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性别化”与“再性别化”：新中国工业劳动体制中性别关系的塑造

曾迪洋，原璐璐

(1.南京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0023；2.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南京 210023)

一直以来，性别关系被持续关注，女性角色、权利和地位随着历史变迁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其中，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的这一历史阶段，女性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无法忽略的高光时刻。对于这一现象，以往研究提供了四种解释：“恩赐论”认为，女性权利的获得是国家意志与制度设计使然，是国家对女性的恩赐。女性自身未树立起性别主体意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解放[1]。“工具论”认为，女性的解放是为民族、阶级解放和社会主义实践服务的，因此带有强烈的工具性色彩。这种工具性限制了女性个体的彻底解放[2]。“搭车论”认为，中国女性的解放是附属于社会革命与社会运动的“搭车解放”，男权社会的让步是全面社会动员的需要，从而使女性解放获得了“超前性”[3][4]。“共谋论”则认为，国家和女性互为“能动机制”。一方面，国家提供了女性解放的条件和可能性，使女性获得了相应的社会空间和资源，从而成为自我的能动者；另一方面，女性策略性地利用了这些社会机会，来构建其主体身份和能动性[5][6]。这四种解释提供了有关当时女性解放运动的不同理论叙述，但无论何种叙述，都肯定了国家在性别平等蓝图构建中的主导地位。学界普遍认为，这一时期的性别话语以“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为主流意识形态，带有机械的“去性别化”特征[7][8]。有学者提出，这一结果的实现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改造，初步形成了以“男女平等”为核心意识形态的性别关系；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性别关系”的构建，男女两性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同志关系，其中的性别差异和不同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和遮蔽了[9]。

以往文献对女性解放的过程、机制和结果进行了深入分析，为我们提供了这一议题的丰富理解，但其中还留存一些未尽的探讨。首先，以往研究集中于国家意志、政治话语和宣传手段等宏观层面的讨论，却鲜有从工业劳动体制中具体的生产、生活实践来展开分析的。其次，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去性别化”中的“再性别化”。“去性别化”主要指去除传统性别关系中的性别色彩，模糊或缩小性别差异。然而，男女之间的性别边界无法完全消除，在“去性别化”的同时也会形成新的性别格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的性别关系只是进行“去性别化”吗？是否也存在“再性别化”的内容？针对于此，本研究通过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简称“一拖”)职工的口述史资料(1953—1977)(1)口述史资料来源于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基金“卓越研究计划”项目“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结合相关报纸、档案、文件和出版物，尝试还原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国家工业劳动体制中性别关系的塑造过程，通过工厂中的劳动生产实践来呈现“去性别化”与“再性别化”的对立统一。

一、一拖：工业化、苏联化与农业机械化三重驱动的单位制场域

一拖是“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之一，于1953年开始筹备，1959年底基本建成并投入生产。工厂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占地645.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80.77万平方米，素有“拖拉机城”之称[10]3。一拖的建设和发展是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建设的缩影，与当时的工业化战略、农业机械化目标以及苏联化道路密不可分。

(一)造就一拖的时代推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工业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当时的硬件条件完全无力支撑国民经济的恢复。面对这一状况，中共中央迅速确立了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一五”时期的基本任务之一即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基地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1]。在全面启动工业化战略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并将农业机械化作为农业“四化”之首列为重要的战略目标。20世纪50年代，全国推广新式农具，积极开展农业机械化实践。在工业化战略、苏联化道路和农业机械化目标的三重驱动下，一拖应运而生。1953年5月，一机部汽车工业管理局新厂筹备处与苏联国家汽车拖拉机工业设计院，签订了《中苏关于中国拖拉机制造厂的设计合同》。苏联派出专家直接指导项目，同时为工厂建设提供全套图纸和成套设备，并培训大批中国技术人员。苏联不仅提供工业化蓝本，还为女性解放提供了模板。当时中国对苏联的效仿以“就业权”上的男女平等最为突出，大力鼓励女性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男女平等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时尚。苏联的工业化设计和意识形态模板营造了特殊的工厂场域，在工业化战略与农业机械化目标的驱动下，共同构筑了一拖性别关系塑造的重要背景。

