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和社会革命的不同审视
——重新探究马克思与蒲鲁东主义的思想交锋*

2021-11-26 23:47杨洪源

教学与研究 2021年2期

杨洪源

共产主义和社会革命，是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被逐渐“淡忘”的经典问题。随着中国道路取得的瞩目成就，尤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从哲学的高度重新把握和系统梳理共产主义思想及其运动，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良性互动，既是不忘本来的历史问题、立足当下的现实问题，更是面向未来的发展问题。共产主义学说的“返本开新”，显然离不开对马克思思想原貌的准确而全面的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特质就在于批判与建构，正是同当时极具影响力的蒲鲁东主义——后者很长一段时间作为罗曼语地区工人运动的唯一“精神食粮”(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1页。——的思想论战，奠定了包括共产主义学说在内的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公开问世。鉴于过去相关研究中忽视马克思的批判对象及其理论原有形态之片面做法，本文聚焦共产主义学说和社会革命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命题，以马克思与蒲鲁东主义的思想交锋为切入点，呈现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主义的过程中所展现的思想超越性和方法论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力求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以彰显新的时代启示。

一、共产主义的起源和基本原则

思想起源和基本原则是任何一种理论体系所不可或缺的前提。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出发点在于，将共产主义归结为现实运动而非纯粹观念，从而以现实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类本质为基本原则。上述理论前提的初步形成与系统表达肇始于马克思创作《巴黎手稿》《神圣家族》时期，而后在同蒲鲁东主义的思想论战中得到充分贯彻和进一步完善。面对当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学说之间的思想碰撞，以及它们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矛盾加剧现状的各种反思，马克思和蒲鲁东都清楚地认识到，哲学方法建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果若无法运用于实践中解决社会贫困问题，终将沦为一纸空谈。他们也都看到了当时的社会主义者的空想性，却在如何理解共产主义从而指导社会革命的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以致得出完全相左的结论并最终走向决裂。

早在最初系统批判所有权的时候，蒲鲁东便把共产主义确定为与所有权相对立的社会形式。此处的共产主义尚属人类文明发轫时期的一种简单形式的联合，也就是19世纪法学家所说的“消极的共产主义”；它虽然具有追求平等与法律的良好愿景，但在绝对的公有化支配下造成不平等的后果：强者不得不为弱者工作，社会成员普遍偷懒，“最后，人抛弃了他的个性、自发性、天才、情感以后，就不得不在公共‘法律’的权威和严格性面前低首下心地自趋灭亡”。(2)[法]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97页。到了《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则把共产主义纳入经济矛盾的体系并归结为所有权的反公式。他指出，反公式既意味着共产主义源于政治经济学这门关于所有权惯例的科学，也表明共产主义会在相反的背景下“复活”所有权的一切矛盾。作为经济矛盾体系中的特定阶段，共产主义在各种社会职能方面用“集体的人”取代个人，因而无法真正解决或协调矛盾，只能导致命定的贫困。尽管如此，共产主义仍然可以在利己主义的对立面上具有一定用途，例如以政治经济学的手段和方式，构成劳动分工、集体权力、公共开支、信贷银行等的理论基础。上述从否定性中得出肯定性的哲学式理解，成为共产主义在文明中的表现方式。

不仅如此，蒲鲁东还否定了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将共产主义的关键聚焦于如何界定自有和共有的普遍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不能确定自有和共有这两个原则的实际范围及现实作用。在蒲鲁东看来，应当诉诸对所有权与共产主义之间运动的社会现实的考察，求得“某种看来与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相去很远的第三项”(3)[法]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下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52页。原则或宗旨。这种超越自有与共有的原则绝非社会主义者所提倡的“博爱”，这一原则固然能让以卡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成一家之言，却不能使之成其大，特别是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毫无用处。处于一定社会形式中的个人，在行使占有权时必然受到或多或少的限制。社会总是允许个人对部分消费品或纯粹的生活用品的使用乃至滥用，博爱原则根本无法界定上述占有行为的范围。究其实，博爱作为概念的内容愈是广泛，其形式愈是空洞。从柏拉图的“共和国”到傅立叶的“吸引力”、米什莱的“爱”与“本能”、舍伐利埃的“连带责任”、勃朗的“国家伟大创造力”等，无一例外地都可以用类似于“我的科学即博爱”的方式来表述。

