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本的编纂、流播与诗歌的经典化
——以老木《新诗潮诗集》为例

敖竹梅

(伦敦大学学院 教育学院，英国 伦敦 WC1H 0AL)

一、引言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个领域亟待重建。被政治话语所裹挟的文学艺术正等待解放和刷新，而诗人们则更为敏锐地察觉到一段“新时期文学”的开启。从“白洋淀诗群”“今天派”到“朦胧诗群”再到“第三代诗人”，“新诗潮”的浪头正卷起更多未知的名词。在诗人辈出的80年代，主张各异、互有驳斥的诗人们大多通过民刊和官刊进入读者的视野。而这种颇为零散的“兜售”方式并不能便捷地满足大众意欲，各种诗歌选本应运而生。在日趋商业化的社会背景下，众多以“精选集”为名号的选本得到广泛青睐，各类选本也以其编排方式实现对诗人作品的二度塑造。

天然与青春亲近的诗歌更加成为了校园的宠儿，高校作为先行者，在选本编纂上怀有极大的热情。北京大学84届毕业生老木(刘卫国)于1985年1月编订了《新诗潮诗集》上、下两集，其中，除附录的20位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前辈诗人之外，共收录了当时87位诗人的作品，并附有《青年诗人谈诗》一集展示青年诗人们的诗学主张。作为80年代最早的一批诗歌选本之一，《新诗潮诗集》的编订时间之早、入选诗人之多、覆盖流派之广使其在80年代众多诗歌选本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应当注意到，选入《新诗潮诗集》中的许多诗人在之后的选本中亦频频出现，他们被纳入文学史的叙述范畴，迄今仍在诗坛中据有一席之地。透过这一经典选本，80年代前期诗歌现场的一隅将被重新发掘，选本对诗人及其作品的经典化作用亦可见一斑。然而，目前为止，专注于这一选本的研究却并不充实，本文拟以老木《新诗潮诗集》为切入点，探寻八十年代选本的编纂、流播和诗歌的经典化历程。

二、“新诗潮”断代：动态的诗歌风暴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暗潮涌动，一场酝酿已久的社会变革如同暴风雨前的呜咽，正在积攒力量。而此时，更为敏感的诗人们似乎早已预知了事情的变化。在新时期文学的叙述中，一大批潜藏在革命话语下进行“地下写作”的诗人纷纷露面，他们准备已久，正试图在对主流的有意疏离和有限接纳中巩固自己的位置。

从60年代末开始，一批由北京下放的高干子弟和家境优越的知青(芒克、多多、根子、林莽、方含等)正逐渐向河北水乡白洋淀聚集。暂时脱离了北京异态的政治，但又距首都的文化气息不远，这些年轻人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写诗。这片临近北京的水域正通过禁止流通的灰皮书、黄皮书和一个个迷茫且忧郁的青年被构筑成一个崭新的诗歌群落，即在后来被叙述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白洋淀诗群”。彼时，写诗、赠诗、抄诗成为这一群体中较为普遍的交流方式，外部诗歌视野的扩大和内部文学交流的频仍为1978年底一本文学刊物的出版奠定了一个全面的基础。

在“白洋淀诗群”中，有两人因一本文学刊物的发行而变得更加瞩目。1972年，芒克通过北影子弟刘禹介绍与北岛相识，两人互起笔名，之后交往频繁。在黄锐家的一次酒宴上，三人共同决定筹办一本文艺刊物，取名为《今天》。[1]此后，杂志编委虽一再改换，但《今天》仍步履蹒跚地坚持了9期。其中，北岛、芒克、江河、方含等人成为《今天》的主要作者。1980年，因协办第二次“星星美展”，刊物被迫中止发行。停刊后，《今天》又以“今天文学研究会会刊”的名义出版了3期，时间从1978年12月至1980年12月共两年，在民办刊物中寿命最长。[2]彼时，诗人黄翔、路茫、哑默等人作为贵州诗歌的先锋亦携刊物《启蒙》北上京城，以张贴诗歌、大字报，散发油印刊物的方式，试图通过又一场运动宣告自身的主张。[3]黄翔等人察觉到了北京政治地位的重要性，不惜背负“辎重”而来，但后因地理位置的区隔、创作的乏力以及所存资料的匮乏使得贵州诗人群未能接续爆发期的强力，因而逐渐退场。

