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文化市场活力研究：形态、实践生成与保障机制

张喜华，周 丰

(1.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英语学院，北京 100024；2.上海社会科学院 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上海 200020)

丹麦地处北欧，人口仅582.5万人，其中丹麦人约占86%，官方语言为丹麦语，社会形态相对单一。但是，丹麦却经常以“童话王国”“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Hygge”等评价备受世人瞩目。丹麦文化市场活跃，展示出这个国家在文学、艺术、宗教、图书出版、文化场馆、文化产业及创新方面的卓越成就。与其他国家相比，丹麦文化市场的活力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在一般的认知中，文化市场是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而形成的，而工业化和现代化必然是在城市中实现的。丹麦却不同，它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影响下的文化市场所呈现的活力因素，是从农村产生的。而在这种文化样态的生成中，格伦特维(N.F.S.Grundtvig)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是丹麦著名的文化名人，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1844年，由他建议创立的第一所“乡村高中”(Folk High School，FHS)在Rodding建立，由此，格伦特维与著名哲学家基尔凯郭尔、童话作家安徒生一同成为丹麦享誉世界的文化名人。在丹麦，格伦特维被视为精神之父，他的文学和政治学作品成为丹麦社会集体心理身份的重要内容，他所创立的“乡村高中”为后人在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设计上提出诸多崭新的理念。为了社会长治久安，需要建立终身教育制度，让乡村无知的渔民和农民有机会受到终身教育。这样的终身教育不一定需要追求专业卓越，而应该着力于人性(humanity)，致力于培养个人兴趣爱好。在“乡村高中”，教师的角色也不是灌输，而是鼓励和表扬学生们的努力。经过150年的演变，格伦特维的“乡村高中”已经成为丹麦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了丹麦文化的精神象征。丹麦的现代化是在与英国的联系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体系”的影响下发展而来的，外部的力量为动力，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核心价值制约着现代化的走向。在这个以民众教育为内容、双重力量的博弈中，丹麦的文化现代化体系构建中呈现的价值漩涡，为丹麦文化的发展、兴盛和活力提供了有效的意义阐释，并成为丹麦现代化进程中的动力源泉和显著标志。就其文化市场而言，我们将从丹麦文化市场的“活力”特征出发，在文化现代化的特殊属性的基础上，剖析其文化市场的基本形态、文化市场活力的实践生成以及文化市场活力的保障机制，探讨丹麦文化市场对我们的借鉴意义。

一、丹麦文化市场的基本形态

丹麦文化市场的基本形态主要分为两部分：公共文化市场和商业文化市场。丹麦是一个高福利国家，常被人们称为“斯堪的纳维亚福利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所有公民都平等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这意味着在丹麦的福利体系中，公民可享受许多免费服务，例如医疗、教育等。公共展馆等领域的文化熏陶也是免费的。公共文化市场，即福利性文化市场或公益性文化市场，有效地保障了国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并在整体上满足了国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的需求，成为丹麦现代化主体文化的重要载体。依托民众教育而形成的全民民主属性，让整个国家奉行“使每个社会成员在文化方面得到平等发展”的文化方针，但这并不意味着丹麦只发展福利性文化市场而排斥商业性文化市场。丹麦文化部也充分鼓励地方发展商业性质的文化事业，这样的文化政策既确保所有公民均享文化艺术的机会，又让文化能够在商业化和产业化的运营中保持文化创新、积累文化资本，与福利性的文化市场形成双向推进，共同激活国家的基本文化形态。

(一)公共文化市场的基本形态

丹麦公共文化市场主要由博物馆和图书馆两个场域构成，这也构成了丹麦式幸福(Danish Lykke)的题中之义。丹麦的公共文化具有非营利性、非排他性、非均衡性、非差异性等特点，由政府主导，主要执行机构为文化署和国家艺术基金会。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称其为“公共文化服务”更贴切。但是，丹麦多样多元的公共文化场域是整个文化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直接影响着商业文化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市场”的属性是公共文化和商业文化兼具的。

