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视域中历史编纂的客观性问题

王昱淇

（华北电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06）

追求客观性是历史编纂学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推进了片段琐碎的历史事实向系统连贯的历史叙述的转变。近代以来，历史客观性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科学和幻想的组合就是历史：即过去回返到现在的表述当中。从更广义的角度上讲，这种科学和幻想的混合打破了‘现在’和‘过去’之间泾渭分明的状态，将史学建立成一种古今关系，一边是知识的‘主体’，另一边是‘客体’；一边是表述者，另一边是被再现的对象。被假定为外在的客体决定了研究的内部操作。”[1]历史相对主义论者克罗齐（Croce，1866−1952）也主张，“在过去和将来思考历史的人中间，过去有过历史，将来也将有历史，而当我将努力按照我的精神需要思考历史时，它们也将存在于我的心中”。[2]沃尔什（Walsh，1913−1968）认为，客观性是分析的历史哲学中最重要的、又是令人困惑的主题。[3]91历史编纂客观性概念经历了不同时代的阐释与建构，只有回到历史语境中才能考察各种理论的内在关系。面临客观性危机的挑战，有必要梳理历史编纂客观性的多元视域冲突与融合问题。

一、理性批判中的历史编纂客观性

西方思想界对历史客观性的讨论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Aristotle，B.C.384−322)将诗歌视为比历史更加真实的叙述形式。[4]25柏拉图(Plato，B.C.427−347）则从伦理学的角度，指出客观性是依托于“善”展开的。[5]大约在同一时期，希罗多德（Herodotus，B.C.480−425)阐明了编纂《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之不至于随时光流逝而被人淡忘”。[6]在欧洲中世纪，虽然编年史学有所发展，但其在神学家追问上帝与人的关系中成为了神学的婢女，沦为论证信仰的工具。进入文艺复兴时代，历史学的重要性虽然不断凸显，但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仍将历史学划出知识门类之外。启蒙运动开展之后，维科（Vico，1668−1744）率先提出“真理即事实”的思想，开始探讨历史客观性的认识标准。他相信，通过对史料的科学分析可以重现被遗忘的历史；历史学比自然科学更为真实，因为历史知识具有科学所缺的“普遍人性”基础。[4]71在《关于各民族共性的新科学原理》一书中，维科依据史料提出人创造神的观点，探索历史编纂的客观原则，初步将历史从神学的束缚中挣脱出来。

康德（Kant，1724−1804）在理性批判中，分析了客观历史如何呈现的命题。《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承认经验的价值，主张经验是知性知识的直接起点，而对理性的把握是实现经验认识的根本路径。[7]他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中为人类历史设定自然目的论，认为人类历史的运动方向是向前进步的，而人的思想、行为受到普遍规律的支配与理性的制约；[8]单个历史事件是不规则连贯的，但是作为整体的历史具有总的规律与发展趋势；历史编纂要把人类历史作为客体进行考察，才能发现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的客观性定律。[9]康德从理性角度奠定了历史编纂客观性的理论框架，使得后人在此基础上对此问题持续、深入地探索下去。

黑格尔（Hegel，1770−1832）开创了思辨历史哲学，在《历史哲学》一书中以世界精神、自由意志作为历史发展的终结与目的，在大历史中展开了诸多区域文明兴衰的画卷，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精神催生剂，推动了近代社会的改革与前进的步伐。19世纪之前，历史学并未建立完备的研究方法与学科体系。在理性的引导下，实证主义派学者力图将历史学改造为精确、客观的社会科学，但在考察历史理解与人性之间的关系时过于简化，对普遍的人性置于历史学中的难度估计不足。历史客观性不能摆脱理性与真理的束缚，也离不开对人性的探讨。[10]因为历史编纂的主要内容是人的活动，人性论与历史编纂中的统一性、连贯性与整体性紧密相关。[3]110在这之前，“历史研究须置于理性原理之后，其基本功能与人类学的功能一样，是为那些在一种更高层次上开展的更具理论色彩、更系统的研究提供关于人性的事实。”[11]实证主义思潮推动了历史学科学化，却导致人在自身编纂的历史中逐渐被弱化，而且“打乱了史学的笃定，随之而来的还有情感表述的问题。直到18世纪末，情感和兴趣理论一直是社会分析的核心（包括斯宾诺莎、休漠、洛克和卢梭），到19世纪，该理论慢慢被客观经济所淘汰，代之以一种对生产关系的理性解释，旧有的理论只留下一点残余。”[12]

