属于群祀。大祀有“南郊、列庙、社稷”;中祀有“历代帝王、先师孔子和先农”;群祀有“风伯、启圣、雨师、先医、周尚父姜太公、关公、天妃、都城隍、会同、南海龙王、占城国王、真腊国王、炮神、邰阳夫人、河伯、后土、司工、开国功臣、中兴功臣、忠节功臣、山神、 湖神、岛神、祀典诸神祇、诸祠堂②。会同庙信仰的发展见证了阮朝祀典的确定和政权的巩固过程。嘉隆二年（1803年），定群祀典礼，确立了会同庙的祀典地位，并确定了在京及诸营镇莅所修建会同庙。“定群祀典礼。又礼记祭法云，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以能御大灾则祀之，以能捍大患则祀之。今诸杂祠应古祀典者少闻，有俗传灵异，方民随处设祠，沿袭已久。夫祭欲其专，不欲其分，专则敬，分则渎。请在京及诸营镇莅所各立会同庙合祀境内所当祀者。春秋二仲壬日命官致祭已示专一。”③ 通过上述材料可见，会同庙供奉的神祇主要是“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以能御大灾、能捍大患”的、有功于国的“当祀之神”。

会同庙祀典地位确立以后，阮朝各帝通过各种方式不断肯定会同庙的地位。明命六年（1825年）再次规定了会同庙的祀典时间。“会同庙，仲春仲秋均于祭社稷后丙日。”④ 绍治六年（1846年）五月正式统一了各地会同庙的规制和典例。“申定诸地方会同庙典例。嘉隆初年营镇各立会同庙规制，广狭不齐，神位或书粉壁或制造铜像，与夫祀器祀典所办不一，至是准定庙制三间二厦并前堂合为一座。正中设牌位一，书上等阳神列位。左间牌二，一书中等阳神列位，一书下等阳神列位。右间隔以帷幙设牌三，书当境土地、龙神、五方河伯、水官诸神。西厦牌一，书先师、土公、龙君、住宅诸神列位。铜像塑像各于净地埋藏。祀器照式支办，递年二祭礼以水牛羊豕各一。”⑤ 上述材料也进一步揭示了会同庙所祀之神的本土性。《钦定大南会典事例》还记载了阮朝祀典诸祀礼的用牲情况。“凡春祀……社稷坛、历代帝王正案五案、先师正位、先农、先医、 武庙正位、 都城隍庙、 会同庙均用三牲。”⑥  会同庙虽然只列在会典的群祀中，但祀典用牲规格却是与大祀、中祀的用牲规格一致。同庆元年（1886年）春正月记载诸坛庙秋祭情形。“准京外诸坛庙祠酌行秋祭一次（春祭停省），何系中祀（社稷坛、历代帝王庙、文庙、启圣祠）仍于坛庙所，何系群祀（上、中、下等诸神）合于会同庙，本朝诸臣（望阁、开国、中兴、忠节、显忠并节次阵亡将士诸灵祠）合于贤良、忠义二祠，各行致祭。”⑦

会同庙祀典贯穿于整个阮朝时期。从嘉隆至同庆年间，会同庙通常与城隍庙一道，由于皇帝多次加恩“致祭一坛”。通过列入祀典的方式，阮朝将会同庙纳入儒家统治模式下，确定了会同庙内所祀之神的合法性，以此彰显阮朝统治的正统和皇帝的权威。

（二）阮朝对会同庙所祀神灵的接纳与阮朝国家认同的建构

阮朝对会同庙所祀外来神灵的接纳和确定即是加强治下人民国家认同的过程。《大南会典事例》中“会同庙”条中记载会同庙所祀之神主要是阴神、阳神及其他當境之神。“嘉隆二年建庙于顺安汛分。又准诸营镇各于西北郊立庙一座，内设祀案三，中左二案，通祀阳神诸位。右一间隔以帷幄，以祀阴神诸位。东西两班祀当境土地、龙君、五方河伯、水官先师、土公龟君往宅等神。”① “都城隍”条目中也记载会同庙“原祀诸神位多是护国庇民，著有功德上等之神”②。会同庙将越南民间及其他文化体系中的各种神祇吸纳进来，所祀之神具有综合性、广泛性、杂糅性和灵活性的特点。

