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抗走向撕裂：韩国社会的性别冲突探析

张淑燕 李淳永 刘 鑫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受到西方主导的第二次妇女运动鼓舞，韩国女性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将性别不平等的根源追溯至以父权制为代表的社会制度，促使韩国学界从性别视角对女工运动、女性组织与《家族法》的修缮等进行思考。进入八九十年代，除了批判男性中心主流制度的文化运动传统外，女性还大规模创办了自己的印刷媒介，并在互联网的运动中时常伴有激进女性主义倾向。[1]21世纪以来，以女性群体内部的多种差异，如阶级、身体状况、性倾向、地域等维度为中心，女性组织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开设自己的网站，女性运动日趋大众化、多样化。[2]

然而，取得阶段性成就的韩国妇女运动未能全覆盖地解决日常生活中的性别问题，并遭到韩国男性的抵抗与拒斥，性别冲突尤其在年轻一代中愈演愈烈。[3]性别歧视是韩国长期存在的问题之一，但青年男性给出了新的解释：青年男性将自己视为女权主义的受害者，认为身处因性别导致的结构性不利环境。[4]男性的厌女情绪不断蔓延，网络中厌女乃至污名化女性的言论泛滥。

与此同时，以Megalia 网站及脱胎其中的子网站Womad 为代表，以开展女权活动、促进妇女人权为标榜，针对网络上呈现的厌恶女性的文章，采用“镜像”（mirroring）的方式将文章中的主体替换成男性，由此“回敬”对应的贬损称呼[5]，甚至越走越远，在言论和做法上陷入极端主义误区，在韩国社会不断引发争议，进一步加剧了两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世界性别对立报告指出，韩国性别对立程度世界第一。[6]对韩国当下性别冲突的研究已经有一定基础，但尚存探讨的空间和必要。其一，已有的研究多由韩籍学者完成，不可避免地受到身份意识的局限，讨论的视角主要聚焦于厌恶、仇恨的话语镜像策略；其二，目前国内较少就性别问题展开跨国、跨文化研究，对韩国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以综述为主，缺少对性别冲突现实问题的深度分析；其三，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性别及种族方面不断涌现新的问题，甚至遭遇新的危机，如因职场性骚扰问题而引发的“MeToo”运动辐射全球，导致韩国在Megalia 和Womad 网站两处线上社区聚集了大量极端女权主义者及厌男主义者。发生在韩国的性别冲突与对抗是全球性问题的一个缩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这类现实问题的阐释与回应，有利于避免类似的问题在我国的发生和泛化。

二、韩国性别对抗冲突的现实图景

（一）社交媒体中的话语对抗

网络新媒体的普及，使之演变为性别争议及冲突的重要场域，不断建构与再生产着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观念及话语。在韩国极右翼男权和激进女权社区，充斥着大量厌恶与仇恨言论，双方通过构建自己的话语，诋毁、污名化对方，形成敌对情绪。

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简称MERS）在全球肆虐之时，一则假消息传回韩国，说两名韩国女游客携带病毒进入香港，被发现后拒绝隔离，最终导致MERS 扩散。韩国社会主流舆论认为她们拒绝隔离的自私言行损害了韩国的国际形象，于是在门户网站DC Inside 上涌现了海量的攻击性帖子和侮辱性词汇，如“大酱女”“泡菜女”。后来证明两个女子是被冤枉的。真相大白后，韩国女性在DC Inside论坛上反嘲盲目喷人的韩国男性是“泡菜男”。[7]此事成为韩国激进女权主义者发难的导火索，她们创办了自己的论坛Megalia，并将其视觉标识设计为衡量男性生殖器长度的手势。其标识直白地传达了厌男情绪，带有浓厚的挑衅意味。虽然该论坛因发表过于极端的言论已于2017年被迫关闭，但“Megalia”一词以及“捏手手势”至今仍被韩国社会视为极端女权，甚至是“仇男”的象征符号，并在男性群体心中留下极大的阴影。