被迫停刊的《今天》虽无奈收场，但《今天》的一些作者们正为此时的主流诗坛所注意。1979年3月，《诗刊》以小版面刊出首发于《今天》创刊号上的北岛的《回答》；之后，舒婷同样刊于《今天》的《致橡树》等诗也开始登上《诗刊》。同年10月，《星星》在头条位置发表了顾城的《抒情诗19首》，并配以公刘的评论。尽管舒婷和顾城并不是《今天》的主要作者①，但《今天》的影响力在主流诗坛的有限接纳中正不断地得到扩大。然而，正是公刘1979年发表于《星星》的这篇评论(《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使得一场关于新诗潮的讨论由此拉开帷幕。作为较开明的“归来派”诗人，公刘以接受和帮扶的态度意图对顾城所代表的这一类诗人加以引导，而同为“归来诗人”的艾青则在对这类诗歌的怀疑和否定中[4]逐渐失去了年轻的朋友②。此时，“懂与不懂”成为了诗歌论争的焦点。面对新诗潮，谢冕首先以《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表示声援，在诗坛未对这股潮流进行确切命名之时，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巧合地为新诗潮盖上了“朦胧诗”的定义，尽管章明所举例的是“九叶派”的杜运燮和并非“朦胧诗”主将的青年诗人李小雨。此后，关于“朦胧诗”的争议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末，期间，谢冕率先发声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和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及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后来被并称为“三个崛起”，并被认为是对“朦胧诗”的有力辩护。三篇文章呈现出层层递进的趋势，并逐渐向“朦胧诗”文本的美学内涵靠拢，其中，又以徐敬亚一文的分析最为细致翔实。

“朦胧诗”的劲头愈加猛烈，致使越来越多同期写作的青年诗人被强行划归为这一范畴，其中，绝大多数的“今天派”诗人也受到压抑和遮盖，在这一大潮中丧失了自己的原本清晰的命名。北岛的诗歌显示着理性的庄重和沉郁；江河与杨炼的兴趣在于文化史诗；芒克则被认为是一个天然的野性诗人，它的诗歌不着服饰；而多多更多地受俄苏文学影响，他认为自己的诗歌是明晰的，绝不是朦胧的。但“朦胧诗”的横空出世使得这一诗人群体的内部变得颇为混杂，甚至粗暴地掩盖了新时期诗歌发展的脉络。正如研究者所谈到的，在当时的文学语境中，“朦胧诗”、新诗潮与“今天派”三个概念常被混为一体，而主流文坛又以局部收编和吸纳的方式更深地压抑了作为载体的《今天》杂志的存在。[5]必须厘清的是，“白洋淀诗群”酝酿了“今天派”的诞生，而“今天派”催生了“朦胧诗”的出现。(即便在与“今天派”同时或较其更早的时期，已出现了有“朦胧诗”特征的地下写作，但其势力和水平还远达不到提醒人们重视的程度。)但新诗潮作为一个总括性的概念，乃是这三者的变迁和发展，它绝不是与“朦胧诗”划等号并被“朦胧诗”这一称谓所取代的一个临时性命名，正如“潮”所暗示的，它是一个不断流动的概念，并一直在试图容纳更多的内涵。

在北京大学八四届学生老木(刘卫国)1985年1月所编选的《新诗潮诗集》中，新诗潮的概念显然更为庞杂。老木意识到一些更年轻的声音已走得更远[6]，在《新诗潮诗集(下)》中，他将大量的年轻诗人，或其写作已有别于“朦胧诗”，显现出新的质地的诗人划入了新诗潮的范畴。1983年后，“朦胧诗”势头衰减，因其流行性高而被过度复制(诗人自身及其追随者)和朦胧诗人被过早地经典化[7]，一批更加年轻的诗人渴望着诗艺的革新和话语权的移位。他们正处于一个分岔路口：追随朦胧诗前辈(尽管这条道路显示出难以超越的困境[8])或是开辟新的路径，而来自后者突围下诞生的诗作也被称为“实验诗”和“后朦胧诗”。此时，南方的诗人们开始显现出不同的面貌，四川柏桦的《表达》(1981)，南京韩东的《山民》(1982)等开始以叛逆的姿态对大时代和大主题进行意义的消解，这类诗人后又被普遍承认为“第三代诗人”。据柏桦的回忆，“第三代诗人”是1982年10月由四川的万夏、胡东、廖希等提出的。当年暑假，四川的成都、重庆、南充等地的多所大学诗社代表30余人，在重庆聚会，将他们“这一代”命名为“第三代诗人”(第一代为郭小川、贺敬之，第二代是北岛等的“今天派”)。[9]这些不断涌现的诗人们或单打独斗，或据有自己的刊物阵地，四川的非非主义、莽汉主义，南京的《他们》，上海的“海上诗群”等各种主张和群体一拥而上，诗坛一时众声齐鸣。而在1986年由《深圳青年报》和安徽合肥的《诗歌报》所举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上，八十年代纷乱而热烈的诗歌气氛被推至高潮。

