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生活实践
——现代性视域中杜威的时间观念及其美学意蕴

2021-12-01 11:04徐陶,谢雨

美育学刊 2021年5期

徐陶,谢雨

(中南大学 a.公共管理学院;b.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长沙 410006)

现代性概念无论是作为历史阶段还是作为思想潮流,都离不开对时间的关注。现代性时间概念有四个特性,第一个特性,正如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ălinescu)指出的,是“线形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1]。第二个特性是历史进步主义,确信人类通过理性控制,可以朝向一个理想世界逐步前进,进步主题无可避免地成为现代性时间概念的底色。第三个特性是对于“现代—当下”的关注,认为时间是奥古斯丁式的“现代—当下”的均匀流逝。现代性时间概念的第四个特性是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时空分离是“现代性之极端动力机制”[2]17。这四个特征在后现代社会语境中受到批判: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后现代社会理论以“时间的瞬间化”来取代“线性时间”,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以“开放世界”和“渐进社会工程”来批判总体性的现代性发展蓝图,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对同质性的“现在—当下”进行解构,海德格尔用“在场”概念来反对时间与空间的分离。在这种冲突与割裂中,杜威的时间观通过把时间与人类生活实践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现代性时间概念的困境,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经验美学理论。

一、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时间概念:杜威式的重构

在古典西方哲学中,对于时间的哲学阐释有四种代表性观点,它们分别是亚里士多德的“作为运动计数方式”的客观时间、奥古斯丁的“作为心灵之延展”的主观时间、康德的“作为直观纯形式”的先验时间和黑格尔的“作为理念外化存在的否定形式”的客观唯心主义时间。这四种时间观奠定了现代性时间概念的基本特性,即“均匀流逝、历史进步、聚焦于当下”;并且黑格尔哲学通过描绘“历史发展和逻辑推演的统一”,更为现代性时间概念奠定了理性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基调。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也有三种代表性的时间观念,它们分别是柏格森的“作为绵延的时间”、海德格尔的“作为生存可能性的时间”和杜威的“作为经验延续的时间”,三者作为形而上学范畴,都指向世界的底层运作,并以此来反对流俗的日常时间观和物理时间观。它们也共同对古典时间哲学观所塑造的现代性时间概念进行了批判,特别是对“均匀和同质的时间流逝性”“符合理性规划的历史发展”“以现代—当下为基准”的时间特质进行了解构,提出了非均匀流逝、与人类生活实践息息相关、面向无限可能性的时间观念。值得一提的是,柏格森、海德格尔和杜威对于现代性时间概念的批判,不同于鲍曼和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现代性时间概念的解构。其中,杜威把时间同人类生存经验相联系,更是凸显了时间的实践面向。

第一,杜威对前现代性时间概念进行了诠释。他认为古典哲学对变动不居的经验世界和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进行了划界,古典哲学主张“变化因而时间是低级实在的标志,真正的和终极的实在是固定不变的和永恒的”[3]221。这种时间观念塑造了前现代性时间概念,变化只出现在人类世俗世界,而神性或超验的世界是永恒不变的。例如,柏拉图认为具体事物是可朽的,而事物的本体是永恒的理念;中世纪神学认为时间是上帝所创造的,而上帝是超时间性的和永恒的,从而为变动的时间寻找了一个不变的神学根基。在此影响下,前现代性社会普遍轻视变化而崇尚普遍性和永恒性:在道德领域,人们试图为纷繁的人类行为寻找永恒的道德律;在政治领域,人们寻求永恒的政治规律,例如古代中国的“天道”。但是,这种前现代性的时间观念有其社会根源和认知根源:人类社会自发演化出特定的社会规范,它们对于人类生存有着重要的规范意义,但是人们无法解释其产生根源,只能设定一个超验和永恒的世界作为保证。因此,在前现代性语境中,时间是变化,而变化是低级的,必须以某种超时间性的存在为根基。在审美领域,这表现为人们试图让艺术作品服务于永恒道德理念,例如儒家的礼乐教化,或者依附于宗教而呈现某种永恒信仰,例如佛教艺术和基督教艺术。