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自2017年出版以来，在韩国社会争议不断，部分韩国男性给予非常极端的负面评价，痛斥其内容无病呻吟，无故指责男性。小说改编为电影以及发行过程中更是风波不断。影片制作方公布演员阵容的当天，一位男性网民便向青瓦台发起请愿，要求禁拍，声称该片“只会助长韩国社会的性别矛盾”；上映前的预热阶段，主演郑有美、孔刘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甚至遭到生命威胁；公映后，影片在韩国最大的门户网站NAVER 上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评分：女性和男性分别给出9.51 分和2.59 分。女性网友普遍认为,影片揭露了韩国女性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困境；男性网友则发表了讽刺、戏谑意味十足的言论，诸如“这是一群被害妄想症的狂欢”“看来韩国终于要成为科幻电影的大国了”等。

2020年3月韩国“N 号房事件”爆出，登上热搜的是“如何删除浏览记录、如何退出N 号房”，更有甚者，发表“我们也是受害者”（N 号房相关男士），“我男朋友想进N 号房怎么办”（女性留言）等火上浇油的言论，于是男女双方互相害怕，女生怕所有韩国男性都是罪犯，男士怕女性会以偏概全、全盘否定，在互相抵牾中韩国男女双方都成了输家。[8]

2021年5月初，韩国本土连锁便利店GS25 在推广露营用品的宣传海报中，因出现了类似Megalia 的象征手势和香肠符号，即刻触发了男性网民的敏感神经。他们毫无依据地质疑广告商支持激进女权、公开宣扬“仇男”言论，很快引起了众多男性网友的呼应，导致舆论迅速发酵。

尽管GS25 便利店第一时间对宣传海报进行了修改并解释致歉，但男性网民的声讨汹涌而至，部分网友开展了对“捏手手势”的全方位狙击，进而演化成为彻底由男性主导的“抵制运动”，事态持续一月之久，甚至波及某市政府以及警方，最后以市政府与警方的“滑跪”表态才渐渐平息。

（二）现实场域中的冲突行动

韩国两性在互联网中的话语对抗进一步蔓延到了线下的冲突行动。[7]2018年可谓韩国女性运动的里程碑年份，女检察官徐志贤在电视新闻中公开叙述遭遇职场性骚扰的经历，由此拉开了韩国“MeToo 运动”的序幕。同年的“惠化站集会”事件是韩国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女性领导的抗议行动，超过两万名女性参与游行示威，要求严厉打击传播色情内容的犯罪行为，禁止销售隐藏式摄像头，这一行动推动了政治及立法的进步。

随着两性对立的加剧，韩国极端女权主义者延伸至线下的行动走得更远。韩国知名的游戏公司Nexon 解雇了支持女权论坛的女画师，因此引起了论坛成员的愤怒。在抗议活动中，抗议者将怨怼情绪发泄在临近Nexon 公司的一个幼儿园的孩子身上，厉声咒骂年纪尚小的男幼童，对其造成身心的双重伤害。在群体感染机制作用下，激进女权主义者对韩国男性的敌意达到了新的高度，侵害行为变本加厉。例如，劝导孕妇流掉男婴、虐待与侵犯男童、偷拍男性裸照后分享至社交平台等，极端化的“仇男”行为，种下了男女两性互相仇视的种子，进而演化为两性撕裂的危机。

2018年，一位39 岁的韩国企业主被控在餐厅内揩油。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其罪行属实，他还是被判处六个月有期徒刑。判决结果在韩国激起轩然大波，加剧了韩国年轻男女的性别冲突。不同于其他声讨者把目光对准法官，文盛湖打着“为男性争取正义”的旗号组建了自己的团队。他声称：“我们是一支代表法律正义、代表反仇恨、代表真正性别平权的组织。女权主义的实质已经不再是性别平权了，它变成了另一种性别歧视，其手段充满了暴力与仇恨。”①文盛湖（Moon Sung-ho）成立了一个名为“Dang Dang We”的组织，宣传“为男人的正义而战”。文盛湖认为，韩国的女性运动已由最初的理性平权扭曲为宣扬两性对立，女性主义者通常持有双重标准，其根本目的在于“压倒男性”。随着近年来女权问题不断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感觉“被抛下的”男性青年心中的不满情绪不断滋长，与女性的对抗及对女权主义者的反制愈加激烈。