有别于蒲鲁东简化共产主义内涵的做法，马克思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始终保持严谨的态度，直至公开批判蒲鲁东之时也未明确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各自含义，没有对它们作严格意义上的区分、将两者并列使用，甚至有时认为社会主义是比共产主义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这种状况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林立、观点交互杂糅，以致一时难以理清。因此，这并不妨碍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起源及其基本原则作出准确的判断。事实上，马克思早在创作《巴黎手稿》时期即已同蒲鲁东初见思想分歧，尽管他充分肯定了蒲鲁东所有权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诉诸现实运动抑或观念更替，从根本上导致马克思与蒲鲁东在共产主义起源问题上形成理论分野。马克思洞察到，随着私有财产的形式从有产与无产的对立，发展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在这一表现为矛盾对抗性质的过程中，孕育着私有财产的对立面，继而形成超越这个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可见，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本身是现实的产物，而非对某种外在于现实的观念的简单否定。

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离不开对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的准确理解。以劳动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马克思明确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于现实的个人。他认为，人的本质存在于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过程中，由对象世界的性质赋予它以生长性、开放性、具体性、多样性。而这些特质的形成最终取决于社会本身，因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这样，社会性就成为人的本质的鲜明标志与人性的必要指征。然而，受私有财产所驱使，个人既作为主体与其对象世界相异化，又作为对象与其外在生命表现相异化。随着个人失去了全部的对象世界，他就只得以货币为中介进行商品交换，而不是凭借直接的自由自在的活动，建立起同他人的社会联系。一言以蔽之，私有财产是人的自我异化、失去社会性的根源。马克思此时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就是要扬弃人的社会异化或社会的人的异化，复归人的社会性，使个人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蒲鲁东把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归结到博爱的做法确属武断粗暴，但同时表明他部分地意识到共产主义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有着某种关联。然则，他终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作深入探讨，反而将利己主义、个人主义视作共产主义的对立面。相较于蒲鲁东只看到博爱原则在贫困问题面前的“无助”，马克思详细甄别了共产主义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复杂关系，其相关论述看似前后矛盾——既阐释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内涵，也批判共产主义的“人本主义化”解释，实则全面深刻。

起初，马克思从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出发，论证共产主义对这两种对立思维的整合与超越。他不仅扬弃了自然主义以自然界为主体的做法，把自然界看作人的实践活动对象，进而将人的历史描述为人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变革自然界，并使之成为人适应于人的存在的过程；而且区别于费尔巴哈式人道主义的解释，认识到自然法则之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前提作用，强调人是人及其类的自然存在物。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马克思才将共产主义解释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完成形态，赋予它以真正消解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矛盾的意义，从而具有真正解决存在与本质、对象与主体、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属之间斗争的作用。

尔后，马克思揭示了克利盖用“爱”来诠释和宣传共产主义的实质。他认为，不论把共产主义描述为“泛爱众”式的利己主义的对立面，还是用“爱”培育一种新的宗教，实现人们“对家庭生活、国家和民族的依恋”(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页。状态，都表明克利盖陷入了与共产主义截然相反的宗教幻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克利盖妄图在毫不触及既得利益者和特权阶级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变革。综合关于共产主义运动之现实状况的各种分析，如阶级地位差别巨大、阶级关系空前对立、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不强及组织程度不高，马克思得出了拒斥这种所谓人类之“爱”的结论。当然，这种决绝的态度，绝不表明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不提倡爱与和谐，更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是与人道主义相对立的斗争哲学，而是在具体历史境遇下针对特定对象的批判与超越。

二、共产主义学说史的梳理和考察

对于理论体系的严整性而言，明确前提与梳理历史(理论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按照普遍的说法，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亦不例外。基于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历史的批判性考察，马克思深化了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从《哲学的贫困》的内容来看，马克思既未展开对共产主义学说史的详细论证，只是简要概述了当时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产生背景、现实条件、具体派别，以及他们解决阶级对抗的方式；(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6页。也没有逐一批判蒲鲁东梳理社会学术史的方式，甚至作出了不屑一顾的态度。其所以如此，就在于蒲鲁东对共产主义的起源和基本原则的极度错误理解。鉴于马克思在写作《哲学的贫困》之前多次详细考察了共产主义学说史，可以作为马克思不屑评论蒲鲁东相关做法的直接依据，本文在此打破文本内容自身的限制，运用“错位”比较的方式来呈现他们之间的思想交锋。