(二)一拖的单位制结构与人员构成

1959年，一拖全厂共有16个职能管理处室、14个生产车间和3个院、校[10]275-276。1965年，一拖将车间改为分厂，由此确立了厂、分厂、车间、班组四级管理制度，实行分厂独立核算，自计盈亏。做为苏联援建的工厂，一拖具有典型的单位制特征。在空间上，厂区与职工生活区毗邻，构成庞大的工业社区。在职能上，一拖拥有包括职工住宿、教育、医疗、后勤保障、文化休闲等在内的生活福利机构或设施，(2)这些福利机构和设施具体包括：在日常生活方面，拥有职工宿舍区、完整的教育体系、职工医院、卫生所、哺乳室、幼儿园、托儿所、职工食堂、浴池、茶炉、招待所和小车库；在文化、体育设施方面，建有俱乐部和运动场，内设有剧场、图书馆、阅览室、游艺室等。形成“单位办社会”格局。

一拖聚集了大量工业移民，职工来源遍布全国，在人员构成上具有多样性，主要包括：援建的苏联专家，留美归来的专家，来自东北老工业区的工程技术骨干，从上海、沈阳、武汉等老厂调来的技术工人，退伍转业的军人，从学校毕业分配的学生以及洛阳当地的农民[12]。一拖的重工业性质决定其职工性别比例悬殊。从一拖档案馆所藏资料来看，1958年的在册工人中男性占比83.6%，女性仅有16.4%。随着工厂建设的深入，一些辅助性工作(如幼儿园、食堂、卫生所等)增加了女工的岗位，才使男女占比调整为78.1∶21.9(1964年)。在国家民族经济复苏和工业化战略的大背景下，在国家对女性劳动力进行社会动员的政治生态里，在苏联模式的仿效与借鉴中，一拖通过工厂劳动体制下的生产、生活实践塑造了有别于传统的新的性别关系。

二、“离家”与“不彻底的离家”——单位制下的制度安排与社会生活

一拖具有典型的单位制特点。单位制是新中国城市地区最具特色的组织制度，是进行社会控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的组织化形式，承担着包括政治控制、专业分工和生活保障等多种功能[13]。在一拖，一系列单位制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女性的“离家”，但这种“离家”却并不彻底，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仍然延续了传统性别关系的内涵。

(一)单位制福利保障松动了女性的家庭职能

首先，一拖的托幼福利缓解了女性职工子女照料上的负担。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广泛动员女性参加社会劳动，但婴幼儿照料问题却成为女工全力投入生产的“牵累”。为此，国家高度重视，并从话语宣传、政策制定和制度设置等层面推动问题解决。1950年，《人民日报》刊文强调对女工子女保育问题的重视[14]。一拖迅速贯彻国家的政治指示，开办哺乳室、筹建幼儿园、配备保教人员。到1958年，已发展托儿所、幼儿园13个，哺乳室5个，收托婴幼儿3884名，拥有保教人员460人[10]525。一拖以“就近入托”为原则形成全面配合生产的托幼布局，提供医疗、营养、照看、教育及情感关爱等全方位照料，并从1962年起将职工子女入托费用统一纳入工厂福利费中支出[10]526。为了解决“带孩子耽误上班”的问题，工厂通过婴幼儿保育制度帮助女性职工摆脱大部分子女照料工作，为其解决了劳动生产的后顾之忧。

其次，一拖的炊管后勤保障减轻了女性职工的家务工作。1954年，一拖起办第一个职工食堂，到1958年，职工食堂发展到26个，配备炊管人员535名，并开办有昼夜服务的食堂[10]523-525。厂区还配备茶炉站和汽水站，以供职工日常饮用。此外，每个专业厂都有蒸饭箱，为职工提供蒸饭服务。公共食堂及其后勤保障系统的设立使女性职工减轻了大量家庭烹饪负担。对此，亲历者表示：“过去工人都在食堂吃饭，导致第一代工人，包括女工都不太会做饭。”(20190106ZDM)