第二,杜威对现代性时间概念进行了诠释。18世纪末到19世纪,人们不再把变化视为有害的东西,杜威指出,“在无限的完善、进步和进化这些名义下,宇宙中各种事物的运动以及宇宙本身作为一个整体的运动,开始具有一种有益而不是有害的面貌”[3]222。这种时间观念的改变来自于哲学中的主体性意识之觉醒,例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以及17世纪以来的科学精神,如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以及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如康德的“敢于使用你的理性”。从此,世界的变化和发展被视为按照人类理性规划,朝向设定目标而逐步发展的匀速进程,“时间终于被看作起了有益的作用,而不是被看作破坏者。事物正朝着一个神圣的、纵然遥远的目标移动”[3]222。但是,变动本身并不具有自足性,而是受到确定不变的理性规律的指引。因此,在现代性语境中,时间虽然依旧受制于确定不变的理性规则,但是其本身作为进步的、朝向理想目标的变化,被视为有益的东西。在艺术领域,这表现为人们用一套具有内在发展规律的审美范畴之演变,来将艺术发展史进行整理;并且由于脱离了超验的道德与宗教,“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自律论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美学共识。

第三,基于杜威思想对后现代性时间概念进行诠释。虽然杜威尚未生活在后现代社会之中,但是他的哲学方法却可以为我们理解后现代性时间概念提供一种理论工具。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化,现代性暴露出各种弊端,导致人们对乌托邦式宏大规划产生怀疑,并且对理性本身产生怀疑,这导致了后现代主义对理性中心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以及对主体性的解构。时间性也不再被视为朝向理想目标的进步与发展,时间的线性发展也变为没有指向的时间片段和瞬间。在审美领域,这表现为几个方面,第一是后现代艺术的折中与多元化,例如混搭主义的艺术风格,消弭了古典与现代的历史分界;第二是对艺术经典的解构,例如达达主义艺术;第三是高雅艺术对于流行文化的妥协,例如波普主义艺术;第四是艺术和商业的共谋,例如消费主义的艺术观。并且,艺术风格的演变不再视为一种富有逻辑性的演变,如阿瑟·C·丹托(Arthur C.Danto)提出的“艺术的终结”理论,艺术的发展不再被当做一种历史性进程,而仅仅是单纯的、平面化的时间延续。[4]

由此可见,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时间观念都是在特定社会和历史背景中孕育出的观念体系。人们对于时间的理解,同人类的特定生存状况内在关联,如果忽视了这种生存根源,那么就会陷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无休止的理论论战而无法解脱。对于杜威而言,现代性和后现代的时间概念,其实都是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表层观念体系,而寻找更为底层的时间维度才是哲学的旨归。

二、个体与经验:杜威时间观的两个维度及其美学意蕴

杜威时间观的最大特点是将时间和变化视为世界本身的运作形式,变动优先于静止,他援引了三位哲学家的时间观念作为佐证。柏格森主张生命和意识处于首要地位,它们都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而把静止之物视为生命的创造性进程中遗留下来的东西。威廉·詹姆斯认为机械论和唯心主义主张封闭的宇宙,没有为新颖和冒险留下任何余地,因而主张多元的、变化的世界才能赋予生命个体以意义,为新事物的涌现提供机会。怀特海认为实在世界是过程,事物是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发展的。杜威的时间观具有以下两个维度:

第一,时间与个体存在的内在统一。杜威在“时间与个体”一文中将时间、变化同个体存在相联系,认为“时间的连续性是人的个体的真正本质”。因此,“个体是历史、经历的独特性,而不是某种一开始就被一劳永逸地给出的东西,它此后逐渐展开……他在他所创造的历史中把他自己创造成一个个体”[3]225。这种观点内在通向了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观点;并且,时间性不仅是人类个体的存在特性,也是事物个体的存在特性,这内在通向了海德格尔的时间观,海德格尔认为时间不仅是此在(即人类)的生存可能性,也是一般存在的可能性。[5]

世界原初的时间性,为个体事物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可能性,杜威指出,“真正的时间……与个体本身的存在完全一致,与创造性的事物完全一致,与不可预测的新颖之物的发生完全一致”[3]234。由此,时间的连续性为艺术创新提供了保证,“艺术不仅是艺术家的个体的展现,而且也是在创造未来中,对过去存在的某些状况做出史无前例的反应中表现出个体”[3]235。杜威批判对艺术家和艺术创作所进行的严格管理,使其成为某种事业的奴仆,这就破坏了艺术创作的源泉。这种严格管控“背叛了艺术所从事的那种为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服务的事业,因此这使艺术家的个性受到压抑,从而清除了那种真正新颖之物的源泉”[3]236。艺术家在实现自己的个体时,展现出无限的潜在可能性,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向其他人展示他们个体的意义。

