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法分布上看《史记》“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句读

张雨涛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1900）

《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一段话：“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冬，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1]

“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曾引发许多学者纷纷探讨，莫衷一是。根据陈槃先生《“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之诸问题》[2]和辛德勇教授《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3]二文，我们梳理出以下几种句读和解释：

一是解作：“……，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不得”是梵文“浮屠”的对音，将“禁不得祠”理解为禁止佛教拜祭，国内学者马非百、岑仲勉皆从此说，刘节虽然否认“不得”为“浮屠”的对音，但认为“不得”是“扑特”的同音，故也从此句读，明人凌稚隆《史记评林》以及《点校本》原点校本皆为此句读。

二是解作：“……，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汤用彤、陈槃、杨宪益等否认“不得”作名词解，认为就是虚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陈槃先生善于从语言内部来归纳书证，举出秦汉时期典籍里的大量例证，归纳了“禁不（毋或无）得＋动词或动宾结构”“禁＋名词＋不（无）得＋动词或动宾结构”等格式，从而证明“不得”就是《史记》时代常见的虚词。然他们都倾向于祭祀的对象是太白星，将“禁不得祠明星”看作一个整体，日本学者泷川资言也从此说（辛氏言泷川氏在《史记会注考证》中将此句作“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恐误）。

三是解作：“……，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这是辛德勇在《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并其《史记新本校勘》一书中又重申该观点[4]，辛德勇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秦朝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北方的匈奴，从地理位置上看，匈奴相对于秦朝是西北方，而秦朝位于南方，以当时的占星术看金星主战，如果继续祭祀西方的金星，则对秦国的军事行动不利，故云“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四是读为：“……，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胡文辉在《〈史记〉“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问题再议》一文里提出该说法，认为“明星出西方”描述的是异常的天象事件，因此单独为句；而“禁不得祠”指代的对象是前文的“徙谪”，即犯罪流放的人被剥夺了祭祀权[5]。

综合上述四种观点，笔者认为第四种解读是确当的，应该断为“……，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明星出西方”单独成一句，“禁不得祠”是作前文复句中的小句成分。但胡文辉主要是从文化和历史角度进行论述，涉及到的语言学内容不多，且该文是对第三种句读提出的驳议，并没有对第一种和第二种句读方案给出充分的分析。本文拟从语言内部出发，从语法结构、字词分布等方面进行分析，兼论前三种句读不符合语言事实之处。

首先，我们来分析“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一语的结构。上文已经提及陈槃提出的“禁不（毋或无）得＋动词或动宾结构”“禁＋名词＋不（无）得＋动词或动宾结构”的格式，这种考察是正确的，但所列举的格式旨在说明“不得”的词性，并没有对“不得”之后的成分详加分析。其实若从考察的结果来看，不单单是“禁”这个动词，当“不得”前面带上任何动词时，构成“VP1＋不得＋VP2”的格式，其中“VP2”后面要么不带宾语，单独只有一个动词，要么后面带一个结构简单的名词，而不会出现类似于“明星出西方”这样复杂的“S＋V＋O”型的句子形式，如：

（1）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史记·项羽本纪》）

（2）太后欲杀之，不得间。（《史记·吕太后本纪》）

（3）捕杀吏卒，驱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史记·孝文本纪》）

（4）令内史郡不得食马粟，没入县官。（《史记·孝景本纪》）

（5）栗姬愈恚恨，不得见，以忧死。（《史记·外戚世家》）

（6）齐王惧不得脱，乃用其内史勋计，献城阳郡。（《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7）韩非欲自陈，不得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8）伐楚者，道绝不得归。（《史记·伍子胥列传》）

（9）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10）使私不得害公，谗不得蔽忠。（《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11）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12）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史记·刺客列传》）

（13）梁不肯出兵助楚、赵攻秦，故不得王。（《史记·田儋列传》）

（14）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15）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16）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史记·南越列传》）

（17）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史记·大宛列传》）

由此可推知，“禁不得祠”后面所带的宾语不会是“明星出西方”这样的句子形式，“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一句连文是不符合当时语法的。

其次，是否可以断作：“……，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笔者认为这样的句读也是不妥当的。考察典籍发现，如“明星出西方”这样的“N星＋V＋N方位词”格式的句子在《史记》中即是常见，“N星＋V＋N方位词”的句式都是独自成句，前面并不需要带上谓语动词成分，如：

（18）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史记·秦始皇本纪》）

（19）以攻龙、孤、庆都，还兵攻汲。彗星复见西方。（同上）

（20）彗星见西方，又见北方，从斗以南八十日。（同上）

（21）正月，彗星见东方。（同上）

（22）八月，以御史大夫开封陶青为丞相。彗星出东北。（《史记·孝景本纪》）

（23）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长星出西方。（同上）

（24）立皇子方乘为清河王。三月，彗星出西北。（同上）

（25）其秋，有星茀于东井。（《史记·孝武本纪》）

（26）正月，与斗、牵牛晨出东方，名曰监德。（《史记·天官书》）

（27）与营室晨出东方，至角而入。（同上）

（28）彗星出东北，当齐分野，寡人以为忧。（《史记·齐太公世家》）

关于这一点，胡文辉在文中已经有很好的论述，胡文辉指出像“明星出西方”这样的语式，在文献中就是记录当时年份的异常天象的，而且这种异常天象的记载往往都系于每年的纪事之末。此种考述是确当的，在《史记》中如“明星出西方”这样记载星象的内容都是处理成独立事件，因此单独成句，与其前后文的内容并不相属。