表 丹麦公共图书馆主要数据统计一览表(单位：册)

博物馆是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展呈的空间，是人们连接过去与未来、启示当下所赖以凭借的场馆。丹麦这个古老的国度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均被保存在其城市环境和景观中，博物馆、档案馆和宫殿城堡是城市人文环境和人文景观的主体部分。丹麦拥有至少255座历史悠久、不同主题的博物馆，这些世界级博物馆适合各年龄层游客。数据显示，2009年，丹麦的博物馆的参观人数达到1070万人次，其中以路易斯安那艺术博物馆的入场率最高，访客达到47.5万人次；丹麦国家博物馆次之，拥有39.7万访客[1]。2015年，丹麦的博物馆参观人数达到1610万人次，其中国家资助或国家拥有的博物馆在2015年有1270万游客，占当年博物馆游客总数的79%。路易斯安那艺术馆是当年访客量最大的博物馆，入场人数达到了72.5万人次；访客量第二高的是圆塔，入场人数达到58万[2]。2017年，有近1550万游客参观了各种展览。这对于人口不到600万的国家来说，是相当惊人的。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丹麦博物馆参观者的数量一直在增加。这些不完全统计都足以表明，丹麦各类博物馆的访客量均呈稳步上升的趋势，并且超过半数的博物馆均由国家资助。丹麦拥有参观者甚众的几家博物馆主要有：丹麦国家博物馆、奥胡斯艺术博物馆和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丹麦本地人也是博物馆的常客，博物馆就是他们的后花园，就如丹麦人常说的，走进博物馆，恍若步入了睡美人城堡的后花园。奥尔堡也因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博物馆而被称为“博物馆之城”。

丹麦也是世界上图书馆占有比例和图书馆利用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丹麦地处北欧，冬季漫长。在阴冷的冬日里，点亮温馨的暖色照明灯，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籍，成了丹麦人最爱的消遣方式之一。丹麦人读书习惯的养成，与政府对公共图书馆系统的重视与投入密不可分。2000年通过的《图书馆服务法》更是为图书馆文化服务提供了法律保障。

通过近十年丹麦图书馆的借阅量统计不难看出，丹麦公共图书馆纸质图书和资料的借阅量在近几年略有下降，而电子图书和资料的下载量则逐年攀升。随着科技的进步，作为丹麦公共图书馆系统的一部分，数字图书馆系统将全国图书馆的馆藏资源统一起来，读者可以通过数字图书馆搜寻自己喜欢的图书或其他影音资料，在网上提交借阅申请，并可自行选择提取图书或资料。接到申请后，数字图书馆系统统一调配，将读者希望借阅的书籍或资料发送到指定的图书馆。同时，丹麦数字图书馆也提供大量在线电子书籍和影音资料，供读者免费下载。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与发展，越来越多的丹麦民众选择通过网络下载电子文档的方式获取图书和资料。

在丹麦，除了为数众多的公立图书馆外，还有400余个供学术研究使用的国立图书馆，其中也包括大学和研究所的图书馆，甚至还有分布密集的社区图书馆。丹麦皇家图书馆则是北欧最大的图书馆，它是哥本哈根滨水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表面覆盖着黑色花岗岩，线条简洁明快、立面闪闪发亮，被世人誉为“黑钻石”，是哥本哈根的建筑瑰宝之一。“黑钻石”整个建筑既充满着厚重感，承载着丹麦300多年图书馆发展史，与旁边17世纪中期建造、20世纪初扩展的老馆以对比的方式和谐共生，充满着灵动感，是丹麦现代建筑的杰出代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座建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地标，就是一座建筑博物馆。

(二)商业文化市场的基本形态

丹麦在英美语境的影响下，其市场化的属性也附着在文化的发展上。正如马克思、韦伯等人在试图分析欧洲社会工业化所引起的巨变时提出的，现代化是个整体，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市场化即文化商业化、集群化、产业化。丹麦商业文化市场主要呈现出以电影院、剧院、图书出版等为主的文化与商业的有机融合。

