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之美

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古人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

国内有一位评论家评论我的作品，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话，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

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语言不是一句一句写出来的，“加”在一起的。语言不能像盖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那样就会成为“堆砌”。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

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怎么好看，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中国人写字讲究“行气”。语言是处处相通、有内在联系的。语言像树，枝干树叶，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它是“活”的。

“文气”是中国文论特有的概念。从《文心雕龙》到“桐城派”一直都讲这个东西。我觉得讲得最好、最具体的是韩愈。他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后来的人把他的理论概括成“气盛言宜”四个字。我觉得他提出了三个很重要的观点。他所谓“气盛”，照我的理解，即作者情绪饱满，思想充实。我认为他是第一个提出作者的精神状态和语言的关系的人。一个人精神好的时候往往会才华横溢，妙语如珠;倦疲的时候往往词不达意。他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即合适，准确。

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比如福楼拜。他把“宜”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与短句的搭配。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中国语言的一个特点是有“四声”。“声之高下”不但造成一种音乐美，而且直接影响到意义。不光写诗，就是写散文，写小说，也要注意语调。语调的构成，和“四声”是很有关系的。

中国人很爱用水来作文章的比喻。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源泉，不擇地涌出”，“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中国人说“行文”，是很好的说法。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缺乏内在的运动，这样的语言就会没有生气，就会呆板。

（节选自汪曾祺《语言》，有删改。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