在老木编订《新诗潮诗集》之前，对“朦胧诗”的反叛更多地以狂欢式的暗流在诗坛涌动，并没有过多的诗歌选本对其表示接纳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所编的《新诗选(中国文学作品年编 1981)》出版于1984年，并收录了韩东的诗作，这一选本是较《新诗潮诗集》更早收录“第三代诗人”的官方选本。然而，《新诗潮诗集》虽介于官方选本和民间选本之间④，但因其编订时间之早⑤，选入诗人之多，覆盖流派之广使其在八十年代驳杂的诗歌选本中占据着重要一席。

三、诗歌的代际划分与地理分野

《新诗潮诗集》的编排在整体上体现着一种历史感。上集以“今天派”诗人为主，下集以受到“今天派”影响的“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为主。而如若确认上集为“今天派”诗人，舒婷和顾城则以并非刊物主要作者的身份占据了相当靠前的位置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人当时势头最为强劲，在主流诗坛中的接受度也最高。作为《诗刊》社主办的首届“青春诗会”的参加者，舒婷在1982年出版诗集《双桅船》；同年，《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出版，毫无疑问，两人在当时享有盛誉。一边是北岛等“今天派”的代表，一边是“朦胧诗”的宠儿，因此，位置靠前的几名诗人(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的排序问题，并不太好处理。稍后出版的《五人诗选》(1986)中，作家出版社就在封面、扉页、目录和封底分别采取了四种不同的排序方法。而老木在《新诗潮诗集(上)》中将北岛置于首位，即是对上集诗人群体属性的再次确认，同时也是对北岛在《今天》中地位的肯定。⑦

在上集诗人中，食指(郭路生)作为一个在派别的指认上并不那么相符的诗人亦占据着重要位置。他写诗较早，1964年完成《海洋三部曲》第一部分时，他年仅十五岁。“喧响的波浪/深沉的海洋/引我热烈地追求……这是因为我能力寻常/所以我渴望大海的巨大力量……”受诗人何其芳新格律诗的影响，郭路生早期的诗作注重形式、节奏起伏大，《海洋三部曲》也洋溢着他身处挫折中的饱满激情。在多多看来，就郭路生早期抒情诗的纯净程度而言，至今尚无人能与之相比。[10]1968年，郭路生完成了被认为是其代表作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诗作，并在诗歌爱好者的圈子中广为流传，由此启发了一批诗人，春日划船时偶尔听到郭路生诗作朗诵的北岛便是其中一个。“我的七十年代就是从那充满诗意的春日开始的。当时几乎人人写旧体诗，陈词滥调，而郭路生的诗别开生面，为我的生活打开了一扇意外的窗户。”[11]为北岛所欣赏的郭路生于1979年开始在《今天》的第二期上露面，此时，他已用食指作为笔名。《今天》先后刊发了食指的《相信未来》《命运》《疯狗》《鱼群三部曲》《烟》《愤怒》等诗作。[12]等到“朦胧诗”的潮水涌起，食指立即被追认为这一派别的鼻祖，尽管他拒绝为“朦胧诗”代言。[13]在《新诗潮诗集》中，食指的被重提更多地基于他对“今天派”主要发起人的影响，在“新诗潮”的源头，绕开食指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去对舒婷和北岛的特殊考量以及对食指重要性的确认外，上集其他“今天派”诗人的入选及顺序则体现了编选者更为主观的选择。方含、严力、林莽等人的入选都颇为自然，但多多的入选，着实令人惊讶。在《今天》9期的目录中，多多并没有诗作刊发，在《新诗潮诗集》中的露面可以说是多多作品的首次大规模面世。而与之相反的，对岳重(根子)的遗漏，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或许是较早停止写诗的缘故，作为“今天派”源头——“白洋淀诗群”中的重要一员，根子的名气远逊于好友芒克与多多。然而在当时大多数人的回忆中，根子确是一颗极为耀眼的星辰。多多因对根子诗的恨而开始写作，根子被介绍到沙龙中后，徐浩渊立即断言无人能与之匹敌。[14]诗人马佳把根子和食指放在了同样不可超越的位置，[15]宋海泉亦认为根子对诗坛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他给诗坛带来了一种新的生命。[16]如果说根子的消失是编者未对前《今天》仔细考察并被诗人当时诗名所裹挟的一种编选心态，那么，贵州诗人黄翔的落选则更多地体现了编者在对待诗歌文本和诗歌代际上的心理博弈。生于1941年的贵州诗人黄翔曾在1978年有过短暂的北上经历，并与北岛等人有过接触。在北方的《今天》大放异彩的同时，南方的《启蒙》也不失为见证新诗潮的先驱杂志。按照编者老木兼容的风格，黄翔等人的诗歌作品应有一定篇幅。但黄翔的出场方式带有明显的运动性，尽管思想上已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却仍包裹在政治话语中，在诗歌文本的艺术性方面也有所欠缺。因此，在这样一本以文本为核心的选本中，很难以像对待食指一样的方式来对黄翔进行追认。而黄翔的诗是否该被归类为“朦胧诗”也仍有争议[17]，且其年龄和资历亦使得他在注重代际划分的“第三代诗人”中格格不入，因此，未入选的结果乃是对各种因素的综合考量。⑧

