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视野下唐诗精神和美学特质的解读

程江霞

(青岛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东青岛 266109)

引言

中国文化自古高扬人的地位和价值。《道德经》说“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1]102。王是人之主，是人的代表。《中庸》进一步阐发：人若“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2]244。人只要充分发挥创造潜力，参与天地运行演化，辅助化育万物，就能与天地鼎足而三。由此看出，人的主体价值在传统文化中一直被思想家所肯定。

马克思主义终极目标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全面自由的发展。以人的本质和价值、人的需要和发展、人的异化和复归为主要内容的人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重视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的主体性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实践主体性的具体规定已有诸多论述，可以概括为“人作为活动主体在对客体的作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性”[3]。

由以上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角度对人的主体价值进行了肯定。前者从伦理角度把人的创造力看成是人的最高道德境界，有创造力的人才能德配天地，带有中国哲学形而上的超越色彩。后者从实践角度把主体能动性和创造力看成是人在实践过程中自由自觉、全面发展的表现，体现了具体的可操作性。

文学是人学。文学创作是人类的实践活动，需要充分发挥作家的主体性。唐诗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优秀成果，是唐人吟咏性情、抒发自由意志的载体。前贤对唐诗伟大成就与唐代诗人人格关系的论述虽没有冠以“人学”之名，但都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4]的本质。

闻一多(2013)20世纪30年代就说过“诗唐”是诗人“诗才的最大限度之发展”的时代[5]189。林庚(1958)在论及盛唐气象时一再强调唐诗的成就来源于少受束缚压抑的人民的解放之力和创造之力[6]。胡明(1999)在阐发唐宋诗之异同时认为“唐人的诗更多一点主动性的感情发抒，自主且真率……更显出一种自由的独特风格”[7]。刘宁(2002)在考察中唐元稹、白居易的“元和体”时指出：与初盛唐诗人相比，中唐诗人参政的程度加深，创作主体的精神面貌更加理智和内敛，从而使元白诗歌呈现出“主理”的意趣[8]1-38。钱志熙(2006)将唐诗审美风貌形成的动因归结为“唐代诗人在性情本体思想的指导下，对人性与人情做了直观与深刻的反映，形成唐诗最重要的审美风貌”[9]。余恕诚(2010)论唐诗的刚健特质，特别关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各民族大融合尤其是胡汉融合为唐代社会注入的强劲骨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热情豪迈的解放气质和奋发蹈厉的精神状态[10]18-25。

综上所述，唐诗不仅展现出了唐代广阔的社会面貌，也“表现人的精神主体的无比丰富性和伟大力量”[11]，拥有深厚的人学价值。因此，用马克思人学思想分析唐诗人文精神及美学特质符合内在逻辑。

一、人学视野下的唐诗人文精神

(一)创作主体能动性与唐诗的革新精神

主体能动性是指作为主体的人在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动性，侧重于主体能力特别是创造力[3]。发挥创造性，要求实践主体自觉意识到既有局面的局限性，解放思想、突破束缚、革故鼎新。

初盛中晚唐各阶段的诗人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创新求变的文学自觉意识，推动诗文革新。

初唐诗坛以唐太宗为首的宫廷诗人从文学创作和国运兴衰角度提出“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李世民《帝京篇十首序》)，力图革除齐梁宫体诗玩物丧志和闺闱衽席间的颓靡绮艳之风。太宗君臣的创作视野虽仍局限于台阁池苑，但他们在诗歌中表达出的建功立业的理想、展现出的时代新气象给魏晋门阀政治压抑下的中下层文人带来了希望。初唐四杰以文学革新为己任，举起“开辟翰苑，扫荡文场”(王勃《山亭思友人序》)的大旗。他们的诗作中虽然偶有“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有怀投笔，无路请缨。”(王勃《滕王阁序》)的穷愁牢骚和“抚穷贱而惜光阴，怀功名而悲岁月”(王勃《春思赋(并序)》)的惆怅感伤，但是和《古诗十九首》中透露出的迷茫、悲凉心境完全不同。从长篇大作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或是杨炯短小精炼的《从军行》中都能看出中下层文人“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骆宾王《帝京篇》)渴望被赏识的期待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的不甘心，对生活和前途的热切渴望、想要建功立业的冲动，为盛唐诗歌风骨兴寄开了先导。

盛唐诗歌追求浑然天成，不饰雕琢，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盛唐人是靠着天生才力在不自觉中达到了文艺创造的巅峰，从而忽视盛唐诗人创作实践中的文学自觉和革新意识。

