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治理“中国角色”的构建

巴殿君，范 令，王胜男

(1.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院，长春 230012；2.长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春 230021)

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新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困境，深刻影响着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演变。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中，在多边或联合国框架内就核安全、气候变化、海洋安全以及抗击传染性疾病等全球问题积极开展合作，并取得了重要成果。面对严重的全球治理危机，如何实现“角色再构建”，从而在国际社会中更充分地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声，更有力地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向公正平等、合作共赢方向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课题。

一、“全球治理”的国际政治理论诠释

目前，学界关于“全球治理”内涵的阐述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但是共同的指向都聚焦于“全球化”与“全球困境”这两个语境。换言之，“全球治理”是伴随新时期的“全球化”到来，引发了以往未曾见到或者是未曾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全球困境”而产生的。因此，“全球治理”属于国际政治现象。但是，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相比，它能否完全独立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又能否构成新的理论阐释框架？

回顾国际关系领域的几大流派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取决于国际体系、国家行为体与人性之间的互动，权力与利益成为国际政治的追逐目标，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成为密不可分的话语叙述。从历史来看，现实主义相对历史悠久，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理论在研究国家间预防战争与追求和平的基础上，延伸并扩大了有关国际体系与其他行为体的“角色”作用，个人、公民团体、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行为体角色”纳入讨论范围。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扩大了国际关系本体论的研究视角，对权力、身份、观念与秩序进行了更广泛讨论，进一步将身份角色、观念角色等国际社会领域的概念纳入国际关系中来，其中“安全共同体”的理念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话语权的垄断，但国家依然是国际政治的主导角色，国家安全作为“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的叙事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全球化的到来，“全球主义”路径日渐浮现出来，其方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图景，但这一新视角并不意味着国家主导角色的丧失。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作为国家关系研究的新理论范式，既继承了传统理论的精髓，又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国际关系的方法与视角，从而拓宽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由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的出现，以往被视为“低级政治”的非传统领域的事务逐步成为被优先考虑的“高级政治”事务，例如此次突发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全球各国只有密切合作，充分发挥不同国际行为的积极作用，推动全球治理，才能摆脱危机。简而言之，全球化的全面推进，打破了国家封闭的“海洋孤岛”状态，全球体系形成了彼此联系、相互依赖的网络联结，任何国家脱离国际社会、只关注自己国家内部事务的做法既不可能，也不可行。

近30年来，面对严峻的全球治理困境，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从全球治理动态发展来看，国家的“角色定位”具有多个维度，每个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确定不同角色，其中全球性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尤其引人关注 。大国“角色定位”对全球治理的实践、体系结构的稳定有着巨大影响，如果大国间的“角色冲突”较少，全球治理体系就会有一个持久性的稳定基础。

在彼此联系、依赖与博弈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大国间的“角色冲突”，极有可能从“合作性竞争”向“对抗性竞争”偏移，并逐渐延伸到其他领域，因此，如何追求共同利益、规避对抗竞争、追求共同收益就成为合作的基本动机。当然，相互依赖性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竞争领导权的现实主义本质属性，但合作共赢的目标极大修正了对抗性竞争“零和博弈”的走向。因此，构建良性的“竞合关系”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

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治理困境。因此，如何构建大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合作性角色”，推动良性的“竞合关系”形成，对于国际社会的稳定、全球治理困境的解决、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所谓“角色定位”是指行为体在全球治理结构中自我身份认定的过程与结果。通常，行为体必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角色，通过自我的身份定位和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来实现。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在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经历了不同的角色认知、角色期望、角色需求和角色定位，面对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国需要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确立新的“角色定位”。

(一)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认知”

中国全球治理理念是以古今中外治理思想与实践为基础，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国家治理战略以及当代全球治理经验的继承与发展，为当代中国全球治理“角色认知”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基础。