在《新诗潮诗集(下)》中，入选诗人的数量大增，八十年代活跃的诗歌面貌得以展现。编者大致按照身份(如大学生诗人)、地域、刊物阵地等方式对入选诗人进行划分，其错落的排序和分类似乎能够还原更为真实的诗歌现场。

当时已凭借《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初获诗名的梁小斌被认为是“朦胧诗”的代表之一。在下集中，第一批登场的诗人便是以梁小斌、王小妮、徐敬亚(“朦胧诗”的辩护者)等为代表的吉林大学诗人群。与此一致的高校划分还有以韩东等人为代表的山东大学诗人群和以骆一禾等人为代表的北京大学诗人群。在《他们》还未成规模之前，韩东最早是作为山东大学云帆诗社(当时杨争光担任社长)的骨干力量出现，彼时，韩东等人的诗作就已显现出叛逆的姿态。而在北大六诗人骆一禾、西川、白马(老木)、纪泊、故筝、白玄中，海子的缺席引人注意，作为“北大三剑客”之一的海子和石光华、于坚等人被放置在较为靠后的位置。编者老木曾表示当时与海子的相识迟至《新诗潮诗集》发行之后，因而海子并未被归为北大诗人群⑨。老木选入了当时在北大文学刊物《缪斯》上的佼佼者纪泊、故筝、白玄三人，却未注意到海子，基本可以判断海子1985年前在北大还未有诗名，但尽管如此，老木仍在其他刊物中“发现”了海子，其选家眼光亦可见一斑。

在下集中，地域和刊物划分是另外两种较为明显的分类方式。经统计，依据地域，有许德民、孙晓刚为代表的上海城市诗人；吕德安、楚茨、边城等福建诗人群；马丽华、陆高(马原)、摩萨等西藏诗人群；一平、雪迪、黑大春等北京诗人群以及张毅伟、蓝石等黑龙江诗人群。依据刊物，有王小龙、蓝色、可可等人为代表的上海《实验诗刊》；王寅、陆忆敏、陈冬冬等人坐镇的上海《海上诗刊》；封新城、景敏、余刚出现过的杭州《地平线》诗刊；翟永明、欧阳江河、柏桦发表过作品的重庆《大学生诗报》以及廖亦武、海子、于坚等人混杂出现的四川《现代汉诗》。

