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斗争话语的历史演进

李翔?赵宛颖

摘 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矛盾斗争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探索，包括对斗争话语的探索。党的斗争话语萌发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同时也是党依照自己认识和理解所建构的。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党代会报告作为解读文本，通过词频统计与语料分析方法，将其历史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话语摇摆期，党的八大到党的十一大是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斗争作为革命话语在表述上呈现出一定的波动;话语转型期，党的十二大到十七大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党和国家主要任务转变，斗争作为发展话语发生变化和拓展，和谐话语逐步形成;话语创新期，党的十八大以后，作为应对风险的斗争话语，其含义得到明显丰富和发展，着力解决当前党和国家面临的考验、危险和挑战。对中国共产党斗争话语变迁的历史进行梳理，对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展伟大斗争的内涵及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斗争话语;党代会报告;历史演进;伟大斗争

中图分类号：D2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21）04-00004-07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矛盾斗争思想，其百年的历程就是一部斗争发展史。从理论发展史来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创者马克思、恩格斯，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者毛泽东，都在著作中对斗争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肯定。可以说，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从现实进程来看，中国共产党是在斗争中诞生、成长和壮大的。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再到改革开放，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就是一部斗争发展史。换言之，“中国革命是靠斗争打出来的，中国建设成就是靠斗争干出来的，中国改革的推进是靠斗争闯出来的。”[1]

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我们党曾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对斗争的认识片面化和绝对化，斗争成为阶级斗争的代名词。尽管在经历了沉重的历史教训后，中国共产党对错误进行了纠正，但人们关于斗争的历史 记忆与当前成为高频词的斗争含义完全不同，导致现实中一部分人谈斗争而色变。对于斗争的不同认识和理解意味着斗争会通向不同的道路，甚至是完全对立的方向。这些不同的认识也留给学界不少争论，究竟什么是斗争，中国共产党理解的斗争是一成不变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又如何看待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斗争？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稍有不慎就会陷入逻辑混乱的泥潭而无法自拔，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给予妥善回答。

所有疑问与争论演变成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新提及的斗争与以往的斗争有什么不同？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审视中国共产党斗争话语的历史嬗变。深入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党代会报告后，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斗争的认识和理解经历了曲折的变迁与发展，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其在中国政治体系的转变以及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互动式反映与建构。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斗争话语不仅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萌发的，也是中国共产党依照自我理解与认识所建构的。

本文选取新中国成立作为研究时间节点，一方面，由于战争等原因导致此前的党代会召开时间和形式未稳定成型，有的党代会召开时间间隔较久，历史跨度较大，比如党的六大是1928年召开的，但是党的七大直到1945年才召开，相隔17年。另一方面，尽管在党的八大之前的政治报告中，斗争也以一定的频次出现在文本中，但是从斗争意义角度考察，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斗争话语含义未产生明显转折，也没有价值重建的用意，更不存在政体建构等重大政治变动。因此，本研究以斗争话语为聚焦点，以党的八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作为研究文本，从历史角度出发试图厘清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斗争话语的变迁过程，并总结这一历史演进的基本特征，以期从中获得现实启示。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中斗争话语的历史演进

话语具有主体性，因此话语通常会有选择性地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在话语中一定会加入认识主体自身的立场。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正是如此。在党的话语体系中，存在着“民主”话语、“人民”话语、“实事求是”话语等诸多话语。诚然，话语与行为并不完全等同，但是话语往往能够解释、说明并表达一系列概念。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提及的斗争话语既不同于“话语斗争”，也不是意指在党的历史上斗争始终作为主流话语而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从经验层面的概念使用来看，斗争话语是指在党的重要文献中关于斗争论述的集合体;从现实的实践效果来看，这些关于斗争的论述往往是党在某一时期内执政理念的重要体现，通常会演化成为具体的制度和措施而作用于现实实践。

斗争话语需要历史化和具体化。当斗争话语得以使用和延续时，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作为话语主体的身份没有变化，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斗争话语的具体含义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演变脉络并非是直线的，也非同一语义的连续。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党的八大到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共召开12次党代会，产生了12份党代会报告。