丹麦现代电影的繁荣始于1972年电影法案的出台， 这也是丹麦电影生产和观影场所繁荣的基础。现今，和世界各大城市的电影院一样，丹麦的电影院大多数也是安置在商场之中，便于居住、办公、购物、休闲、娱乐于一体的“一站式”体验。例如丹麦布仑斯广场是一个集居住、办公、购物于一身的综合性建筑，位于丹麦的奥胡斯市，建筑面积66000平方米。它拥有丹麦最大的室内购物广场和一家可容纳2000位观众的三层电影院。2007年建成的“表演者之家”，则是一座教授舞蹈、音乐和民间戏剧的国际学校，坐落在丹麦锡尔克堡的古德诺河畔。这座建筑包括咖啡厅、音乐厅、电影院和媒体中心，为当地社区提供了充满生气的文化环境。再如，丹麦的3XN建筑事务所设计了Mandal镇的新“拱门”文化中心，是一座能将人们的感受融入城镇的独特环境中的建筑。作为一个新文化中心，它旨在为Mandal镇的文化机构创建一处公共基地。

当电影院成为休闲娱乐的驿站，成为建筑艺术空间的注脚，那么观影人和电影票房必然有所增长。但是丹麦是个例外。数据显示，近十年以来，丹麦电影院售票数量几乎是逐年递减的，从2010年的1300万张下降到2019年1200万张左右[3]。这意味着电影票房也是递减的状态。究其原因，这与丹麦电影技术的发展有关。丹麦的电影技术发展也走在世界前列。例如在丹麦斯堪的纳维亚最大的Field’s购物中心，Nordisk Film的多厅电影院采用了一套集成化的Q-SYS网络音频系统处理平台，使其成为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影院之一，观众可以在这里尽情享受高帧数字影片的震撼影音视效。这种技术也进入到了热爱电影的家庭影院当中。专为微影院而生的 Platin，是丹麦的一个音响品牌，它是唯一的一个定位于微影院的音响品牌。可见，丹麦把电影艺术和电影技术与创新结合，让丹麦电影及其周边设备走上了创造化和产业化的道路。

出版业的繁荣也是丹麦文化产业化的一大标志。丹麦的出版业历史悠久，且出版社数目庞大。截至2019年，具有一定规模的出版社总量超过300家，小微型的个人出版商至少也超过1000家。目前丹麦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主要有Gyldendal、Lindhardtog Ringhof、JP/Politikens Forlag等。其中Gyldendal创立于1770年，至今已经有250年的历史，是丹麦最大的出版社。从畅销品种来看，丹麦语原创文学图书市场占比大。2019年，丹麦出版产业总计出版12000多种图书，其中丹麦语原创图书共8100种，包括部分中国主题的图书。2015—2019年，以丹麦语撰写的文学图书数量增长了13%，丹麦语撰写的非文学图书的数量增长了8%。虽然丹麦语畅销书相比最畅销的英语、西班牙语等图书微不足道，但依然是稳步增长的。近年来，数字出版也为丹麦图书出版增加了活力。基于数字化的挑战和机遇，大型出版社通过收购、合作等方式拥有更多图书版权，建立数字销售渠道，开发数字图书市场；中型出版商与数字平台合作，借鉴大型出版商经验，力图在大型出版商垄断的局面中争取市场份额；小微型出版商通过共享平台灵活运营，在图书市场上也占有一定份额。此外，丹麦政府监管为出版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通过近十年的数字化转型探索，目前丹麦已成为世界上向读者提供数字媒体服务的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如果说电影院和剧院是从视听文化的角度从横向的“面”上来占据文化市场的话，那么，图书出版则是在出版载体的转型中从纵向的“线”上来迎合图书文化市场的。此两者都是文化与商业最显著的融合，都踩在文化产业化和创新化的“点”上。它们都是丹麦文化活力的展现和构成。