李凯尔特（Rickert，1863−1936）提出科学研究要概念化，认识到历史编纂中现象化的个别概念与抽象化的普遍概念并列存在。历史叙述中不同事件的连续性，离不开解释性的概念。[13]可见，科学的概念体系是实现历史编纂客观性的重要前提。传统的形而上学将历史思维与认识作为历史的根本规定，假定一种通过给定的谓语就能得到真理、绝对的认识，而未能对这种思维规定、附加谓语的有效性进行审视与研究。黑格尔指出，旧形而上学是知性、有限的思维，而思维的本质是无限的；纯粹的思维在思考其自身作为存在的对象时，不会因为与他物发生关系而否定思维自身，因而是没有界限与局限的；“对象自己规定自己，而不是从外面获得自己的谓词。如果用附加谓词的方式认识对象，精神在这里就会感觉到都这样的谓词无法穷尽对象。”[14]在历史编纂中，一些给定的、受到知性规定的主词，其思维是总体性、普遍性的，但历史对象仍是特殊性的。普遍性概念能否在特殊性对象中适用，关系到历史编纂客观性能否实现的问题。因此，理性思维能够把握事物的“自在”，在被规定、限定的思维运动中实现客观性认识；历史编撰客观性是要让历史事实的客体自我规定，而不是对历史客体进行设定。

二、认识论冲突中的历史编纂客观性

19世纪之后，构成“历史客观性”概念的成分被重新建构。[15]实证主义史学在历史编纂中体现了符合论的诉求，这种认识论将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认识移植到历史认识中。这一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莱布尼茨（Leibniz，1646−1716）“以科学精神来鉴别史料”的提法。[16]符合论把真理定义为陈述与事实之间关系，认为事实是独立于意识自身之外的存在，对于理论而言事实是不可或缺的参证结构；主张用科学的手段筛选出客观真实的历史知识，企图将历史编纂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一思潮推动了19世纪历史档案的整理与考证，为民族国家史的编纂准备了丰富的材料。

兰克（Rank，1795−1886）将史学从宗教与形而上学的笼罩中解放出来，创立了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历史学，而客观性概念是支撑兰克史学的重要基石。兰克批评实证主义史学在未掌握全面、充足史料的前提下构建理论而存在的问题。18世纪以来，理性在史学实践中被夸大，并试图将史学科学化，但实际上未能驱逐先验主义的痕迹。这种史学流派“要使历史理解超越其经验基础，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理，将陈旧的世界史传统伸展至现代科学所不断揭示的更大的宇宙。”[17]针对实证主义史学的唯科学倾向，兰克不仅在认识论上，更是在史学实践中纠正这一问题。[18]

前人对兰克关于历史编纂客观性观点的批判，[19]未能在认识论视域中深入考察。有学者认为，兰克史学中的“客观性”可以概括为摆脱自我的主体性束缚，不加任何修饰地描述作为客体的历史现象，因而未能区分事实与价值。[20]也有学者批判兰克在历史叙述中以认知遮盖了价值伦理，在历史编纂中消除了民族主义思想与政治观念。其实兰克在历史编纂中，不仅要让对象性的真实历史显现，而且使蕴含的内在思想、时代精神也展露无遗。[21]他发展了尼布尔（Niebuhr，1776−1831）的史料批判方法，[22]利用档案资料编纂历史时避免先入为主的偏见，以不偏不倚的态度求实求真。兰克对史料认识中的主观性十分警惕，并谨慎地审查史料制造者的政治观念、宗教信仰以及哲学认知。他把客观性与认识论中的真伪问题联系起来，提出“如实直书”能发现历史真相，以重塑历史编纂客观性的自信。

赫尔德（Herder，1744−1830）曾规划编纂世界史，在《人类历史哲学要义》一书中反对以历史作为理性与普遍人性的展现，而是从生物学角度将人类历史视为有机的进化过程。他在《论语言的起源》中倡导探究不同民族之间历史文化的差异，他反对用普遍规律解释特殊的历史现象，开启了相对主义对历史编纂客观性的质疑。历史相对主义在解构历史客观性方面契合了融贯论的思想，这一认识论将真理视为相对的，认为真理是一种陈述与另一种陈述之间的关系。真实性被融贯论表述为一个陈述与被我们所接受的其他陈述相融贯，以“观念之间一致来作为历史认识真理性的标准”；[23]并将历史编纂作为心灵经验的表现，认为史实是一种其自身已经确立了的理论。布拉德雷（Bradley，1846−1924）认为，历史证据与史学家的经验融贯是历史知识客观性的标准。[4]156柯林武德（Collingwood，1889−1943）反对将历史证据视为论证历史客观性的真理标准，怀疑历史知识的真实性与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他认为史家在问题意识的导向中选择、辨析历史证据，相对于史实本身，问题意识具有优先性，并赋予其解释证据的才能；只有按整体的经验知识去处理历史证据，才能在历史编纂中重演人类思想。[4]277-280融贯论以主体性吞噬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主张史家主体是验证史实的试金石，取得先验的观念与历史的一致性；如果把主体观念从历史编纂中隔离出去，那么客观性问题也将被历史实践搁置。