阮朝通过国家封赠认定，不断吸纳民间神祇进入祀典，既体现了儒家统治模式下阮朝皇帝的权威，也进一步宣示了王朝主权。阮朝统治者对会同庙中的外来神祇的加封和认定也是如此。例如，阮朝祀典群祀中的邰阳夫人，其原祀于会同庙中，明命元年（1820年），邰阳夫人才从会同庙中单独列出，后来也列于群祀当中。“定邰阳夫人祠礼例。邰阳夫人向来合祀于会同庙，帝以其屡著灵应，命广德营臣于邰阳别祠祀之。”③ 明命三年（1822年）将关圣帝、九天玄女列入会同庙奉祀且保持前代名臣在会同庙中的奉祀。《大南会典事例》“礼部·登秩”记载：“（明命三年）奏准关圣帝君、九天玄女给敕旨各一道，又辅国都督将军胜才侯右府宋国公吏部议正侯各给与赠敕一道，列在嘉定城会同庙奉事。”④ 绍治七年（1847年），“议准定祥省会同庙原祀该三十二神号多系前代名臣，就中十四位究有祠奉祀，另预封典;余十八神号无有别祀，无预封典，仍据每神号各给敕一道，照按陈祀。”⑤ 《大南一统志》中记载爪爪夫人也被列入会同庙。“爪爪夫人祠，在爱子社。祀爪爪灵湫浦泽相佑夫人之神。初太祖南镇顺化，莫将立暴来侵，上亲御之驻于爱子江，夜闻江次有爪爪声，异之，起观之，波涛汹涌。因密祷曰江神，有灵当助我破贼，是夜梦见一妇人前对乞定美计，上既觉”，“事平。敕封夫人，立祠其处祀之。嘉隆年间列祀会同庙。明命五年加赠柔和端懿召灵助齐淑中等神，旱祷輙应。绍治二年北巡，圣制诗纪其事，勒碑志之”⑥。《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中记载“功臣福洽”被列入会同庙。“福洽，清化宋山人，功臣，宋福治之裔。嘉隆初列祀忠节功臣庙， 明命封中等神， 祀会同庙。”⑦ 不同文化背景和来源的神祇以不同方式进入了会同庙。

上述邰阳夫人是源自占城海神信仰中的一位女神，在《乌州近录》卷五有详细记载⑧。1824—1924年，邰阳夫人分别得到阮朝明命、绍治、嗣德、同庆、维新和启定皇帝的5次封赠，分别颁给“贞静助顺孝灵、灵懿、秀洁、庄徽、翊保中兴”⑨ 等美字。关圣帝、九天玄女为来自中国的神，爪爪夫人是阮主与莫将立暴战斗时助阵阮主的一位女神，被阮潢封为“灵湫普泽相佑夫人”，明命五年（1824年）加赠“柔和端懿昭灵助顺斋淑中等神”⑩，此后绍治、嗣德、启定皇帝多次加封。福洽是阮主与西山阮岳对峙时取得战绩的有功之将。会同庙所祀之神的种类就如同“会同”之名，杂糅且灵活，集合了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神祇。