如果说《新诗潮诗集》在整体上体现的是诗歌代际的划分，那么在下集中，则具体体现为诗歌地理的分野。“朦胧诗的发生地与活动中心，是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而80年代中期以后的第三代诗，其活动区域和诗人出身地，主要在南方。后来的一些研究者，从诗歌的‘地缘美学’方面来清理这种变异，认为朦胧诗和‘后朦胧诗’(第三代诗)，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做是‘南方诗歌’和‘北方诗歌’的区分。”[18]在《新诗潮诗集(下)》中，尽管编者以不同的形式对入选诗人进行编排，其背后体现的始终是受诗歌地理影响的逻辑。可以注意到，“朦胧诗”的浪潮退去之后，北京诗人群已经“失势”，以黑大春为代表的“圆明园诗群”劲头不足，而海子、骆一禾、西川的尚未结识[19]也使北大诗歌还在黑暗中摸索。这一时期，诗歌的重心南移：上海的“城市诗”和“先锋诗”异军突起，“海上诗群”也已初具规模，而四川诗歌更是以各种刊物为阵地活跃在诗歌版图上，尽管来自四川的各个派别(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整体主义)还未大面积出现，但其对诗歌话语权的掌握已势不可挡。就《新诗潮诗集(下)》而言，除去上文提及的刊物，上海、四川两地的诗人还以散落的方式分布在选本中,例如重庆诗人李钢、上海诗人姚村以及“四川七君”之一的张枣。另外，江苏诗人车前子、小海，广东诗人林贤治，云南诗人刘扬也为业已南倾的诗歌天平增加了更多的砝码。

在《新诗潮诗集》中，除了对诗歌代际的划分以及对诗歌地理的展现，其作品的入选方式也值得探讨。编者老木当时的编选工作是一个人在一个月内急就，[20]主要依靠的是自己就近可获得的海内外文学刊物。因此，上集中食指两首代表作《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的漏选也情有可原。值得一提的是，韩东发表于1985年3月《他们》上的《有关大雁塔》却在1985年1月出现在了《新诗潮诗集(下)》上，除了私人关系的寄送，很难有别的解释。于是，《有关大雁塔》跨越了正式发表而直接进入选本，这种不太正式的出场方式恰恰暗合了“第三代诗人”的非官方性和被边缘化的处境，缺乏一个“正经”的栖身之所是“第三代诗歌”的登场劣势。但在诗作的入选方式上，老木确实延续了他一贯注重文本的风格，在官方出版物发现《有关大雁塔》之前，老木率先承认了它的价值。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以下简称为研究室)于1984年编选的《新诗选(中国文学作品年编 1981)》则展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每一篇入选作品的末尾，研究室都标明了诗作最初发表的刊物名称，而这些刊物均为官方正规出版物。研究室保险而正规的做法是出于证明作品出身合法性的考量，而《新诗潮诗集》的立场和性质本身则决定了它在这方面享有更多的灵活性。

而当进入到文本内部，具体分析《新诗潮诗集》中入选诗人的作品，编者微妙的意图则展现得更为明显。诗人不同阶段的作品常常暗示自身不断变化的美学倾向，编者不得不综合主流评价和自身的审美趣味对作品进行适当地排列和取舍。

韩东便是其中一例，在第三代诗人中，他应当是较早引人注意的诗人之一。韩东在早期曾短暂地模仿过“朦胧诗”，但随后便自主地展现出参差的写作面貌，从韩东入选诗作在前后几个不同选本上的变化，可以知晓韩东自身写作追求的变化以及官方话语对他的身份塑造。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选的《新诗选(1981)》首次收录了韩东的诗作《我是山》。“我是山/我的衣服/被闪电的鞭子抽成布条……我无数次地昏死过去……但是，只要我活着/就不会跪倒/不会求饶……我是山/也许我已苍老/但我躯体上的每一部分/都是开凿纪念碑的石料”，这首诗借用象征手法，表达的是常见的坚忍不拔、前仆后继的宏大主题，与当时许多“朦胧诗”有相似之处。在“我”的身上，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我”甘做时代链条中的一环。正如杨匡汉于诗选前言中所声称的：在1981年的创作中，包含着对过去的反思、对社会现实的正视、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和思考，总体上回荡着一股积极向上的旋律。依照这个标准，《我是山》的出现并不奇怪。然而，短短一年过去，在老木所编选的《新诗潮诗集》中，《我是山》便不见踪影，相反，以《山民》为代表的一系列诗作开始登场。此时，“山”不再是一个英雄形象，而是一个在现代生活中带来阻隔的巨大障碍，“山”使幼小的“他”感到疲倦，通过代际努力翻山向海的想象也使“他”疲倦。可以说，《山民》是对《我是山》的主题颠覆，昂扬情绪消失的背后是对宏大情怀的消解。在同年由谢冕、杨匡汉所编选的《中国新诗萃(50年代——80年代)》和在此之后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1987)中，《我是山》也同样不再入选。1985年前后，韩东作为“第三代诗人”的身份基本被确认，尽管他在此之前就早已开始探索(《山民》的写作时间为1982年)。在“第三代诗人”和“朦胧诗人”的对峙中，前者反崇高、反理性的倾向被认为是他们的标识。因此，在之后的诗歌选本中，韩东《我是山》的消失能够有效地不使他的身份造成辨识上的混乱。