融贯论将历史仅仅作为精神的产物，模糊了事实与想象的边界。柯林武德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认为史家主要靠想象力剪裁史料，来复原过去的历史。沃尔什则批判这种观点，“我们以直觉的洞见一举就能掌握和理解过去的人的思想，这是不真确的。我们必须通过解释摆在我们面前的证据来发现他们在思想着什么，并且找出他们为什么那样想；而这个解释过程也就是我们在其中至少要隐然的参考普遍真理的过程。历史学家肯定必须要做某些与科学家不同的事，但是他并不具有特殊的洞见能力可以帮助他完成这项任务。”[3]53

三、视域融合中的历史编纂客观性

沃尔什推动了思辨历史哲学向分析历史哲学转变，这是其在哲学史上的重要贡献。为了化解各种理论之间的冲突，沃尔什提出了视域融合论，将历史客观性的讨论提高到了新的理论层次。“我们是要否认历史学家对于过去能知道任何绝对确定的事实这一命题的，并且是站在融贯论的一边在论证着，一切历史论述都是相对的；然而同时我们却又在同意符合论观点的拥护者们，肯定在历史学中，正如在知觉中一样，有着一种要勾勒出独立的现实的企图。”[3]85沃尔什调和了符合论与融贯论之间的冲突，承认存在独立于史家之外的客观史实，区分了历史实际与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差异，并将历史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过去人类活动的全体，二是对过去事实的叙述与说明。

在视域融合论基础上，沃尔什提炼出“配景理论”：指通过追踪一个历史事件与其他事件的关系，并把它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与理论集合视域中进行观察，以获得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他认为，历史学不能达到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因此只能是弱化意义上的客观性；绝对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每一个历史学家对于历史事实都有某种洞见，是按照他自身的观点被表达出来的；历史的认识是相对客观的，即使克服了个人与集体的偏见，但史学家们最终无法调和存在冲突的历史观与世界观。“如果有人问我们‘关于宗教改革的史事，天主教的说法和新教的说法哪一种更真实一些?’我们就必须回答说，我们说不出来。两种叙述，每一种的本身都是完成的，我们简直没有办法去比较。”沃尔什认识到，各种理论的持有者“试图在他们给定的前提假设之内，构造出一种确实是对他们所承认的全部证据都做到了公平对待的叙述。”[3]95-111因此，历史客观性只需要在有限的理论视域内达到平衡。

“配景理论”中视域的限定并没有彻底地解决历史编纂中的客观性问题，有学者对此批评道：“历史学家必定有其不可须臾离弃的、道德的和形而上学的前提假设，而不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对于其所研究的对象保持着道德的中立……正如沃尔什本人所承认的，每个历史学家肯定会有其各不相同的前提假设，岂不是就没有大家所一致公认的客观历史或者历史的客观性之可言了吗……沃尔什经过多年的彷徨与折衷而总结出来的那套配景理论，在逻辑上尚远不是自圆的，在实践应用上也是颇成问题的。”[24]

历史编纂的重要方式是历史叙事。进入20世纪后，叙事主义在后现代哲学思潮的裹挟中，进一步弱化了历史客观性概念。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2018）以文学模式理解历史学家的思维活动，把历史思维的形成归结于写作本身，未能辨析历史事实与叙事的本质区别。[25]“海登•怀特否定了有任何实在和认识的基础，来在对于同一对象的不同历史叙事之间作出评判和选择，他在‘解构所谓历史科学的神话’的同时，也否定了历史学的客观性。”[26]他以道德、审美作为判断历史知识的决定因素，将历史客观性概念划分为认知、伦理和审美三个层面。[27]历史编纂中的审美、伦理是超越认知层面的，因此，无法在超验的历史叙述中捍卫历史客观性。透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审视可知，海登•怀特被历史文本所遮蔽，忽视了历史编纂的实践性。“叙事主义赋予人们编排、理解过去历史的自由，但混淆了作为文学艺术的历史叙事与作为判断系统的历史事实。”[28]海登•怀特将历史真实归结到文本，于是历史编纂被限制在文本书写领域。在唯物主义视域中叙事与事实是辩证关系，而叙事主义却是简单决定论。如果以叙事主义指导历史编纂，那么客观性就会被扭曲。