1.“和平共处”的全球治理价值观

“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其以和谐为主要内涵，包括人内心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国家治理的和谐以及国家间的和谐[1]。“和”文化由来已久，早在上古时期，“和”就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交奉行的“睦邻友好”“和平共处”以及“和谐发展”等理念也是根植于“和”文化。譬如，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21世纪以来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等。如今，“和”文化依旧是中国全球治理理念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2]。

2.“天下大同”的全球治理体系观

中国的“天下观”最早起源于周朝时期，周朝创造了天下体系，即世界制度，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单位进行治理[3]。虽然中国古代的“天下”并不是真正地理意义上的世界，但这种从整体性视角思考与解决人类问题的思维鲜明地体现出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天下”视野和“世界”格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种“天下观”的引导下，中国一直以友好平等的善意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联系与交往，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维护者。

3.“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伦理观

古往今来，“仁义”一直被视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为高尚的道德价值。“仁”即“仁爱”之意，是指社会个体对其他个体的关切与帮助，其内涵既包含克制自我的利益，也蕴含着促进他人的利益。“义”的本意为“应当”“正当”，拓展含义为“公正”“平等”。在古代社会，“义”可以理解为一个文明社会正常运行所需的并且“应当”为个体成员所遵循的一套政治、法律和伦理准则。随着时代背景的深刻变化，“义”的含义也不断演进，但其基本内涵依然是不论政治、经济、文化、信仰、宗族以及性别等条件是否相同，世界上每个个体均享有平等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权利平等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概念[4]。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继承与发展了“仁义”观，始终致力于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是全球和平的维护者和公平正义的倡导者。

4.“和而不同”的全球治理发展观

全球治理的价值日益呈现出“和而不同”的面貌。从理论上说，全球治理的意义应当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等之上的全人类的普遍价值。然而，由于各国历史与现实的不同，这些普遍价值在不同国家中有着极不相同的内涵和意义。尤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不仅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且始终是发展中国家权益的积极维护者。

5.“共同安全”的全球治理安全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坚决反对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穷兵黩武以及所谓的“绝对安全”，反对零和博弈、冷战思维，主张建立全球治理“普遍安全”。2014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四次亚信会峰会上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以及“普遍安全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对话解决争端、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思路。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相继提出并践行“中非命运共同体”“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拉美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以及“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倡议，积极推动区域和国际合作，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

(二)中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事件中的角色认知和角色定位发生了历史性改变。面对新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治理困境与挑战，中国的角色定位既取决于中国本身的综合实力，也取决于中国的“角色认知”。

1.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重角色”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具有双重身份，不仅是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体，也是当今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明确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身份和角色，是中国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实践、克服全球治理困境的第一步。

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全方位开放的经济发展格局，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全球经济缺乏发展动能、复苏缓慢的严峻形势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逆流而上，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仅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且发挥着稳定全球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作用。首先，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其次，中国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30万亿元，货物贸易规模刷新历史纪录，稳居全球第一。再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截至2019年3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达30988亿美元，中国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稳，市场自发调节能力不断上升[5]。最后，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环境的不断优化，中国的投资环境深受外资青睐。2018年，外资对中国的投入达到1350亿美元，比上年同比增长了3%。总之，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中，中国的贡献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但中国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身作为新兴大国的身份和地位，必须积极承担大国责任，破除部分国家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为全球治理体系持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有了飞速发展，但无论是从国际标准来看还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来看，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显示，2017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8690美元，人类发展指数为0.738，依据这一国际标准，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6]。就基本国情而言，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经济结构、科技进步、产业创新、区域发展协调性、城乡收入差异、全球治理实践等方面还存在一定距离。因此，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必须坚持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2.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兼顾角色”

所谓国家主义，是指在国家层面，个人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国家为中心；在国际层面，国家与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亦以国家为中心。国家主义强调国家利益，主权国家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或措施以维护自身利益。所谓全球主义，是指一种区别于国家主义的世界整体论和人类中心论的文化意识、社会主张、行为规范。全球主义强调全球意识但不仅仅局限于全球意识，它要求以世界整体论和人类中心论替代国家中心论[7]。国家主义是全球主义产生的重要基石，全球主义是国家主义的合理补充。与此同时，在机制设计的国家和超国家导向方面两者存在矛盾，国家主义理念要求全球治理机制立足于国家的利益与规制层面，而全球主义理念要求全球治理机制立足于突破国家利益层级的超国家层面，全球主义的发展意味着削弱国家主义所强调的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8]。

