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早期基于城市现实的思想发展研究

陈源充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二把提琴手”，他与马克思共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终身，并且为无产阶级留下了大量的理论成果。他们这些天才的理论成果不仅对于当时的无产阶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当前人们世界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据马克思所说，他与恩格斯在早年时期是通过两条不同的道路实现两人思想上的统一。正是如此，恩格斯早年的研究成果对于马克思的研究来说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其中，对于城市这一客体的研究就是恩格斯思想形成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列斐伏尔看来，恩格斯把马克思的注意力引向经济和无产阶级上，恩格斯在他的关于城市、住宅和家庭的著作中，比马克思更关注空间问题。[1]然而，对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所探讨的城市空间理论，当前的学者就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具有城市理论而展开争论。如果单纯的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来看，他们确实没有一本专门论述城市理论的著作。不过，在恩格斯的《乌培河谷的来信》、《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各个政党的立场》、《伦敦来信》、《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英国状况》等等的多本著作中，都散落着对城市的关注。同时，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唯物史观的形成与马克思、恩格斯创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及《共产党宣言》息息相关，这些著作分别从分工的角度、工人生活状况的背后原因以及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待城市问题。[2]因此，从恩格斯关注城市的视角理解他早期思想的转变，不仅使人们能够进一步地认识恩格斯思想的转变过程和深化对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而且对于指导人们认识和树立起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从关注乌培河谷工人中形成民主主义观

根据思想的转变发展，恩格斯早期唯物史观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恩格斯自小在所处的环境中，对城市中工人和资产阶级的生活状况的关注开始，进而从宗教的信仰中转向民主主义。此时，这种转向主要在于恩格斯关注了乌培河谷上的工人。

首先，恩格斯关注了在资本主义经济影响下，乌培河谷上生活着贫苦、低下的工人阶级。恩格斯从小生活的巴门市，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所以这里较早就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同时，他又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在工厂主身份的父亲不断地带领他涉足商业之后，恩格斯比其他人更加了解工人的困苦。还有，在恩格斯在上学期间，外祖父经常向他讲述海格立斯、丹纳士等一些惩恶扬善的英雄人物，于是从小他就有了关注穷苦人民的品质。中学时期的恩格斯，在父亲的坚持之下，被迫肄学转而经商，紧接着便来到了不来梅。在不来梅，这个地方的政治氛围比起乌培河谷较为活跃，尤其是在其他地方严禁出版和销售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书籍、报刊，却是畅通无阻、流传广泛。在此，恩格斯通过阅读大量的书籍，对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回想起了乌培河谷两岸工人的生活现状，并且创作了《乌培河谷的来信》。在信中恩格斯谈到了：在德国几乎可以看到的民众的那种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生活，在乌培河谷这一点儿也感觉不到。[3]43巴门和埃尔伯费尔德作为乌培河沿岸的城市，在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之后，工厂一座座拔地而起。可是，当那些劳动者进入工厂工作后，他们酗酒、流浪街头的现象便随处可见。在这里所有的小酒馆都挤满了人，尤其是周六周日到了晚上11点酒店关门之后，醉汉们从那里出来，其中大部分人倒在路边的沟里睡一觉，而在这些人中，最堕落就是搬运工人即颓废沮丧、没有固定住所和收入的那些，他们平时的住所就是干草棚、马厩。[3]43−44另外，工人的身体状况也是极度的糟糕。由于工人长时期在低矮的房间，他们经常吸进煤烟和灰尘，还有一些人长期蹲着劳作，躬腰曲背的在火炉旁烤着，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患有肺结核、腰部受损的状况，同时，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3]44面对着工人居无定所、疾病缠身的现实情况，工厂主不但没有表现出同情工人的意向，甚至还进一步以不让他们继续酗酒为由，降低工人的工资，甚至更为可恶的是以雇佣小孩代替成年的劳工。工厂主的种种做法使得工人们陷入了艰苦的生活状态。