第二,时间与经验的内在统一。首先,经验是人在外界环境中的所感、所思、所做、所欲,反映了主客体之间的一种交互作用,从而批判了纯粹主观的传统经验理论。其次,经验是变化和延续的,由此反对传统哲学把经验视为静止和完成的事件,把经验与时间相分离。杜威将传统哲学的“经验”概念改造为人在世界中的生存实践活动,而时间被视为经验的内在性质而非外在于人的机械时间,“从仅仅是外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向生命秩序与经验组织的转化”[6]24。杜威的经验概念并不神秘,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生活之流”或“生命之流”,经验的连续性或持续性就是时间。再次,时间并非均匀地流逝,由于时间同人的经验相联系,因此在时间流逝中会有单独的事情出现和终结。在一个没有人的世界中,一年和一百万年没有本质差别,但是在人类视角中,时间由于和人类经验相关而具有连续性和节奏性。

杜威在《经验与自然》中认为,经验并非是纯粹的主观感受或意识,而是对于外界对象或自然材料的一种意向、整理和操作。例如,一个人面前的一堆泥土是杂乱和无序的,但是人可以构想出一个形象,并在这个构想指引下把这堆泥土捏制为一个泥塑,那么这个泥塑就成为一个完成的、终结的东西。而当人对这个完成物进行欣赏和享受时,这个自然物就变成了艺术。自然对象或自然材料对于人类意识而言并非客观的外在事物,而是一种意义之物,因此艺术通向最终完成的、能够被我们直接享受的意义。杜威认为,“艺术是一个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原来在自然界较低层次上在一种很不规则的方式下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加以调整,在一种企图求得圆满成就的计划中使自然的材料得以重新配合”。就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是人的一种主体活动而言,艺术使得人获得了完满终结的经验;就艺术是对于自然材料的整理和操作而言,自然由于艺术而获得了完满的形式。杜威认为,“艺术既代表经验的最高峰,也代表自然界的顶点”[6]序言5。

由此,杜威从形而上学维度来主张时间作为一种变化和连续,就是世界本身的存在性质,世界并非划分为变动不居和永恒静止的两个维度,而是首先处于变化之中。处于变化的世界为个体的存在、新事物的涌现提供了可能性。这些观点可以在詹姆斯、怀特海那里找到理论渊源,杜威自身的独特贡献是将人类经验同自然相融合,“经验—自然”是一个整体,仅在反思中才分离。人对自然事物进行预想并进行操作,例如完成了某件事情,制作了某个事物,这使得“经验—自然”在持续的时间之流中出现了相对的终结和圆满。当某些事情或事物的终结性和完满性达到一定的程度,能够被我们直接地欣赏和享受时,那么它们就成为了艺术。由此,杜威从形而上学过渡到了艺术本体论。

三、时间性视域中的杜威自然主义美学

杜威同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一样是自然主义美学的创立者,他们的美学思想有一定的相似性。桑塔亚纳认为,美本质上是审美经验,而审美经验是一种自然存在;艺术的根源是审美经验活动,而审美经验活动是一种本能和理性协调运作的自由创造活动,也是一种自然过程。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中构建了更为成熟的自然主义美学体系,其核心立场是把经验视为有机体和外界环境之交互作用,是一种自然状态,并以此来解释艺术的起源与性质。杜威的经验美学不同于大卫·休谟等近代美学家的经验美学,后者侧重于从主观角度来分析审美经验的认知根源和愉悦属性,并根据愉悦感来定义美感。杜威经验美学突破主客二分范式,而从主客交融视角来理解这个不断生成变化的原初自然世界,来理解人类在自然世界中的生存实践如何产生审美经验。这使得杜威不是单纯从主观角度来分析主体的美感,也不是从客体角度来分析审美对象的形式,而是采取了一种综合方式来分析人类如何采用各种智力官能(感知、想象、意识、操作)来加工处理自然材料,在此过程中使得自身的经验得到扩展和提升,同时使得杂乱的自然材料被加工为艺术品。