在新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治理中，中国必须注重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相协调的全球治理理念，既坚持有效、合理的国家利益观，又要在维护本国利益、促进国家发展的同时，努力探索人类共同的利益交汇点，进而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为此，中国相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以及“全球伙伴关系”等重要的全球治理思想。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上升，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仅凭一己之力应对全球的威胁和挑战。因此，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尊重他国利益，促进全球各国共同发展，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3.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统筹角色”

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是治理在不同层级的实践活动。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两者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国家治理是全球治理中的国家治理，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也要求对全球治理进行理性认知与实践[9]。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成为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两大战略考量：一是2012年8月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二是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大战略考量对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有助于化解某些国家对中国“国强必霸”“全球治理参与不足”等方面的质疑、误解与指责，有助于中国与世界一道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与进步；另一方面，理性推进国家治理，有助于加强国际治理制度建设，提高中国国家治理的能力，进而从整体上提升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为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奠定基础。

4.推动全球治理的“变革角色”

随着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内涵、体系构建以及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定位、行动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和深刻调整，形成了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新全球治理理念。

第一，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考虑到当今世界经济的严峻形势、全球性问题的纷繁复杂以及各国间联系的日益加深，中国政府紧跟国际形势变化，在党的十八大上创造性地提出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努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国通过开展多领域、多层次的治理实践全面强化全球治理合作，目前，中国的全球治理实践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全面性。首先，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中国积极发挥变革性作用，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治理机制不断完善，并为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等方案，从而不断拓展自身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参与范围。截至2016年底，中国与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BIT)[10]。其次，推动全球安全治理。自2010年4月以来，中国已经连续参加四届核安全峰会，并积极推动核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与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印度以及韩国等多个国家进行核安全交流与对话[11]。同时，中国积极加强双边及多边合作，积极打击恐怖主义，努力提升中国与东盟、中国与阿盟、欧盟以及其他国际组织间的反恐合作。再次，引领全球环境治理。中国已经与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形成了环境治理的交流与合作，与六十多个国家签署了书面环保合作文件，与多个国家、区域或国际组织构建了环保合作机制或平台，充分履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应该履行的国际义务。最后，积极参与全球公域治理。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治理问题，中国通过不断推进既有公域治理机制的改革，以及新的公域治理机制的构建，不断提升公域治理的能力。此外，中国还积极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构建，尤其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召开，为中国与世界搭建起一座互联互通的桥梁，为全球互联网的共享共治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与平台。

(三)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形塑国家角色的因素主要包括国家历史、地缘位置、民族特性以及领导人风格等，面对不同国家时还应具体分析。形塑国家角色的外因主要包括国际社会的权力结构、组织结构和文化结构；就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互动而言，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是国家行为的重要意义与内容，国家的自我意象则是国家行为体在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种社会化映射[12]。国家在互动中构建的角色折射了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无论何种国家角色都是作为一种国际社会制度而存在的，当制度产生变化时，国家角色也随之发生转变。

