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轴·意指·程式
——视听微叙事下传播主体的自我呈现

王晟添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求索》杂志社，湖南 长沙 410003）

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人的延伸”与认知系统的变革。而另一方面，“人的一切技术延伸必然是麻木的、阈下的，否则我们就无法承受这种延伸给我们施加的压力”［1］369。不过，伴随着技术对人的延伸，视听微叙事作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已然以人们阈下的、不易察觉的方式而至。短视频便是视听微叙事中一种典型而广泛的文化实践，作为新的媒介形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进入5G时代以来，“5G对于传播领域会发生革命性的影响和变革。其中，信息传输的高速率意味着视频语言将取代文字语言成为社会交流的主要表达形式”［2］。在时空割裂化、传播微型化、接收碎片化的媒介生态下，作为视听微叙事的短视频——一种依靠视觉、听觉符号编码而组织的微型叙事文本，在媒介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支撑下，全景式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社交之中。这种新媒介的产生，带来了叙事交流方式的转变，同时给我们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带来变革，反映着新媒介作为“人的延伸”，影响着人们的传播行为，改变着人的认知与思维。短视频用户作为视听微叙事的主体与接收者，如何在视听语境的转变中认识自我、呈现自我，成为我们所关注的课题。 因此，本文试从视听微叙事文本符号的传播机制入手，对媒介中的自我身份建构进行研究，用符号学视角论述身份建构规律，提出传播主体在自我呈现与表意中存在的问题，并以此对短视频媒介及其产业的发展提出思考。

一 传播主体的自我认知与媒介身份的符号构建

（一）景观世界、视觉经验与思维下的传播主体

德波在《景观社会》中表示：过去，我们还是通过操作具体的物质实在来改变世界，或者说当时我们的触觉尚能稳居特别的地位，而现今起决定性作用的已经是视觉了——必须让人看到！正是在这个思路上，后来甚至有人指认这个社会已经是 “视觉成为社会现实主导形式”的“影像社会”（society of the image），理论上也称“视觉或者图像的转向”［3］5-6。还有人，如马丁·杰将其称为“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sm）。米歇尔在《图像理论》中指出，观看（看、凝视、扫视、观察实践、监督及视觉快感）可能是与阅读形式（破译、解码、阐释等）同样深刻的问题，视觉经验或“视觉读写”不能完全用文本的模式来解释；人类是使用符号的动物［4］7。人类的经验和知识依靠符号得以积累传播，在以文字媒介为统治的时代，人们对经验和知识的习得以阅读的方式展开，阅读限制着人们视觉的焦点，按照逻辑顺序，以时间为向度，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发挥着对应的指示关系。而自“图（影）像转向”以来，人们对经验和知识的认知方式悄然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图（影）像媒介所包含的符号要素比起文字媒介无疑呈倍数增长，某一固定图像由色彩、线条、文字、画外音等多种符号组成，此时人们认知图像的视觉处置没有固定的顺序和时间向度，其对符号的认知更偏向于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再现体、对象、解释项，解释项成为现代人对符号解码的重要环节，个体依据自身的经验和社会规约解释个体的意义，符号在此基础上产生“无限衍义”，形成麦克卢汉的意义“内爆”。

视觉机制对我们认知世界的影响如此之广，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视觉媒介景观下的传播内容——一条条由视觉符号所组成的视频文本。现代社会的符号空前丰富，让视觉文本的选择空间无限延伸，在传播内容的组织与编码背后，本质内容是传播主体的自我意识——一种意识与思维活动的长期稳定性，通过文本身份建构与呈现。可以说，在“图（影）像”转向的媒介景观下，传播主体的自我主体性认知决定了其传播内容的编码与组成，媒介景观下传播主体自我认知与身份的符号建构问题就成为本文的研究内容。

