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空的符号学对话∗
——比较视野下洛特曼符号学思想研究

焦丽梅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哈尔滨 150025）

提 要：洛特曼是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学家和符号学家，他创造性地将文化学和符号学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独特的文化符号学体系，这既是对文化学的独特贡献，也是对符号学发展的延续。然而，就目前学术界来看，对于洛特曼的研究大多拘泥于文艺学和文化学领域，很少有学者从符号学视角考量其理论贡献。本文试图以洛特曼的符号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同时引借欧陆符号学、英美符号学及俄罗斯本土符号学进行比较分析，以深入探究这种隐形对话对现代符号学发展及走向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1 引言

莫斯科一塔尔图符号学派目前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符号学研究中心之一，洛特曼作为该学派的奠基者及重要代表人物，他的符号学理论在现代符号学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开拓作用及历史贡献。洛特曼符号学思想博大精深，有着内在的逻辑体系及发展演变规律。在他早期学术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是文艺符号学，洛特曼努力汲取本土符号学的养分及精华，继承并运用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理论，从功能和关系的角度，对艺术语言及文本结构进行系统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后期，他的研究视野由结构语言学拓展到更为广阔的文化符号学，涉及历史、哲学、文化等更广泛意义的符号领域。他把符号看作人类文化的元语言，认为阐释任何文化现象都要从符号分析开始，符号所表现的不仅是“事物”，而且还有它的文化内涵，事物必须通过交际空间赋予其文化底蕴，然后才能被认识。符号学不仅是文化学理论的基础，也是文化学研究的方法论，洛特曼运用符号学理论，同时吸收生物学、信息学、拓扑学、控制论等自然科学的营养，对文化现象及发展规律做出独到的阐释，体现出鲜明的跨学科性和对话精神。

2 对欧陆符号学思想的继承与革新

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创始人，他开创的欧陆符号学以语言学作为基础，包括人类符号与非人类符号两种类别，但他真正研究的只有语言符号，对非语言符号的涉猎不多。洛特曼符号学以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把符号学视为一门研究所有文化现象的学科，既研究具体的语言符号系统，也分析探究非语言符号系统在人类社会中的实际应用。他为符号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范式，并且有效地避免了欧陆符号学思想的局限性，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融共生提供可能性。

在符号定义方面，索绪尔认为，符号包括两个部分：能指与所指。能指就是传递概念或意义的载体，即符号自身，如声音、字母、词语等；所指就是被传递事物本身具有的概念或意义。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就如一张纸的正反面，不可分割。（索绪尔2001：102）例如，apple的能指是它的发音形式／æpl／或拼写形式a⁃p⁃p⁃l⁃e，apple的所指是“苹果”这一概念范畴，二者的结合才构成apple这一符号。索绪尔的符号模式是二元的，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可以任意组合，而且符号可以进行内容与形式的自我分割。比如同一个概念“苹果”，英语的能指形式是apple，俄语的能指形式却是яблоко，由于英语与俄语切割方式不同，从而导致其能指形式有所差异。索绪尔由此得出结论：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以关系为基础。（同上：170）索绪尔对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定义直接启发了洛特曼关于符号学思想的研究，但与索绪尔有所不同，洛特曼的符号模式是一种多元组合。索绪尔把符号的能指形式固定在具体物质形式上，如符号离不开它的载体文字或声音，而洛特曼的符号能指形式则冲破物质形式的限制。他认为，概念本身也是符号，或者说任何能够传达意义与信息的事物都可以看作符号，这样，符号不仅是有形的物质，也包括诸如想象、梦幻、记忆等抽象概念。索绪尔把符号所指看作一种自给自足的观念世界，排除主体因素和外部客体因素对意义产生的影响；而洛特曼的符号所指不仅强调主体阐释的重要性，还把社会和历史因素扩充进来，具有一定的人文色彩。索绪尔把符号看作是一种先验存在的、封闭的系统结构，而洛特曼把符号意义看作是离不幵客观生活经验的一种阐释，因此是一种开放的、动态的符号系统。