自1919年起，世界力量分布的中心和重心就从欧洲转移到北美，此后随着苏联的成立与崛起，世界格局在“二战”后从“松散多极”转变为两极。冷战结束后，第四次工业革命迅速扩展，带来了国际体系、国际规范与国际制度又一轮革新，随之而来的则是主要国家的角色调整。因此，2020年的全球治理体系在上述若干方面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国际格局正处于由“西重东轻”向“东重西轻”加速转移的过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不断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实力差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际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国家间加速权力再分配所造成的[13]。其二，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倡议已经成为引领全球化发展的全新选择。与此同时，中国也走出了一条适合于广大后发国家走向繁荣发展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4]。其三，中国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契机奋起直追，实现了“集四次工业革命于一体”的崛起。第四次工业革命具有多种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条更具垄断性等特征[15]，在一些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看来，美国和中国之间竞争的核心是技术，而不是核武器或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16]。其四，政治思潮与价值观念发生持续性的剧烈变动，其突出表现为欧美发达国家席卷而来的“新民粹主义浪潮”。原有的以西方国家为主导建立起来的经济全球化方式难以为继，国家的主权底线日益受到侵蚀，各个国家坚持以“国家安全”为名捍卫国家主权，在此基础上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强势崛起[17]，强权政治人物越来越受到各国民众的青睐与认可，导致传统价值观念与新思想、新思维发生碰撞，推动了国际格局、国际规范与国际制度发生深刻变化。深刻变化的国际背景推动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嬗变，而中国的角色调整也对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1.“中国发展”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演变

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用定量分析方法对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变化规则以及作用机制进行了细致分析，提出国际体系发生“质变”或类型变化，至少需要同时完成两个要素的转变，但也应注意到三个要素产生质变的速率是不同的[18]。纵观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化，尽管新的国际组织层出不穷，但从功能性及影响力的角度来讲，主权国家依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行为体。自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格局开启了一段深刻的变动过程，其突出表现就是以中国、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 “后发力量”或“外围成员”的崛起，其重要表现就是GDP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上升(详见下表)。

表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GDP数额及比重(1)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整理。参见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

如上表所示，发达国家经济体的经济体量以及占世界总量的绝对优势，逐渐被发展中国家“反超”。在这一过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中高等收入国家群体和以东南亚、南亚地区国家为代表的中等、中低等收入国家群体，历经10年高速经济发展，为赶超发达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2.“中国方案”影响着国际规范的导向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亚历山大·温特在研究国际规范时提出“三大国际社会文化”，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为特征的“霍布斯文化”、“制度主义法律至上”为特征的“洛克文化”以及“民主和平共处”为特征的“康德文化”，这三种文化构成了可以解释国际社会规范的主体架构[19]。具体而言，在“霍布斯式”的世界里，没有“规矩”可言，消灭敌人即为安全，国家间互为敌人。这一情况在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签订后逐步改观。因为民族国家、国际法以及国家间交往相处的前期规则正在逐步形成，这就使得世界慢慢走近“洛克”式的维度里，国家间关系由敌对转向竞争，为规范国家间交往，国际制度大量涌现、国际组织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欧洲一体化”等区域一体化或地区主义的聚合及倍增效应使得区域内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逐渐向“康德式”国际秩序转变，且这一转变仍在进行中。“二战”以来，“洛克式”的国际政治文化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规范、国家交往的主流范式，这一特征在当前甚至可预见的未来时期内仍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性原则由“韬光养晦”开始向“奋发有为”转变。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亚洲新安全观以及“文明对话、交流互鉴”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理念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接受“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20]442的中国主张，日益赞同“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的中国倡议[20]540。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开始成为一种与西方国家弱肉强食、双重标准、不平等依附的理念所完全不同的价值导向，获得了国际社会诸多国家的普遍肯定，“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方案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之中。这些充分表明，中国所倡导的积极价值观日益成为受欢迎的国际治理公共产品[21]。

3.“中国角色”促进了国际制度的发展

国际社会制度安排的基石依然是以联合国(UN)、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为代表及其所承载的全球治理架构，这些机构自初创时就处处体现着西方国家的利益，其背后映射的是西方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的“决定权”。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在原有制度框架内必然处于被动局面，其话语权的提升必须突破西方的重围。自2008年开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开始成为固定的国际机制，逐步取代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7)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及影响力。首届G20峰会的召开表明：西方国家主导决定全球事务的时代出现变化，随着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机制于2009年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正式启动，标志着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版的G7峰会开始活跃在世界舞台上。2015年，中国主导下建立的亚投行，为现行国际制度注入了新的“血液”，与美国保持数十年“特殊关系”之久的英国成为第一个加入的欧洲国家，此后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接踵而至。截至2019年7月13日，亚投行成员国总数已经达到100个[22]，在国际金融领域有力地提升了中 国影响力。亚投行所代表的金融制定权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制度制定的一次尝试，配合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在全球化“原动力”的美国逐渐“倒行”之际，中国在引领新一轮全球化规则制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重塑作用。