其次，在封建制度下，虔诚主义和伪善主义的思想禁锢着乌培河谷工人的大脑，从而把资本主义社会与宗教迷信和普遍贫困联系起来。19世纪初，德意志国家仍然是一个内部分散的国家。在国家领地内，各封地的领主都有自己的军队和法律。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封地主也加强了对人民的剥削，其中思想上的束缚就是其表现之一。同时，在德国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他们受到法国革命对于资产阶级产生冲击的影响，他们对国家实施的封建制度却保持着中庸的态度，因为他们一方面既想推翻国家的封建统治，另一方面又担心工人揭竿而起，反对自己的统治。于是，在国家和资产阶级的双方利益之下，虔诚主义和伪善主义思想弥漫在整个具有封建统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乌培河谷沿岸。德国的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满足了人民的心理需求，尤其是对低下人民而言，能够缓解他们的生活压力，提供积极的生活态度，从而苟延残喘地面对艰苦的社会现实。此时，乌培河谷沿岸的工人，他们在恶劣的工作环境和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信仰宗教成了他们唯一的慰藉。在社会下层等级中间，神秘主义主要流行在手艺人中，当人们在街上看到一个驼着背，穿着过长的上衣，留着虔诚派样式的分发时，会感到这是多么悲惨的景象，但是想要了解一下这种人，就要到虔诚教徒的作坊去看看，在那里一个师傅坐在那，左边是一本圣经，右边是一个烧酒。[3]45还有，在这里时常都会出现大肆宣传虔诚主义的传教士，即克鲁马赫尔、尤尔根斯牧师、德林等。甚至，当这种教义成为工人的信仰之时，他们会维护这种宗教的权威。如果一个传教士被戴上理性主义者的帽子，那他就会受到折磨，那些人会死盯住他。[3]47这就是乌培河谷虔诚派的活动情况，但可以相信的是，这个旧蒙昧主义的断崖也抵挡不住时代的巨流，它一定会轰然倒塌。[3]54封建的思想束缚着工人走向自由、民主的境地，从而把个人的命运寄托在抽象的上帝手中。不过，随着新思潮的涌进，工人将有机会接受新的思想，进而更加清醒的认识自己。

再者，恩格斯批判了德国一些城市中盛行的宗教和文学，从而转向了具有民主、自由色彩的青年德意志。德国作为一个在18世纪仍处于封建君主统治下的国家，它仍然没有接受启蒙运动的洗礼。尤其在本国发生的一场称作狂飙运动的文学运动，这场运动以赞扬自然和个人主义，拒绝启蒙运动中的理论主义。所以，德国的文学直至19世纪初，依旧是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对此，在恩格斯看来，一方面德国文学的浪漫主义色彩体现在博士们、教员所创作出的诗歌和散文等不同体裁的文学著作之中。在乌培河谷沿岸，这些作品通过传教士、学校和报刊等方式向民众进行宣传。比如李希特尔博士出版的《家用详解圣经》；埃尔伯费尔德中学是一所在宗教制度管理之下的学校，他们的教学主要以背诵经书为主；《巴门周刊》发表着带有虔诚派的文章。正是在这种文学的氛围熏陶下，这里的人们对文学有着特殊的认识。巴门民众喜欢谈马、埃尔伯费尔德喜欢谈狗，他们难得谈到文学，而他们所了解的文学就是保尔·德·科克、马里亚特和内斯特罗伊等人的作品，在政治上，作为地道的普鲁士人，反对一切自由主义。同时，他们也不了解青年德意志在文学上的作用，而把它看成海涅、谷兹科和蒙特等人所主持的一伙蛊惑者的秘密团体。[3]58另一方面，恩格斯赞赏中学时期，对浪漫主义文学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教员们。于是，他从对菲力浦·希佛林博士所研究上世纪的古文，特别是伏尔泰作品，转向了对现代作家风格的研究；还有，他认识到：克斯特尔先生因反对一切虔诚主义，并且赞赏歌德的文学，当有人请他去任教时，坚持宗教信仰的学校管理委员们便很是乐意地想让他去。[3]56所以，恩格斯通过接受这些教员们这些具有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之后，更加坚定了需抛弃崇善个人主义、抽象主义的封建思想。

恩格斯因为特殊的家庭背景，从小开始接受虔诚主义、惩恶扬善的正义理念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所以他反思了那些在乌培河谷上生活的工人阶级生存状况，进而创作了《乌培河谷的来信》这本具有政论性书籍。此书批判了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迫害，从而也使恩格斯实现了由宗教信仰向民主主义的思想转变。不过，此时的恩格斯主要还停留在通过直观的认识，情感上的共鸣所表现出的一种民主观，而个人的世界观仍受宗教的影响。