如前所述，证明共产主义作为所有权和利己主义的否定、其基本原则为博爱，这是蒲鲁东考察当时法国的主要共产主义学说的目的。如此一来，错综复杂的学说史，被他简述为让通晓组织科学的人逐步掌握公共财富的分配、正确使用公共权力，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过程。凡举如下：只有赋予政权以巨大的创造力，才能使其权威得到有效运用(勃朗)；若使政权具有巨大创造力，就得诉诸共和国形式与民主制度(卢梭)；由于人们普遍处于连带责任中从而必须具有政治平等，所以民主制一定是优于君主立宪制和贵族议会制的制度(舍伐利埃)；人们彼此之间之所以是连带责任的，就在于其一切活动都受国家中的某种吸引力而相互联系(傅立叶)；这种吸引力即为爱与仁慈(米什莱)；人们在彼此吸引的同时却又互相排斥、既相爱又相恨，源于人人皆兄弟(卡贝)，等等。

经过上述貌似符合逻辑的另类解读，蒲鲁东将共产主义的全部历史和根本方法归纳为“词义类推”，并且把这个结论扩及古今所有的乌托邦主义。他由此指出，社会主义者只能发现但无法解决社会弊病的原因，就在于只作词义类推的“文字游戏”而不通过实际行动。“问题并不在于怎样使我们作为精神上和心灵上的兄弟共同地生活而不互相征战和彼此吞噬”，“在于怎样使我们从天性上的兄弟变为情感上的兄弟，使我们的利益不把我们分裂开来，而是把我们联合起来”。(7)[法]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下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63页。从根本上说，博爱不过是社会完善及进化的目的与结果，绝非原则与规律；它只是利益协调的产物、组织劳动的结果、交换理论的表现、并最终作为共产主义的目的所在，终究无法成为共产主义的起源与基本原则。要言之，博爱与其他一切联合或管理的形式如出一辙。社会主义者出于避免陷入一味追问何为博爱以致忽视实践的困境，不得不采取本末倒置的论证方式，却始终无法达成这个目标，反而在“空谈”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蒲鲁东的以偏概全的撰史手法，在马克思那里显然是行不通的。秉承见微知著的一贯研究方式，马克思首先从私有财产关系的角度，分门别类地考察了共产主义的初级形式，进而找到共产主义的真正内涵及实现途径。其中，以公妻制为代表的“粗陋的”共产主义，无外乎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其昭然若揭的秘密在于，对人性与人的个性、人的自然的类本质与社会性的彻底否定，从而对整个人类文化与文明世界的抽象否定。“民主的或专制的”共产主义、“废除国家的”共产主义，尽管坚决反对私有财产作为政治权利的自然前提，或者毋宁说，已经不自觉地将共产主义理解为人的异化的积极扬弃、人向自身的复归，但仍属于共产主义的未完成形式。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完全以正义或平等之类的观念为起点，对专制、民主和自由等的现实基础知之甚少，无法正确认识私有财产的主客体本质，以致还在私有财产的桎梏下无法自拔。正是克服了上述三种共产主义形式的局限，即脱离真实的历史进程和人的实践活动、仅仅对共产主义作概念诠释，马克思才将真正的共产主义称之为关于人性这个历史之谜的自我明确解答。

无独有偶，当时的德国思想界也有一个自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流派。为了同它划清界限，再次确证作为社会变革产物的共产主义是诉诸实践的最实际运动，马克思批判地考察了这一流派的实质。他分析道，“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德国的国民性混合英法共产主义学说的产物。对于一向“眼高手低”(思想观念和哲学思维方面自视甚高、社会运动和现实斗争方面行动迟缓)的德国人而言，试图通过社会变革构建最合乎理性的共产主义学说是不科学的。与此同时，他们又肯定这些共产主义学说产生于纯粹的思想中。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力主用哲学概括和思想阐释，来实现共产主义学说的科学化。可是，共产主义的真正基础在于最粗暴关系和粗暴对立的社会，而不是抽象的社会关系、生活与幸福之间二重性的消解、虚幻的人类特性的完全体现，也不能依靠纯粹的思想演绎、哲学论证、美文学描摹。

