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历史记忆的新媒体实践初探

陈虹虹 肖为

摘要：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人物访谈及其社交媒体内容的观察分析，初步描述当代“零零后”大学生使用新媒体接收历史信息、制作与历史相关的生活记录，进而形成数字化历史记忆的过程和特点。

关键词：大学生;历史记忆;新媒体

对于大学生历史记忆的形成和塑造，除去历史教育的手段之外，媒体信息的接触、内化和实践参与不可或缺。新媒体已经成为当代“零零后”大学生生活和学习的基础平台，甚至是生活方式。他们不仅在手机新媒体上接收和传播各种历史信息，还在日常生活中制作、传播与历史地点或者历史纪念日有关的生活信息，形成独特的、个人化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的形塑方式与过程区别于传统大众媒体时代专业化制作、大众化传播、同一化记忆的模式，对历史记忆的传承将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广东某地方综合性大学本科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线上和线下的田野调查法，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为契机，通过问卷调查、人物访谈及其社交媒体内容的观察分析，初步描述当代“零零后”大学生使用新媒体接收历史信息、制作与历史相关的生活记录，进而形成数字化历史记忆的过程和特点。本研究在某高校公选课堂发放问卷140份，回收有效问卷135份;深度访谈20人。本研究的结果丰富了当前数字记忆研究中有关中国青年人的案例，为大学生的历史意识教育提供新的视角。

1大学生历史信息接收的社交封闭性

调查显示，大学生日常生活中接触到历史信息或知识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通过新闻信息接触，比如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由各种媒体公众号推送的信息;二是日常生活中因社交关系接触到的信息，比如朋友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的信息;三是偶然刷到的历史知识性信息。这三类信息的接受都途径社交媒体平台。

大学生使用最多的手机APP类型是社交、视频、游戏和购物。48.8%的学生每天使用社交APP超过5个小时，其中女性人群占56.26%，高于男性的41.23%。社交平台成为大学生获得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排名前五的新闻渠道是新浪微博（93.82%）、微信（90.27%）、今日头条（75.45%）、抖音（50.08%）、网易新闻客户端（31.79%）。视频平台成为大学生重要的知识学习平台，其中最受欢迎的是B站（87.21%）。

社交媒体以数据为依据进行个性化信息推送和社交圈建构的特点，决定了大学生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特定历史信息的几率并不高。社交平台推送信息的类型主要依据用户的个人数据，包括历史使用数据、社交圈朋友的使用数据，进而推算出用户的信息偏好类型和可能存在的信息偏好。平台只向用户推荐其“喜欢的”和“已经相信的”，这就造成了“信息茧房”和“观点回音室”现象。大学生关注最多用户类型依次是线下同学朋友（96.29%）、线上网友（72.59）、机构（41.48%）、家人（35.55%）、陌生人（17.04%）。越是常联系的相關用户，其发布的信息被推送的概率越高。因此，虽然一些学生的微博微信里关注了专业媒体机构账号，但由于平时点击查阅的次数较少，由专业媒体发布的相关特定历史信息并不能被优先推送。更重要的是，社交平台的偏好计算会根据实时使用的情况即时做出相应的反馈。学生在打开某社交平台首页，点击的第一条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影响下一条信息的推送类型。

大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习惯也导致特定历史信息难以被接收。首先，虽然大学生的关注列表的“好友”数量普遍比较多，关注超过50人的达到了72.59%;但平时浏览信息时，他们并不会把每个好友发布的新信息都浏览一遍。调查显示，大部分学生的使用信息通路是打开社交平台首页，直接使用推荐页面;且超过一半的学生只浏览前三至前五屏的信息。只有少部分学生会通过关注列表，以查询或订阅的方式固定收看某几个用户的信息。其次，大学生使用社交媒体的总时间虽然很长，但非常碎片，新闻媒体更新新闻信息的时间和学生的浏览时间不一定契合。最后，学生使用的社交平台非常细分多样。学生使用的交友类平台除去微博、微信、抖音，还有陌陌、探探、SOLO、FALO、皮蛋、绿洲，每个平台上的逗留时间都不太固定。而这些社交平台基本没有知识性和新闻性媒体机构涉足。