二、从分析英国工人现状中转向共产主义

在恩格斯的革命民主主义观形成之后，为了清楚的认识到宗教神学与解放工人之间的关系，又继续阅读大量的书籍。他阅读到了黑格尔的作品，并对其进行专研。同时，他还阅读到了青年黑格尔派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从而对他们的思想有了一定了解之后，也逐渐地发现了青年德意志的落后。他认为：青年德意志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几乎蜕变成一个小集团，其各方面都发现有必要消除对立的倾向，掩饰弱点，大力强调共同的看法，这种反常的、迫不得已的虚伪做法使自身不可能持久，而且内部成员也已分散。[3]134然而，处于最新的、自由发展中的黑格尔学派以及主要是所谓的年轻一代正走向联合，这种联合对文学的发展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3]143由此，恩格斯也转向了青年黑格尔派。例如，在柏林服役期间，他与鲍威尔兄弟、弗·科本等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且批判了谢林的启示哲学实质就是神学，进而站在无神论和革命主义的立场同宗教和封建主义作斗争。同年下半年，他还阅读到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书中的哲学思想影响着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至此，恩格斯主要在哲学的层面上思考着宗教与理性、现实与文学（意识）的关系。一直到达英国之后，他把哲学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相结合以考察工人受压迫的深层原因。

曼彻斯特这座发达工业城市中的物质利益，对恩格斯的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当恩格斯踏上英国并直接接触英国的实际状况时，他发现了这里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即工业的发展、城市中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各阶级政党的立场和斗争更加的复杂。此时，恩格斯发现以往的世界观与资本主义的实践观之间已存在着对立，于是他陷入了怀疑之中。因为对于一个执迷不悟的不列颠人，无论如何也讲不明白在德国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一点，就是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不会是主导的目的，而是为指出历史进步方向的原则服务。[4]407物质利益的出现，冲击着恩格斯以往所继承的黑格尔把原则作为第一性问题，即精神原则是社会经常的决定性因素。物质和意识何为本源问题，环绕在恩格斯大脑当中。为了使研究继续下去，恩格斯谈到：我们暂时撇开原则问题，至少英国正在争夺统治权的政党中间，辉格党和托利党是没有过原则斗争，而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因此我们把问题的这一方面也适当地研究一下才算公正。[4]407对此，他不再以自己的唯心主义为出发点，而是转为以自身深入的生活经历为依据。英国当时的物质利益主要表现在各阶级为是否要废除谷物税和谷物法而展开了斗争。然而，恩格斯认为不能像英国人注重眼前的事物，只注重接触到现实和实际活动的表面。[4]413因为英国的三个政党为争夺各自利益所表现出的态度和立场，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工人阶级。恩格斯通过运用辨证法把哲学与生活联系起来，揭露了英国各政党在维护和反对谷物法之间存在的矛盾。于此同时，恩格斯还以经济的事实为标准来划分各党派并阐明了他们的立场，这种经济利益便是各阶级之间对立的根源所在。恩格斯此时表现出的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辩证法，超越了黑格尔以原则为中心的辩证法。

在工业化城市中工人阶级因经济和政治不公而陷入的悲惨遭遇，使得恩格斯认识到现实的人的存在，从而抛弃了黑格尔关于意识（法律）统治国家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关于自然存在的人本主义学说以及英国社会主义否定人与历史的关系。因为在这样一个只靠工业维持因而有大量工人的国家，必然要比德国更容易观察得到，在德国所谓的中等阶级就是手工业和农民，那里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工厂工人阶级。[4]413接着，在后来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都深刻地描述了工人在衣食住方面的状况：他们经常穿着破烂的衣服；在食物方面，要么吃着腐烂的东西、要么挨饿；在居住的环境要么是破旧的地下室，要么是连窗户和家具都没有的房屋，甚至还有沦落街头。恩格斯通过对工人状况的观察，已不像在《乌培河谷来信》那样，只是在主观上从资产阶级的管理方式上去寻找造成工人现状的原因，而是从政治和理论方面回应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对各个阶级的分析之后，恩格斯发现资产阶级对待国家的态度同贵族是一致的，并且这种态度也符合了黑格尔所认为的客观精神在国家机构体现着普遍的意志。然而这种客观精神所蕴含的自由，实际上只承认资产阶级的自由。同时，作为维护国家的警察官员，他们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打压宪章派的请愿。因此，在一个与人民毫不相干靠贿赂选出来的不断践踏人民意志的团体。[4]408他们所体现出的普遍意志就是资产阶级的意志，并且为了自身能够统治国家，而把那些意志上升为法律。恩格斯从工业化城市下的客观事实反对黑格尔的国家观和法哲学原理。此时的恩格斯更加站在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路线上。不过，恩格斯又没有止步与费尔巴哈关于人本主义学说上。他通过对现实的、社会上活动着的工人进行考察，而且对工业化的城市问题、阶级和政党之间斗争的研究，把费尔巴哈抽象的人引向了现实的人，把费尔巴哈尚未涉及的政治领域作为自身研究的方向。接着，在于社会主义者论战中，他还批判了卡莱尔的泛神论，即宗教历史观的虚幻性、非现实性，这种宗教观是轻视历史，轻视人类的发展，并得出需要“使人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4]521在把人与历史联系起来之后，恩格斯表明了：“历史就是我们一切”。这“一切”既阐明了恩格斯抛弃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抽象性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而且也批判了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只不过是检验逻辑结构的工具。