至于如何理解和描述共产主义学说史，马克思则着眼于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他指出，诉诸二手资料乃至加以混淆或删节、脱离了原始文献本身，是这种历史编纂学的症结所在。从一些具体的思路和方法、观点和结论中可见一斑。譬如说，割裂同古代的关系而“就事论事”，片面地只讲18世纪的社会运动史；仅仅凭借部分思想表达与代表性观点之间的推演，断章取义洛克的社会思想；用所谓“最重要的地方”，来以偏概全卢梭的社会学说；根据完全脱离语境的只言片语，对以孔塞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理论家“成为”社会主义者的过程妄下判断；在毫不了解蒲鲁东主义的情况下，就将蒲鲁东置于肯定与否定之间来回摇摆，等等。更为严重的是，格律恩还在不折不扣地“掩耳盗铃”，一边嗤之以鼻早已“过时”的卡贝的方法，一边却“临摹”后者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中的写作顺序和论证思路。稍微对比即可发现，在共产主义学说史上只懂得词义类推的蒲鲁东，弗如断章取义的格律恩远甚。马克思对格律恩的评价尚且如此，难怪他不再理会蒲鲁东的相关论断。

三、共产主义的可行性与实现途径

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中，共产主义的实现途径是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的错综复杂的运动，如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分工及其后果的消灭、物质条件的极大丰富、自由时间的重新占有等。马克思与蒲鲁东在共产主义可行性问题上呈现的思想“错位”交锋，相比于共产主义的起源、基本原则、理论史考察等更加激烈，由此彰显的理论高下尤为清晰。

按照论述经济矛盾体系中各经济范畴的固有模式，即从必要性到矛盾性再到解决矛盾，蒲鲁东详细阐释了所谓共产主义的二律背反的表现。

其一，共产主义的实现离不开确定的原则，却在有了原则后就会变为它的对立面。如何切实可行地界定共有和自有的范围，本身即为原则问题。共产主义与所有权的对立，使它们始终没有实现各自的理想状态，即完全的共有或绝对的自有。由于失去对立物便无法确证自我，加之合理分配社会福利的共同趋向，共产主义必须要有一个原则来建立和确定所有权。此外，强烈的专断色彩和对全部社会生活的独裁，也就是排他性，最终也会把共产主义变成另一种所有权。

其二，共产主义的实现离不开家庭作为样板，这两者在现实中却相互矛盾。一方面，社会主义者在婚姻这个家庭的前提问题上莫衷一是，其实质为共产主义与家庭的不相容：主张妇女共有等同于把自由的爱情变为强制的事情，维护一夫一妻制意味着赋予家务、私有权等共产主义的对立物，以和家庭不可分割的属性，持保留态度则会使强制性的共有获得非强制性。另一方面，家庭自身就是私有观念和私有制的象征，它愈发融入社会而成为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愈发彰显其个性并最终走向自私，因为人始终会为了子女的未来而与整个社会斗争。共产主义面对这种对抗毫无“还手之力”，它要么毁灭家庭从而毁灭人类，要么因容忍家庭的存在而自我瓦解。

其三，共产主义的实现离不开对分配规律与分工规律的遵循，却要随着分配和分工的实行而崩溃。建立关于全部社会产品的“账簿”，精确掌握消费需要和生产限度，是一切社会形式中确定价值的首要条件即“绝对命令”。任何分配其实是通过“你的”和“我的”来平衡，也就是个人主义。因此，社会产品的“记账”，已经昭示着共产主义的瓦解。任何形式上的变化，如用“配给”(rationnent)取代“分配”(distribué)，主张“按才分配，按才配工”等，无非换汤不换药罢了。同样，分工同时作为生产方式和教化方式起作用。人类只有充分运用分工规律及其派生的交换或流通，才能满足各种普遍需要。也正是通过分工，不同的民族才得以形成自身特点。包括共产主义在内的任何组织劳动形式，都必然构筑于分工即劳动的自由与个体化之上；而后者显然又会导致行业划分并助长个人主义，作为有机整体组织的共产主义，没有任何理由阻止行业划分，更无法以维护公众自由的名义禁止基于个性自由的个人主义。不仅如此，分工规律还要以分配规律为前提。在产品分配与劳动分工中必然存在的个人主义面前，共产主义依靠分配规律与分工规律的结果只能是命定的倾覆。

其四，共产主义的实现离不开正义原则，却又始终在拒斥它。根据费希特的命题“主体与客体的同一，甲等于甲”，使之成为分配的首要定理，可以得出劳动者彼此平等的结论。此类平等的实现依次历经社会整体与其组成部分总和之间的平等、借助自由建立起社会各阶层的平等、曲折地完成个人的平等，最终获得普遍性。社会、平等、正义是相等的、可以相互替代的名词，因此，包括共产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形式都要诉诸正义原则。可是，共产主义同时又拒斥平等、否定正义，因为平等和正义作为所有权关系是一种对抗，对于博爱原则乃至献身精神来说可有可无。随着共产主义落脚到诸如博爱、献身之类的自发情感、模糊概念、后天观念，并为此拒斥超越人类社会之外的正义原则，就不可避免地沦为“乌托邦”。