在传统性别关系中，子女养育和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性承担，工厂则通过制度化安排实现家务劳动的集体化和公共化。一方面，通过“妇女解放”“劳动光荣”等话语塑造女工群体的“国家主人翁”意识，对女性“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的传统角色进行改造；另一方面通过全方位的单位福利设置，把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将其家庭时间转变为生产时间，实现女性劳动力的充分转化。《劳动》杂志在1960年的一份报告中称：“ 1958年全国就有5500万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女工的劳动范围也空前扩大了，过去没有女工或女工极少的冶炼、机械、化学、基建、交通运输等行业，现在都有大批妇女参加。”

(二)单位制生活改变了传统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

首先，居住格局限制了多代同居的居住安排。1954年起，一拖便开始建设职工宿舍，主要有单身宿舍与家庭宿舍两类。两类宿舍的居住空间都很局促，人均居住面积仅有2～4平米。加之1959年以后职工宿舍建设基本停顿，住房日趋紧张。有限的宿舍空间无法满足家庭多代同居，多数职工只能选择核心家庭的居住模式，或在生育之后将子女送回老家。数据显示，当时洛阳工业区的一代家庭占7%，两代同居的家庭户占60.1%，三代同居家庭户占32.9%。(3)国家计委城市规划研究院：《洛阳市涧西区职工住宅调查报告》，洛阳市第一档案馆，全宗4，卷85，第52页。有亲历者谈到居住条件非常艰苦，“我们家最开始住的是六平米，一个房间。父亲、母亲、哥哥和我四口人都在小屋里面住着。”(20190109LHM)与传统家庭多代同居不同，核心家庭的居住安排有助于子代个体获得更多的自主性与决策权。

其次，闲暇活动拓展了家庭的生活内容。一拖厂区拥有露天看台、灯光球场和职工俱乐部，以供职工业余体育锻炼和娱乐活动。建厂以来，工会还组织过各类业余文化活动，开辟不同文化娱乐场所，先后成立了小说、诗歌、喜剧、音乐、美术、书法等创作组，提出“学会利用假日，愉快地度过休假日，也是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问题”[16]。亲历者提到：“大广场经常举办舞会，一放音乐就跳，领导也跳。”(20190107ZYX)文娱活动丰富了工厂职工社会生活的内容，有助于其拓展社交范围，建立不同的社会网络，也有利于个体现代性的提升。这些都帮助女性职工从传统的家庭生活中解放出来。

(三)不彻底的离家

一系列福利制度和单位生活使女性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离家”。然而，相关的政策立法和意识形态只是鼓励女性走出家庭、进入生产，还未真正挑战家庭内部的传统性别分工。在政治语言上，一系列制度安排是为了“解决和减少妇女的家庭负担”，却没有提及男性相应的家庭责任，这在本质上是肯定和强化女性的传统家庭角色。女性同时承受着家庭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双重负担，是一种“不彻底的离家”。

一拖的女性除了要干厂里的活外，也要同时负责家里的活，她们对这种双重负担习以为常，认为“有些该你干的活就干了，反正天天很忙。那时候天天厂里干活，家里也都是我干。”(20200827HCY)为方便照看子女，一些女职工还带子女一起上班。亲历者谈到自己会到厂里去看母亲干活，“有时她上夜班我们也去，帮她去捡捡零件或者是打扫卫生。她上夜班经常把我的作业拿到单位闲的时候看。”(20190107HYC)而在子女看护和家庭劳动中男性角色往往缺失，即使女性因此提出抗议，单位领导也会选择做女性的思想工作，而非建议男性做出改变。 “一个女职工向我反映，她丈夫回家很晚，不管家也不管孩子，她很不满意，说她家里头怎么辛苦。那我就给她讲，你丈夫是在生产线上，生产线上是很忙的，下班停产以后要做很多收尾工作，回去肯定会比较晚一些。就给她讲讲这些道理，没啥很大的矛盾。”(20190107FNF)可见，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个体认知，都在认同并强化了家庭内部的传统式性别分工，让女性的“离家”并不彻底。