新媒体的“孤岛效应”导致特定历史信息不能实现全覆盖。大学生习惯根据每一个细分生活场景寻找一类应用APP，每个应用添加、关注相应志同道合人。每个APP之间的好友并不高度重复。每个APP个人账号上发布的信息也不必然转发到其他平台的个人账号。一方面是因为新媒体之间的分享通道大多只限于微博微信等大平台;另一方面个人意愿上，“零零后”大学生更注重保护个人隐私，更愿意在不同平台展现不同的自我。因而，虽然绝大多数新闻媒体都入驻了“两微一音”，但是“两微一音”上的特定历史新闻信息却因新媒体的垂直分类和使用场景而被屏蔽，难以到达在其他场景使用新媒体的学生。

2 大学生历史记忆的个性化制作

手机和各类视频软件的智能化极大降低了内容制作和传播的门槛。“零零后”大学生不仅习惯在各类新媒体平台接收信息，且热衷将自己的生活用图片和视频的方式予以记录并上传网络。无论是到历史遗址地参观还是阅读历史相关文学影视作品，都要记录上传网络，并在个人社交网络中产生一定的影响。个人化的叙事成为建构历史记忆的新方式。

2.1 纪念场所（历史遗址）的手机自拍和见证

手机为参观纪念场所的游客提供了表达纪念和见证的新的可能性。在此之前，人们只能通过媒体记者的镜头，观看历史遗迹，见证媒体记者的报道行为，最终接受、认同并形成记忆。青年大学生用手机自拍记录的方式区别于传统媒体专业化的客观记录，形成新的见证文化。青年人用自拍的方式表达自我，探索自我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自拍是一种更好地控制自我形象的手段，已经成为文化表达中无处不在的一部分，因为这种自我表达模式的可见性以及探索自我与地方、空间和不同文化身份的关系，对年轻人尤其有效。[1]

首先，青年人用自拍的方式将自己置于历史现场，“在那里标记我的存在”，表达亲历现场的见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作为创伤地，是青年人探访历史记忆的重要场所。他们或者使用后视镜头和定时拍照，把纪念馆的建筑或历史物质放在中心且突出的位置，把自己定格为次要的点缀;或者使用前置镜头，单手举高手机，拍摄自己面无表情的大头像并将纪念场置入相框背景。在创伤地点插入自我形象一直是有争议的，愉悦的表情、夸张的肢体语言是不被允许的。[2]大学生深谙这一特殊场所暗示的民族情感，也自觉遵守。但他们不认为自拍的纪念方式是肤浅的。接受访谈的参观者学生A表示，到红色旅游地参观自拍本身就是一种记录，也是一种证据留存。“我就是想告诉大家，我去过这个地方了，看见了。这个世界变化太快，物质的东西都可能存在被风化、被毁坏、被改动的风险。”

其次，青年人用摆设自拍表达“自我感受”，邀请观众感同身受。以纪念物为背景的手机自拍肖像照是最常见的自拍纪念照。在纪念场所的图像实践中，自拍是否代表情感冷漠或不尊重常常引发争议。但对于青年大学生而言，肖像自拍则是与纪念馆相关的情感体验工具。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样的场所，他们不会对着镜头微笑，取而代之的是或阴沉、或愤怒、或平静的面部表情。自己将照片发布到朋友圈，不是为了炫耀经历，而是希望把这种情感体验传递出去，让每个人都感受到。

最后，用照片捕捉现场感觉，传递历史氛围。每个纪念场所都有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设计。纪念馆的各类主题雕塑、史实展示墙、空间设计等都是拍照的对象。受访学生B还拍摄了一张自己在纪念馆的“12秒水滴”处聆听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摆拍，让同行朋友拍摄。昏暗的背景，水滴形的灯光闪烁，聆听的背影被嵌入到巨大空间中显得异常渺小。她坦言：“身在那个情景中，最大的感受就是生命很脆弱也很短暂。那段历史里，每12秒就有一个生命在消失，但我居然还在这里。这种其妙的反差让我倍感要珍惜和平的现在”。

大学生在自媒体上的自拍，既是自传体的自我记录又是个人化的历史记忆。他们使用手机和自媒体软件，将历史体验融入日常生活。自媒体上的记录和展示是一种“交流行为”，自拍既是一种纪念行为，更是一种青年人的交流方式，传达重要的情感信息。自拍中并不含有任何不尊重的意味，反而被视为尊重的标志，通过构建视觉自我形象来纪念和记忆创伤现场的自我。

