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陪审权之事实范围界定

何 静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中国司法制度不可或缺的特色内容，将中国司法与中国普通民众紧密连接在一起。其经百年演变，具有强烈的本土化制度色彩，以至“在过于关注制度独特性的同时，也逐渐脱离了制度的普世价值轨道，甚而至于连制度的基本价值认同都还是一个问题”[1]。这一质疑并非空穴来风，亦非危言耸听，例如在司法实践中，我国陪审员制度“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形式主义问题早已“人尽皆知”，有关理论实证研究更是毫不隐讳直戳制度痛点。[2-3]既然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实践中存在形式化严重等诸多问题，如此“满身疮痍”，是否仍有必要继续存在？

直面问题，才是制度自信的逻辑起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回答了如何保证司法民主的重要问题，其中明确要求“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4]，该举措将陪审权明确区分为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两项内容，为后续“只参与审理事实问题”的法治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2015年以来，经过新一轮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以下简称《人民陪审员法》)应运而生，从法律层面为上述改革内容“只参与审理事实问题”设置专项立法规制和保障。该法的颁布实施，直击质疑言论，可谓对上述问题的终局性回答，并说明陪审员制度的核心价值——司法民主——是不可否认的。但毋庸讳言，随着《人民陪审员法》的颁布，如何确保陪审职权功能的有效发挥，即“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如何实现两分还亟待进一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