三、“性别弥合”与“性别分化”——工厂中的劳动实践

一拖是生产农业机械的工厂，具有鲜明的重工业属性。截至改革开放前，一拖共有 24 个分厂，划分为铸锻系统、机械加工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其他附属系统。(4)24个分厂分别承担四类生产或供应职能：各种铸、锻件毛坯的生产，各种产品零件的机械加工、热处理和总成装配，非标准设备、工具、木模、金属模和各种设备备件的制造、设备修理，以及各种动能的生产和供应任务。在一系列重工业劳动实践中，女性气质被全方位改造，同时劳动中的性别分化进一步凸显。

(一)机械化的劳动生产方式

一拖在不同程序上的生产均采用高度机械化的工艺流程。机械化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可以消弭因身体素质差异而产生的性别分工壁垒，“除热加工以外，冷加工那女职工和男职工几乎一样，没有体力上的要求了。”(20190106WFQ)许多女性也认为在生产中自己与男工并没有区别，亲历者提到，“那时候学机床传动系统，我一件一件看，我相信我能学会的。他们都能会，我不能会吗？”(20200828FJY)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弥补了男女体力上的鸿沟，拓展了女性参与生产劳动的领域。《人民日报》曾撰文：“一年多以前还是一个连工厂都没看见过的农村姑娘，但是现在她已能操纵最现代化的复杂的机器了。许多女铸造工、女钳工、女车床工、女电器工、女电焊工也都迅速地成长起来”[16]。不仅如此，女性在机器操作上还具有突出的技术优势，“有好多工序都需要细心地工作，女同志可能这方面比男同志更擅长一点。”(20190106RYY)

通过劳动机械化，女性实现了生产领域的进入和拓展，由此获得精神层面的劳动价值感与物质层面的经济报酬。这一改变有助于女性摆脱家庭经济的附属地位，从而调节夫妻间的家庭权利，促进性别平等化。女性自身也认同参加劳动生产对男女平等的意义，认为“解放前男女不平等，女的只能在家，只是生孩子的工具。解放以后，你有了工作权力，这是最大的男女平等。”(20190107WAY)“因为我有钱，我不靠他。”(20200828FJY)

(二)男性化的生产实践

一拖的重工业属性决定了工厂人员构成上男多女少的格局，尤其是一线生产车间，性别比例更加悬殊，这使工厂的劳动空间与生产过程都带有强烈的男性化特征。福柯认为，空间既是权力运作构建的工具，也是权力运作的基础[17]。劳动实践中的男性气概在重工业属性的具体空间中被形塑，也对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关系造成影响。男性化逻辑主导的生产过程重视工具理性，强调“控制、竞争和效率”，这在一拖的劳动生产过程中尤为重要。“那时候活动多、口号多，一个组织要有效率、要实现目标，都需要这样。”(20190107DZQ)一拖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举行“学赶帮超”的生产竞赛，一切无关的活动都被视为不必要的浪费。“尽量减少无效劳动，没有效果的劳动都是浪费，就算是机床的布置，(也要)尽量减少员工不必要的走动。”(20190105LYL)

男性化的劳动空间还需要劳动者具备执行力并且意志坚定，拥有良好的抗压能力，能够进行长时间工作。一拖的工人虽然辛苦，但“从来不能叫累的，那是丢脸的。”(20190107ZYX)在主流性别话语下，这些特征被认为是男性气质的重要部分，而传统女性气质如温柔、恭顺、感性等则在生产过程中被贬低。女性为了合理化其生产角色通常需要塑造一定的男性气质，一般有两种策略：一是穿着与男性相同的工作服，来模糊性别差异；二是模仿男性气质，表现出男性化性格。一位女亲历者提到，“我们厂都知道我心最大，从来都是男同志的风格，可能跟我一直从事的工作都是男多女少有关。”(20190107WAY)为了融入工厂的生产实践，也为融入男性群体，女性需要平衡自身与男性气质之间微妙的关系。