以“斗争”一词为参考点，运用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分析12份党代会报告文本，得出每一份党代会报告的参考点和覆盖率统计表（见表1）。其中参考点代表了该词汇在文本中出现的次数，而覆盖率则是指该词汇在文本中的百分比，两个方面可以基本说明该词汇在文本中的重要性。再结合每一份党代会报告文本总字数，在此基础上形成斗争频次以及党代會报告的总字数变化趋势图（见图1）。

总体而言，从以上图表并结合历次党代会的主题和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党的斗争话语演进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党的八大到党的十一大是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斗争话语表达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概括为话语摇摆期;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七大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一时期“斗争”一词的使用频率逐步减少，概括为话语转型期;第三阶段，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这一时期“斗争”一词的使用频率有所增加，但其话语意涵得到明显的丰富和发展，可概括为话语创新期。

（一）话语摇摆期：作为革命的斗争话语

首先，对党的八大报告和九大报告的高频词进行分析并统计排名前十的高频词汇，在剔除无实际含义的词汇后得到关于党的八大报告和九大报告高频词统计表（见表2）。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尽管党的八大报告与九大报告中的高频词存在一定重复（例如，“人民”一词在党的八大报告中出现了153次，党的九大报告中出现了93次），但大部分高频词发生相当明显的变化。例如，在党的八大报告高频词中，出现频次最高的“社会主义”共计189次，然后依次是“发展”129次、“工业”88次、“改造”85次、“建设”80次，而“斗争”“革命”等词则销声匿迹。这实际反映了当时党和国家在逐渐淡化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暴力斗争、阶级斗争，而着重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话语背景，标志着党的八大以后我国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模式，主要任务是发展、建设与改造，而重点是发展工业。

然而在党的九大报告的高频词统计中，位居首位的高频词却成为“革命”，高达227次，“斗争”也达到了100次，这些词汇与其他高频词相比获得压倒性地位而成为优势高频词。这意味着本已向温和语义发展的斗争话语在当时语境下（“文化大革命”中）变得更为严肃并最终走向了另一条道路，被等同于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而非和谐对立。或者说，一系列关于政治路线的争论最终促使了斗争话语的转型，使斗争话语趋于狭窄，而在斗争的方式和手段上却又积极调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经验和资源。因此，党代会报告文本中更注重对敌我关系的区分，但这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将敌我二元对立，而阶级与路线是区别敌我的依据，同时也是斗争的主要手段，即扩大化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一话语错位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都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在党的十一大报告高频词中，“阶级斗争”出现16次，“路线斗争”出现15次（见表3），这表明即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种以路线斗争作为党开展斗争手段的思维定式并没有迅速终结，并在党的十一大得到延续 。直到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斗争话语的转折才初见端倪。

（二）话语转型期：作为发展的斗争话语

通过使用Nvivo11软件分析从党的十二大报告到十七大报告六份党代会报告，得出排名前15的高频词（见表4）。可以发现，在这些报告中几乎没有与斗争相关的话语，不仅没有直接使用“斗争”一词，也没有出现“阶级”“敌人”“路线”等与斗争相关的间接表述。这几份党代会报告的高频词出现高度一致性的情况，“社会主义”“发展”“建设”“人民”是这几次党代会的共有高频词。由此可见，党的十三大报告到十七大报告具有稳定性与一致性，且有意回避斗争话语相关的词汇。特别是在党的十二大报告的高频词中，党所关注的建设与发展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经济、社会、思想、生活、政治、教育等，涉及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

在对党代会报告中的话语分析过程中，发现党代会报告对“和谐”一词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见图2）。总体来看，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七大报告“和谐”出现的频率在不断上升。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和谐”出现的频率从6次直线上升为34次，这也见证了和谐话语的不断形成过程。

改革开放时期的主要议题是提高生产力水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改革话语下衍生出和谐话语并以此作为社会基本基调进行改革实践。在对党的十二大到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斗争对象”的表述进行收集整理，制作出党的十二大到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斗争对象”相关表述统计表（见表5）。

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到的斗争对象主要包括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经济犯罪行为、党内滥用职权行为，而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健康发展，提高了人们的觉悟”[2]，党的十四大报告同样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都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3]这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上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极少数人以“社会改革”为旗號，宣扬无政府主义，甚至借助文艺手段对于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污染，党内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可以说，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伴随改革开放而产生的。邓小平特别强调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长期性，因此，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仍旧强调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江泽民提出“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4]而党一直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党的十二大报告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反腐败斗争的说法，但提出“坚持党的原则，同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行为作斗争等内容。”[5]从党的十三大到十七大报告均多次出现反腐败斗争的提法，其中党的十五大报告将反腐败斗争定义为政治斗争，党的十六大报告对以往的反腐败斗争工作予以肯定，党的十七大报告则明确了反腐败斗争工作的长期性和基本地位。这些内容是党高度重视反腐败行为的重要体现。