阮朝对会同庙中来自不同文化的各种神祇的接纳和确定是有其内在原因的。美国学者亚历山大·巴顿·伍德赛德在《越南与中国模式》一书中认为，“（阮）朝廷害怕乡村社群拥抱东南亚风俗。进入湄公河三角洲的越南文化先锋接收废弃的占城与柬埔寨庙宇，把他加上越南名字，为占城偶像穿上越服”①。阮朝将来自不同文化的神祇如来自占城、中国的神灵都以符合统治需要的价值观如儒家孝悌、仁爱、忠君等元素将其上升到制度高度并列入会同庙，使其具有“护国庇民，扶助王朝”的神迹，以此将各路神祇披上“越服”，纳入阮朝的越南神祇系统中。因此，阮朝统治者通过封敕、加封等积极的管理策略，将越南本土神祇、征战故地神祇及外来神祇置于一庙堂供奉，使其融入会同庙神祇系统，以此来强化治下人民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而起到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

（三）会同庙逐渐转变为城隍庙——越南本土文化之实与外来文化之名的博弈与融合

会同庙信仰本是起源于越南南部特有的民间信仰形式，是一种融合了各种文化背景的自发的民间信仰。阮朝将其列入祀典之后，会同庙信仰披上了儒家文化的外衣，阮朝统治者遂以会同庙为载体，将越南民间信仰的各种神祇纳入阮朝儒家统治模式下的国家信仰体系中。嘉隆、明命二帝在全国普建会同庙，期间城隍逐步跻身于会同庙中，之后会同庙逐渐改称城隍庙。绍治皇帝则批准在全国各省建立城隍专庙。

明命时期逐渐将会同庙改为城隍庙。明命二十年（1839年）允许诸直省将会同庙之名改为城隍庙，其他新开辟的南方诸地如安江、兴安、镇西等未有会同庙之地则建城隍庙。“礼部议奏言，国初荣建都城隍庙，又增建从祀二座。左祀广平以南，右祀河静以北诸直省城隍之神。其诸直省别有会同庙，奉祀神祇列位，而无专设本辖城隍庙。城隍之神攘灾捍患实有功德于民，所在地方礼宜各设专祠，乃向来却于京师都城隍庙配享，诚为未当。请行咨诸直省增制本境城隍之神牌于会同庙中案设祀，余庙内神祇列位列祀于左右等间，匾额改刻为城隍庙，以正名义。其在京配祀诸辖城隍牌位奉将销化，从祀二座各留三间以贮祀器。惟安江、兴安、镇西等辖原未有会同庙，请亦各建城隍庙，中祀本境城隍之神，左右各间分祀本辖灵神列位。帝允其议。”② 由于阮朝的城隍多由封敕而成，被封敕为城隍的人神具有明显的越南本土性且符合儒家价值观。“大都是与（越南）本地有某种关系（如在本地出生、死亡或生活过）或越南历史上实有的人物，如古代帝王、民族英雄、忠臣义士、清官廉吏、科考名流、 行业大师， 以及在当地垦荒建村过程中有功者、在某重大事件中贡献卓异者等等。”③ 因此，由于会同庙和城隍庙所具有的护国庇民、攘灾捍患等共同特点，明命时期，会同庙信仰逐渐融入城隍信仰中。虽然明命帝建议将诸直省会同庙改为城隍庙，但是进度上较为缓慢。明命二十一年（1840年）准许会同庙中原祀神位仍旧列祀，“礼部奏言，诸地方会同庙经改为城隍庙。就中所祀神位多属不一，请酌议改定俾归妥当。帝曰本年值朕五旬庆节，神人共庆，通国神祇各有赐祭，礼重怀柔，未应遽尔改定，其原祀神位，姑准仍旧列祀”④。绍治元年（1841年）再次强调各省建城隍庙，可见会同庙仍然广泛存在于越南各省当中。