三、韩国两性对抗冲突困局形成的原因

韩国首位女总理韩明淑在21世纪初进入内阁执政期间，通过制定《21世纪男女平等宪章》、修改并完善《女性发展基本法》和《政府对婴幼儿养育的支持》等法律法规，极大地改观了韩国女性的社会地位。[9]既然韩国社会已经具备推动性别平等进程的基本法律和政策保障，为何在二十年后的今天频繁上演性别冲突的风波？从中折射出韩国怎样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现实，又反映出韩国性别平等面临怎样的困境和挑战？

（一）经济衰退激化了两性矛盾

作为20世纪70—90年代东亚经济奇迹的代表，韩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不言而喻。然而，在1997年金融危机席卷韩国之后，不仅新增就业减少，而且伴随1998年新修《劳动法》的出台，“集体解雇”合法化，导致失业率急剧上升。[10]到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爆发时，韩国实体经济再受重创，雇佣全国九成劳工的中小企业经营困难，首尔市与地方的破产企业数量合计增长了1.5 倍，这意味着国民失业率和负债水平进一步加剧。[11]

在总体就业率下滑、失业人口比例上升的情况下，根据韩国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女性生活统计》，2019年女性就业人口比例为51.6%，相比10年前增长了3.8%，是同期男性就业涨幅的7.6 倍。另外，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2020年，迟滞的全球化流动导致了市场经济疲软，其中，作为经济支柱的出口额在前两个季度一再下跌，导致韩国经济愈发衰退，韩国青年失业率达9%，而劳动力的“体感失业率”达到26.5%。[12]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男性倾向将自身的就业难题归咎于女性，认为文在寅政府推行的社会政策更加偏袒女性就业，而成功就业的机会是有限的，那么男性居于竞争中的下风，被剥夺感油然而生。[3]

事实上，韩国女性在就业市场和经济活动中仍处在显见的劣势地位。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2021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以经济参与和就业机会为指数的排行榜当中，韩国位列第123名，处于经合组织（OECD）参评国家的后端；[13]在实际的工作中，女性从事的职业和岗位类型也更加受限，主要聚集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及销售业，并且普遍存在着“职场天花板”的现象。随着韩国女性平等意识的增强，她们对于就业中遭遇的不公对待不再隐忍沉默，尝试通过抗争寻求属于自身的就业权利，在经济低迷、失业率走高的背景下，两性基于就业而引发的矛盾仍将持续。

（二）性别政治的工具化加剧了两性对立

随着女权运动的推进，性别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于性别问题所持的态度，成为衡量“政治正确”的标准。这就意味着性别政治在特定的场域、对于特定的主体成为可资利用的资源和资本。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性别政治逐渐演化为政党竞争、政客竞选、商家逐利的工具[14]，性别问题的公共品格不断遭到侵蚀。同样，“女权”与“反女权”正在成为韩国政治事件中党派表明立场、拉选票的有效手段，权力关系通过诉诸性别之分得到强化。

放眼2022年韩国的国会选举，以李俊锡为代表的国民力量党选择以“捍卫男性利益，抨击女权主义”为竞选宣言，在青年男性群体当中收获了广泛民意[15]，捞取了政治资本。同时，韩国女党顺势而生，地方选举候选人金珍雅则将“为占据首尔一半人口的女性群体创造更好的生活空间”为从政设想及自身的竞选策略，希望以此赢得女性选民的支持。依据KBS 电视台公布的2022年韩国总统选举结果，在18—29 岁的女性选民投票中，李在明凭借58%的支持率成为年轻女性所拥戴的一方。[16]然而，右翼保守派的候选者尹锡悦在竞选前曾表明将在《关于性暴力犯罪处罚的特例法》中设立诬告罪，认为大量女性在投诉男性骚扰时由于不存在成本问题，故而产生大量污蔑，对此亟须提高惩戒成本以遏制诬告，与此同时，尹锡悦也表明了将要废除韩国内阁的“女性家族部”①韩国女性家族部是大韩民国国家行政机关之一，前身为韩国政治事务部，该机构在1998年2月28日成立，主要提供妇女权利和协调妇女政策，为青少年提供福利和保护，以防止对妇女、儿童和青年造成暴力伤害和保护受害者权益为发展目标。的意愿。凭借系列的反女权举措，尹锡悦最终在同世代的男性青年群体中所收获的支持率高达58.7%，远超过对手李在明36.3%的支持比例。[16]因此可见，政界深谙性别政治的思维逻辑，将一己私利包装成公共利益，依此标准划分敌我，并作为拉拢年轻群体的政治资源，增加自己获胜的砝码，从中坐收性别对立带来的“红利”。这种把具有公共利益属性的性别政治工具化的做法流弊颇多，加剧两性对立只是其中之一。