恩格斯从社会学的角度，搜集、整理了城市中大量的、广泛的客观事实，为进一步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辩证法转为科学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了更加深入地考察英国经济与工人阶级悲惨状况之间的必然联系，恩格斯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而得出了关于私有制、竞争、劳动、垄断等资产阶级为实现自身的利益所隐藏的经济因素。同时，为了认识事实，恩格斯阐明了需要从唯物主义出发，必须从个别物中引出普遍物，[5]以探索个别和普遍之间存在的联系，以个别揭露普遍，揭露事实的总联系，最终揭露工人阶级状况的深层本质，避免陷入形而上学的片面观察方法，得出错误结论。于是，在地域考察方面，恩格斯不仅考察了曼彻斯特，而且考察了利物浦、格拉斯哥、爱丁堡和斯托克波尔等其他城市。他通过对多个城市的考察，以保证事实的客观。恩格斯这样的做法，表明了作为一个辨证的唯物主义者，他拒绝以个别当作现实的普遍事实，并且也不因个人主观的选择考察地区，而忽略了全面地分析事物的整体性。在资料收集方面，恩格斯大量的收集了科学著作、报纸、杂志、官方文件和医生的报告等材料。他基于事物的全面和典型的视角对事物做详细的认识，并构成了对社会现象的一个系统性考察。这种原则能够否定主观主义的方法论，即从社会统一体中认识各事物之间的联系，进而探究其中影响事物发展的本质因素。在工人阶级健康方面，恩格斯不局限于工人衣食住的考察，还对不同工种的工人、不同的疾病、不同治理方法、不同的寿命、不同的死亡原因等层面进行调查，从而深刻的观察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健康状况。这样，恩格斯根据不同的来源的大量材料，获得了丰富的报告。因此，从恩格斯的社会学调查方法中，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不仅否定经验主义，也否定了思辨的唯理论。而且，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使他更加坚信工人阶级改变自身的命运途径，唯有靠着他们自身的力量采取必要的实际行动，进而打破束缚自己的国家机器，实现自身的解放。

在英国时期，恩格斯以英国发达的工业城市中工人阶级自身的生活状况和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为现实基础，广泛地研究和吸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并批判了英国这一国家机构中各阶级之间的深层秘密，从而初步地形成了共产主义思想。