在改革开放之前，斗争话语的形成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长期以来的革命实践经验。随着国家主要任务的转变，实践中的斗争话语与原有经验积累之间产生变化 ，使得斗争话语必须在现实语境下进行拓展。这一拓展不仅使原有斗争话语的重心发生转移，并且重新定义了斗争的形式和内容，因此称这一时期为斗争话语转型期。换言之，在斗争话语转型期，更多强调的是围绕着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目的，在同改革发展的阻力作斗争的同时，和谐话语逐步形成。

（三）话语创新期：作为应对风险的斗争话语

改革开放以来的党代会报告淡化斗争思维，突出和谐话语。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代会报告开始引入“伟大斗争”一词。“伟大斗争”一词最早出现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而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伟大斗争也逐渐引入中国，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使用了这一概念，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具有特定政治意涵的重要表达。

随着“斗争”及其相关词汇的使用频率开始增多，并在内容上实现了斗争话语的创新。在数量上，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斗争”出现的频率明显上升，尤其是对“伟大斗争”概念引入并论述极大丰富斗争话语指向（见表6）。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伟大斗争”的概念，这是该词首次以正式概念出现在党代会报告中，但仅出现了一次。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直接提及“伟大斗争”，报告明确指出：“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斗争话语下的斗争对象不是针对特定的敌人，其本质也不是对具体斗争的狭隘化，而是针对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风险局势。具体而言就是要借助伟大斗争着力解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所面临的考验、危险和挑战。从斗争的范围来看，涉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与网内网外，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此，在各领域内客观存在的具体形式，比如反腐败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网络空间斗争、话语权斗争以及更为具体的脱贫攻坚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发展稳定等方面斗争。由于考虑到这些斗争对象之间存在一些交叉的情况，因此根据类型学理论，可以按照党内外和国内外为划分轴，不同范围的斗争对象归于一定的区域内（见图3）。

从整体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斗争话语的创新吸收了长期斗争的历史经验，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出现的阶段性问题，直面发展中的各类风险而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到“攻坚克难”，实质上是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国内外形势的严峻性。因此，在这一时期斗争是“改革魄力”近义词的特殊表达，从而破除障碍全面深化改革。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四个伟大”，将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梦想概括为不可分割的四个部分，以简洁的表述阐释了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这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7]。

习近平指出：“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8]  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美国对华贸易战升级，中国需要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作好中美关系恶化加剧、斗争全面升级的准备;要作好应对外部需求萎缩、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的准备;要作好摆脱美元霸权、逐步实现人民币与美元脱钩的准备;要作好全球性粮食危机爆发的准备，等等。对此，习近平指出，“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要发扬斗争精神，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不在挑战面前退缩。” [9]

三、总结与讨论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旗帜、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水平、价值取向和任务目标。因此在对党代会报告进行文本解读时，实际上也是对于中国共产党重要历史节点的梳理，通过深入考察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文献，再次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斗争的认识和理解确实经历了曲折的变迁与发展，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其在中国政治体系的转变以及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一种互动式反映与建构。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为百年大党和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总结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至关重要。加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进行许多新的伟大斗争。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而新的理论指引新的斗争。“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10]因此，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代，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党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凝聚全党的斗争本领，为赢得斗争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参考文献：

[1] 刘芳，邵青.新时代指导思想坚持“三个统一”[N].解放日报，2018-01-30.

[2]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

[3]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7.

[4]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46.

[5]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7-48.

[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6.

[7]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39.

[8] [9]習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9、190.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25.

责任编辑：鲍跃华

收稿日期：2021-07-12

作者简介：李翔，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赵宛颖，中共嘉兴市民政局干部。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项目“新时代党建理论与实践创新的追踪研究”（21ZDMY01）和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灾害政治学的建构与前瞻研究”（15BZZ004）的研究成果。

注：①② 资料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两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htpp：//cpc.people.com.cn/GB/641621641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