杜威首先从动物层面来进行论述,因为动物生存是有机体和生存环境的有机统一,而人类首先是作为动物而存在的,这就为人类的创造性精神活动奠定一个坚实的自然主义基础。当有机体饥饿、痛苦和欲求的时候,它与外界环境处于冲突之中,而它通过一些活动而得以满足后,它就和外界环境重新恢复平衡与和谐。有机体和外界环境处于这种“和谐—冲突—和谐”的有节奏的持续变化之中,并且使得生命本身得到发展。因此,时间表现为活的生物与其周围环境间相互作用的持续节奏过程,而非外在于人的、同质化的、均匀流逝的客观时间。

杜威具体阐释了作为经验之内在性质的时间性如何为审美经验的出现提供契机。首先,时间具有持续性。在一个已经完成的、静止不变的世界中,不会有发展和创新,也不会有审美经验。其次,时间具有节奏性、规律性或秩序性,杜威用潮水的涨退、心脏的收缩来比喻这样一种有秩序的变化。在一个无序的、永恒变化的世界中,不会有局部稳定性和暂时终结性的出现,也不会有审美经验。时间的持续性与节奏性为审美经验的出现提供了前提,“由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实际的世界是运动与到达顶点、中断与重新联合的结合,活的生物的经验可以具有审美的性质”[7]16。再次,时间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融合。当下完成的经验、对于过去的回忆、对于未来的期望,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审美经验,采用杜威的话说就是“过去加强了现在,而未来则激活了当下”[7]18。由此,杜威从经验的内在时间性来诠释了审美经验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

主体之所以能拥有审美经验,正是由于主客间“冲突—平衡”的辩证关系生成了运动与高潮的结合。杜威将一个事件的完成比作为一场音乐会,由开始到高潮到结尾,中途虽然有着不同乐器不同声部之间的冲突,但终将复归于和谐,达到完善与圆满的状态。“时间不再是无穷无尽而始终如一的流水,也不再是像一些哲学家所断言的那样,是许多瞬间的连续。它也是组织起来并起着组织作用的媒介,在其中,预期冲动节奏性涨落、前进与向后的运动,抵抗与中止,伴随着实现与完满”[7]23。另外,时间也意味着经验的延续和扩展,正如杜威指出的,“生长是变化中进行组织的时间。它意味着,多样的变化系列在休止以后开始了,多样的完成系列成为新的发展过程的新起点”[7]24。在经验之流或者生命之流中,会形成单个的经验,杜威称之为“一个经验”,例如,我们做完一件事情,下完一盘棋,写了一本书,这些都是一个单独的完整经验。当单独的经验具有较高程度的完满性时,它就成为了审美经验。

杜威以“主客统一的审美经验”为理论基石来重新诠释了诸多传统美学议题,包括审美经验中的情感因素、艺术创作、艺术品的形式、艺术欣赏等。杜威并非彻底批判康德的形式主义美学、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布洛的“心理距离说”等,而是进行整合式的重构。自然主义美学的基本立场是经验是一种自然形态,并以审美经验来解释艺术活动,不过桑塔亚纳的自然主义美学更偏向于分析主观性的美感,正如他提出“美是客观化的快感”。桑塔亚纳的后继者托马斯·门罗(Thamas Munro)也主张艺术的创作与欣赏是一种审美经验,而审美经验首先是一种自然现象。在这点上门罗和杜威是一致的,但是门罗却导向了客观主义,认为美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可以通过经验方法或实证方法进行研究。而杜威虽然认为审美经验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并不认为美学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反倒是认为科学的探索活动在其根源处是一种经验扩展,因此可以具有审美性质。杜威的自然主义美学始终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张力。

四、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人本主义的美学建构

杜威在《经验与自然》中将他的经验论称之为“自然主义的人本主义”,他的美学乃至形而上学立场归根结底是一种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humanism)。“经验”作为杜威美学和形而上学的核心范畴,乃指人在这个世界中的生生不息的生存奋斗,“由于经验是有机体在一个物的世界中斗争与成就的实现,它是艺术的萌芽”[6]18。经验的内在时间性虽然并不必然朝向一个超验的理念目标,但却始终朝向一个更好的人类生存状态,这种带着价值透镜的对未来的期许,乃是对于人类自身发展的人道主义关怀。杜威的自然主义让人误以为杜威要把人类生存还原到动物层面,而其真正含义是把人类文化及其审美活动也视为一种自然状态或自然进程。