乐府诗自汉代产生、发展后在魏晋六朝得以完善。“齐、梁以来，文士喜为乐府辞，然沿袭之久，往往失其命题本意……。惟老杜《兵车行》《悲青坂》《无家别》等数篇，皆因事自出己意立题，略不更蹈前人陈迹，真豪杰也”[12]。杜甫虽然常以奉儒守官的传统形象示人，但是在诗歌创作中却“不薄今人爱古人”(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五)，而是致力于诗歌题材和体裁等方面的大胆革新。学界早已注意到杜甫的新题乐府对汉乐府的继承与创新。如《三吏》《三别》等明显继承了汉乐府《东门行》《病妇行》的创作手法，截取生活中某个富有表现力的片段，采用对话、独白的叙事方式，注重细节描写。读这些作品，犹如看一幕有人物、有情节、有戏剧冲突的短剧。和汉乐府不特意交代历史背景，只通过故事情节来展现人物命运的创作手法不同，杜甫有意考察并突出社会变革和个人命运的关系，总是将人物的命运置于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中。如《新安吏》“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这段文字记录的就是安史之乱中的相州大败。此外，杜甫的乐府诗在第三视角的记录以外，还会明显地加入自己的建议和对百姓的劝慰。如《新安吏》中对送行家属的宽慰“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如果从创作动因上简单分析一下，杜甫对新题乐府的艺术创新来源于他秉承的家国同构情怀。个人命运、家族命运和国家命运是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这也是杜甫诗歌创作主张的自觉实践。

李白在诗歌创作中虽然举起复古大旗，但也能以天才之力推陈出新。《关山月》是乐府旧题，多表现伤离别的主题。李白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广阔胸襟，在继承征戍题材和明月意象传统的基础上，对“伤离别”的《关山月》做了拓展。李白所写的《关山月》并不以某个特定的征人或思妇为主角，也不再吟咏思妇或征人哀怨悲叹的调子，而是在几万里长风和苍茫云海的广袤背景下，在“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的汉唐历史中反思战争给各民族带来的灾难，发出“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的历史慨叹。

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开始显露。与生活在幻想中的盛唐诗人不同，中唐诗人以更加务实和清醒的态度写出了揭露时弊的深刻诗篇。像韩愈和白居易既是文坛领袖，又是朝廷大臣，在反思社会现象和矫正“大历诗风”中开创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诗歌流派。晚唐诗坛虽然少了前期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却在表现文人日常生活和幽微内心方面，为宋词开了先导。

唐代诗坛各个时期的诗人在社会责任感和文学自觉意识的双重使命感召下进行文学创作实践并开拓创新。不管是初、盛、中唐积极主动的变革，还是晚唐迫于大厦将倾的政局而不得已退守内心世界的创作，探索与创新是唐代各个阶段诗人的共同艺术追求。

(二)创作主体自主性与唐诗的独立精神

自主性侧重于主体权利，表现为主体对活动诸因素的占有和支配[3]。在创作实践中，特别表现为作家不受他人驱遣、不受外在力量支配，顺从自己意志的创作自由和非功利性创作目的。自觉自由的文学实践才能真正彰显诗人内在的生命力和可贵的主体精神。

唐代诗人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和自信心，渴望建功立业、封侯拜相，却不屑做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来邀宠。即使在尚未摆脱宫体余风的初唐诗坛，也有四杰这样弘扬主体性情和风骨的诗人。卢照邻《长安古意》前六十句半讥讽半艳羡地铺叙长安的繁华和王公贵族、游侠娼妓的奢靡享乐，结尾几句冷淡道出盛衰相代、富贵难久，并以“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展现落魄文人淡泊名利的孤高和精神独立。虽缺少盛唐诗人磅礴大气的精神强力，却也体现出“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精神。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的李白，一生志向乃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在崇高的理想面前，富贵如浮云。物物而不物于物的超越精神使他能高唱“钟鼓馔玉不足贵”“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李白《将进酒》)“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自由之歌。唐代盛行干谒之风，杜甫亦不能免俗。困守长安十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虽然历经种种磨难，但是他终不肯向不合理的现实屈服。无论是青年时期“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桀骜，还是中晚年“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杜甫《旅夜书怀》)的孤独，杜甫都坚守了精神的独立和自由。

中唐诗人韩愈为尊儒反佛写下《谏迎佛骨表》而被贬谪到八千里以外的潮州。心之所念“愿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坚守心中大道，即使“九死南荒吾不恨”(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白居易《太行路》毫不留情地对最高统治者展开了批判，言辞之激烈，历代少见。“行路难……，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见左纳言，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韩愈和白居易不顾及个人仕途升迁，甚至身家性命，以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和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进行文学创作，承担起了匡扶社稷的责任。