索绪尔没有明确地对各种符号系统进行分类，但我们可以看出，他依据符号能指的物质形式已经对符号系统进行大体分类：一种是包括语言在内的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任意性符号，如中国人见面时会以握手问好的礼节；第二种是象征符号或称理据性符号，这种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不是完全任意的，而是存有一定的联系根基（同上：104），如象征法律的天平就不能随便用别的东西来替代。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看作是最典型的表达系统，因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程度相对来说最大，而其它符号系统的理据性则相对较强。索绪尔为了实现符号帝国的梦想，试图运用语言学原理来囊括或征服其它学科，因此体现出独白式的语言学霸权主义思想。而洛特曼的全面符号学思想体现出一种学科间的对话精神，他是较早明确提出符号学具有跨学科性的符号学家。洛特曼的符号学是一门元科学，它可以涵括所有与符号有关的研究领域，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经验性、历史性以及人的阐释能力，大大拓展符号意义的诠释空间，这与欧陆符号学把自身看作是语言学的扩展的思路有很大差异。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洛特曼的符号学克服和弥补了索绪尔符号学的缺憾与不足。

3 与英美符号学理论的殊途同归

索绪尔在欧洲大陆提出符号学构想，而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哲学家皮尔士也从逻辑学角度提出关于符号学的设想。洛特曼继承和发展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研究重点是符号体系及其意义生成机制。西方结构主义符号学派主要继承和发展皮尔士和莫里斯的符号学思想，研究孤立的符号本身、符号与意义的关系等。皮尔士被称为美国实用主义之父（杜世洪2014：2），他将实用主义与逻辑学和符号学等同起来，把符号看作是包括符号形体、符号对象及符号解释的三元互动关系。皮尔士这里所说的“符号形体”类似于索绪尔所说的“能指”，而“符号解释”则类似于索绪尔的“所指”，但不同之处就是皮尔士的符号所指不同于索绪尔的“概念或意义”，而是符号对象本身。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探究“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关系，而皮尔士则以人类的行为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并注重符号化过程的研究。他指出，符号在人类交际活动中不能主动去代表任何东西，必须通过人的主观意指活动才能代表某物。（翟丽霞 张彩霞2006：29）他把符号的解释成分看作是一种包含新的解释成分的表达形式，这样，表述对象始终指向一种解释成分，却永远不能到达事物实体。因此，皮尔士的符号学思想呈现为一种无限符号化的过程，它不仅容纳阐释者的推理关系，而且能打破索绪尔封闭先验的语言学体系。如果把索绪尔语言学视为一种机械的意指符号学，那么，皮尔士的符号学则是一种动态的交际符号学。洛特曼吸收皮尔士把符号与外部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研究的动态符号学观点，并进一步发展文化符号学的动力模式系统理论。他采纳欧陆和英美现代符号学两个流派的研究方法，并试图把两个流派的观点融会贯通用于文化现象的分析与解读。他借鉴皮尔士符号分类的方法，皮尔士把符号划分为指索符号、肖似符号及象征符号3种类型，比较注重符号的形式因素以及逻辑分析，他的这种抽象逻辑分类方法倍受后人推崇，不过洛特曼没有完全接受他的符号三分法的观点，而是把形形色色的符号简化为两种类型，即离散型符号和连续型符号。比较而言，皮尔士符号学思想有些零散，他没有完成一般符号学的体系建构，而这一历史任务最终则由他的后继者莫里斯来完成。

