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家校合作共育转型与调适

黄爱华 邹太龙

摘 要传统的中小学家校合作共育在富技术时代、新高考改革、新家庭到来所建构的“新”背景下已难以有效运行，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学校和家庭皆需围绕家校合作共育的目标来提升理念、搭建平台、培育素养，形成家校共融、互动、互补的局面，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 中小学;家校合作共育;教育合力

作者简介 黄爱华，湖北省恩施市实验小学，语文高级教师;邹太龙，湖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海南师范大学学校德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家庭与学校是孩子成长中最重要的两个场所，家长与教师是孩子成长中最重要的人。尤其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而言，家庭、学校直接决定着孩子的生活品质，影响着孩子的生命内涵。[1]换言之，中小学家校合作质量的好坏直接关乎孩子成长环境的优劣，对这一阶段的孩子成长意义重大。面对5G技术、初高中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二孩”政策等内外因素的影响，家庭和学校既要客观理性认识其所处的背景，也需从现实层面调适策略，这对于当前中小学家校合作共育至关重要。

一、中小学家校合作共育转型的三个维度

在教育中，家庭与学校是两个最重要的法定责任主体，合作共育是学生健康成长和发展的根本保障和基本条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它既反映了教育的本质和规律，也是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2]中小学家校合作共育在富技术时代、新高考改革和新家庭到来所建构的“新”背景下，将迎来传统运行机制的转变，促使家校关系由内至外发生整体性转型。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富技术时代变革着中小学家校合作共育思维

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8.97亿，互联网已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在线教育、在线办公等方式不断推广的大势所趋，教育、社交等类型的网络应用用户规模呈现大幅增长。[3]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技术正在以颠覆性的力量变革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教育模式，尤其对教育形式、教育思维的全方位、多角度更迭，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它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即让数据开口说话，让数据成为人类思考问题、作出行为决策的基本出发点”[4]。在传统思维中，中小学家校合作处于“忐忑”状态，一种观点认为家庭教育依附于学校教育而存在，主要起“助手”作用，如督促作业纠错、准备课堂学具、安排护岗值日、打扫教室卫生等;另一种观点认为家庭教育独立于学校教育之外，主要起“监督”作用，应该具有对学校教育的参与、评议和监督的权利。[5]但在实际运行中，因家校双方的认知差异，家校合作共育常与理想中的合作状态有偏差，难以单方面满足家庭对学校或者学校对家庭的要求。

富技术时代中小学家校合作共育思维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教师中心地位受到挑战，互联网在技术架构上的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特点打破了教师的垄断地位，教师不再是唯一的知识源，适应“数字化生存”的家庭比学校更能轻而易举地从互联网上获取海量信息和优质的教育资源。[6]这意味着中小学家校合作共育的技术条件发生了改变，客观上形成了对家庭有利的一面，家庭摆脱了传统模式下的弱势地位，对民主化的要求更为强烈，因此，传统单一的以校为主或者以家为主的思维会朝着二者互动的思维发展，多元合作模式极有可能成为合理化诉求。二是家校合作空間大为拓展。富技术时代，教育的空间已经从有限室内延伸到无限室外，中小学家校合作共育的空间局限被突破，交流方式由单一线下转变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由此带来的新挑战增多，应对挑战也是任何一方都无法单方面完成的，需要二者建构全方位、立体式的交流空间，从求“小变”向求“大变”的思维转换，从而在解决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疑难杂症”上形成合力。

（二）新高考改革影响着中小学家校合作共育衔接

长期以来，高考因其“指挥棒”功能造成基础教育严重的“片追”“应试”现象而饱受非议，[7]考上“双一流”高校才意味着学生在未来成长道路上可能有更好的平台，“好”的结果导向直接取决于学生是否能考上具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好”高中，而这一压力间接传导给中小学教育，家校丝毫不敢懈怠，学生也因此不堪重负。作为中国高考史上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8]新高考改革自2014年启动以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尽管造成学业负担的诱因不全在高考，但高考“指挥棒”效应依然是增加学生负担的最主要因素，通过高考改革减轻学生负担也一直是政府努力的方向。[9]新高考在具体实施改革过程中，一是评价标准变化。改革之前，高考基本上是一次性考试，是在学生完成了中学阶段各学科的学业后安排的考试，因此是结果评价、终结性评价。[10]改革之后，“普通高中教育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为学生适应社会生活、高等教育和职业发展作准备，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11]，从以结果为导向转向将素质与结果统一的双重标准，使得对学生的考核从一维转向多维，无形中丰富了中小学生的学习内容，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都要在教育内容上作出部分调整，以求主动衔接。二是相关政策调整。学业水平考试方案、综合素质评价方案、高考科目选科指引政策、科目托底保障政策等都有所变化，[12]“牵一发而动全身”，使得家长认为变数很大。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可能会以各种形式把对学校的诉求通过家校合作平台进行传递。可见，为适应新高考改革，中小学家校合作共育也要在行动衔接上做足功课，提前谋划。

（三）新家庭的到来支配着中小学家校合作共育资源

自2015年我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发生改变，这对于中小学家校合作共育是一个全新课题，既有挑战也有机遇。[13]尤其对家庭和家长而言，在收获幸福感的同时，困惑与忧虑也与日俱增。2016年，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发布了调查报告《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报告显示：52.2%的“二孩”父母在教育两个孩子的过程中存在困惑，很多困惑都是与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有关，比如“如何与两个孩子建立和保持亲密的关系”占55.1%，“如何处理两个孩子相处过程中的问题”占50.0%，“如何公平对待两个孩子”占46.5%，“如何平衡关注两个孩子的时间”占34.2%。[14]