（二）传播主体的自我意识：媒介身份的自我呈现

传播主体作为传播表意活动的第一主体，先于传播内容而存在，传播主体对于自身的认知决定了传播内容的选择、组合与编码，可以说，“我是谁”直接影响着“我将传播什么内容”。随着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的主体性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信息在传播中的失范，往往与传播主体对自我认知错位或不当有关，而对传播主体自我认知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信息传播的失范现象，以及更好地从信息编码的角度处理信息述真的表意问题。人对主体的认知，立足于人在不同媒介与平台上的自我呈现。赵毅衡认为，人一旦对他人表达意义，或对他人表达的符号进行解释，就不得不把自己演展为某一种相对应的身份［5］337。短视频传播主体对自我的认知与符号建构，通过表意中的文本身份完成。人在不同的场合建构不同的身份，这种身份也由不同的媒介文化所决定，例如在朋友圈中，人们偏向于把自我建构成“完美多能”的文本身份，在快手中人们偏向于建构“社会人、接地气、生活化”的文本身份，而在抖音中偏向于“有趣而个性化”的文本身份。自我不仅是各种身份的集合，自我还用一个比较抽象的能力或向度，一种关于自身的思考，一种解释元语言，来统领各种身份［6］。可以说，传播主体的自我意识通过媒介身份而建构，在媒介身份的建构中，不得不涉及媒介身份的呈现及其方式等诸多问题。

（三）跨越图文符号：视听媒介下的自我呈现

南希·K.拜厄姆在《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一书中指出：“相较于面对面交流，在文本媒体中，书面语言的使用更容易给别人留下印象。虽然外表漂亮的人更容易成为聚会上的焦点，不过在网上，往往是那些善于交流、见解深刻、诙谐幽默、懂得如何用文字表达自己的人，更能引起别人的注意。”［7］125在以图文为主要表意符号的媒介中，人们用文字和图片来建构自我身份，并将自我与具身实体分离，塑造一种仅存于文字和瞬间图片中的无实体身份。而在短视频媒介中，视听符号的组合是动态、具象、全景式的，打破了在文字和图片中的无实体身份呈现，传播主体不得不重新审视自我与身体的关系，在视听微叙事的框架中，呈现视听符号化的自我。

二 短视频文本中的自我身份呈现

短视频传播主体的表意通过短视频文本来完成，短视频文本是一种包含文字、声音、拍摄画面等多种符号组成的多符号文本。传播主体在对文本进行创作选择和编码的过程中，是一种身份的建构与呈现，可以说，传播主体的自我，是通过一个个视频文本身份来构筑的，符号成为文本身份建构与呈现的方式。

（一）双轴关系：身份符号的像似与述真

赵毅衡指出：“符号文本，落在发出与接收两方之间的互动之中，其中的主体性，只能在主体之间的关系中解决。符号传达是一个互动过程，主体只能理解为‘交互主体’，或者说主体性就是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而在一个文化中，符号文本进入传播流程，最后演化成‘共同主体性’（comsubjectivity）中的一部分。”［5］335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媒介传播方式，其内嵌的强互动性，让传播主体的主体性逐渐演变为一种身份建构与认同，正如人一旦面对他人表达意义，或对他人表达的符号进行解释，就不得不把自己演展为某一种对应的身份。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双轴关系”：符号文本有两个展开向度，即组合轴和聚合轴。符号的表意，逻辑上必须先在聚合轴上进行选择，然后产生组合。文本完成后，只有组合段是显现的，属于表层结构；聚合是隐藏的，属于深层结构［5］158。短视频传播主体在展开传播活动之前，会对符号文本进行编码与双轴操作，传播者主体性意识的自觉与自在，决定了传播者选择怎样的符号，以一种怎样的视角，用何种叙述方式去表意，符号文本在建构过程中，被范畴化、超临界，接收者最后感知到的除了信息，还有一种被凝练的稳定的符号身份。

短视频平台基于用户喜好形成算法推荐机制，对传播者视频文本进行分流投放，在这种规则之下，传播者不得不对自身的主体归属与身份定位进行自觉思考，如何通过符号文本与传播互动建构一种标志性、稳定、受关注的媒介身份，成为传播主体与本研究共同关注的问题。身份作为一种可感知的非实体符号，在表意过程中，存在着范畴化、比较、归属、认同的步骤过程。在基于对短视频传播主体的互联网田野观察中，我们发现，受关注较多的短视频博主在符号文本的编码与传播过程中，形成其标志性的身份符号，而这些身份符号在建构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双轴关系来进行符号文本的组合与聚合。例如抖音平台中的古风博主，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如汉服、园林、文房四宝、梅兰竹菊等）来搭建场景，以此建构自身飘逸和充满古意的传统文化守护者的身份。媒介身份的稳定性决定了传播主体在双轴关系的处理上不会选择电子产品、抽象艺术等现代化符号来进行文本编码。戏仿博主则根据剧本的内容来进行符号场景化构建，以求角色与身份的像似，从而呈现传播主体的身份标志，此时符号的双轴选择是一种像似与述真的关系。双轴关系是身份建构在符号选择中的重要步骤，传播主体如何认知与表达自我主要表现在对身份呈现的符号选择组合上。正如深度访谈中一位用户所说：“我最开始做短视频，没有很明显地找到自己想表达的，看了很多视频之后，慢慢地才知道用什么场景和画面去表达，有意识地呈现一个特别的我。”