在蒲鲁东看来，上述表现无不证实了共产主义是从虚无中得来的想象之物：“只与虚无相协调，只是依靠虚无而存在”，(8)[法]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下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88页。进而表明它是一种关于贫困的宗教。为了在破坏一切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者不断地做着理论修正，直至诉诸博爱和献身等宗教信仰观念的地步。例如，卡贝在嘲讽基督教的同时，又把博爱颂扬为天启神授的宗教之本质所在。又如，佩居赫一面声称一切实证的宗教都是渎神的，一面把共产主义称作“上帝的共和国”。总而言之，哲学方面的不反思和只谈信仰、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不作为及理论贫乏，是共产主义的宗教性的主要表现。纵然经验事实对共产主义的“谴责”多么强烈，也不能令社会主义者做出任何调整，使共产主义不断适应于现实。正是共产主义由于止步于理论形态与实践层面，才无法产生任何实证的和综合的观念，才不能扬弃信仰、超越宗教。

蒲鲁东论证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与宗教性即否定其可行性的做法，势必遭到马克思的强烈批判。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共产主义扬弃的是私有制下人的异化状态、私有财产对人的统治，绝不止于私有财产的物质层面，亦非共有以劳动产品为基础的社会财富。只有彻底改变人的劳动异化、人与人的关系、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当然，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绝非对私有财产的绝对否定；相反，它肯定与运用私有财产所创造出的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并构筑于这些成果所奠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上。“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9)之意旨即在于此。

秉承上述思路，马克思进一步提出扬弃人的异化状态的条件：“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7、538页。这一条件的形成必然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一旦生产力未能高度发展，极端贫困就会层出不穷，沉渣泛起却无法根除，以致人们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普遍交往的前提，只有普遍交往带来的普遍竞争，才能使世界历史性的和经验普遍性的个人真正取代地域性的个人。如若不然，共产主义要么只能沦为地域性的而非普遍性的存在，要么在地域状态下被不具有普遍性的和彻底性的交往力量所消灭。由此，马克思将共产主义解释为产生于并消灭现实状况的现实运动，而不是现实状况的确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理想。因此，在生产力普遍发展与世界交往普遍扩大的前提下，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同时行动，是共产主义在经验上的可行路径。随着这种运动的完成，分工及其带来的诸后果，如私有制的产生、私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个体活动和生命本质的异化等，都会被消灭。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7页。因而赋予人的自由个性以极大丰富的发展。

综上所见，共产主义的实现并不像蒲鲁东所理解的那样简单，在依靠分工与拒斥分工的矛盾中“失去自我”，反而需要通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现实条件来消灭分工。面对破解共产主义的可行性及其实现途径的“斯芬克斯之谜”，一方力求深刻把握复杂的社会现实，另一方搜索枯肠“编造”各种矛盾，这两者的高下难道不是可以立分的吗？

四、共产主义评判社会革命的标准

从某种程度来说，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是不断进行社会革命的过程。这里的社会革命是就其广泛意义，即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从旧质向新质的飞跃而言的。相应之下，包括性质、原则、主体、方式等在内的系统社会革命理论，成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的主要内容。其中，《哲学的贫困》的阶级斗争及政治革命理论，即可达到对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的管中窥豹。鉴于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决定了评判社会革命的标准，以及蒲鲁东凭借《什么是所有权》而声名大噪的“革命者”形象，马克思意识到必须对蒲鲁东社会革命理论作全面清算。否则，工人运动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将被这种由拒斥共产主义得出的、以经济革命为标识的妄论导入歧途。