在逻辑实证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下，美国哲学家莫里斯创建一般符号学理论体系，他提出符号学有3个构成部分：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简单地说，语形学是研究符号之间的各种联合，即彼此之间的形式关系；语义学是研究符号的各种意义，即符号与所指对象的关系；语用学是研究符号起源、应用与效果以及符号和阐释者之间的关系。（Morris 1938：6－10）在行为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下，莫里斯对后期理论进行修正与完善，把符号看成是人的一种行为，把整个符号行为称为符号过程，是由阐释者产生的并用以取代同义现象的行为。由此可见，莫斯里的符号理论除了关注符号形式问题，还阐述符号意义及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从这一点来看，莫里斯的符号学思想大大超越了皮尔士的。洛特曼的符号学思想接受莫里斯三元论的符号学理论，并且发展莫里斯把符号过程看作人的一种行为的思想，进而将符号过程与人类文化活动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文化看成具有群体性、交际性、文化记忆功能的符号系统。（Mor⁃ris 1971：329）随着莫里斯对符号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皮尔士符号分类方法的被认同，理论界逐渐涌现出除语言符号之外的非语言符号，如图像符号、象征符号、代码符号等广义上的文化符号学研究，这种文化符号学研究与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不谋而合。洛特曼指出，符号学不仅仅是构成各类文化理论的基础，同时也是研究文化现象的方法论，因而它是一种元符号组织系统，在文化中不存在符号前的或符号外的结构，解释任何文化现象都要从它的符号分析、符号解码开始，因而文化是符号的。洛特曼把语言概念扩大到文化所涉及的一切符号，于是哲学有自己的符号，文学有自己的符号，音乐有自己的符号，建筑也有自己的符号……这些符号不再是一种隐喻，而是体现为实际的物质性载体，负荷着文化的信息。

4 对俄罗斯本土符号学的延续与拓展

20世纪，俄罗斯符号学是一个成功的记号研究领域，很早就被纳入世界符号学版图之内，俄罗斯符号学思想史上名家甚多，其中最著名的有雅各布森、特鲁别茨柯伊、普罗普、巴赫金等人。

雅各布森的符号学思想对洛特曼符号学理论影响最为深刻。在雅各布森的鼎力支持下，洛特曼创建莫斯科一塔尔图符号学派，其符号学理论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雅各布森立足于语言学，将结构和功能概念引入到符号学，提出著名的语言6功能和6要素之说，形成独具特色的信息交际模式理论，这种信息交际模式直接启发了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交际模式的创立。洛特曼指出，艺术语言是一种比自然语言复杂得多的符号系统，它的最大特征就是能够把巨大的信息量高度集中在很小的篇幅内。同时，艺术语言还具有虚构性特点，在传达信息与意义时必然会体现出不确定性、模糊性，以及与读者的对话性，它能够根据不同读者的理解程度，传送不同的信息。洛特曼借鉴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理论中“语言”与“言语”的理论，在信息交流过程中，把“语言”与“言语”的划分等同于“代码”与“信息”的区别。如果把语言看作恒定要素的系统和支配这些要素结合的规则，那么洛特曼认为，在诸位学者中，雅各布森的观点是正确的。（洛特曼2003：19）雅各布森认为在信息传达的过程中有两种代码系统在工作：一种是用于传递信息的编码系统，另一种是用于接收信息的解码系统。所谓的编码是指发信人利用某种符号中介建立起文本的意指关系，所谓的解码则是收信人在具体语境中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符号进行意义阐释。这样，在传递信息过程中，就会存在两种规则：即发信人的规则和收信人的规则，这也是艺术语言不同于自然语言的本质区别。（Jakobson 1960：21－28）

1958年，雅各布森在文章“语言学与诗学”中提出，符号信息交际6要素：发信人、代码、信息、语境、渠道和收信人。（同上：21－28）这种信息交际模式不仅关涉语言符号模式，而且涵盖其整个符号系统或表意系统。他指出，发信人发送一个信息给收信人，要使信息得以传递并被接收，就需要有个相关的能被收信人所把握的语境，有一种发信人与收信人二者之间完全共有、或至少部分共有的代码，最后还必须有能使发信人与收信人彼此展开交际的渠道或心理联系。一次符号信息交际过程中的这6个要素可以用图1（同上：21－28）显示出来。