男性化的生产实践还体现在艰苦的生产环境上。例如热加工系统“环境差，粉尘大，危险系数高，与铁水、钢水和火天天打交道。”(20190106CL)但身处其中的女性并没有因此退缩，反而通过将个体的劳动意义上升到国家需求层面来消解辛苦体验，认为“我知难而进，这是国家的活，都得干！社会主义靠盼来的吗？靠等来的吗？靠念来的吗？是靠干来的！”(20200828FJY)“我没有想过回去，再苦也没有想过。”(20190111WJK)在男性化的工作环境中，女性气质也会被加以改造。一位女亲历者认为自己说话声音大是在车间里造成的，“因为声音小听不见，你不可能优雅，就得咋呼，说着说着(声音)就提高了。”(20190107WAY)此外，生产中一些女性化的装饰也需避免，一是不适宜男性化的空间和生产过程，二是可能影响产品质量，例如戒指有可能划伤产品表面。通过无性别化的着装、对男性气质的模仿、对女性装饰及其举止风格的剥离，一拖女性职工完成了由“小女儿态”向“国家主人翁”的转变。

(三)制度化的女工保护

为更好地发挥女工的积极作用，1950年全国总工会召开全国女工工作会议时提出，各级工会组织必须设立女工部，减少和消除女工在生产和生活上的负担，保障女工权益和女工健康成为当时女工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一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出台一系列女工保护制度。1956年，一拖正式成立女工家属委员会，并设立女工家属部。1957年，改称为女工部，主要负责家属工作和妇女、儿童的保护工作。同时，工厂还建设女工卫生设施，开展女工劳动保护调查、健康普查，并开设母子班车、妇科治疗室、孕妇休息室等，各室都配备有专职或兼职的管理人员。1961年，还对从事有害女工生理机能的工种进行调查与调整。1957年、1961年在全厂职工和家属中，传达贯彻了《婚姻法》《女工保护条例》，并对女工受歧视、破坏、虐待等问题配合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10]251-252。一系列措施旨在为女性充分参与劳动提供保障。工作生活中的性别歧视问题也备受重视。《人民日报》刊文明确反对歧视女工的思想和行为，“要批判轻视女工的错误思想，切实解决女工的具体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女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否则，任何空洞的口号都是一文不值的。”[18]因此，一拖不仅在工作中全面保障男女同工同酬，还考虑到了日常生活中女工的特殊需求。“女同志的卫生巾不好买，会统一给采购。”(20190107DZQ) “女工部除了管女工生育、管哺乳室，还会为身患妇女病的女工联系医院进行治疗。”(20190108LXL)一系列女工保护措施使女性在生产与生活中权益得以保障，这是女性解放的重要内容。

(四)劳动实践中的性别分化

首先，用工分配上存在性别分化。从1958年在册工人基本情况表可以看到(表1)，当时一拖男女职工比例悬殊，占比为83.60：16.40。但具体到工厂内部，女性在服务单位中的比例则大大提高，这与当时一拖的招工及分配制度直接相关。虽然劳动机械化弥补了女性的体力短板，官方宣传话语也一直强调“男女都一样”，但在实际的劳动中，女性被更多地安排于服务性部门，如幼儿园、哺乳室、医院和女工部等。即使是在一线基建单位或生产单位，也倾向安排女性负责对体力要求更低的工作。亲历者提到，“生产标准件的女工会多一些，但是装配的岗位还是男的多，是有分布差异。但是总体来讲肯定是女的少。”(20190107HYC)