二、丹麦文化市场活力的实践生成

2017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文化是灵魂》中写道：“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矛盾，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激励作用。”[4]因此，在市场条件下，文化的力量不容忽视，文化市场发展的活力是在文化主体生存状态直接影响、文化系统内生力量推动以及社会整体实践状况的支持共同作用下促成的，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也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文化活力景观。丹麦文化市场活力则是在其历史、宗教、地理环境、“安徒生”等要素的推动和实践下构成的。

第一，文化活力来源于文化主体。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在文化主体与社会条件(自然、人类社会)的实践互动中，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文化活力的这种实践生成机制，首先体现在文化主体——现实的、具体的个人的生存状态对文化的直接影响上。公元985年，丹麦形成统一王国。公元8—12世纪为强盛的海盗时期，曾征服现英国、挪威、法国莱茵河畔等地区。14世纪走向强盛，并于1397年成立以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一世为盟主的卡尔马联盟，疆土包括现丹麦、挪威、瑞典、冰岛、格陵兰、法罗群岛以及芬兰的一部分。15世纪末开始衰落。两次世界大战中均宣布中立。1940年4月至1945年5月被纳粹德国占领。1949年加入北约，1973年加入欧共体，拥有对格陵兰岛和法罗群岛的主权。所以，每个丹麦人都有维京梦，他们总是无比怀念强盛的维京时代，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一座位于哥本哈根以西36公里处的海盗船博物馆建立起来了。这座博物馆濒临风景优美的罗斯基勒海湾，是丹麦古都罗斯基勒市的著名旅游景点，同时也是丹麦重要的国立船舶博物馆，以11世纪的五艘古老的海盗船闻名遐迩。你可以在登上满载货物和战舰装备的商船参观，或是乘着帆船来一次远航冒险，你可以打扮成一个维京人、使用铸币机、绘制自己的盾牌，让想象力带你回到维京时代。这种“沉浸式”的博物馆参观体验，既满足了游客心之所向，也形成了丹麦公共博物馆的一道独特风景。

第二，丹麦约74%的居民信奉基督教路德宗，0.6%的居民信奉罗马天主教，在丹麦古老的历史源流中，宗教建筑也成为它的文化地标，成为人们瞻仰和净化的场域，现在我们把这些场所称为建筑博物馆，这些建筑本身就是艺术展品。例如，丹麦本土有3处世界级的文化遗产, 分别是耶林石教堂、罗斯基尔德大教堂和克伦堡宫，前两座成为欧洲宗教建筑发展的一个缩影，后一座是英国文化和丹麦文化互相滋养的见证——克伦堡宫，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哈姆雷特》故事的发生地。再如首都附近还有一座重要城堡——腓特烈堡，它历经沧桑，现已成为国家历史博物馆。这座建筑裹挟着丹麦历史的印记、童话的印象和基督的回响，成为丹麦大地上“凝固的音乐”。

第三，丹麦图书馆事业和图书出版的繁荣，还与它的地理环境有关。丹麦为欧洲北部国家，位于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领土由日德兰半岛的中北部以及半岛东侧的西兰、菲英、洛兰、博恩霍尔姆等 483 个岛屿组成。温带海洋性气候特征，使整个国家常年湿润多雨，加上冬季漫长，丹麦人更愿意在家里点一盏暖灯，读一本书，在时空交错的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力量。当然，丹麦人爱读书的习惯，可能还受现代化起步阶段民众教育的影响。