图1 语言交际模式

洛特曼在分析雅各布森符号信息交际模式时指出，该模式反映的是各种等值信息交际的行为，如图2（Лотман2001：159）。

图2 等值信息交际模式

图2显示，符号信息交际系统具有两套符号代码，编码系统（encoding）T1与解码系统（deco⁃ding）T2，两套符号代码系统T1与T2通过同一代码K进行信息交流与对话，无论信息从T1传到T2，还是从T2传到T1，两套符号代码系统都应该完全相同，不会有新的符号系统产生。该符号信息交际模式所显示的是理想的符号交际行为，发信人把信息准确地传递给收信人，但在符号信息传递的实际过程中，这种等值交际的情况极少出现。洛特曼在雅各布森信息交际模式的基础上，论述符号信息交际过程中创新机制的形成。他认为，发信人与收信人由于受到现实文化语境的影响，双方在价值观念、文化积淀、自身个性及习惯爱好等方面都处于不对等状态中，因此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不是一一对应传递，而是错位传递，互为调节，互为补充（岳启业2010：122），从而导致信息增加、减少以及变异等多种情况，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新的信息系统就会产生，如图3（Лотман 2001：159）。

图3 文化符号交际模式

图3显示，符号信息交际系统中两套符号代码T1与T2通过同一代码K进行信息传递，但在信息翻译过程中，同一代码K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同形态的变化，如k1，k2...kn，与此相对应，解码T2也会产生不同的形态，如T2′，T2″，T2‴，假如再将这些代码重新翻译回去，我们所得到的也不会是原来的编码T1，而是一个新的编码T3。实际的情况是，读者在解读或翻译过程中往往运用多种代码k1，k2...kn的总和来解码，其中的任何一个代码都具有复杂的多层次等级结构，其结果就会生成无数不同的文本。由此可见，符号为收信人提供自由发挥的空间，发信人与收信人的编码与解码不可能完全等值，使符号信息交际模式成为文化信息增殖与创新的重要机制。

洛特曼借鉴信息论的成果，把文化视为存储并传递信息的复杂的、有层级的符号系统，它是非遗传性信息的总和，且包含人类集体的共同记忆。在一种文化符号域内，不同的符号认知模式互为语境，从而形成对话交流的互动关系，在这种多维的符号域空间中，每个对话者都是一个主体，而且对话的双方都是参照彼此来定位自身，同时，这种对话的空间和语境会一直延续到无限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洛特曼认为，任何一种思维机制都不能单语存在，任何一个符号个体都同样体现对话理论的精髓：“没有一种‘单语机制’可以产生新信息（新思想），即它是不能思考的，思维机制应当最少是双语结构（对话的结构）”（Лотман 2000：566）。洛特曼的符号对话交际理论缘起巴赫金，同时又发展了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巴赫金是从哲学高度来分析符号与意义的关系，一方面论证语言的符号学本质，另一方面阐释并确立对话主义作为语言哲学的基础（郭飞 王振华2017：22）。而洛特曼从符号学视角出发，将符号域视为意义系统，这一结论赋予巴赫金关于文本结构的对话思想以新的内涵。两个符号文本相遇，体现对话的交锋，成功的对话交锋则表现为一种爆发的效果，“外部符号的文本被引入到文化空间的同时，两种彼此相异的符号互相碰撞，从而出现一系列无法预料的情况”。对话交锋中爆发现象的出现，在于不同符号结构在相遇那一刻，遭遇异质符号结构和意蕴，从而由相反相悖转向相容相生，产生突变，这是洛特曼研究符号信息交流模式时的一个重要发现，对话交锋的结果往往是推陈出新，从而形成第三种声音。所以，符号对话模式是文化生存与发展的主要途径及手段，文化要实现自身传递和创新信息的功能，只能通过对话。随着当代文化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事例说明，不同民族间的对话、古代与现代的对话，都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因此，洛特曼从符号信息交际角度研究文化互动，尤其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更显得远见卓识。

5 结束语

洛特曼毕生从事符号学理论的探索与研究，其符号学理论是符号学界的先声和主体。本文以符号学为研究视角，通过洛特曼符号学与欧美符号学跨越时空的对话，不仅揭示出20世纪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与欧美符号学派的密切关联，而且阐明“对话性、跨学科性”是洛特曼符号学屹立于世界符号学版图上的关键所在，这不仅指明现代符号学的发展方向，也为21世纪符号学理论的研究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