从学校教育的角度看，国家虽不断加大优质教育资源的投入，但在“二孩”政策实施的背景下，教育资源整体上仍属于稀缺资源，甚至有家长坦言自公立幼儿园起就“一位难求”;教师也需要适应“二孩”政策带来的变化，依据学生的个性与特点及其家庭结构特点作出教育方法、沟通方式上的调整。从家庭教育的角度看，两个孩子的年龄间隔直接影响着家长在教育时间上的安排，进而影响到家校合作共育的精力投入。此外，家庭结构的变化还有可能使家校在教育观念、行为上的分歧增多，从而掣肘着家校合作的效率。

二、促进中小学家校合作共育转型的调适策略

中小学家校合作共育的内外部环境已发生根本变化，整体转型将成大势所趋。从应对转型带来的挑战来看，家庭和学校需携手对话、共建平台、形成机制。戴维·伯姆认为，对话“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这种富有创造性的理解和共识能起到一种类似‘胶水或‘水泥的作用，从而把人和社会粘结起来”[15]。中小学家校合作共育转型的调适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树立家校合作共育理念，实现有效共融

家校双方首先要树立合作共育理念，建立平等关系，家长不能无限度迁就教师，认为凡是教师说的和做的都对，同时教师也不能无限度迎合家长的要求。一是以共育理念加强对家委会建设的科学指导，使家委会成为团结家长、凝聚共识的中心，家长通过学习新的教育理念，使家委会从简单的“事务型”向“事务+理念”型转向，从科学合理的角度对教师及学校教育工作提出建议。二是以共育理念创造家校交流的机会。课堂是学生学习的主阵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地为家长提供观摩课堂教学的机会，拓展家长融入教育活动的空间，让家长在参与的过程中了解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模式，有助于纠正家长的错误认知和行为。

（二）搭建家校合作共育平台，实现良性互动

学校、家庭、社会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存在着“代偿”作用。在现实生活中，三者合流、天衣无缝往往只是一种理想，很可能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16]在面对转型中出现的新情况时，家校合作的隔阂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如某地区自2021年起实施新的中考改革方案，总计考试科目15门，总分为860分，这一方案虽体现了国家素质教育改革的总体要求，但也使得在“应试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部分家长表现出无所适从、群体焦虑。为此，在类似政策出台前，教育部门应搭建家校合作共育平台，一方面，从配合教育改革的角度，指导学校提前作好考试改革的各项准备，畅通家长反映问题和意见的渠道，为家长排忧解难，缓解焦虑情绪;另一方面，教育部门要广泛宣传，为家长理解相关教育政策提供多元化支持，如举办政策学习专题讲座，编写政策通俗化读本，聘请政策起草专家进行针对性指导，促使家长能全面理解教育改革的初衷，客观看待政策的调整，从而更好地配合学校开展工作，实现家校良性互动，消除家长的抵触情绪。

（三）培育家校合作共育素养，实现家校互补

在家校共育中，不仅家庭、学校和社区是合作伙伴关系，学生也是这种关系中重要的一员。要重视学生的主体和中心地位，认识到学生在他们自身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是主角而不是配角。[17]从这个角度审视，家校合作虽有一定边界，但家长和教师的关系从来都不是泾渭分明的，过于清晰就可能出现无人管的“真空地带”，一旦学生出了问题，就容易导致双方相互指责。因此，培育家校合作共育素养在当下，乃至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必须引起重视。一是在家校共育中，学校应让家长认识到家庭教育的作用和地位，提升家长的家庭教育素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功能都不可替代。”[18]要引导家长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带动学生形成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做一个对家庭感恩、对学校有情、对社会有用的人，在家庭中营造适宜的教育环境，让家庭在学生成长过程中不缺位。二是家委会要站在支持教师教育、关心班级发展、配合学校工作的角度开展工作，多与学校和教师进行情感沟通，促使学校在家校合作共育中深化对共育素养的作用机制，从而实现家庭和学校的相互补位。

参考文献：

[1]李家成.敬畏家校合作的力量——基于促进学生成长的立场[J].人民教育，2014（6）：33-37.

[2][16][17]李小融.防止家校共育中的四个认识偏差[J].中国德育，2020（2）：44-48.

[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1-05-27].http：//www.cac.gov.cn/2020-04/27/c_1589535470378587.htm.

[4]杨现民，唐斯斯，李冀红.发展教育大数据：内涵、价值和挑战[J].中国教育学刊，2017（4）：81-86.

[5]陈露.改革开放40多年来家长委员会的研究回溯[J].中国德育，2019（10）：26-28.

[6]鄒太龙.大数据时代学校德育转型与教师德育素养提升[J].中国德育，2019（3）：30-33.

[7]郑若玲，宋莉莉，徐恩煊.再论高考的教育功能——侧重“高考指挥棒”分析[J].全球教育展望，2018（2）：105-115.

[8]刘海峰.新高考改革的实践与改进[J].江苏高教，2019（6）：19-25.

[9][12]徐东波.新高考改革政策议程设置分析——基于多源理论视角[J].教育与经济，2021（1）：89-96.

[10]边新灿，韩月.论新高考作为一种教育评价改革[J].中国高等教育，2021（4）：28-35.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修订版）[EB/OL].[2021-05-13].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2006/t20200603_462199.html.

[13]王志彦，杨荔.“二孩政策”对学校管理的影响有多大？[J].探索，2015（12）：31-33.

[14]王薇.全国妇联发布《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调查报告[N].北京青年报，2016-12-28（2）.

[15]伯姆，尼科.论对话[M].王松涛，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6.

[1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53.

责任编辑︱何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