由此可总结阮朝城隍庙的发展和会同庙的消退脉络：明命时期，各直省城隍由原本配祀于都城隍庙中的地位上升到另设牌位祀于各省的会同庙中，然后将会同庙改为城隍庙，再到允许各省于省城附近建立城隍专庙。于是城隍庙在越南各省大范围地建立起来。由于会同庙中所开列的神号颇属不一，已有的会同庙仍祀如旧。“谕向来诸直省城隍神位原配祀于京城都城隍庙，去年礼部议请另由各辖制造神牌，各于所辖会同庙设祀，仍改称会同庙为城隍庙。嗣据各辖咨部开列，会同庙中神号颇属不一，钦奉圣谕，准各仍旧列祀，俟后再降旨行”，“念会同庙原祀诸神位多是护国庇民，著有功德上等之神，未便据行更张移易”，“宜著通谕诸直省，准于附近省城应建城隍专庙，以为崇奉之所，其原会同庙，准各仍旧奉祀，毋須改所在。应建城隍专庙。规式并应给祀器，祀典著各由礼工二部议奏施行。钦此遵奉。议准诸地方各于省辖建立城隍庙一座，递年春秋致祭”①。

因此，从嘉隆八年（1809年）在阮朝京城建立都城隍庙祀全国各省城隍神位（“嘉隆八年，议准建庙于京城内，右边正中设案一奉祀。都城隍东西两庙各设配案五，奉祀诸省城隍，递年春秋二仲祭”）②，到明命二十年（1839年）“行咨诸直省增制本境城隍之神于会同庙中案设祀”，城隍跻身于会同庙中，历时30年。可见，嘉隆、明命两位皇帝时期，阮朝各地的会同庙与城隍庙并行。至绍治元年（1841年）仍遵循明命时期各省改称会同庙为城隍庙的旧制，并批准于省城附近建立城隍专庙，已有的会同庙仍祀如旧，历时32年。可见，会同庙与城隍庙的社会地位此消彼长，城隍庙的地位越来越稳固。

笔者根据阮朝史籍《大南实录》、嗣德版及维新③ 版《大南一统志》将阮朝各地会同庙和城隍庙的设置时间和地点进行了统计，总结如下：阮主时期（1600—1802年）会同庙“预在祀典”并一直延续到阮朝时期。阮福映统一越南南北之后，确定了会同庙的祀典地位。会同庙多于嘉隆（1802—1819年）、明命（1820—1840年）年间设置，遍及越南大部分地区，包括京城及31个省。与此同时，嘉隆、明命时期首先于阮主政权所在京城故地富春及周边省份建立城隍庙，包括广南省（嘉隆初建）、广义省（明命十七年即1836年建）、广平省（明命二年即1821年建）、平定省（嘉隆元年即1802年建）、乂安省（嘉隆三年即1804年建）、嘉定（嘉隆六年即1807年建）、谅山省（明命十四年即1833年建）及京师都城隍庙（嘉隆八年即1809年建）。随后于绍治时期（1841—1847年）在其他省份普建城隍庙。总体而言，阮朝时期城隍庙所建时间晚于会同庙。其中，安江省未建会同庙和城隍庙。