杜威从社会、文化、历史和文明的角度来阐释审美经验和艺术。在社会维度,“审美经验的材料由于人性——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而具有社会性”[7]362。在文化维度,审美经验同文化相关,因此艺术品的制作和评价离不开处于特定文化中的个体,在不同的时代,同一个艺术品也会引发不同的审美经验。我们欣赏和理解其他文化的艺术品,是对于自身经验的一种扩展,是在进行意义层面的沟通与交流,艺术语言比文字语言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共通性。在历史维度,杜威认为文明的传承和传递并不能通过外在的时间先后顺序来考察,而是要考察其他文化或者前代文化的因素是否真正融入一个社群的共同经验之中,在其中艺术起到重要作用,“当另一个文化的艺术进入到决定我们经验的态度之中时,真正的连续性就产生了”。在文明层面,审美经验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标志,“审美经验是一个显示,一个文明的生活的记录和赞颂,也是对一个文明质量的最终的评判”[7]373。

杜威既非现代主义者,也非后现代主义者,而是试图回归最基本的生命之流,寻找作为人类生存与延续之可能性的底层时间维度。他反对现代性时间概念的线性、进步、当下特性,而认为时间由于和人类经验内在关联,例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以及昼起夜伏,因而呈现为有节奏的持续。并且,人类能够构想并且改造自然事物,使得某些事物被制作和完成,因此自然事物能够出现终结性和完满性,这些都是对于线性客观时间的拒斥。杜威认为经验的时间连续性不是必然朝向某一终极目标,但是由于人类的生存抗争和不懈努力,人类始终在努力开创更美好的未来,尽管未来依然是充满风险、不确定和开放的。杜威也反对以“现代—当下”为时间的基准,而认为在人类经验中“过去—现在—未来”是相互叠加的,现在包含着过去的记忆,而未来则对现在进行指引。

后现代主义时间概念的瞬间、碎片、历史终结特征也与杜威的时间观相左。杜威认为时间中的每一个瞬间都是一个缓慢成熟的过程,是有序时间经验的连续性在某一时刻的显现,这与鲍曼的“时间的瞬间化”理论是冲突的;吉登斯认为后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包括“历史进化论的终结,历史目的论的隐没”[2]46,或可理解为黑格尔式的历史终结论以及丹托的艺术终结论。而在杜威看来,只要人类仍在延续,那么经验之河总会涌现出新的事物,人类历史和艺术发展不会因为走到尽头而只沦为纯粹的、无历史性的时间延续。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各自面临着自身的困境,现代性带来进步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如人的异化、西方中心主义和严格社会管控,而后现代性则面临着无序性、丧失理想与目标、一切皆可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根据杜威的观点,这些都是经验要素之分裂而产生的不和谐状态。例如,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割裂表现为传统信仰与科学的冲突,现代社会表现为情感、信仰与科学、理性的内在冲突,后现代社会则表现为自由意志与情感对于理性的反叛。如何挣脱现代社会的牢笼并且摆脱后现代社会的虚无,艺术被哲学家赋予了拯救的使命。杜威决定重新将艺术从博物馆中解救出来,让艺术重回生活,重返大众,承担构建和谐完整经验的使命。杜威强调艺术的工具性,但是这种工具性不能理解为服务于某一狭隘目标,而是服务于形成完满的经验,最终是为了人的自我完善与提升。

杜威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审美经验和艺术对于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第一,艺术能够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而超越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割裂而回归连续的人类生命长河。艺术是价值与意蕴客观化的产物,主体通过欣赏艺术而获得深厚的时间感,窥见人类所共同追求与渴望的价值。通过对艺术的创作与欣赏,将自身从经验要素的割裂与冲突中拯救出来,获得自由的体验。杜威的思想落脚点是人这一主体,只有在审美之中,注视人类的过去,并接受未来的无限可能性,才得以回到当下,进入自由的存在之中。在这一意义上,通过艺术作品显现出来的并非仅仅是色彩、线条、文字等艺术形式,而是历史的厚重感和时间的无限性,并赋予了未来丰富的可能性,“一个无比完美的人类社会的美好前景”[8]展现在了人类面前。第二,审美经验应该同其他经验要素和谐统一,沟通审美与道德、科学、日常生活的经验联系,有助于人的经验的内在和谐。第三,艺术沟通人与人的经验,促成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协作与交流,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在于人和人的关系问题,在当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机器的轰鸣所掩盖,被商品社会所消解,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可以通过艺术来实现。总之,杜威不仅赋予了审美经验和艺术以历史感,同时消除了时间均质的空洞感,最终让人从表象的世界场景转向了人类生活实践本身。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