结 论

2020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使世界进入巨大不确定性的“后危机时代”。目前，这一全球性的严重危机尚在扩散之中，未来前景无法确定，但非常明确的是，人们会从根本上重新认识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从复合相互依赖的视角来看，人们可能不会永远聚焦在“互利共赢”层面，而是将目光重新投向“一损俱损”相互依赖脆弱的一面。此次疫情可能使全球治理一时受挫、区域一体化面临短暂打击、个别国家治理出现短期“失败”现象，但从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卫生治理与全球气候治理方面来看，将会增强世界各国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意愿。疫情越是严重化、长期化，推动全球治理的意愿将越加强烈。

本次疫情在全世界迅速扩散，说明全球治理存在巨大缺陷，客观要求国际合作的强化、大国的责任担当以及国家治理效率的提升，其结果可能带来全球治理、区域治理与大国关系的新变化，也可能导致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冲突。未来的全球治理可能沿着两种路径发展：一种是国家主义空前强化，民粹主义、大国竞争与经济脱钩的趋势越发明显；另一种路径则是推动世界各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程度，促进区域合作与全球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

疫情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治理的基本方向，但未来可能带来三种影响：一是关于国家治理问题，民主国家在应对本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是否能够顺利通过“测评”；二是关于区域治理问题，区域一体化可能因为这一危机受到严重冲击；三是关于全球治理问题，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七国集团”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声音日渐式微，而以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二十国集团”的作用明显增强，体现了多元多边合作的正向作用。

未来的全球治理不是“一国中心”的全球治理，而是转向“多元中心”的全球治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全球治理共性需求。共性需求自身也会衍生出一系列矛盾，从而导致全球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共性需求，加剧了发生全球危机的风险；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共性需求，导致西方处理国际关系非民主化的巨大反差；维护国家安全的共性需求，导致一些国家为追求“绝对安全”而造成国际社会的“相对不安全”；维护全球治理基本准则的共性需求，导致霸权主义对新兴发展国家的围堵与防范。

新全球化下全球治理的走向蕴含着四种趋势：一是被迫化趋势。面对公共卫生灾难、大规模难民、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核武器扩散、跨境犯罪与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仅仅依靠一个或几个国家是无法解决的，各国只有采取协同行动才能维护共同利益。二是合作化趋势。进入21世纪，各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在一起，全人类面临着共同威胁与挑战，合作共赢成为时代主题，中国提出“人类共同命运”理念对于促进国际合作产生了强大的引导效应。三是对抗性趋势。全球化与逆全球化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如果任由一些保守主义者通过煽动民粹主义情绪制造对立与对抗，那么全球治理将会受到严重挫折损害。四是多元化趋势。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与深入，权力变得越来越分散，在国家行为体、跨国公司、自由资本以及跨境网络等多元的国际环境互动下，全球体系将会变得多极化、多元化与多边化倾向，这一变化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治理“角色互动”的方式。因此，未来相当长时期，全球面临的挑战可能集中爆发，人类必须建立一套全面的国际协调机制和长远的战略规划，才能有效处理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问题。全球治理的“中国角色”再构建当然不会尽善尽美，但通过全球治理的“角色塑造”，推动国际社会的协调意识与机制建设，将会促进全球治理良性秩序的形成。

未来国际新秩序的构建，关键在于如何构建良性的大国“角色关系”。中美两国正处在地缘政治冲突的边缘，但地缘政治并非永远是一种零和游戏，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会导致美国的必然衰落，两国的共同利益将会深刻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全球治理将会呈现出日益明显的“中国角色”及其作用，中国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