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物引文隐性差错探析

【摘 要】 文章将引文隐性差错分为三大类：与引文相关的语境有误，对引文的复述、解读、概括等有误，与引文相关的著录、注释信息有误，并结合教材编辑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归纳总结引文隐性差错的类型、成因及表现，在此基础上提出防范引文隐性差错的措施。

【关  键  词】编辑;出版物;教材;编校质量;出版规范;引文

【作者单位】李喆，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

【中图分类号】G23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2.07.014

一、核实引文差错的重要性

对“引文”一词，《现代汉语词典》释为“引自其他书籍、文章或文件等的语句”，《学术出版规范 引文》（CY/T 122-2015）所下定义是“引用的相关段落的词语、句子和段落”。为了支撑论点，增强说服力，增加可读性，出版物中少不了引用。为了确保引用的准确性、规范性、科学性，编辑务必要核对引文。对此，1998年发布的《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做了具体规定。尽管如此，编辑核对过的引文还是会被查出差错，甚至造成质量事故。原因在于编辑对引文缺乏深入了解，不清楚引文差错的类型、成因及表现，不了解稿件写作的特点和出错规律等。教材尤其是文科专业教材往往有较多引文，易于出错。教育部在2019年印发的《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均提出要注重教材质量，因此，教材编辑工作尤其应重视引文差错，掌握核对方法。

二、引文隐性差错的类型、成因及其表现

引文差错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被引用内容未忠实于原文，通过核对即可发现并改正的显性差错，如标点、字词错误;另一类是潜伏于相关语境，不属于直接引用，但与被引用内容相关的信息里隐含的差错，因不易发现，故称隐性差错。下文结合笔者在教材编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对引文隐性差错加以辨析。

1.与引文相关的语境有误

《学术出版规范 引文》将引文的基本要求规定为“引用应完整、准确”，“引文应与行文贯通”。前者就忠实于原文而言;后者要求引文内容与上下文语境密切关联，准确对应。如作者写作时只关注所引用内容的准确性，难免造成疏漏。这就要求编辑仔细核对与引文内容相关的场合、时间、事件、人物等各类信息。

错误类型一：时间有误

例1：魏晋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明确指出“文以气为主”。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的重要著作，论述建安七子的创作风格，提出“文以气为主”。它是曹丕任太子期间写的。曹丕于建安二十二年（217）成为太子，220年继位，成为曹魏政权（220—265）的首位皇帝，而建安（196—220）是东汉（25—220）末年献帝的年号，存在早于魏晋时期。事件发生的时间相近、内容相关，很容易造成混淆，而观点的提出往往有特定场合，写作时如果不加核查，极易出错。

错误类型二：评价的对象有误

例1：陈延焯《白雨斋词话》中说，苏轼“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

苏轼和辛弃疾皆为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故后人更多地关注他们词作风格的相似之處，而忽略差别。《白雨斋词话》从两人的性格、志向、经历入手，分析了他们词作风格、意境不同的原因：“东坡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性生，故词极超旷，而意极和平。稼轩（作者注：辛弃疾号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可以为郭、李，为岳、韩，变则即桓温之流亚。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辛弃疾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心怀报国愿却壮志难酬，陈延焯据此提出辛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案例将这句话用于介绍苏词，纯属张冠李戴。

例2：庾翼说王羲之“新体”是“家鸡野鹜”。

中国古代的人物评点，时常将风格相似或相反的两个人放在一起，用并列结构的词语进行描述，据此可以怀疑案例有误。“家鸡野鹜”一说“家鸡野雉”，出自《晋中兴书》卷七：“庾翼书，少时与王右军（作者注：即王羲之）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分。在荆州与都下书曰：小儿辈厌家鸡，爱野雉，皆学逸少（作者注：王羲之字）书。”“小儿辈厌家鸡，爱野雉”具体表现为“皆学逸少书”。庾翼以“家鸡”比喻自己的书法，以“野雉”比喻王羲之的书法，因此，笼统地将王羲之“新体”形容为“家鸡野鹜”，有失准确。

错误类型三：观点的提出人有误

例1：美学家蒋孔阳先生说：“西方人看重美，中国人则看重品。例如，西方人喜欢玫瑰，因为它看起来美，中国人喜欢兰花，并不是因为它们看起来美，而是因为它们是人格的象征，是某种精神的表现。这种看重品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精神价值的表现。这样的精神价值是高贵的，在世界上都无与伦比的。”

《蒋孔阳全集》第三卷《中西艺术与中西美学》里的原文为：“此地，我只想介绍一下我和神户大学艺术学教授岩山三郎先生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岩山先生谈到西方人和中国人的美学思想有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西方人看重美，中国人看重品……这样的精神价值是高贵的，在世界上都无与伦比的。”[1]由语境可见，案例中的观点出自岩山三郎之口，蒋孔阳只是在讲课时转述，但由于未经仔细核查，观点的转述人被误为提出人。