四、经典化历程：通往文学史之路

在诗坛空前活跃、新人频出的八十年代，与“朦胧诗”过早地被经典化相反的是“第三代诗歌”生存权的被压制。以谢冕、杨匡汉于1985年编选的《中国新诗萃(50年代——80年代)》为例，大量的“归来派”老诗人仍是主流。面对“朦胧诗”被并入传统，而老诗人们还占据着大量发表和出版资源的境况，“第三代诗人”感到一种被挤压的焦虑。此时，各种选本的编纂和发行便成为了“第三代诗人”们进入文学史叙述范畴的重要方式。于是，在这一过程中，摆在诗人们面前的就是积极寻求被经典化和自我经典化这两条路径。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作为某一群体的首本选集尽管对后来者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几乎不可能承担起经典化的重任。正如“经典化”一词本身所暗示的，这是一个反复确认的动态过程，而非一锤定音的盖棺论定。

于“朦胧诗”而言，其有代表性的选本依次为《朦胧诗选》(1982)《新诗潮诗集》(1985)《朦胧诗选》(正式出版于1985)《朦胧诗精选》(1986)《五人诗选》(1986)等。通过这几个选本的过滤和甄别，“朦胧诗人”的范畴基本已经定型。闫月君等人于1982年编选的《朦胧诗选》初版本中，曾将杜运燮“朦胧化”，但在1985年的正式出版物中则将其移除。而喻大翔、刘秋玲于1986年编选的《朦胧诗精选》中仍将杜运燮和李小雨放置其中的做法，更多地是受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影响。除此之外，以北岛、舒婷、顾城、王小妮、梁小斌等人为代表的“朦胧派”已经基本展现出了这一群体的稳定性。但出现于《新诗潮诗集》中的芒克、严力等人虽然也通常被认为是“朦胧诗人”，但因其自身对主流诗坛的疏离或旅居欧美[21]而在之后的文学史叙述中被边缘化。直至《五人诗选》的出版，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五人在“朦胧诗人”中的地位才正式被确立下来。

然而，反观“第三代诗人”的经典化道路，则远不如“朦胧诗人”那么顺畅。“1986年9月，中国作协《诗刊》杂志等在兰州联合召开‘全国当代诗歌理论研讨会’，与会者第一次比较多地谈到了第三代诗人的创作，但‘在多数的议论’中，讥讽和反对的意见仍占上风。时任《深圳青年报》编辑的徐敬亚与安徽《诗歌报》编辑决定用特别的方式对‘保守’的诗坛大胆‘发难’。10月，两报隆重推出‘19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让‘第三代诗’从自发的半地下状态跃升到诗歌的前台。即便如此，在大展的轰动效应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批评界的态度仍是被动而暧昧的’。”[22]徐敬亚作为“朦胧诗”的最初辩护者之一已经开始转向支持走得更远的“第三代诗歌”。在八六年大展上，众多的流派和主义泛滥，诗坛的空前盛况背后是许多空洞的口号和主张，各个派别的抱团出现掩盖的是被集体压抑的个人。在徐敬亚、孟浪等人于1988年正式出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以下简称《大观》)第一编“具有较大影响和创作成绩的群体”中，严力、张枣、菲野等人被笼统地归为“海外青年诗人”一栏，尽管他们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写作面貌，却因远离大陆写作而被统一归类。而在第二编“在作品或自释方面有一定代表性的群体(个人)”中，大杂烩的聚集就显得愈为明显。诗人们或单打独斗或三五成群，在一轮运动式的狂欢中，焦急地圈地，分割属于自己的一块诗歌版图。正如选本中所展示的，类似“超越派”“色彩派”“呼吸派”等各种门类数不胜数，北京大学西川也是以“西川体”这一名号参展。可以说，虽然《大观》中被展示的众多主义仅是昙花一现，但其入选诗人数量之庞杂使得在此之后的众多选本很难对“第三代诗人”群体有更广的开拓。经研究者统计，《大观》之后的“第三代”诗选，虽在入选诗人的诗作上有一定差异，但从整体上，却与《大观》中所列举的诗人相当。[23]而将时间回溯，作为首本将“第三代诗人”集中接纳的选本，《新诗潮诗集》再一次展现了它的超前性和编者老木的艺术敏锐度。被选入《新诗潮诗集》的上海(王寅、陆敏忆、陈东东、张真等人)和四川诗人群(宋玮、宋渠、廖亦武、欧阳江河等人)在之后洪子诚、刘登翰所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中被纳入文学史的讨论范畴。而同样在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当时还未成形的南京《他们》诗群也早以散落的方式分布在《新诗潮诗集》中。至于后来影响颇大的四川“非非”和“莽汉”诗群则因起步较晚而未被收录。有研究者提到，“《大观》中没有出现的骆一禾、潞潞、魏志远、王小龙等，都收录在《新诗潮诗集》中。即是说，两部选集，构成一种互相重叠和彼此补充的关系，它们从总体上构筑了第三代诗的代表诗人及其构成范围。”[24]