(三)创作主体自为性与唐诗的人民性精神

主体自为性侧重于主体目的，表现为主体活动的内在尺度和根据[3]。

刘再复认为“创造主体性从心理结构角度说，是作家超越生存需求、安全需求、消极性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而升华到自我实现需求的精神境界”。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就是“必须使自己的全部心灵，全部人格与时代、社会相通，必须推己及人，把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一切最美好的东西推向社会，推向整个人类”[11]。

诗人之境界和常人之境界是可以相通的，关键在于“诗人写出的个人感受是不是能和广大人民在其生活中所感受所理解的相同或近似”[13]。总之，人民性是评判伟大作家和优秀作品的重要尺度和根据。

唐代诗人用如椽的笔力、敏锐的眼力、创新的脑力、矫健的脚力，奔走在庙堂和民间，体察、反映与人民生活相关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中下层文士的生活远离宫廷，贴近人民，对人民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许多伟大诗歌都是以人民为本位，直接触及上层统治阶级和下层老百姓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且批判之力、揭露之深，其他朝代鲜有所闻。宋人洪迈说“唐人诗歌，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今之诗人，不敢尔也”[14]148。如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新丰折臂翁》《卖炭翁》等作品直斥统治者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给百姓带来的灾难。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杜甫《石壕吏》)“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白居易《新丰折臂翁》)，这些伟大作品都是以第三视角写成的，诗人是客观的观察者、记录者和评论者，为百姓发声，间或抒情议论。还有一类诗，诗人隐藏在故事背后，让百姓自己发声、诉说苦难、痛斥时局。例如中唐时期张籍《董逃行》“洛阳城头火曈曈，乱兵烧我天子宫。宫城南面有深山，尽将老幼藏其间。重岩为屋橡为食，丁男夜行候消息”。百姓诉说自己为避乱兵而躲入深山，用巉岩峻岭遮风避雨，以苦涩的橡实裹腹。王建《水夫谣》“苦哉生长当驿边，官家使我牵驿船……我愿此水作平田，长使水夫不怨天”。整首诗都是以水夫的视角和口吻写的。在上述两篇乐府诗中，作者隐没在叙述者背后，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融入到百姓的话语和情感中，更贴近人民本位。

具有人民性的唐诗“立言不朽”。此“言”即超越一己之私心、私利，胸怀天下的社会情怀。中国传统的两派诗学观念“诗缘情”和“诗言志”在唐诗中融合统一，情中有志，志中有情，作家主体性得到了最高程度的发展。

二、人学视域下的唐诗美学特质

(一)诗人反对异化的精神追求铸就了唐诗自然真诚的情感美

现代文艺心理学认为艺术家从事创作活动时内心的一种无意识的具有强制性的驱动力是创作的潜动机。“为了满足虚荣心或扮演与身份相符的社会角色，艺术家的意识自我往往会回避、排斥、压抑或掩盖潜动机中某些羞于启齿的成分”[15]135-136。但是唐代诗人胸襟坦荡，有非常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和价值感，精神自足自信，因而拒绝被世俗异化。他们所创作的作品也流露出能打动人心的自然真诚之美。

李白得知唐玄宗招他入京，毫不掩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的得意狂妄。李白的狂喜不是来自于得志便猖狂的小人心态，也不是出于飞黄腾达的名利追求，而是因为终于等到了济苍生、安社稷的机会。因此，李白所表现出的狂态也会让读者为之心潮澎湃。杜甫困守长安十年，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毫不避讳地叙述了自己为求仕晋、干掖权贵的生活，真是累累若丧家之犬。安史之乱时，杜甫逃出长安，奔赴唐肃宗行在，“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杜甫《述怀》)真切地展示了自己狼狈不堪的境遇。因为真实所以更易让读者体会到他“一饭不肯忘君”的忠君爱国思想。被称为盛唐余音的韦应物在《逢杨开府》中道出早年“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的纨绔和霸道，丝毫不为自己早年行径遮羞。

中唐韩愈为劝诫孩子读书上进写下《符读书城南》。全诗没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完全是一位老父亲对孩子的家常话，“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希望孩子读书求取功名，成长为公卿名相，即可安闲度日。千万不要沦为被人鞭打奴役的马前卒。韩愈没有故作高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远志向激励孩子进取，而是以一位父亲的身份表达了对孩子前途的焦虑和担忧。白居易和琵琶女身份悬殊，却能不顾世俗眼光，放下文人和官员身段，表达“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身世之感以及“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琵琶行》)的深切同情。