2.对引文的复述、解读、概括等有误

《学术出版规范 引文》对引文标记的要求为“引用关键词、原文时，引文加引号”，“引用原意时，不加引号”。与前者对应的是直接引用，与后者对应的是间接引用。为了帮助读者加深印象，或进行必要的铺垫，作者在行文时可能多次引用相同的引文，如果篇幅有限或无须展开，可概述引文主要内容。若作者写作时仅凭记忆，忽视前后对照，脱离原文过度发挥，就可能导致差错。因此，同一段引文内容前后是否一致，对引文的复述、解读、分析是否符合原文，都应在编辑核查之列。

错误类型一：复述有误

例1：“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通过连续使用三个“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揭示了在当前新时代下我们党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可以说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案例出自某公文写作教材，所在段落前文引用党的十九大报告原文，案例内容系对它的语言艺术进行分析，为了增强说服力再次引用报告原文，但误将原本出现于不同段落的三句话缀为前后连续的一段话。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里，以“我们党深刻认识到”起头的三句话分别位于连续三段的句首作为统领[2]，作者再次引用时加上引号，难免引起误解。

例2：正像上文提到的，张旭问了颜真卿十二个问题，以极简洁的语言谈了自己对笔法的看法，这“十二意”是“平为横”“直为纵”“均为间”“密为疏”“锋为末”“力为骨体”“转轻为曲折”“决为牵掣”“补为不足”“损为有余”“巧为布置”“称为大小”。

案例出自某书法史教材，所在段落前接《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3]原文，案例内容复述“十二意”的主要内容。张长史即草圣张旭。编辑对照原文核对，发现“十二意”中的“为”系“谓”之误，“密为疏”乃“密为际”之误。作者复述原文时若仅凭记忆，不去核对，就很容易出错。

错误类型二：解读有误

例1：这个人对妻子炫耀，我在外面朋友很多，天天有人请我吃饭，你看，我每天回来嘴上总是油晃晃的。于是，她俩有一天悄悄跟踪。

案例内容出自一本由网络课程改编的传统文化教材，作者为了讲课生动，忽视了准确性，写作时对口误不做处理，导致差错。《孟子·离娄下》原文为：“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墙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由“其妻归，告其妾”可知，跟踪齐人的是他的妻子，“她俩有一天悄悄跟踪”与原文含义大相径庭。

错误类型三：概括有误

例1：歐阳询三十六法是间架的重要法门，分别是排迭、避就、顶戴、穿插、向背、偏侧、挑、相让、补空、复盖、贴零、黏合、捷速、满不要虚、意连、覆冒、垂曳、借换、增减、应副、撑铢、朝揖、救应、附丽、回抱、包裹、却好、小成大、小大成形、小大大小、左小右大、左高右低、褊、各自成形、相管领、应接等。

《三十六法》是唐初书法家欧阳询论述汉字框架笔势的重要著作，案例对《三十六法》的介绍，应当与原作一致。在《三十六法》中，它们依次位于各段段首[4]，编辑核对原作发现，“挑”后缺字，“覆盖”误为“复盖”，“撑拄”误为“撑铢”，“左高右低和左短右长”省为“左高右低”。

3.与引文相关的著录、注释信息有误

《学术出版规范 引文》对引文的注释规定如下：“引文应有出处”，“应保留引文自身包含的文献征引或注释信息”。引文有出处，方可确保论出有据。保留引文原有的文献征引或注释信息，目的在于消除读者的阅读理解障碍，为延伸阅读提供指导。而许多作者在行文时未必引用第一手资料，有时是摘自其他著作，对应当掌握的编写规范也缺乏了解。因此，编辑必须核对著录信息，包括核对著录必备要素是否完整、准确，文献版本是否可靠、合法，相同文献的著录信息是否前后一致，被释信息与引文是否对应，等等。

错误类型一：文献版本陈旧或不宜使用

例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页。

文献的版本应当具有权威性、代表性和时代性，出自经典著作的引文尤应如此，如果已经推出新版，就不应再引用旧的版本。案例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目前有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1995年版、1972年版三个版本，引用时应首选2012年版。

此外，版本的有效性也不容忽视。如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曾经公开出版的个人作品或汇编作品不再适合作为参考文献的内容出现，为了确保上下文衔接，可换为目前通行且有代表性的版本，并据此核对引文、著录信息、相关语境和措辞，避免改出新的差错。