1988年2月，“非非”主义代表之一周伦佑发表《“第三代浪潮”与第三代诗人》一文，为“第三代诗歌”中的现代主义倾向鼓吹。同年5月，由《诗刊》社、作协江苏分会等联合举办的全国当代新诗研讨会在江苏召开，来自不同的诗歌流派的与会者有70余人。这是“第三代诗人”首次受邀参加这种全国性的诗歌活动，也是“第三代诗人”得到主流认可的一个标志。但“‘第三代诗’在发展过程中还不断遭到某种意识形态的打压。1989年10月，《文汇报》刊登《不要忘了诗的使命》一文，对‘第三代诗’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990年11月17日的《文艺报》则刊登《对“新诗潮”的透视》一文，严厉指责《非非》、‘大学生诗派’和徐敬亚等人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一书，宣称：‘事实上，有的‘宣言’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就是对马列主义美学原则挑战的政治示威’。”[25]在主流诗坛的反复之下，习惯以探索者自居的“第三代诗人”与其说是诗坛风尚的引领者，毋宁说是诗坛的入侵者。

生存环境的恶化导致诗人们只能依靠各式各样的选本来谋求自身的经典化。《新诗潮诗集》之后，在贝岭印行的《中国当代诗38首》以及与孟浪合编的《中国当代诗歌75首》中，入选诗人的主体都是“第三代诗人”。198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探索书系中的《探索诗集》出版，老诗人公刘、邵燕祥为其作序。在这个选集中，并未对“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进行严格区分，在代际问题上倾向于模糊处理，这种并置的做法展现了对两者平等视之的态度，无疑为“第三代诗人”争取了更多的话语权。在此之后，唐晓渡、王家新编选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1987)(以下简称《实验诗选》)出版，这也是第一本专门集结“第三代诗人”的选本。该选本共选入31位诗人，入选者作品收录的数量差异不大，基本上是在2首到7首之间，其中，又以4首最为普遍。在数量上，编者对入选的诗作做了较为平衡的处理。据研究者统计，《实验诗选》中被认为是重要的诗人(入选4首或以上)有32%进入了洪子诚的诗歌史叙述中，近26%进入了程光炜的当代诗歌史的视野里。[26]除此之外，《中国当代实验诗选》中体现的诗歌地理意识可以说与老木《新诗潮诗集》一脉相承，北京、上海、四川、南京四地的诗人构成了诗选中的主力。但唐晓渡、王家新更进一步，在诗人介绍上做了形式上的创新。“在《实验诗选》中，编者为每一位入选诗人配备了一幅三寸左右的黑白照片。按照唐晓渡的说法，这主要是参考了当时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诗人选》的编辑方式。”[27]尽管这种效仿并不新鲜，⑩但这种处理方式不能不说暗藏了唐晓渡意欲将“第三代诗人”经典化的雄心。