三、从认识私有制与城市关系中确立科学共产主义

自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版之后，他又与马克思回到了伦敦和曼彻斯特。在此期间，他们于切特姆图书馆研究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同时还考察了英国的经济、政治生活和工人运动。通过理论的学习和实践的考察，两人的共产主义理论逐渐地实现了科学化。而这种具有科学性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思想和各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并且在阐述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时蕴含着：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出现及其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同城市的演变发展、城乡的对立和实现城乡融合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从探究史前时期城市中所体现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的变化，论证了意识来自于现实的个人，是个人的产物，进而批判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以史前时期为幌子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并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是立足于客观现实。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德国当前的哲学主要是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其中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认识仅仅抓住某一个方面，并且对黑格尔提出的范畴，则以类、唯一者、人等名称使范畴世俗化。对此，为了科学的阐述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阐述城市中不同阶级的形成、国家和法律、政治作为这一种意识所蕴含的现实基础，以及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观对工人阶级的蛊惑。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的历史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体存在。[6]146可是人们为了能够继续生活，需要进行生产。生产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生产（繁殖），这样的生产又以人们的交往为前提。同时，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联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每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6]147这种对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是因为伴随着分工而出现了劳动和产品的不平等分配，进而有了所有制。于是，从部落社会到封建社会这一史前时期，所有制的形成经历了家庭—城市—城乡对立的演变，即由家庭中的奴隶到行业的帮工、学徒制度，而这些关系在城市中尤为显著。所以，城市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以其特有的场域，见证了各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演进。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考察了城市中各阶级的来源，从而阐明了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他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上升到天国。[6]152意识、思维是现实个人的产物，而个人是基于对客观事物的直接对象，并且通过大脑反射出映像、意识。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展开了对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的批判。一方面，他们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世界的理解，仅仅局限于直观，而且对人的认识是一种假定的人：“德国的人”。另一方面，他们还批判了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周围的世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其中每一代都是立足于前一代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历史变化中的事物是既有联系，又有发展的关系。所以，城市中的人们，通过生产劳动，以感性活动同自然发生关系，从而在获得劳动产品，再以交换的形式，取得资本，如此反复最终形成商业。因此，在共产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费尔巴哈却陷入唯心主义。[6]158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从城市中各阶级间的经济联系，阐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无产阶级的关系，并表明了共产主义社会具有共同体的经济属性。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同时这种分离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开始。[6]185因为从中世纪以来，城市的形成一方面来源于工业、商业的发展，从而构成地域上的城；另一方面是城市中的一部分人由农奴构成。他们在农村遭到了主人的迫害，唯有只身流入城市，成为帮工、学徒。然而，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机器的广泛运用，商业得到巨大的发展，资产阶级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6]402资产阶级在掌握更大的生产工具和销售市场之后，就开始摧毁小资产阶级，并加强对无产阶级的控制。他们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6]405其表现在城市的巨大发展，迫使农村的人口向城市涌进。如此一来，资产阶级不仅抢占了农村的生产原材料、地产，而且农村中广大的劳动生产力不断被引进城市的工厂中。所以，现代工业以及家长式的师傅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同时挤在工厂中的工人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受着机器、受监工、受资产者本人的奴役。[6]407接着，随着大工业的继续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不断地壮大。这一队伍如果要改变当前的生活状态，需要进行革命，从而摧毁产生这一现状背后的私有制，建立全体无产阶级所共同掌握的公有制形式。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从而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以消除掉它的阶级属性。[6]414−415因此，当私有制消失之后，以往城乡对立的社会局面也将自行消除。城乡之间更多的朝着互相补充，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再者，马克思、恩格斯从城市无产阶级的个人现实状况出发，阐明无产阶级具有消灭私有制，创造历史的物质力量。从城市的历史发展来看，城市作为人类现实劳动的产物，它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具有不同的社会状况。其中，因分工而产生的私有制，使得城市中的个体为竞争产品、资本进行了激烈的争夺，从而也形成了不同的阶层。这些阶层或者为了生存、或者为了利润，彼此间进行了斗争。伴随着斗争的不断演变，反抗的表现逐渐地深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中世纪，就有平民举行暴动来反对整个城市制度，不过由于他们软弱无力而没有结果。[6]186。接着，城市中还存在着市民为了自卫不得不联合起来反对农村贵族，以及反对同样敌人的社会现象[6]197不过，在商业的扩大和交通航线的开辟之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资产阶级在掌握大量财富的同时，要求有政治权利。于是，他们就蛊惑无产阶级一起推翻封建贵族，继而窃取了政治果实。此时，资产阶级也取代了贵族阶级，成为了城市的占有者。然而，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6]419在资产阶级利用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之后，他们对无产阶级实施惨绝人寰的残害。但是，此时的无产阶级通过参与对封建贵族的斗争，加之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广泛地传播之后，他们已有了更加强烈地反抗意识，并且也有了实践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法国工人、英国工人在局部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对无产阶级的反抗行动表示了肯定。同时，为了使工人阶级能够全面地认识斗争的性质、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一些虚假的共产党派，如法国共产党开展的革命具有空谈和幻想性质；瑞士的共产党具有激进派性；德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持妥协态度。而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屑于隐瞒他们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动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所以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6]435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中世纪以来，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同封建贵族、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以及取得的成果，看到了无产阶级作为创造历史的力量。同时，共产主义的运动作为代表全世界利益的实践革命，具有科学性、人民性。

总之，恩格斯通过关注、考察和分析城市这一现实客体，由唯心主义世界观向唯物主义，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这种立足于客观现实的唯物主义观，以及把政治、经济、文化相互联系起来的辩证观、从历史的视域研究了现实个人同城市发展的理论内涵，对于当前人们抛弃唯心主义世界观、如何形成科学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