错误类型二：著录信息有误

例1： 《人民日报》刊登《中学生守则》（试行草案）和《小学生守则》（试行草案）。（《人民日报》1979年9月1日第1、4版）

教育部于1979年重新制定发布《中学生守则》（试行草案）和《小学生守则》（试行草案），这是一件在当时全国教育界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人民日报》理应在第一版刊发两份守则的全文，而引文标注的出处有第4版，故值得怀疑。编辑核对后发现，当天的《人民日报》第4版并没有报道此事。

例2：清孙承泽评此碑：“书法端劲中带有温恭之致，乃其最得意之笔。唐时刻在禁中，人无敢拓者，故墨本最少。”

这句话对应的出处为“（明）张丑《庚子销夏录》”，清代人所做的评价出现在明代人的著作中，令人生疑。编辑结合前文已有著录信息，核查后发现两处差错：《庚子销夏录》系《庚子销夏记》之误，作者是清代人孙承泽而非张丑。张丑生活于明代末年，孙承泽生活于明末清初，活动时期有重合，且都在书画领域取得一定成就，故容易混淆。

例3：马尔库塞在代表作《单向度的人》中提出“单向度社会”一说。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及其代表作《单向度的人》是西方现代哲学教材必讲内容，案例中的作者、作品名称无误，但引号内文字对应的页下注采用的作品版本译名是《单面人》，造成前后不一致。译名前后不同，主要原因是作品出版时间早于译名规范出台时间，翻译、审校未能采用现行译名规范，或作者写作、统稿时缺乏前后对照的意识，不了解如何做技术处理。外国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教材书稿时常会出现同一个人、同一部作品的不同译名并行使用的情况，如笛卡儿与笛卡尔、涂尔干与迪尔凯姆等，为避免误读和质检判错，编辑可在译名首次出现时加注，说明其他译法。

错误类型三：注释与引文不对应

例1：而无鈆刀一割之用乎。

案例内容出自《后汉书·班超传》，某语文教材的延伸学习模块将其列为阅读选篇，注释解释“鈆”为：“鈆，古同‘铅’。”编辑根据出处信息（中华书局2009年版《后汉书》）核对，正文里的“鈆”应改为“铅”，相应，注释也要删除。

由于汉字字形不断演变，古籍中经常出现古今字、异体字等同义异形情况，编辑核对时如果修改正文，也要相应核查修改注释，必要时可补充说明字形演变情况。

三、教材编辑工作中引文隐性差错的防范措施

由于出版物里的引文隐性差错广泛存在，且多为硬伤，难以辩驳，因此在教材编辑工作中，编辑应当从以下方面规避此类差错。

一是态度端正，逢引必查，养成核查的意识和良好的核查习惯。造成引文出错的原因很多，如作者引用的内容来自后人的资料摘编，而后人在编排时并未仔细校勘，留下疏漏，从而导致以讹传讹;引文原文有自身的特点，如古籍采用繁体字竖排，词语释义等补充性内容往往采用文中夹注的形式，排为双行小字与正文区分，而作者在录入时忘记区分，导致衍文;等等。编辑唯有仔细核对，才可能发现引文有无差错。

二是掌握核查的技巧和方法。常用的方法有：整體观照，前后比对，仔细阅读原作中被引用内容所在的段落、篇章，必要时结合注释和辅文，以免漏改，相同的引文内容再次出现时，要确保前后一致;学会推断、质疑，结合已有知识储备，发现、查证并修改差错;在三审结束后、发稿前做单项检查，逐项检查注释、参考文献的内容、格式，解决文献版本、名称、著译者等信息前后不同等问题。

三是留心整理案例和素材，积累经验，熟能生巧。如对重要和常用文献、规章制度、标准规范各个版本和重要会议内容的整理，对历次党和国家重要会议主要内容的记录。编辑只有日常勤于积累，掌握最新动态，增强敏感度，才能更容易发现引文隐性差错。

四是针对编辑工作各环节相互关联的特点，重视教材的编前审稿，在策划、组稿、写作、审稿等阶段就引文使用提出要求，形成明确、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防患于未然。如在作者动笔之前，编辑针对教材的内容特点，就引文使用的注意事项等与其充分沟通，达成一致;在审稿阶段，编辑要重点检查引文的相关语境是否正确，版本是否具有代表性等。

五是研究教材和其他类型出版物的写作特点和引文构成特点，据此总结引文出错的原因和规律。虽然引文隐性差错的表现千差万别，但致误缘由和错误类型都有规律可循，编辑只有掌握其中的规律，才能明确如何应对，规避风险。

|参考文献|

[1] 蒋孔阳. 蒋孔阳全集：第三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 历代书法论文选[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4] 俞剑华. 书法指南[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