（二）身份意指：符号的修辞递进

皮尔斯在对符号的像似性研究中指出，“一个符号代替另一个东西，因为与之相似（resemblance）”［8］，并据此将像似性分为三级：“形象式像似”“图表式像似”“比喻式像似”。像似在此具有了一种机制的作用，是符号在意指中广泛应用的一种机制，但像似符号并不限定于某种“感知渠道”，它是一种纯然的规约和心理感知。图像作为静止的像似符号文本，在视频播放流动的媒介接触行为中，已然成为一种符号修辞，这种修辞在符号链的意指过程中，将传播主体指向一种确定的身份。而这种身份在符号的传播表意过程中、在解释项中得到了回应与认同，即表现为平台机制中的点赞与评论。随后，身份认同在符号互动中，形成了虚拟社区的群体圈层。例如在抖音平台中，表演类的博主通常通过典型的服装、造型、场景等符号在视频文本中的运用，来明喻文本身份，此时符号的意指较为直接明确，给予接收者的释义空间度较小。

符号的传播会引起符号链的多重意指，在符号链的多重意指中，文本的身份意指清晰。在符号叙述的向度表意上，文本人物丰富而饱满，并通过唤起接收者的类似生活经验，指向情绪与感情色彩的解释项递进，共情得到进一步的确认，从而指向曾经共同身份的身份认同。例如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孵化的抖音博主“二毛坨子”，通过视听文本中黑板、教室、课桌等场景符号，老式白衬衫、别在皮带间的钥匙串等服饰符号，指向自己为高中老师的文本身份，利用讲解试卷错题的叙述符号链，唤起接收者的共同记忆，得到众多接收者的关注与评论。

在符号链的意指过程中，接收者对符号的解释项也存在着释义递进的符号认同。符号链意指释义的第一层指向身份识别与确定。此时接收者凭借生活经验来判断符号的直接所指，这些所指共同指向视频文本中主体的身份，该种身份是社会性维度的，通常是一种职业或关系。第二层指向接收者所经历的共同记忆。此时的文本身份在接收者的解释项中变得多元与立体，共同经历是一种身份环境，让文本身份增添了更多的定语，身份在环境中变得有性格有细节。第三层则指向共同经历下的情绪与情感共鸣。当文本身份拥有性格后，接收者对符号的解释项产生评价，这种评价是人的社会属性中无意识、不自觉、带有社会意识形态的感知活动。在传播活动中，人们无理由地感知到喜欢某一类事物时，感知即为评价，评价即是一种带有个人情绪与情感的活动。当接收者感受到传播主体所表意的情感时，符号的意指则完成了共情。第四层最后指向身份的认同与互动。基于符号意指的共情，接收者此时更偏向于认为自己与传播主体此时或者曾经拥有过的同一种身份，经历过同样的体验。身份认同在行为的外化上，直接表现为点赞、关注、评论互动等一系列行为，这些行为促使虚拟社区中圈层文化的形成，他们在符号解释中共享意义并多级传播释义。