唐代诗人在诗歌中坦坦荡荡地写出了自己的大喜、大悲、大俗、大恶，直面自己的狼狈不堪，真诚地剖析和反思自己，做到了修辞立其诚，因而能产生打动人心的力量。

(二)诗人关注社会现实的理想构筑了唐诗气象浑灏的意境美

这里的“气象浑灏”不具体指某位诗人或者某首诗的艺术风貌，而是就唐代诗歌所触及和描绘的深广内容而言，与前文所述唐诗的人民性有关。

唐代版图辽阔，交通便利。“大抵唐代交通以长安、洛阳大道为枢轴，汴州(今开封)、岐州(今凤翔)为枢轴两端之伸延点。由此两轴端四都市向四方辐射发展，而以全国诸大都市为区域发展之核心。”“全国驿道逾六万五千里”[16]5。辽阔的疆域和便利的交通给文人士子漫游创造了条件。漫游开阔了文人视野，为诗文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现实素材，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灵感。唐诗数量远不及宋诗、清诗，但是所描绘的社会广度却是其他朝代诗歌所不能比的。诗人的笔触“上自浑灏，下自鄙俚，一凡人情物态可以敷饰风雅者，无不点染”[17]1。时事政治、宫廷禁苑、民间市井、征戍迁谪、行旅离别、日常生活都是常见题材。特别是盛唐人的边塞诗，意境开阔，展现出辽阔雄浑的天地中诗人的阔大眼界。安史之乱后唐帝国急转直下，中唐诗人褪去了盛唐诗人对个人理想的浪漫幻想，他们最可贵之处是不耽于热切地表达自我的得失，而是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衣钵，以更加务实和理性冷静的态度看待社会和现实，为诗歌注入现实关怀，从而使诗歌具有深广的意蕴。

三、唐诗精神的现实意义与教育实践方式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要坚定文化自信，应该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道德观念，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面向普罗大众的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不能靠理论阐释和思想说教。“道德的深层本质应该是发于情、出于自愿的行为”[18]。“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19]255。因此，情感和感性体验不是低级的非理性因素，而是推动提高道德修养和完成行为塑造的积极力量。

唐诗以抒情诗为主，诗人“得之于自然界景物节气之变化的感发”“得之于人事界悲欢顺逆之遭际的感发”[20]23，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遂得以成诗。加之唐代诗人所抒发的不仅是一己之私情，而是社会普遍之共情，因此唐诗所蕴含的情感具有人类共通性。即使今天，读者依然能对唐诗中蕴含的乐观进取、悲天悯人等情感有理解之同情。鉴于此，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唐诗在构筑中国精神、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的情感价值功能。

唐诗情感价值的实现方式可以从传承“诗教”传统着手。中国古代的“诗教”不似今天教育界的唯理智教育倾向，而是在基本知识、伦理道德和审美素养三个方面塑造读书人的理智和精神。因此，大中小学校的古典诗词课应该传承好“诗教”传统，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特点，在筑牢学生诗词知识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唐诗中高尚可贵的个人情感以及当代人可共同遵循的集体意志，进而阐发其中的伦理价值和审美趣味，促进学生对积极情感的认识、体验、理解和吸收。

现代人受功利主义、网络虚拟空间的影响，对现实情感比较淡漠，很难激发起情感共鸣。但是正如孟子所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仁义礼智这些珍贵的道德修养人所固有，“求则得知之，舍则失之”[21]218。因此，崇高的道德情感如同心智一样需要启发和探求。参照教育学家布卢姆给情感领域做出的教育目标分类，从低到高为接受、反应、评价、组织以及价值或价值体系的性格化[22]20。诗词讲授者可以通过唐诗背后那些真实感人的历史故事引起学生对唐诗作品的注意或接受。例如解读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不了解韩愈崇儒辟佛的理想及为此付出的代价就不可能深刻理解韩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主义和凛然风骨。韩愈谏迎佛骨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提升学生注意力的事件。当学生有意识地关注他正在学习的对象时，诗词讲授者就可以引导学生做出反应，参与对故事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学生在评价中将诗歌情感与自己的现实情感和行为进行对照，静观反省自我。当心灵受到诗歌情感的强烈震撼，现实情感被诗歌情感所征服后就完成了情感内化。通过整个过程，学生可以建构起一个现实情感和诗歌情感一致的道德价值体系，并有可能成为行为的巨大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