再看句读“……，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中“出西方”一语，此种句读认为“出西方”是作为独立小句而存在，其句法是自足的。然而笔者梳理整本《史记》，对“出”字句进行穷尽性搜索，发现在文献里“出”字放在句首的例句一共有198例，这些例句中“出”后面的宾语成分比较复杂，要么后面不带宾语，要么后面所带的是名词性成分，或是动词成分，甚至是复杂的句子形式，但不论“出”后面的宾语成分如何，“出＋（NP/VP/SP）”的句式总是使用在复句中，充当复句的其中一个小句，“出”承担着主语的某一个动作，常常和其他动词成分并列作句子的分谓语，如：

（29）使张仪伐取陕西，出其人与魏。（《史记·秦本纪》）

（30）除刑，出美人，重绝人世间。（《史记·孝文本纪》）

（31）后稷母为姜源，出见大人迹而屡践之。（《史记·三代世表》）

（32）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史记·平准书》）

（33）大司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华督。（《史记·宋微子世家》）

（34）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史记·梁孝王世家》）

（35）苏秦闻之而惭，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36）车器有数，宫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赍而无益于民利者禁。（《史记·李斯列传》）

（37）将军瞋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38）以陇西都尉从击项籍军五日，出钜野，与锺离昧战，疾斗。（《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39）安国壁乃有七百余人，出与战，不胜，复入壁。（《史记·韩长孺列传》）

（40）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史记·游侠列传》）

（41）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屐，目挑心招，出还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史记·货殖列传》）

从上述例句我们可以发现，“出西方”这样的句子自身不能作为独立小句使用，其必须作为句子成分或者依附小句的身份存在于具体语言里。汉语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流水句的使用非常广泛且丰富，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中流水句占据汉语使用的主体，也有学者注意到在汉语流水句的内部也存在差别，不同流水句类型之间存在句法地位的不同，胡明扬和劲松两位先生就曾指出过流水句的内部可以分为“独立句段”和“非独立句段”，二者的概念是依据语法功能的差异进行划分，“独立句段”指的是在句法上是自足的，而“非独立句段”则是句法上不自足的小句形式，一旦离开具体的语言环境其本身是不能独立成句[6]。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独立句段”和“非独立句段”可以粗略理解为“独立小句”和“依附小句”两种句子类型，显然“明星出西方”这样的句子就是“独立小句”的范畴，在语法功能是既可以单独成句，也可以和其他小句并用在一个复句中，如上文所举的（19）（21）（22）等例句，“N星＋V＋N方位词”的句式都是以独立单句的形式存在，而（26）（27）（28）句中，“N星＋V＋N方位词”的句式都是以小句的身份嵌入复句结构；而反观“出西方”这样的句式，上文例句中“出＋NP”式的句子都是出现在复句结构中，只能以依附小句的方式充当其中的一个子句，句法上不独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明星出西方”的句式比“出西方”在具体语境的使用中要自由得多。

究其“明星出西方”和“出西方”两类句式在分布上和语言使用中的差异，关键之处在于两类句子的句法属性是不同的。在依附小句的句法特征性上，方梅老师有很好的论述，她认为现代汉语中的依附小句的特征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即小句主语零形反指、无句末语气词、无评注性副词、主语指称依赖、缺乏表达“时”范畴和空间、状态的主语和轻宾语[7]，而本文中“明星出西方”与“出西方”两者在句法上最大的差异便是“主语指称依赖”，“明星出西方”这类“N星＋V＋N方位词”格式，天然就是“SVO”型的主谓宾句子结构，加上汉语的造词法与造句法基本一致，汉语中词组是本位，可以很大自由地进入句子中，所以“明星出西方”这样的句式既可独立成句，也可以一个主宾谓词组作为小句进入句子中；但“出西方”这样的谓宾结构则缺少动作执行主语，在上文的例句中“出＋NP”的句式无一不是承前省略了主语，无论这些主语是显性还是隐性，一旦离开动作的所指对象，整个句式的语义就会变得无法解读。总而言之，“……，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这样的句式是不合语法的，正确的解读只能是：“……明星出西方。”

值得一提的是，“明星出西方”此类“N星＋V＋N方位词”格式的句式，在《汉书》中是普遍在前面加上一个“有”字，而在《史记》里笔者只发现了一例，这大概是《史记》与《汉书》行文风格不同所致，杨树达先生在《积微居小学述林全编·训诂学小史》中论述“审句例”的问题时，就已经提到“大言之，一国之文字，必有一国之句例；小言之，一书之文字，必有一书之句例”[8]，这里就体现出了《史记》与《汉书》两部典籍各自在句例上的特点。在上古汉语中，存现动词“有”普遍地作为词头使用，本身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语义，主要功能是引导话题、标记主语，如《诗经·陈风·泽陂》：“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这种功能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中，这从侧面也说明“明星出西方”在句法上的强制性。