2.2 变媒体见证为参与性的自我铭记

媒体见证包含“在媒体中、由媒体和通过媒体进行的见证”，“它同时指证人在媒体报道中的出现、媒体本身作为证人的可能性以及媒体受众作为所描述事件的证人的定位”[3]。20世纪后期的纪念文化主要关注大屠杀幸存者，对幸存者的采访、录像成为见证的早期模式，并由此建立起历史记忆的视听收藏。随着幸存者的减少，对于类似大屠杀这样几十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媒体见证的重要形式是以公祭日为契机的新闻报道，报道引用各种真实的历史影像资料，以客观角度见证史料的真实性。随着数字新媒体的崛起，数字化导致了媒体见证的重大转变，媒体专注于互动参与模式，互动而非叙述成为数字记忆的新范式。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深谙通过提高用户参与提高流量的运营法则，在纪念日报道上采用多模态的视觉设计，设法提高受众的纪念参与，举行在线点蜡烛、鲜花圈、敬香、“我与幸存者的对话”等活动，并号召观众将自己的参与转发展示到自身的社交账号。媒体希望通过这样的参与活动扩大报道影响力和历史记忆的影响面。媒体的报道活动为大学生在线参与纪念提供了一个网络响应空间。这个空间将过去的历史记忆和现在的社交媒体消费交织在一起。但大学生参与的前提是要接触到相关纪念信息。调查显示，只要接触到相关公祭日信息的学生都参与了点蜡烛、祈福等活动。

大学生参与的动机在于自我铭记。参观过纪念馆的B同学也参与了媒体报道的转发活动。个人铭记的使命感是触发她参与转发活动的理由：“因为有之前的参观经验，感觉传承这段历史，让更多人记忆成为一种责任”。也有同学表示，转发至个人社交账号是为了记录自己的生活，“一方面是让别人知道自己也贡献了一点点力量”，“更重要的是记录生活中有意义的一些事情。”

3 大学生历史记忆展示和传播的社交媒体指标影响

社交媒体的指标，包括点赞数、收藏、评论数可以改变日常生活中个人对记忆的理解和感受方式。[4]接受访谈的学生反映社交媒体上的反馈可以改变个人对记忆的联想方式和看法。他们的记忆价值可以受到社交媒体价值结构的影响。

首先，社交媒体是个人传记性质的媒体，所有的信息在发布之前都被个人重新包装和重新叙述，以适应社交媒体指标。越是个人化的信息越能收到更多的点赞。为此，对于历史信息，大学生倾向记录的是个人观看历史信息时的行为和心情，而非历史信息本身。媒体信息的转发或者个人在历史遗址的自拍照片，都是作为个人行为和心情的附加文本出现。网友的評论也大多针对个人而非针对历史信息或史实。在此，历史记忆成为个人记忆的附件。

其次，大学生对社交媒体的点赞、评论数等指标有较高期待，这能改变记忆依恋和对记忆的联想方式。调查显示，青年大学生对社交媒体的反馈有较大的期待。大多数人在发布个人信息之后，期待得到回复和点赞。

最后，社交媒体类似点赞、排名这样的指标重塑了个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动机和行为，进而重塑历史记忆的传播方式。本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人会在发布个人信息之前仔细斟酌信息的言辞、图片质量，以期待获得更多的点赞或回复。超过一半的人会在发朋友圈之前考虑信息的欢迎程度。

结语

对于“零零后”的大学生而言，手机及其相应的各类社交APP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工具，其性质和大学生的使用方式，重塑了历史信息接受方式、记录方式和传播方式，对历史记忆的传承产生重要影响。依赖纪念日重回当下的历史信息，由于社交封闭性，若要到达更多青年人，需要依赖趣缘特性，重新设计纪念信息的形式。手机和社交媒体给大学生记录并传播历史记忆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但个性化的使用场景和叙事方式也一定程度上会改变记忆的面貌和传播。

参考文献：

[1] Douglas K. Youth，trauma and memorialisation：The selfie as witnessing[J]. Memory Studies，2020，13（4）：384-399.

[2] 南京：男子在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拍恶搞照（图）https：//news.ifeng.com/a/20141217/42733585_0.shtml

[3] Pinchevski .Transferred Wounds： Media and the Mediation of Trauma[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1-3.

[4] Jacobsen.B N， Beer.D. Quantified Nostalgia： Social Media， Metrics， and Memory[J]. Social Media+Society，2021（4-6）：1-9.

基金项目：2020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共建课题，课题编号2020GJ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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