会同庙转变为城隍庙是越南本土文化之实与外来文化之名博弈与融合的结果，也是阮朝政治权力成功地深入地方村社使然。亚历山大·巴顿·伍德赛德在《越南与中国模式》一书中描述越南的家族与村社时认为：“十九世纪的阮朝皇帝对中国模式的热心超过了其他朝代，这时候他们害怕村社中不忠诚与文化异端的表现。中国化在（越南）乡村不像在朝廷那样密集与显著，社群思想行动的本土风俗基本不容易为外来文化或汉越化者强迫改变。”④ 正是因为如此，发迹于越南南部、更具有文化包容性和开放性的阮朝統一越南全境之后，也采用了儒家管理模式，将文化管理慢慢归拢到儒家模式之下。因此，阮朝统治者利用本土会同庙信仰之实，借用已具有社会根基的外来城隍之名，以一种柔性、循序渐进的方式，用“越化”的城隍信仰逐渐取代了杂糅的会同庙信仰，以此将封建阮朝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和行政统治模式深入到村社一级。越南学者谢志大长也认为，传统的儒家模式已在越南根深蒂固，发迹于越南南部的阮朝在统一越南全境后仍然需要依靠儒家式王权的庙堂巩固统治，会同庙只是顺应民情而建。“（阮福映于1802年分别于承天和平定建立会同庙，于1803年在升龙建立会同庙，于1804年在广义建立会同庙）。在越南其他地方建立会同庙也只是顺应的工作罢了。但是因为时间漫长，很多时候也没有被记载下来，这也证明中央对此事缺少关注，（修建会同庙）这一工作只是按照原有程序进展下去。朝廷之所以对这一事件缺少关注，那是因为阮朝是在既定的儒家式王权庙堂原有的设置模式上建立的统一的封建王朝，中国模式被越南之前的封建皇帝们不断巩固。”① 由此可见，中国儒家文化中的神祇及儒家统治模式在封建越南上层社会具有深厚的根基，会同庙向城隍庙转变是必然的趋势。首先，两庙所奉祀神祇的越南本土性为会同庙向城隍庙转变打下了基础。两庙所奉祀的神祇都具有护国庇民、攘灾捍患的特点。会同庙奉祀越南本境阴阳之神、越南本土推崇的神祇及部分得到官方和民间认可的外来神祇。越南的城隍信仰虽然具有中国城隍之名，却已形成“越化”的本土城隍之实。越南民间所奉祀的城隍神祇多是由越南官方封敕的、于当地建村立邑的有功之人或民族英雄等。其次，儒家文化系统下已经“越化”的城隍信仰更有利于越南王朝秩序的巩固。早在安南都护府时期，苏沥河神便成为大罗城的保护神，号曰“都府城隍神君”②。李朝李太祖迁都大罗城，改其名为升龙并“修府库，治城隍”③。明朝依据中国之制在越南各地增立城隍，对越南全国的城隍神迹和神谱进行确认并将其划分为具有越南特色的上等神、中等神和下等神3个等级。阮朝初年开始设立都城隍和村城隍，对地方村社进行管理，将统治权力深入到地方村社一级。因此，城隍信仰和城隍系统是越南封建王朝加强地方村社管理的有效手段。经过越南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经营和发展，城隍成为被越南封建王朝统治者承认且封敕的儒家神祇系统中具有越南特色的神祇，在阮朝时已形成较大规模。越南俗语“土有土公，河有河霸，各村有各村的城隍”“各村的城隍各村供”是越南村城隍信仰发达的真实写照。

因此，阮朝建立之后，在官方的干预下，会同庙信仰之实向更利于地方村社管理的城隍信仰之名转变。这也印证了阮朝在南进的过程中，在面对已经融入越南民间信仰的其他文化信仰时，阮朝坚持固有的儒家文化和儒家统治模式的正统地位。城隍庙取代会同庙的过程是阮朝王权政治的体现，阮朝统治者将王朝政治权力嵌入地方信仰，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引导和控制人民的意识形态来巩固王朝统治，在人民生活中体现出“国家意志”和“国家政治”。这个过程体现了越南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博弈与融合，即阮朝统治者通过儒家忠孝节义等字眼来褒扬和确立会同庙内的神祇及将会同庙改为城隍庙之名的方式，最后将包含异域神祇信仰的会同庙信仰融合到带有越南特色的城隍信仰中。如此，会同庙看似衰退，实则融入儒家模式下的城隍信仰当中，以另一种方式在越南发展壮大。至同庆帝（1885—1889年）时期，阮朝国史馆编修的《同庆地舆志》④ 所列的越南中圻、北圻24个省和承天府的地志中，只有海阳省和南定省中各有一处会同庙的记载。

三、会同庙信仰在阮朝国家治理中的社会职能

通过上述材料可知，会同庙最先出现在越南后黎朝中兴时期的南部地区，是当地人民精神信仰的集中体现。阮主掌权以后顺应了这一民间信仰，在越南南部各地先后建立会同庙。于民间而言，会同庙寄托了人民的精神信仰，是当地人民自发的精神信仰。会同庙的社会职能主要体现在阮朝统治者利用其安定民心、稳定社会。