基于下述几个所谓的理由，蒲鲁东否定了罢工与工人同盟之于社会革命的有效性。第一，劳动正在自发地组织决定了工人同盟的“多此一举”。在时间线性的历史中，劳动历来是人们用以对抗贫困的“武器”；对应到观念演进的历史上，劳动分别依靠分工、机器、垄断、竞争……人口等一系列矛盾的经济范畴组织起来。工人同盟并非是这些范畴本身的产物，因而不能成为组织劳动的有效形式。第二，任何旨在提高工资的运动注定只会加剧贫困。在社会总产品未增的前提下，贸然提高工资只会使生活资料的价格等比例上涨；即使在少数生产部门内提高工资，也造成社会产品的比例关系失调，引发交换的普遍混乱。提高工资还与肉体及精神的堕落相对立，让工人只懂得享受福利而不接受教化，因而无法彻底摆脱贫困。第三，工人同盟和罢工当时在英国似乎已经销声匿迹。此种现象是工人斗争经验丰富的表现，意味着他们不想让罢工成为除机器压迫以外加剧贫困的因素，不可作为社会秩序已经恢复和贫困现象有所缓解的征兆。英国最激进的博尔顿纺纱工人的停止破坏机器就是明证。第四，社会自身不容许工人依靠同盟的力量来对垄断施加暴力。政府镇压罢工之所以具有合理性，一则在于捍卫竞争和垄断是政府建立的原因与职责所在，政府无权以社会的名义限制垄断者的合法行为；二则在于罢工既未经法律允许，又违背垄断的必然规律，阻碍它起好的作用。

在蒲鲁东关于罢工和工人同盟之无效性的论述中，贯穿着这样一条清晰的主线：经济进化系列中的矛盾及其表现出来的贫困具有不可避免性，包括工人运动在内的政治革命对此于事无补；(12)这种观念在蒲鲁东那里根深蒂固，他直至晚年还公开否认工人阶级具有政治能力，尽管工人阶级自1848年革命以来取得了自我意识，但是没有全部理解这个与资产阶级观念相对立的观念，只得盲从于现实中的各种政治成见，无从组织属于自己的政权，甚至给资产阶级的统治投赞成票，终究不能实现自身解放。政治革命同诉诸强力和横暴的“动乱”没有实质区别，与其对私有财产“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毋宁进行经济革命、用“文火把私有财产烧掉”重组社会经济秩序。(13)[苏]卢森贝：《政治经济学说史》，第3卷，郭从周等译，三联书店，1960年，第218页。与之相适应，正确的做法是遵循劳动正在自发地组织的规律来采取互助形式。这种互助联合一方面可以参照股份公司的原则来建立，但为了保证全体成员平等地参与决策，不得成为以利润为唯一宗旨的资本主义有限股份公司；另一方面应立足于广泛的工业重组，以便明确竞争的范围、使其得到监督，破除资本主义有限股份公司经营行业单一的局限性。

公允地说，蒲鲁东已经触及处于萌芽时期的无产阶级的一些局限性，如革命意志不坚定、组织力量薄弱等。事实上，每个阶级在发轫之时几乎皆如是。众所周知，在孕育着他们的封建社会中，资产阶级最初也属于无产者。也正是在同农奴制、封建特权和无政府状态等社会阴暗面斗争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才逐步壮大为完成社会革命的决定力量。因此，人们绝不能像蒲鲁东那样“因噎废食”，只看到无产阶级的局限性就断然否定工人运动能够主导社会革命。基于上述理解，马克思将《贫困的哲学》称作一本很坏的书。他通过直接批判蒲鲁东，提出了共产主义评判社会革命的正确标准。

考虑到所谓观念演进的历史结果即劳动正在自发地组织，极容易被事实否定，马克思对蒲鲁东关于工人运动无效性的其他论断，逐一作了摘录和反驳。首先，按照政治经济学常识，工资和利润之间是此消彼长的直接关系，仅仅表示资本家和工人分别占有产品的比例，与产品的价格无关。在生产部门普遍增加机器使用、减少工人数量的情况下，即使工资受供求关系影响而普遍提高，也只会出现机器使用所导致的产品价格下跌。其次，加快机器的发明及使用，对工人同盟和罢工是一种抗衡，促使工人意识到破坏机器的消极意义。这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事实，绝不意味着工人同盟和罢工的无效性，反而证实了后者之于工业发展的巨大作用。即便当时英国工业的繁荣令罢工次数同比减少，也没有一个工人同盟组织宣布解散。最后，用法的关系否定罢工的合理性，等于承认资产阶级的法律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抽象表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罢工而是相反。“现代工业和竞争越发展，产生和促进同盟的因素也就越多，而同盟一经成为经济事实并日益稳定，它们也必然很快地成为合法的事实。”(14)