2022年5月底，由GS25 触怒的“捏手手势”事件发酵过程中，涉事企业、警方、地方政府清一色对男性摆出了认错和“滑跪”的姿态，以骄纵默许代替伸张正义，充分暴露了政党和商家追权逐利的面目和本质。

（三）传统文化观念及现代消费主义孕育了两性冲突

首先，从文化层面看，韩国属于东北亚文化圈，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总体而言，儒家思想之于韩国社会的主流影响较为积极。但不同于我国近代曾对儒家旧道德、旧习俗进行批判性取舍，韩国社会从未就父权制发起颠覆性的挑战，把基于父系制的继承论——“户主制”写入家族法，延续至21世纪。[17]在广义的父权制建立的价值体系下，不仅包括了对男性地位的崇敬，还包括了极其强烈的“厌女”情绪。[18]法律与制度的威慑如此之深，以至于这项制度虽于2005年被废除，但其核心的男性统治思想仍深深地刻画在韩国文化谱系里，潜移默化地塑造了韩国民众所认同的男尊女卑价值观。

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在振兴旅游、传统艺术、影像及其他数字文化产业的基础上，正式推行“文化立国”战略。[19]这一战略的实施，使韩国文娱产业呈现燎原之势。伴随着消费文化、消费主义的不断扩张，男性秩序的训诫尺一直延伸进医疗美妆、娱乐影视等产业。以男性中心标准规定的消费文化，不但悄然瓦解着女性的主体意识，甚至通过“偷窥”与“偷摄”直接物化女性。如2020年震惊全韩的“N 号房事件”，案犯利用非法手段骗取年轻女孩的信息，并将偷拍的色情视频上传到社交软件的聊天室中。男性如若进入房间观看，不仅需要支付高额会费，还被要求上传身边女性的相关资料，使女性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被观赏的商品，人身权益遭到严重侵害。同年，KBS 电视台的员工在女洗手间发现了偷拍摄像头，类似事件的接连发生，进一步打破了两性之间的信任，加大了两性之间的裂痕。

（四）民族性格影响着处理两性关系的方式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韩国地处朝鲜半岛南部，如同一块位于东亚中央的“跳板”。复杂且局促的地缘环境使韩国人相信唯有加倍、加速做事才能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进而养成了急躁冒进、缺乏耐性与包容异见的性情，韩国人遵循的是“认输就是输，不认输就是赢”的思维逻辑[20]，刻在骨子里的半岛性格形塑了韩国人处理矛盾纠纷的习惯，即以对抗性方式解决问题。韩国人不愿妥协、过于执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也是导致性别冲突尖锐化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其次，依循韩民族历史的轨迹，我们发现，极端民族主义成为孕育激进女权主义以及极端化“反女权”的文化母体。历史上的朝鲜半岛曾向陆地上的大国——中国进贡与称臣，但当时并未产生自卑感，反以“小中华”怡然自居。[21]然而，朝鲜李氏王朝中晚期，饱受占领、同化、战乱之苦的韩民族，生存环境日趋险恶，特别是近代以来，日本的欺压占领和国家的南北分裂，成为整个韩民族挥之不去的阴影。屈辱的殖民史和强烈的危机感造就了韩国人“易怒”的性格，养成了一种尚强悍、有血性、易激动、多抗议的国民性，并在民族解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强化，孕育了其独特的“恨”文化。它悄然体现在社会公共事件中，影响了两性矛盾的处置方式，本文开头所述多个事件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最后，就当前的国际格局横向比较来看，韩国处于东北亚的地理夹心位置，在许多社会问题上都表现得十分极端。伴随中国的全方位崛起、美国强势介入并重返亚太地区，都对韩国谋求发展空间构成威胁。在经济方面，2020年韩国GDP 为1.64 万亿美元，人均GDP 为31597.5 美元；[22]日本2020年GDP 总量为5.06 万亿美元，人均GDP 为40193.3美元。[23]虽然在GDP 增速上高于日本，但是在总体经济体量方面还是远低于日本，韩国并没有实现赶超日本的目标。加之内部动荡，政界对消除诸多社会分歧与争执感到有心无力，整体国民性格在趋于保守的同时又衍生出敏感、狭隘的气质。这种民族性格不仅体现在两性关系恶化的诸多事件中，在有右翼倾向的年轻人选举投票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基于韩国目前面临的内忧与外患，刻在记忆深处的民族性格再次被激活。对男性而言，与其从自身发现问题，不如归因于“毒瘤”一般的女权主义者，因其所具备的女性身份与男性自我迥然相异，便可将其视为“他者”给予沉重的打压；对女性而言，长年累月的男性规训和歧视不断压缩有限的生存空间，如果保持缄默或采取温和的行动，则只能继续忍受悲痛的处境。为此，唯有让激进主义付诸实践，方能变被动为主动，赢得合法的主体权。