表 情况统计表(5)作者根据第一拖拉机厂档案馆“人事处1958年工作总结”绘制。单位：人

其次，生产过程存在性别分化。从事一线生产的女工在实际工作中也面临着诸多性别区分。在师徒帮带上，师傅(尤其是男师傅)并不把女徒弟当成正式徒弟带，“觉得女孩别出事、别给我添乱就行。”(20190107HYC)一位女亲历者表示，她的女师傅既教技术又引导劳动态度，但另一个男师傅就不教给她什么东西(20200828FJY)。在车间的劳动分配上，也倾向于将轻活分配给女工。男工们认为，“她们一般做不了我们这种，都是辅助性工作。”(20190109LHM)在培训、晋升与评奖上，一拖也更倾向考虑男性，这都在无形之中强化了生产内部的性别分化。

最后，制度安排上存在性别分化。在住房申请方面，一拖规定职工需具备八年工龄，家属为城市户口，以男方为主才能申请住房。(6)到1981年后，才改为“凡一拖职工，无论男女均可申请住房”。这就决定了女性职工在家庭住房上的从属地位，她们没有申请住房权利，需要依托丈夫才能获得住房资源。在退休制度方面，一拖规定男职工60岁退休，女职工50岁退休，两者相差十年间隔。退休时机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劣势累积会造成女性退休职工的经济收入远不如男性退休职工。亲历者谈到这一结果的两个原因，“女职工在整个拖拉机厂都早退休了，收入都非常低，主要因为她们工龄短。另一个是因为社保后来才开始交，先退休了实质上收入就低了，不如现在高。”(20190108WFQ)

虽然女性被鼓励充分参与社会劳动，并进入一些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工作领域，但在工作岗位上并非“男女都一样”，在行业“去性别化”的同时还存在着行业内部的性别分化。一拖在用工分配、生产过程和住房、退休等福利制度上仍然以男性为主导，女性在劳动实践中无法实现与男性完全的平等，甚至被强化了在性别关系中的弱势地位。

四、“新女性”与“性别色彩”——女性角色的典型塑造

(一)塑造新女性典型

一拖通过对工厂女职工个体典型和小组典型的塑造，来提供有别于传统角色的新女性样板。个体典型以女劳模、女先进和女标兵为主，通过对她们的嘉奖和宣传来发挥示范作用。一拖工会曾出版《一拖巾帼》一书，(7)《一拖巾帼》一书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但其中三分之二先进人物的在职时间处于1954年到1978年之间。收录了30位女先进人物的事迹。这些先进女性的生产工作量远高于普通标准，生产表现优于男性，并都拥有舍身忘我、无私为公的工作精神。在她们身上体现了“爱国、爱厂、爱岗位、求实高效争第一”的厂风。这些精神特质和具体事迹的核心是服务于社会生产的，与传统女性“顾家、从夫”的特质有着本质区别。

小组典型主要是塑造和宣传由女性职工组成的生产小组或生产突击队。一位亲历者谈到自己曾负责组织过“刘胡兰小组”，这是一个由十几名女工组成的混凝土搅拌小组，她们因干得多和干得快而被树为典型，在各种生产竞赛中都表现突出。 “她们在职工中产生一种标杆表率作用，宣传的意思是不叫人家小看咱们女人。”(20190108ZGP)除了生产劳动上的突出表现外，典型小组还需要具备团结友爱的精神。一拖厂报曾以专题形式宣传过“红霞班组”的干劲和团结友爱的精神。“那时候我们多好多团结，谁困难，我们去家里看，谁病了，我们给她织毛衣送去。”(20190109WFQ)采访记者评价“她们那时候没什么想法，干好拖拉机，生产好零件，党叫干啥就干啥，她们感到很荣耀。”(20190109WFQ)

除了工厂内的女性典型外，国家话语中的新女性也成为工厂外的女性典型。这类典型一般通过报纸、广播和宣传画报提供“妇女解放”和“新女性”的样板。国内新女性的形象通常是“勇敢而勤劳”“源源不断地走上工业生产战线”，“担当历史上很多从来没有妇女做过的工作”，能够“不辞艰苦，冒着风霜雨雪而忘我地劳动”[19]。在许多宣传画报中，女性经常作为各种职业形象的代言。其中，女拖拉机手坚韧勇敢、比肩男性的形象深入人心，这一形象既是新女性样板，也是人们对拖拉机生产和使用的美好想象。