进而言之，蒲鲁东在反对工人同盟的问题上，杂糅了当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后两者对于马克思来说，看似千差万别实则如同一口。出于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既有经济秩序的需要，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义正言辞”地指出，工资取决于供求关系的规律具有不可抗力，机器的普遍使用迫使工人接受更低的工资，故而工人结成同盟徒劳无功并且阻碍工业发展。同样，为了劝诫工人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已有秩序，一些社会主义者向工人“谆谆善诱”，结成同盟既费时耗力又丝毫不能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根基。无论这些人多么的能言善辩，终究无法阻止工人同盟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而日益进步。当时工业最发达的英国有着规模最大、组织最好的工人同盟，表明一个国家中工人同盟的发展程度是该国于世界市场中所处方位的“晴雨表”。在如此铁一般的事实面前，真正的思想家唯有充分论证工人同盟的必要性，方可使之更好地发展成为社会革命的重要力量。

当然，结成同盟只是工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形式，其目的在于消除工人之间的竞争，使他们同资本家竞争。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工人同盟的目的也从维护共同利益转化为反抗资本统治。这种转变被马克思视作是工人已成为“自在的”阶级的重要标志，因为资本的外在统治只能使工人们意识到同呼吸共命运。只有通过内在的现实斗争即社会革命，工人才可以真正地联合起来，使共同利益变为阶级利益，进而成为“自为的”革命阶级。“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2、655页。他们以旧社会形式中全部既有生产力为前提，力求消灭与之不相适应的旧生产关系。以工人为主体的劳动者打破旧生产关系而掌握新政权，并不意味着他们彻底实现了自我解放。被压迫阶级是和统治阶级相伴而生的，他们迟早会推翻这种新政权。因此，劳动者解放的条件即为消灭一切阶级，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代替旧的市民社会。在这个新的联合体建立之前，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仍属于阶级斗争，后者的最高表现是社会革命，也就是与社会相适应的政治运动。

从上述意义来说，在构筑于阶级对立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否定政治革命的理论都是不可取的，蒲鲁东主义首当其冲。针对蒲鲁东用经济范畴的矛盾取代现实斗争、强调经济革命优先于政治革命的观点，马克思强调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绝非经济范畴的二律背反的现实表现，而是现实自身的产物。在消灭阶级及其对抗以前、在每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必然是战斗与死亡、血拼与毁灭。换句话说，马克思此时主张的暴力政治革命带有明确的针对性，是出于彻底否定蒲鲁东主义而提出的，本身不意味着他把暴力作为政治革命的唯一方式。

马克思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远没有止于《哲学的贫困》，只是囿于文本的批判性质而没有展开对蒲鲁东互助论的指摘。应当看到，《哲学的贫困》的发表并未达到彻底驳倒蒲鲁东主义的预期，后者直至19世纪70年代仍然是罗曼语地区工人的唯一“精神食粮”。为此，马克思延续着同它的思想交锋。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蒲鲁东主义作为“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实质及危害，提出要客观公正地对待蒲鲁东在法国“二月革命”“六月起义”中的表现，反驳了蒲鲁东的所谓“非革命和真正革命说”，强调法国1848年革命相较于1789年革命所开创的历史新纪元意义；而且驳斥了蒲鲁东在法国1848年革命中醉心于教条式的试验，特别是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的各种做法，指出其注定失败的原因是“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推翻旧世界”。(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8页。奠基于长期同蒲鲁东主义的思想交锋，马克思最终通过剖析它所代表的政治冷淡主义的三个永恒原则，即工资水平决定产品价格、工人同盟的非法性与反社会性、让工人彻底摆脱低贱地位，最终推翻了它“在自由、自治、无政府主义状态的名义下加以神化的唯心主义幻想”。(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1页。

五、思想交锋的再评价及当代启示

全面而客观地评价马克思与蒲鲁东主义的思想交锋，必须将他们同时置于历史和实践中加以考察。毋庸置疑，观照与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决定着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和社会革命的理解，要比蒲鲁东主义者深刻得多。然而，这两者最初对工人运动的实际作用却不能等量齐观，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力反而大一些。正是认识到了蒲鲁东主义的广泛影响，马克思才会邀请蒲鲁东加入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尔后又将它树为“靶子”展开猛烈的批判。导致理论的深浅程度与实际影响未能同日而语的因素，主要是宣传手段和工人的理论实际水平。对于19世纪中期的广大欧洲工人来说，极端的贫困化使得迅速改善生活条件迫在眉睫，贫困的根源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合理反倒成为无关痛痒的事情。不仅如此，当时工人阶级还普遍受教育程度很低，难以理解私有财产和劳动的对立、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性、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人对其本质的真正占有等这般深邃彻底的观点。再加上基督教教义的“作祟”，致使工人阶级希冀于来自“天国”的“救赎”，甚至逆来顺受，默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绝对合理性。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简单直观的口号如蒲鲁东的“财产就是盗窃”，要比深邃彻底的理论，更加容易为工人所接受。