第四，安徒生成为丹麦童话王国的代言人，在安徒生的影响下，丹麦的图书和电影，都在儿童文化上呈现出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活力。例如，4月2日是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的诞辰日。1967年，“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将这一天定为国际儿童图书日，以唤起人们对于读书的热爱以及对儿童图书的关注。自此，在安徒生的家乡，丹麦政府与社区通力合作，建立社区图书馆、开展阅读活动，“在图书馆过夜”的活动旨在为儿童和青少年打造良好的阅读环境，让孩子们可以在书的海洋里尽情畅游，推动整个社会的读书风气的进步。哥本哈根市图书馆是哥本哈根最大的公共图书馆，一楼大厅一侧依次摆放三张桌子，上面按不同年龄段铺满了儿童读物；二楼的儿童借阅及阅览区专为儿童设计，不仅色彩鲜艳，还有供儿童休息及娱乐的设施。“国际安徒生奖”以“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安徒生命名，由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赞助设立，也成为丹麦图书出版的固定内容。此外，丹麦浓郁的儿童文化艺术氛围为丹麦儿童电影健康有序的发展孕育了土壤。“儿童电影院”“儿童电影节”等专门针对儿童开设的文化艺术活动，不仅能培养儿童的艺术欣赏水平，还能激发他们对于艺术的兴趣。这为丹麦儿童电影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丹麦文化市场的活力在多样态、多层次因素的影响下，在文化实践中生成了具有时代气息、民族风格和环境场域的、颇具特色的、他国难以企及的文化发展活力样本。如果说，要在丹麦找到这样一个文化活力的综合代表场所，那一定非圆塔莫属了。圆塔兴建于17世纪，是一个圆塔形的天文观测台，是欧洲迄今为止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天文观测台。塔的最中央是一个图书馆展厅，里面曾经收藏着哥本哈根大学的全部图书。这里也曾经是童话家安徒生寻找写作灵感的地方。如今，这个大厅已然成为丹麦艺术、文化、历史和科学交集的一个场所。

三、丹麦文化市场活力的保障机制

丹麦文化市场的活力得益于它具有较为成熟的文化管理模式。“自1961年文化部成立以来，丹麦历届政府在文化发展上有着比较广泛的共识：奉行‘一臂之距’的管理原则，采取分权式的行政管理体制；国家文化政策的目的是保障艺术创作自由和文化多样性，必须保证所有公民参与文化的机会；强调文化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同时，重视文化与商业的结合。”[5]

在过去的59年中，丹麦文化政策所依据的原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所倡导的原则非常相似。在丹麦，文化部负责以下政策领域：视觉艺术、音乐、戏剧、电影、图书馆、艺术教育、档案馆、博物馆、动物园设施、文化环境、体育、广播和版权。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领域内的活动全部或部分通过公共手段予以供资。丹麦对文化的公共资助分为两个级别：中央政府资助和各地市政厅资助。

针对单个文化目标的资助，其财政来源差别很大。例如，剧院主要由国家资助，图书馆大部分的资助来自各地市政厅，而对体育的公共支持则主要来自市政资源和彩票收益。丹麦政府以不同的方式——通过向机构提供资助，根据客观标准，或从“公平原则”出发——支持创意艺术。独立和公平原则是丹麦文化政策的基础[6]。为确保艺术和文化中的表达自由，给予艺术家的资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在适用公平原则的情况下，政界人士和文化部均不参与具体的资助分配，也不充当仲裁者的角色，而是在对申请人的艺术品质进行专家评估后给予资金支持。议会负责全局性文化政策结构体系和财政体系的建构，而文化部通过与议会合作，负责文化财政体系和文化立法体系的实施。

人人享有接触多种形式文化艺术表达的权利是丹麦文化政策的重要目标。通识教育协会，图书馆和许多其他文化机构正在开展工作，以确保丹麦社会各个层面所存在的不同文化之间可以有平台进行相互交流。

丹麦图书馆服务的主要法律依据是2000年通过的《图书馆服务法》。该法案明确规定了政府负责丹麦公共图书馆的主要经费划拨，这一职能由各个地方政府及隶属于丹麦文化部的机构——文化署具体履行。政府通过这种方式对公共图书馆划拨资金，不仅可以激发图书馆改善自身环境与服务理念的积极性，同时对全国图书馆的发展方向有整体的规划与引导，使全国图书馆的发展既有地域化特色，又有基本一致的方向。