安克施密特（Ankersm，1945−）依托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建构纯粹叙事主义理论，并从历史文本与叙事角度剖析历史编纂客观性。其叙述实在论将“不可预测和无组织的方式蜿蜒而流的叙事”视为最客观的；叙述观念论则将“离开历史实在本身”、拉开距离考察历史对象视为最客观的。他将“客观叙事”定义为历史实在相符合的叙事：“一、绝对的客观叙事需要构造或挑选出最客观叙事的规则，但这种一般化的规则逻辑上不可能产生叙事实体，也就更无所谓客观叙事；二、有关一个历史主体的叙事数量原则上是无限的，绝对客观的叙事也就因此不可能达到。”[29]他指出，判断历史客观性的标准在于叙事范围，历史叙事范围的扩大能增强客观性与独创性，避免重复性论述。因此，该理论仍是相对主义的客观性。为了合乎叙事主义逻辑，他在定义“客观叙事”时排除了道德和审美因素，但在追求“最宽范围的叙事”时又把伦理问题重新包含进来。虽然其理论内部存在着抵牾与矛盾，但对历史编纂客观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伽达默尔（Gadamer，1900−2002）总结了哲学史中主、客体关系的各种观点，在诠释学领域发展了视域融合理论。他认为历史意识无法被客体史实所溶解，因为史家主体的前见具有思想视域；前见是人的历史性存在，是历史理解产生形成的前提条件，并且层累地嵌入到历史编纂的每个环节。伽达默尔指出，“前见构成了某个现在的视域，因为它们表现了那种我们不能超出其去观看的东西”。[30]因此脱离主体文化传统达到的客观性，就会破坏了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内在生命关联。他试图超越历史客观主义论，反对将客体、主体对立的方法，因为主体、客体同处于历史运动的场域中。虽然无法消除主体的前见，但是历史编纂是史家生命主体与史实客体相互规定的过程；渗透着多元视域的主、客体在历史编纂的撞击淬炼中融合，并在诠释的循环中通向更广阔的视域。因此，作为自身与他者交互、统一的客观性问题，在历史编纂过程中并不是一个闭环性存在，而是在多元视域融合中通向未来。

四、结语

客观性是史学理论的基本问题，该问题的产生与发展与西方哲学密不可分。在古希腊时代，“客观”作为语词意味着对实在性、本真性的追问。启蒙运动开展之后，历史学的地位逐渐上升，哲学和历史学视域出现了融合。近代以来，实证主义史学与相对主义史学思潮交相更替，历史编纂客观性在认识论冲突中受到质疑，并且出现了理论危机。历史编纂是检验客观性的实践活动，既面向历史事实本身，又反思、审查历史知识与历史认识，构建起学科的基本框架。历史编纂将多元的历史线索整合为统一的、可理解的进程，同时也要处理视域遮蔽中产生的问题。因为大部分历史编纂中“不直书自己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而且也不肯在文字上有任何主观用法的流露，以使人们误以为他是在搞纯粹的历史探讨而不带有现实企图。”[31]因此，历史编纂客观性不仅要考证材料的真实可靠性，消除语言的含混性，界定概念的合理性，还要考察未经批判、反思的观念性前提。

康德的经验论强调理性是历史编纂中客观性的保障，并在理性批判中阐明了历史编纂与客观性关联与互动的理论线索。在认识论的冲突中，进一步推动了历史编纂客观性问题的深入探究；符合论把历史叙述视为史实的客观呈现，忽视了对史家主体的审查与反思；融贯论则以主体性吞噬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混淆了精神体验、编纂叙述与历史事实的异同。客观性概念对实证主义史学与兰克史学的历史编纂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史学科学化。后现代叙事主义试图解构历史编纂的客观性，过度夸大审美、伦理在历史叙述中的功能，沦为了文本相对主义，扭曲了历史编纂的客观性。沃尔什批判性地吸收了符合论与融贯论观点，在分析的历史哲学中提出的视域融合与配景理论，是弱化意义上的历史客观性；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以效果历史打破主、客体之间的区隔，试图超越传统的客观主义观念，在多元视域融合中为理解历史编纂客观性开辟了新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