（五）媒体的态度强化了两性的对抗

监测外部环境、协调社会冲突是传媒的重要功能与公共性所在，但韩国媒体的立场和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性别对立。以《韩民族日报》《京乡新闻》为代表的媒体，在忠于客观事实并理性分析的前提下，积极反映女性主义诉求，为性别平等发声，力图站在公正的视角选取贴切的词汇、厘清事件的脉络与新闻的解释框架。[24]而《朝鲜日报》《中央日报》《东亚日报》等媒体，主要站在男性中心的视角，直接设定立场，将激进女性描述为制造麻烦的、有问题的群体，并直接引用男性的话语作为标题或导语，体现男性的“弱势”。

作为媒体，不可避免地受限于组织内部的价值标准，选定与之相适配的报道立场，这无可厚非。但令人担忧的是，一方面，部分韩国媒体并未运用社会公共叙事，而是采纳了以“情绪先行”为核心特征的对抗叙事逻辑，例如，针对Megalia 组织的抵制Nexon 的活动，韩国部分媒体选择与Megalia站在一起，声称她们是女权英雄，所有反对者都是恐女主义者，而部分媒体指责Megalia 是疯狂的邪教组织，应该加以取缔。媒体截然对立的态度使公众感到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在市场因素驱动下，媒体难以做到深度的调查与报道，更无法建构反性别歧视的方案，一旦问题被打上“女权”的标签，媒体要么噤声，要么转引理论上公正无误的专家话语，最后隔靴搔痒般地提出性别矛盾必须无条件消失的观点，缺少批判性地分析性别矛盾背后的社会结构问题的立场。这种首鼠两端、明哲保身的做法，使韩国的主流媒体丧失了应有的社会功能。对于社会运行来说，媒体的选择也是一种投票与站队行为，无形中强化了性别对抗的循环模式。

（六）极端化的斗争策略直接导致两性的对抗

如果仅是“MeToo 运动”，部分韩国男性表示不至于产生强烈的“厌女”情绪。然而，“女权主义者”一词之所以在韩国被赋予过多负面意义，甚至成为敏感词汇，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以Megalia 女权组织为代表所采取的特殊“斗争”方式———“镜像策略”，即凭借镜面的反射功能，挪用憎恶女性的网站和厌女群体的言论框架与行动方式。学者董扣艳认为：“要揭示父权制的存在及其对女性的压迫，必须运用父权制的概念和方法。反过来讲，不运用父权制概念和框架，就看不到妇女受压迫这一事实存在。”[25]这段表述揭示了韩国极端女权运动之所以采用镜像传播策略的原因所在。但从实际传播效果来看，此种斗争方式如同在性别之间竖立了一面镜子，各自为政，不相为谋，以鄙夷的姿态回击彼此的厌恶，更加深了两性的矛盾与敌意。已发生的事实证明，Megalia 的极端女权运动产生了恶劣的逆效果：一方面，给合理诉求的女权运动招致了污名，使“女权主义”一词在韩国变得声名狼藉；另一方面，催生出更大规模的男女对立，陷入冤冤相报的僵局。