丹麦的博物馆方面的主管单位是国家文化部下的遗产署，在该部门的各项支撑政策下，丹麦博物馆焕发出非同一般的活力。例如，2011年，丹麦遗产署宣布向丹麦现代艺术博物馆颁发250万丹麦克朗奖金，奖励该博物馆的“学习博物馆”项目，以鼓励博物馆加强与青少年的联系。“学习博物馆”项目是丹麦现代艺术博物馆在2009年发起的一项全国性活动，为期3年，旨在加强博物馆与儿童、青少年和学校之间的联系，其中包括艺术博物馆、文化博物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等。他们还与一些大学联系，探讨博物馆与学校教育之间合作的新模式。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012年，中丹两国文化遗产主管部门成立了“联合工作组”，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领域建立起交流机制，从技术、政策、法规和人员培训等多个层面开展合作。丹麦文化部也非常重视文化与商业的融合合作。例如，位居世界啤酒行业第二的嘉士伯公司对于艺术品的投资和捐赠一直深怀热情，丹麦的很多美术馆和博物馆都有赖于嘉士伯基金会的支持。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嘉士伯公司的创意更为大胆，甚至把公司的酿酒厂都办成了博物馆，里面陈列着有关啤酒的各种资料和器具，以及一切与啤酒文化有关的东西，人们可以参观甚至参与啤酒的生产过程，也可以品尝嘉士伯味道鲜美的啤酒，公司成功地把工业、商业和旅游都变成了文化，啤酒也成为丹麦的文化产业。此外，丹麦各个古老的庄园，也在文化部的政策指引下，成为博物馆、成为遗产、成为地标、成为丹麦文化。

丹麦的电影市场活力的保障，则得益于电影法的颁布。1896 年丹麦第一次放映电影，1897 年彼得·埃尔费特制作了第一部丹麦电影，1904 年丹麦第一家电影院出现，1906 年奥尔森建立了 Nordisk 电影公司，并拍摄了丹麦第一部儿童电影DepokkersUnger(ThoseDamnedKids)[7]。也许安徒生赋予了这个美丽的国度以“童话”的属性，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增加了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电影公共基金，并规定丹麦电影协会每年至少要有25%的电影补贴要专门用于儿童和青少年电影，而安徒生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儿童读物的出版中，这些都是丹麦重视儿童文化教育的生动体现。

四、丹麦文化市场繁荣发展的借鉴意义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丹麦文化市场呈现出的特征和活力，是其历史经验的沉淀，也是其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动实践，更是政府政策和机制的强力保障。为适应新的文化艺术形式和人们新的文化艺术需求，丹麦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提出“体验经济”，2000年出台“创意潜力报告”，2003年提出“文化与体验经济战略”，旨在突出文化和艺术在全球体验经济和新的创意产业中的地位。丹麦政府鼓励文化与商业的结合，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新兴经济模式，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如“文化与体验经济战略”的设计领域项目，就是由文化部、教育部、研究部、商业部四个部门共同资助发布的。

目前，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带动丹麦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的力量。丹麦政府为了促进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在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层面提出了五大战略方向：一是为文化创意产业领域提供更多的风险资本和创投基金；二是提供文化创意产业的专业知识培训，为文化创意产业建立创新环境；三是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全球化发展；四是为文化创意产业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规范市场环境；五是改善文化创意与产业界之间的互动关系，促进文化与产业互动发展。只有将本国的文化形态和历史实践有效结合、地域特色和因地制宜的理念有机融合、保障政策和创新机制的有形汇合，才能切实保证文化市场生生不息的活力。丹麦政府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上述政策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把文化建设提到了很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把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后，将对文化建设提出更高要求，文化的作用也进一步凸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现代化，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对于文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专家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越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越需要树立和践行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