(二)新女性的性别色彩

工厂内外的女性典型树立了有别于传统的新女性形象，表现出的坚韧、勇敢和独立等品质在以往被认为是传统男性的特征。然而，这些“新女性”身上仍然存在鲜明的性别色彩，这种性别色彩的突出和渲染本质上也是为社会生产和男性所服务的。

首先，工厂内的女性典型除了在业务技能方面表现突出外，还是兼顾家庭生活的“贤妻良母”形象，是同时肩负家庭安宁和生产效益的“全能型标杆”。而对于男性先进，评定标准和宣传重心则集于工作表现，鲜有涉及家庭方面的责任担当。其次，女性典型在工作上的突出表现通常反映在工时与工作量上，而非技术创新方面。再次，在宣传画报上，虽然女性以拖拉机手、降落伞兵、专业工人等职业形象出现，但照顾者角色仍然由女性担当，呈现出贤妻良母、持长扶幼的形象。一些亲历者认为，“当时并没有那么多女拖拉机手，女拖拉机手主要是一种表彰，就是说你看女职工也能够去开机床，开设备，开天车。也可能人家形象好。”(20190109WFQ)在他们的表述中，宣传画上的女性形象美丽，选择女性作为拖拉机手的代言是将女性的美好形象与农业机械化的美好想象二合为一，是一种革命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

五、总结与讨论

传统性别关系以周代以来形成的父权制为主，其鲜明特点是男尊女卑和男主女从的性别等级划分，崇尚“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意志以政治化的形式主导了性别平等的蓝图，挑战了传统的性别关系。以往研究的共识是，“去性别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性别关系的主要特征，女性的“男性化”本质上是性别等同主义，但这些分析一定程度上将女性与男性完全等同，忽略了“去性别化”过程中“再性别化”的塑造。基于口述史资料的解读和相关文本的梳理，可以看到国家“充分动员女性劳动力”的意图借助工厂中的具体实践得以实现。在单位制生活上，一系列福利制度和社会生活使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实现了由“家庭女性”向“社会女性”的转变。在劳动生产实践上，工厂通过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和男性化的生产实践使女性完成从“小女儿态”向“国家主人翁”的改造，并为工厂女性提供制度化的权益保障和健康保护，使其享有和男性同等的权益。在典型塑造上，通过工厂和国家塑造的女性典型，人们获得了区别于传统的新女性形象，形成了对于女性的新认知。这些工厂中的具体实践在客观层面上推动了男女之间的“去性别化”。

然而，工厂内部在进行“去性别化”的同时也在塑造新的“性别化”。女性虽然被鼓励“离家”进入“生产”领域，但她们的家庭角色和家庭责任仍然被强化。此时家庭内部的传统性别分工并未受到真正挑战，女性同时承受着家庭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双重负担，使其所表现的“离家”是一种“不彻底的离家”。即使女性进入生产后，她们也面临着劳动实践中的诸多性别分化。工厂在用工分配、生产过程以及相关制度安排上仍然以男性为主导，这导致了工厂内部女性的弱势地位以及性别分层。而在工厂和国家所塑造的“新女性”身上，仍然可以看到鲜明的性别色彩，这在本质上也是为社会生产和男性所服务的。

总之，这一时期的性别关系是在“去性别化”基础上重新塑造了符合国家意志和时代需要的新的性别关系，是一种传统家庭性别关系模式在生产关系中的转换，是“去性别化”与“再性别化”的对立统一。这种“再性别化”既是对传统性别关系的部分延续，也是对当下市场化背景中性别关系的铺垫。工厂中的具体实践是国家意志在单位组织层面的展现，这一运行逻辑也为理解当下国家力量与性别格局之间的关系带来了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