对于以上各种事实，马克思有着清楚的认识，但他仍然坚持不断丰富与完善共产主义理论和社会革命学说。在他看来，一味迎合工人阶级改善生活条件的普遍迫切需要，向他们许以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社会地位的平等，虽然可以短时间内迅速团结起一大批工人参与社会运动，但绝非持久之计，长此以往反而大大削弱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性，致使工人运动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而无疾而终。为了克服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错误理论及其涣散状态，更好地团结工人阶级投身社会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通过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组织之间的经常性联系，统一思想和认识。正如马克思在给蒲鲁东的邀请信中写到的：“这是以文字形式表现的社会运动为了摆脱民族局限性而应当采取的一个步骤。而在行动的时刻，当然每个人都非常希望对外国情况了解得像本国情况一样清楚。”(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相形之下，蒲鲁东只能被动地迎合工人阶级的“燃眉之急”，疲于奔命却无所建树：面对工人改善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提出产品的直接交换；面对工人仇视富人的心理，他主张消灭所有权；面对工人提高社会地位的期许，他倡导无政府主义；面对工人的弱势和无助，他推崇互助联合，等等。

客观而言，在19世纪法国三次革命远不尽如人意、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普遍较低、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的革命低潮时期，蒲鲁东主义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时法国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大多属于蒲鲁东主义者，他们不仅带领巴黎人民一道推翻了梯也尔政府，建立了巴黎公社，而且积极同布朗基主义者作斗争，部分地遏制了通过少数人专政直接跨越到共产主义的冒险主义企图。瑜不揜瑕，蒲鲁东主义的消极影响仍为主要方面。它既要对巴黎公社的失败责无旁贷，也要对“第一国际”的解散非异人任。蒲鲁东主义者教条地根据所谓经济革命的原则拒绝接受法兰西银行，使得凡尔赛政府无所顾忌地镇压巴黎公社。到了“第一国际”成立初期，蒲鲁东主义者非但不执行组织工人罢工的决议，反而强行将互助联合的幻想加入“第一国际”的纲领中。更有甚者，和蒲鲁东主义一脉相承的巴枯宁主义者，还荒谬地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主张消灭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一切国家形式，推行彻底的无政府主义，给共产主义和社会革命运动带来极大的阻碍。

历史的发展进程佐证了马克思坚持理论深邃性和彻底性的高瞻远瞩。随着《资本论》的问世，马克思的思想开始被工人阶级普遍接受，其影响力迅速呈现燎原之势，真正成为了工人阶级的“圣经”。窥一斑而知全豹，《资本论》第1卷俄文版一经发表就在一年内被抢购一空。与此相反，蒲鲁东主义则日渐式微，“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中间，蒲鲁东的著作已经被遗忘……马克思的主要要求……现在也成了罗曼语各国一切革命工人阶级的要求”。(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1-242页。

尽管如此，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远没有彻底根除，转而在其他民族和国家“落地生根”。进入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的思想交锋时断时续。例如，针对蒲鲁东主义在民族和联邦制等问题对俄国革命的消极影响，列宁专门撰写了大量文章揭露这一错误思想的实质，指明使争取一切民主要求的斗争服从于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才是无产阶级始终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唯一正确方式。又如，马克思主义正式传入中国以前，许多知识分子都曾深受以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左右，以黄凌霜等人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公开批判马克思主义，竭力反对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国家形式。为此，李大钊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专门就无产阶级专政、自由与纪律、生产和分配等问题，同上述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论战。通过这场长达一年多的思想交锋，很多先进的社会革命者划清了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走上了传播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交织传播和思想交锋，还蔓延到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由于生产力普遍落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都不够壮大，这些国家中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更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主导地位。虽说他们接受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可是壮大经济力量以获得政治地位的迫切要求，致使其最终普遍投向了蒲鲁东主义的“怀抱”。

时至今日，在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中仍有蒲鲁东主义的各种影子。这种现象足以引起深刻的反思：在思想深度和理论广度都明显强于对手，而且对手有着明显的致命理论缺陷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无法彻底消除包括蒲鲁东主义在内的错误思潮的影响？概言之，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即生产力的普遍发达和与此相联的世界交往等尚未具备，是主要原因。小资产阶级依然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如何引导他们消除阶级偏见以走上正确的社会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长期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