1992年，唐晓渡继《实验诗选》后，又出版了《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后朦胧诗选萃》(以下简称《后朦胧诗选萃》)。正如唐晓渡在《选编者序》中所强调的，“第一，应该把作为诗歌运动的‘第三代诗’和作为诗歌实体的‘第三代诗’区别开来；第二，应该把笼统的指称和单个的诗人区别开来。”[28]唐晓渡以一贯的文本中心主义的态度，在这本选集中对“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们做了修正和补充。《实验诗选》中仅有半数诗人(依次是：柏桦、贝岭、陈东东、海子、韩东、廖亦武、陆忆敏、吕德安、欧阳江河、王寅、西川、雪迪、于坚、翟永明、张枣)再次进入到《后朦胧诗选萃》中。被删去的诗人固然有多种复杂的原因(兴趣转移或水平下降)，但增加的诗人更多地显示了编者的这样一种心态——经典化尽管必要，但不必成为阻挡后来者的壁垒。

在80年代中后期，还有不少诸如《当代大学生抒情诗选》(1987)的学院书刊以及伊蕾《独身女人的卧室》(1988)、《于坚诗六十首》(1989)等个人选集陆续出版，90年代初，选本出版更盛。90年代末，诗歌的世俗化步伐加快，“第三代诗歌”越来越得到主流的认可，诗人意欲自我经典化的热望暂时告一段落，新诗潮也正等待着更为瞬息万变的新世纪的检验。

五、结语

老木《新诗潮诗集》作为八十年代“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最早密集出现的一本诗歌选集，通过对入选诗人顺序、作品数量的编排暗含编者自身对“新诗潮”前期的整体观感。而入选的诗人及其作品也在八十年代驳杂的诗歌选本的过滤和筛选中被剔除或不断得到确认，从而印证了《新诗潮诗集》这一选本的经典化作用。纵观整个八十年代，由于市场商业化运行机制的逐步确立、文学史话语权力的建构以及选本塑造功能的介入，诗歌写作的面貌显得更为复杂。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朦胧诗”曾因过早经典化而面临早衰，而作为后起之秀的“第三代诗歌”同样面临价值被拔高、过早进入文学史等问题。“朦胧诗”的崛起和退潮极大地受到官方和民间刊物的影响，但“第三代诗歌”的面貌却更多地受到各类选集和诗人自身参与选本编纂的影响。本文通过老木《新诗潮诗集》这一颇具代表性的诗歌选本考察，在对八十年代诗歌选本的编纂、流播和诗歌的经典化的分析上做出了一些尝试，但也存在着诸多未尽之处，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

注释：

①根据鄂复明所提供的《今天》编辑部出版发行刊物总目，舒婷共发表1篇小说，7首诗歌，顾城发表4首诗歌。参见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第449-455页。

②参见《崛起的一代》1980年11月第2期，在“无名诗人谈艾青”的栏目中，贵州黄翔以《致中国当代诗坛泰斗——艾青》一文，向艾青发起了挑战。

③在“朦胧诗”的主将中，除舒婷、顾城外，北岛、江河、杨炼等人个人诗集的出版都要迟至1986年之后，更遑论“第三代诗人”在主流诗坛中所占据的出版资源。

④作为一本高校内部印刷发行的刊物，《新诗潮诗集》并不官方，但其所处的话语发声地(北京大学)使得这一选本有着超越民刊的权威性。

⑤“《新诗潮诗集》作为当时最早出现的朦胧诗选本，在读者中产生过一定影响。”程光炜语。参见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08页。本文认为同样介于官方与民间，并得到辽宁大学中文系支持的内部发行物《朦胧诗选》(1982)似乎应该是最早的朦胧诗选本，因在1985年12月得到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正式出版，其原初版本反而受到忽视。因而本文认为老木这一选本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其包容的眼界。

⑥根据上文所提及两人在《今天》上的发表数量，舒婷和顾城并不被认为是“今天派”的主将。

⑦老木亦承认对北岛和舒婷的排序孰一孰二的问题有过犹疑，因舒婷当时的影响力巨大，曾欲将舒婷置于首位，后因考虑到北岛诗作中的艺术性，遂复将北岛移置首位。出自作者与老木对谈。时间：2019年1月13日，地点：萍乡。

⑧老木亦认同黄翔诗歌中艺术性的欠缺以及其年龄与资历的尴尬。出自作者与老木对谈。时间：2019年1月13日，地点：萍乡。

⑨出自作者与老木对谈。时间：2019年1月13日，地点：萍乡。

⑩198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编选的《青年诗选》就在作品前配备了诗人的照片与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