再次，既然“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之句读是不能成立的，那么该句的句读应如何处置呢？笔者认为，“明星出西方”单独成句是没有问题的，而前文的“禁不得祠”也不当如藤田丰八等人理解的单独成一句，而是应该并到前文中充当长句的一个分句。我们考察发现，在典籍里，“禁”字放在句首时，常常和其他谓语句并列构成一个复合句的分句，且该复句的语段往往较长，构成“VP1＋NP1，VP2＋NP2，（……）”的格式，“禁”字小句和文中的其他小句一起，都是由同一个名词成分支配其动作行为，如：

（42）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史记·秦始皇本纪》）

（43）君不如急北兵，趋赵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齐王之信，又禁天下之变。（《史记·孟尝君列传》）

（44）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45）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同上）

（46）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史记·酷吏列传》）

（47）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史记·大宛列传》）

以上这些例句，都是多个谓语句构成一个长语段的陈述复句，每个分句的动词的施事成分都是相同的，如（42）句中“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等一系列动作的施事者都是前文的“秦王”，（44）句中“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等事件的执行者都是前文的“商君”，（45）句中“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等的一系列政策的推动者都是“吴起”，“禁”字都是用作施事者的诸多行为的一件。因此来看本文“禁不得祠”，胡文解释“禁不得祠”，认为在上古社会中，如果有人犯罪，乃至发配迁徙，则会被剥脱祭祀权，这里的“徙谪”则是迁徙那些被判处流刑的犯人，因此这些人是不得参加祭祀的，“禁不得祠”应该紧接着前文的“徙谪，实之初县”。无论胡文解读是否确当，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禁不得祠”确实是和“徙谪，实之初县”发生联系，因为这些行为的施行者都是相同的，即为可从语境中推知的“秦朝”或者是“朝廷”，从整个句子来看，“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句子的一系列事件的推动者或者施事成分就是指“秦王朝”。在分布上，这样的语义和（42）至（47）句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在文献中虽然能找到“禁”字单独成句的用例，但是考虑到语义的连贯性和当时“禁”字句的常见书写习惯，还是建议将“禁不得祠”并入前文的复句中。

同时，我们也考察了“禁不得”的语例，“禁不得”在先秦典籍里未尝一见，在汉代典籍出现的频率也不高，属于汉代的新兴词汇，之后晋唐时期的中古汉语里才逐渐增多，到了宋明的近古汉语时期使用得就很普遍了。与现代汉语的“禁不得”不同，不应当理解成“不能承受住”等含义，联系到陈槃先生曾考察的“禁＋名词＋不（无）得＋动词或动宾结构”的格式，早期的“禁不得”应当是连动结构，“禁”后省略了名词，如：

（48）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史记·孝文本纪》）（“禁毋得”即等同于“禁不得”）

（49）乃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与前“大钱五十”者为二品，并行。欲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挟铜炭。（《汉书·王莽传》）

（50）杜超，字祖仁，魏郡邺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节操。泰常中，为相州别驾。奉使京师，时以法禁不得与后通问。（《魏书·列传外戚》）

结合陈文给出的“禁＋NP＋不得＋VP”的例句：

（51）雨太多，令县邑于土日塞水渎，绝道，盖井，禁妇人不得入市。（《春秋繁露·求雨》）

（52）禁民不得挟弓弩，则盗贼执短兵，短兵接则众者胜。（《汉书·严硃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49）句的“禁不得挟铜炭”补全后即意为“禁民不得挟铜炭”，结构和语义上同（52）句的“禁民不得挟弓弩”是一样的，（48）至（50）句中“禁”和“不得”中间都可以补上相应的名词成分。从句法内部看这类句子实际上就是递系句式，“NP＋禁＋（NP）＋不得＋VP”中，“禁”后面的名词成分就是直接充当了“不得＋VP”的主语。因此本文的“禁不得祠”如果依据胡文的解释，那么补全后就应该为“禁谪不得祠”，翻译成现代汉语即为“（秦朝）禁止犯罪迁徙的人参与祭祀活动”。

综上所述，结合所收集的语料，本文考察的重点在于区别小句成分中独立小句和依附小句两种范畴，类似于“明星出西方”的“N星＋V＋N方位词”格式是典型的SVO小句，其要素完全，在句法上独立，既可以单独成句，也可以作为小句嵌入句中，实现方式较为自由；相对应的“出西方”是典型的“VP＋NP”格式的谓宾小句，在句法上是不自由的，其与前者在句法属性上最大的差异是“主语指称依赖”，需要相应的主语名词或者语境义实现对动词的支配，因此在具体语言中不能够作为独立小句存在，必须作为小句形式作用在复句中；“禁不得祠”文献中常见的即是作为施事成分的谓词分句用在复句中，保持一系列行为语义的连贯性。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最终将其断为：“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