首先，阮朝统治者借助会同庙安抚当地人民，尤其是在自己“敌人”故地建立的会同庙更是能起到安抚当地人民的作用。谢志大长的《越地的神与人》一书记载：“重要的集中性的信号便是阮福映于自己最初的京都西贡建立会同庙。最初的一步既然迈出去，那么接下来先后在各个特别之地建立会同庙就证明了阮朝君臣意识中对人与神灵关系的注重。（阮福映）在登基的第一年即1802年，分别于承天和平定建立会同庙，一个是故黎永远得不到的京都，一个是敌人（西山）的发源地，需要祭祀以安抚敌人的在天之灵，以请求他们回归自己这一派。这种继续的安抚接着出现在其他的都城，统治者对此的关注已经没有像前者那样重视：升龙于1803年才建立会同庙。也许统治者在广义建立会同庙也是出于此目的（广义是西山的兴盛之地）。”① 因此，阮朝统治者则顺应民情、建立会同庙，起到安抚地方人民和增强对地方控制的作用，在人民的意识形态中灌输阮朝的国家符号，是阮朝主权的象征。

其次，于阮朝官方而言，会同庙还具有祷雨、祈晴和祷安等社会职能。据《大南实录》记载，阮朝官方在会同庙中求雨祈晴18次、求去除疫病1次、求子1次、祈求皇帝身体康复1次。如明命元年（1820年）七月，“畿内啬雨，复命礼部参知潘辉湜祷于会同庙，翌日雨特，赏记录一次”②。咸宜元年（1885年）秋九月，“承天府啬雨，命府臣诣会同庙设坛虔祷。寻得雨，赏府丞段如璧二仪金钱一枚”③。同庆元年（1886年）三月，“承天府久不雨，暑甚，沴间作。经命府臣诣会同庙并六县各于所辖灵祠虔祷，累次弗应，府臣片准祷于惠南殿，越日雨大降。帝以府臣阮硕、尊室灞能竭诚尽职赏紫金磬各一面，六县员均赏纪录各二次”④。建福元年（1884年），“帝圣体违和”，“恭诣会同庙密祷两次，逾月圣体康安”⑤。会同庙向城隍庙转变之后，城隍庙也具有求雨、 祈晴等社会职能。自从明命二十年（1839年）允许诸直省建立城隍庙之后，绍治时期（1841—1847年），越南各省几乎都建立了城隍庙。在各省建立城隍庙之后，据《大南实录》记载，绍治时期，阮朝官方在会同庙中祈雨、祈晴、密祷的次数是3次，城隍庙则是6次。嗣德时期（1848—1883年），阮朝官方在会同庙中求雨、祈晴的次数是2次， 城隍庙则是1次， 其中两庙同有1次祈求除沴气的记载。此外，《大南实录》还记载，明命元年（1820年）平顺至广平遭遇疫病时，明命帝派人到城隍庙和会同庙中密祷⑥。从上文可见，会同庙被纳入到阮朝国家行政体系中以后，除了构成祀典的职能，还司求雨、祈晴等职能，起到寄托精神、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的作用。越南阮朝以官方行为赋予会同庙诸多社会职能，这种仪式权威是越南阮朝统治体系的一部分。阮朝统治者通过列入国家祀典、 祷雨、 祈晴、祷安等形式， 在起源于民间的会同庙信仰与王朝权威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联系，以此来加强国家统治。按照王斯福在《帝国的隐喻》一书中提出的官方崇拜与地方崇拜的关系实际是官方通过地方崇拜对地方进行控制的解释，同理可将越南民间会同庙信仰进入阮朝行政体系解释为 “政治隐喻”①， 体现了阮朝对地方行政单位包括县级以下的村社的控制能力的增强。