除了上述韩国自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历史、民族性格、媒体及极端女权主义斗争策略等原因外，世界范围内两性矛盾冲突的日常化，以及社交媒体的赋权及放大效应导致两性的频频互撕，是造成两性对抗的共性原因。

四、韩国性别对抗引发的不良后果

（一）反噬女权主义自身的良性发展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网络女权社区所运用的镜像表达策略，解构了男权主导的话语体系，颠覆性地将男权社会形成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标准作为一种参照，把诸多社会不平等问题中的男性与女性的地位进行调换，表现出了对“第二性”的支配意识。尽管这种简单粗暴的斗争方式看似有助于暴露男权社会的不合理之处，但是，必须看到，镜像策略难以超越生物学所定义的二分概念，从而使女性成为积极有效的权利主体。[26]而且，已有的极端女权运动表明，男女平等的观念仅悬浮于激进的斗争策略表面，而“受害者意识”却得到了正当化的肯定。在这种意识支配下，极端女权主义者把一切对自己的不公对待都归因于性别歧视，进而使女权运动沦为自恋、内视的游戏。当自恋逐渐异化为否定事实、不容异见，凡事均从主观出发，走向情绪化和极端化，终将内生出反噬女权自身良性发展的邪恶力量。

根据王晓玲的研究，韩国频发的女性权益保障运动是特权阶层暴力和社会分裂的结果[3]，性别冲突的真正根源是由阶层矛盾所引起的，从极端女权主义者反抗的结果看，社会的性别秩序并未变得规范，这种对男性话语的戏仿看似是传播女权思想的驱动力，实则是真正妨碍女性赢得平等地位的潜在阻力。

（二）引发韩国社会更大规模的性别撕裂及社会动荡

身处现代化转型进程中，韩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阶层分化，表现为各阶层所持有的政治态度不同，因此涌现了社会结构的新问题。[27]在众多社会弊病之中，性别冲突成为韩国目前最为严重的社会矛盾之一。[28]文在寅政府执政以来，女权话题不断成为舆论风暴眼，维护女性权益的做法虽然得到了女性的拥戴，但却降低了年轻男性对文在寅的支持率。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韩国20 岁至30 岁男性中，超过76%的人持反对女权主义观点，多达60%的年轻男性认为：“性别平等是制造社会矛盾的来源。”[29]这一结论预示着未来韩国女性争取平等之路充满险阻，两性之间的和解之路还很漫长。

此外，韩国极端女权组织认为生育男婴只会加大被剥削的机会和力度，因此，大力鼓吹不婚不育，甚至诱导身怀男婴的妇女堕胎。这些极端言行无异于给人口出生率极低的韩国社会雪上加霜。同时，个别极端女权组织还大规模地举行各种集会游行、恐怖示威活动，这也引发了男性的反女权运动，双方的对抗悄然消解着民族内部的团结与凝聚力。

本文无意参与韩国极端女权运动的价值评价与道德批判，但在话语、行动参与者的非理性交往中发现，一旦缺乏互敬、真诚的沟通对话与协商，整个社会就会堕入暴力冲突的深渊，扩张既有的社会裂痕。

五、结语

韩国性别矛盾的激化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及其民族性格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结果，而网络中负面性别言论的扩散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韩国主流媒体针对性别问题首鼠两端的做法，使之丧失了应有的舆论引导功能。互联网时代，网络作为一个兼具开放性与公共性的平台，为各种议题提供了发声、传播的场域，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争议的、难以解决的问题不断在网上发酵，网络舆论业已成为矛盾冲突升级的导火索。韩国的教训警示我们，首先，主流媒体应充分认识自身在宣传先进性别文化、推进性别平等方面所肩负的使命，深刻洞察新的时代背景下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女性所面临的多重困境，以及影响性别平等、两性和谐关系构建的现实难题，基于此提炼问题，并主动设置议题，通过理性的发声引导舆论走向，凝聚社会共识。其次，加强互联网中性别话题及舆论的监管，以及网络生态环境的治理，创造理想的交流环境，有效避免性别言论冲突的发生与激化。最后，提升青少年的性别平等观念及新媒介素养，使之自觉立足性别平等视角，开启真诚协商的理性对话模式，养成就事论事的思维方式，这样才有助于共识达成、群体团结以及两性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