（三）反转微叙事：意义共同体的建构程式

杰罗姆·布鲁纳认为，意义是由叙述文本再现构成的，是一种“阐释的可构筑性”（hermeneutic composability）［9］。短视频是经验世界的再现，在短视频中，经验世界的存在被割裂成一个个视听文本，通过符号链的叙述而再现。这种再现是对经验世界的像似拟态，却不是真实世界，组成德波所认为的“景观社会”。由短视频媒介所构成的“媒介景观”之所以令受众沉浸、沉迷，在于视听文本在叙述中符号解释项的产生与意义共同体的建构。约翰·费斯克提出粉丝的“符号生产力”，即在接受时刻进行的流行性意义构建［10］266。短视频作为一种可以在几分钟甚至几十秒内完成的视听微叙事文本，令受众广泛接触、沉浸，其原因在于受众在接收视听文本符号的过程中，与符号的解释项联结了个体的意义，这种意义与传播者所构筑的意义在解码上，形成了意义的共同体。共同体通常具有延展性，于是进一步形成粉丝社群和粉丝文化。例如短视频用户“迷人的郭老师”在视听微叙事中生产了大量文化符号，“郭语”被粉丝“盗猎”，并被二次创作而产生了多级传播现象。

杰罗姆·布鲁纳进一步指出，一个故事要值得说，就必须是关于某个隐含的常规脚本（canonical script）是如何被打破、被违反，或被背离的［9］。视听微叙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叙事的“反转性”。传播者在主体呈现中，运用“反转”叙事，完成主体呈现与身份的“增值”，受众在短视频观看过程中沉迷于对文本叙事“反转”的满足，这种满足也是对意义共同体的建构过程。短时间内的反转叙事打破或背离了日常生活的“常规脚本”，视听符号链则构筑了一个全新的虚拟世界与“脚本”。这个全新的虚拟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解构与建构，被建构的是接收者希望成为的另一个自己——正如在视频文本叙述反转中勇于改变常规和创新的自己，反转与幻象在“阐释社群”的认同中上升为共同意义。基于此，越来越多的爆款短视频在叙事上呈现反转的程式倾向，也出现短视频产业生产链聚焦反转剧的拍摄与创作。另一方面，叙事反转的反复再现，形成了一种可感知的人格化符号，意指一种勇于改变、有趣的人格特征，这种特征在符号的无限衍义中被阐释社群认为是一种可感知的人格身份。由此，反转叙事成为一种可感知的符号，在接收者的解释项中被理解为一种具有无厘头、有趣、勇于改变等的人格身份。以抖音平台博主“我是田姥姥”为例，利用乡村生活场景等符号来明喻传播主体是一位“农村老太太”的文本身份，在视频微叙述中，几乎每一条视频都在结尾处形成了令人尴尬、好笑、异于寻常生活的反转情节，让接收者观看到一个异于常规而又充满无限释义的结果，反转叙事让该博主收获了2 894万粉丝和3.8亿点赞。正如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一书中所指出的，粉丝圈形成一个空间，这个空间的定义方式是对俗世价值和行为的拒绝，它宣扬了深藏的感情并热情地拥抱了乐趣。粉丝圈的存在代表对消费文化俗套形式的批评［10］270。反转叙事构筑了传播主体与粉丝的意义空间，依靠“乐趣”形成了意义共同体，这种共同意义是对现实生活程式化与俗世价值的抵抗，是接收者在媒介使用中对自我的建构与满足，传播主体在自我呈现中完成意义的共享与身份的“增值”。

三 余论

短视频媒介的广泛使用和形成产业化的发展，背后隐藏的是众多传播主体对自我主体性的媒介认知与身份构建，这些行为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在信息爆炸的媒介语境下，信息编码与传播的述真问题，一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在使用短视频媒介的过程中，不自觉地陷入传播主体文本身份、传播内容的真假判别旋涡之中。传播者作为传播实践表意活动的第一主体，在视听文本的编码与选择上，拥有对传播内容的主体自觉性。但在当前短视频产业和平台算法机制的驱动下，传播主体呈现“泛娱乐化”与身份趋同。传播主体为了引流，在文本身份的选择与呈现上，出现媒介文化的“标出化”趋势，因为越背离常规的视听叙事文本越能带来反转的文本身份，越容易引起流量的涌入与消费。短视频平台作为公共使用与交流的媒介场域，文本身份引起的传播内容的失范成为人们关注的课题。特别是以此为基础的文创产业，亦开始呈现出文化产品生产与精神消费失范的趋势，例如短视频视听文本叙事的暴力化、低俗化，传播者文本身份构建违背述真伦理，短视频文创产业中MCN机构（一种经纪机构）对植入广告把关不严等问题。这些问题急需得到治理或解决，这也是笔者下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