与中国封建王朝“神权不下县”的管理方式不同，阮朝统治者用行政权力将国家统治秩序扩展到精神信仰领域，通过会同庙和城隍庙以“神权下村”的方式将中央权力延伸到地方，将统治权力向乡村逐渐渗透，将基层村社牢牢地归拢在阮朝的行政统治之下。由此，阮朝与地方村社的距离通过会同庙和城隍庙而被拉近，双方在互动上比较频繁，国家控制地方和人民的深度和力度得以加强。通过会同庙这样的符號，阮朝统治者成功实现了“国家在场”，建立起对人民的精神统治，以精神统治为桥梁，逐渐加强对人民的政治统治。

结   语

越南会同庙发源于后黎朝中兴时期的南部地区，阮主将其预列祀典以笼络人心、宣示正统。阮朝初年，会同庙信仰得到了迅速发展。明命时期，部分会同庙逐渐被城隍庙取代。阮朝会同庙转为城隍庙的过程是越南本土会同庙信仰之实与外来且越化的城隍信仰之名融合互生的过程。阮朝的会同庙和城隍庙供奉的神祇都具有“法施于民者，以死勤事者，以劳定国者，以能御大灾者，以能捍大患者”的特性，两庙奉祀神祇所具有的本土性和护国庇民的特性为会同庙向城隍庙转变打下了基础。另外，由于城隍是儒家文化系统中的重要神祇，阮朝统治者接续了前朝原有的儒家神祇管理模式，将会同庙信仰逐步融入城隍信仰中，进而建立起都城隍和村城隍系统，将行政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以加强地方管理。因此，随着城隍信仰在越南的推进和深入，会同庙数量逐渐减少。如今，在越南南部的少数省份还保留有会同庙，如庆和省的会同庙还留存有1924年启定帝（1916—1925年）颁给源自占婆的天依阿娜女神的神敕。从阮朝会同庙向城隍庙转变的过程可以窥见阮朝统治者以一种循序渐进的灵活方式平衡了越南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阮朝统治者既保留了越南的本土信仰，又利用越南历朝建立起来的儒家神祇系统对本土文化进行管理和融合，以城隍之名为载体，将行政权力深入到地方乡村，最后达到加强国家治理、巩固政治统治的目的。另外，会同庙向城隍庙的转变也体现了阮朝统治区域从越南南方转向越南全国之后，以开放包容的会同庙文化符号作为纽带，向儒家管理模式的转变过程，城隍庙取代了会同庙这一文化符号就体现了阮朝封建国家的“在场”。

越南阮朝统治者对会同庙的管理策略与阮朝国家治理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阮朝统治者利用行政手段管理民间精神信仰是一种灵活、柔性的国家治理方式，其最终目的是通过会同庙信仰加强阮朝治下人民对国家政治的服从和国家认同。会同庙向城隍庙转变的过程则是阮朝儒家统治增强的过程，体现了阮朝统治者的国家管理策略。

（责任编辑： 颜   洁）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云南农业大学

①韦凡州：《从南海海神在越南的流传情况看越南文化的发展取向》，《南亚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2期。

②（越南）谢志大长：《越地的神与人》（越文），河内：越南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第238页。

③哥毛，即今越南南部的金瓯市，属金瓯省。

④架沱，即今越南南部的迪石市，属坚江省。

⑤（越南）阮朝国史馆编修： 《大南一统志（嗣德版）》，《河仙省》，第222页。其原文是：“架沱古祠，在坚江县，旧名会同庙。哥毛古祠，在龙川县旁，旧名会同庙。”

⑥（越南）谢志大长：《越地的神与人》（越文），河内：越南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第238页。

⑦“会同庙”条，越南庆和省遗迹保存中心网站， https：//diti-

chkhanhhoa.org.vn/index.php/2018/02/26/mieu-hoi-dong/，

2018年2月26日。

⑧（中国台湾）钟彩钧：《东亚视域中的越南》，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2015年版，第314页。

⑨（越南）阮朝国史馆编修：《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卷五，东京：庆应义塾大学，1963年版，第376页。

①（英国）王斯福著，赵旭东译：《帝国的隐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越南）阮朝国史馆编修：《钦定大南会典事例》，礼部，卷一百二十二，第1页。

③（越南）阮朝国史馆编修：《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卷二十二，东京：庆应义塾大学，1963年版，第630页。

④（越南）阮朝国史馆编修：《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三十二，东京：庆应义塾大学，1971年版，第1820页。

⑤（越南）阮朝国史馆编修：《大南实录》，正编第三纪，卷五十七，东京：庆应义塾大学，1977年版，第5485页。

⑥（越南）阮朝国史馆编修：《钦定大南会典事例》，礼部，卷八十五，第7页。

⑦（越南）阮朝国史馆编修：《大南实录》，正编第六纪，卷三，东京：庆应义塾大学，1980年版，第7415页。

①②（越南）阮朝国史馆编修：《钦定大南会典事例》，礼部，卷九十三，第17页，第16页。

③（越南）阮朝国史馆编修：《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二，东京：庆应义塾大学，1971年版，第1474页。

④⑤（越南）阮朝国史馆编修：《钦定大南会典事例》，礼部，卷一百二十二，第3页，第15页。

⑥（越南）阮朝国史馆编修：《大南一统志（维新版）》，第七卷，广治省，第24页。

⑦（越南）阮朝国史馆编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四十四，第27页。

⑧（越南）杨文安著，阮克纯译：《乌州近录》（越文），岘港：越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02页。

⑨（越南）武荣光：《广南省海洋女神印记——以广南省奠盘县奠明乡驹尼村的邰阳夫人敕封为考察视角》（越文），（越南）《岘港社会经济杂志》2016年第82期，第56页。

⑩（越南）阮朝国史馆编修，黄文楼译：《大南一统志（1）》（越文），河内：劳动出版社，2012年版，第463页。

①（中国台湾）钟彩钧：《东亚视域中的越南》，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2015年版，第291页。

②（越南）阮朝国史馆编修：《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二百零六，东京：庆应义塾大学，1976年版，第4480页。

③孙衍峰：《越南人的城隍信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④（越南）阮朝国史馆编修：《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二百零九，东京：庆应义塾大学，1976年版，第4536页。

①②（越南）阮朝国史馆编修：《钦定大南会典事例》，礼部，卷九十三，第15～16页，第15页。

③阮朝维新帝在位时间为：1907—1916年。维新版《大南一统志》与嗣德版《大南一统志》的内容大致相似，但维新版的《大南一统志》只包含越南中圻各省：京师、承天府、广南、广义、广治、广平、平定、富安、庆和、平顺、河静、义安和清化等。

④（中国台湾）钟彩钧：《东亚视域中的越南》，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2015年版，第291页。

①（越南）谢志大长：《越地的神与人》（越文），河内：越南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第239页。

②陈庆浩、郑阿财、陈义等主编：：《粤甸幽灵集录（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二辑）》，中国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27页。

③（越南）吴士连著，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标点校勘本）》，本纪卷之二，《李纪·太祖皇帝》，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9页。

④（越南）吴德寿、阮文元、 Philippe Papin整理： 《同庆地舆志》，河内：汉喃研究院，2003年版，第172、353页。

①（越南）谢志大长：《越地的神与人》（越文），河内：越南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第238～239页。

②（越南）阮朝国史馆编修：《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五十三，东京：庆应义塾大学，1972年版，第2135页。

③（越南）阮朝国史馆编修：《大南实录》，正编第六纪，卷一，东京：庆应义塾大学，1980年版，第 7378页。

④⑤（越南）阮朝国史馆编修：《大南实录》，正编第六纪，卷三，东京：庆应义塾大学，1980年版，第 7429页，第7280页。

⑥（越南）阮朝國史馆编修：《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四，东京：庆应义塾大学，1971年版，第1496页。

①（英国）王斯福著，赵旭东译：《帝国的隐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