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至清代桂林风景建筑营建历程及机理
——基于地方古文献的分析

卢天佑 尹旭红 冀晶娟 郑文俊

桂林作为国际旅游文化名城，不仅以甲天下的山水景观名世，也以特色鲜明的风景建筑著称。桂林风景建筑自唐代建设之始就与自然山水基底、城市空间结构、士人价值追求紧密关联，历经千年“在地适应”过程，反映出山水、建筑、城市三者和谐共融的理想状态。当前关于桂林风景建筑的研究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山水园林语境中的风景建筑营建情况及特征的解读：刘寿保将风景建筑融于唐宋山水园林营造历程中论述，并择代表性建筑进行剖析[1-2]，郑文俊将风景建筑视为山水园林的子集，对其形塑过程与机理进行归纳[3]；二是具体年代创作特色的探究：高雷对20世纪70—80年代诸多作品的时代特征进行阐释[4]，龙良初阐述了20世纪50—60年代众多案例的选址、构形规律[5]；三是针对典型案例的分析：以著名案例芦笛岩水榭为例，早在20世纪70年代，尚廓就介绍了水榭的创作手法[6]，至今仍得到持续性关注，康红涛就其比例与尺度进行解析[7]，翁子添通过对比，阐释水榭的营景特色[8]。研究成果多在山水园林语境中对风景建筑进行简略论述，囿于具体时代营建特色与典型案例的探讨。然而桂林风景建筑自身的历史脉络如何？不同时期的营建特征与文化内涵又是什么？这些风景建筑是否存在一些共性？这些共性中又蕴含怎样的营建机理？要对上述问题形成全面与准确认知，需要广泛收集各历史时期风景建筑的属性信息，在掌握全域特征的基础上，才能厘清风景建筑的历代更迭规律，阐释风景建筑的共性与差异。

地方古文献大量记载了风景建筑的建设背景及属性信息，是掌握其全域特征的重要依据。本文以《广西通志》[9]《临桂县志》[10]为主要数据源，参照相关典籍，建立“桂林风景建筑时空数据库”。同时借助历史环境分析[11]、历史地图转译[12]方法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探究唐至清代桂林风景建筑的营建历程，揭示其营建逻辑及机理。研究将对桂林风景建筑形成创新性认知，为风景建筑的地域性创作提供理论借鉴。

1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范围界定

风景建筑是一种特殊的建筑分类，不同学者各有阐述。齐康教授认为风景建筑一般是指在自然风景区内建造的，为达到观景与点景效果的建造[13]；杜顺宝教授认为风景建筑是位于风景优美地域内的景观建筑，观赏与被观赏集于一身[14]；尚廓先生认为风景建筑多位于自然山水之间，具有点景与观景价值，与山水相比，其体量处于从属地位[15]。这些学者的共识在于：风景建筑的概念需综合营建基址、空间特征及功能价值多方面来定义。基于上述考虑，将桂林风景建筑定义为：依托自然山水资源而营建、具有地方文化特质的景观建筑，在景观构成上，山形水势作为骨架，建筑镶嵌于其间，并兼含点景和观景功能，具体包含亭、台、楼、阁4种建筑形式。

研究时间范围界定于唐、宋、元、明、清五代，由于风景建筑密集形成于这5个时期，样本数据量大、演变过程相对连续，能够更客观、全面呈现其自身发展脉络及演变规律。研究空间范围限定于桂林老城核心区，即以独秀峰为中心，东到七星山、西到西山、北至虞山、南至南溪山(图1)。一方面，该范围与桂林历代城市建设区、文化核心区高度重合；另一方面，该范围与“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所指区域相吻合，拥有得天独厚的山水格局，而历代风景建筑恰密集分布于此。综观，这个范围体现出桂林风景建筑的自然与人文价值。

图1 桂林风景建筑研究空间范围

1.2 研究方法与数据获取

基于对地方古文献的梳理，提取唐至清代共108个桂林风景建筑样本，采集其具体名称与建设时间、主体、位置等信息，建立“桂林风景建筑时空数据库”。《广西通志》《临桂县志》是建立“数据库”的主要史料依托。《广西通志》卷232胜迹略(一)、卷233胜迹略(二)，《临桂县志》卷26胜迹志(二)系统辑录了唐代以来风景建筑的基础信息。《桂林石刻》[16]《粤西诗载》[17]等则是建立“数据库”的有益史料补充。这些典籍收录了历代风景建筑的诗词题刻，其中多是营建主体对其建设动因、过程与目标的记载，对于理解不同时代风景建筑蕴含的建设思想与文化内涵具有典型例证意义。

2 桂林风景建筑形成与发展背景

风景建筑的形成与发展依托于自然本底，同时受政治经济、山水文化等因素影响[18]。桂林风景建筑以自然山水为环境依托，受到政治经济的影响而不断发展，同时吸收地方山水文化特色而丰富自身内涵，故其成为地域自然环境、政治经济、山水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图2)。三者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桂林风景建筑的生成、发展、兴盛与成熟的递变过程。

图2 桂林风景建筑形成与发展背景

桂林独特的自然环境为历代风景建筑建设提供环境支撑。桂林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山水资源甚是丰富，如张鸣凤《桂胜》载：“以山计者，曰独秀、漓、雉、南溪、伏波之类；以川计者，曰漓江、阳江、南溪、弹丸、訾家洲之类。[19]”山水风景极为优美，如柳宗元赞曰“桂州多灵山，发地峭竖，林立四野”。刘克庄以“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一语道出桂林城市山水格局的精髓，历代风景建筑在此格局上展开建设。

政治经济影响历代风景建筑的兴建状况。自秦代，桂林被纳入中央政治版图[20]，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初设始安县。唐代桂林上升为岭西重镇，迎来大批文人入驻，为风景建筑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宋代桂林成为广西首府，政治经济更加繁荣，文人官员高度活跃，风景建筑迎来建设高潮；元代桂林时局动荡，文人受制，风景建筑发展滞缓；明代桂林成为省会、府治、县治所在，政治经济迎来新发展，文人官员再度活跃，为风景建筑复兴创造了机遇；清代政治宽松，经济繁荣，私园营造之风兴起，加之风景建筑建设成熟，其发展趋于平稳。

山水文化为风景建筑的生成与发展奠定思想基础。颜延之开启桂林山水文化先河，桂林山水的“自然美”进入人的审美视域。唐人的山水审美意识走向自觉，引申出“人化自然”的艺术追求，于是在山水间营造建筑以满足“可居可游”的山林之乐。随着风景建筑发展，与之相关的诗文崭露头角并日趋多样化，如《訾家洲亭记》《癸水亭落成记》与《桂林八景诗》，皆是围绕风景建筑所作名篇。反过来，诗文又丰富了风景建筑的审美内涵，并推动其进一步发展。

3 桂林风景建筑营建历程及阶段特征

唐至清代，桂林风景建筑的建设与发展呈现非均衡状态，数量呈现波动性增长(图3)，空间分布伴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图4～7)。基于上述考虑，结合桂林风景建筑的形成与发展背景，将其营建历程划分为成长期、全盛期与成熟期3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分布特征、营建特质、建设目标及发展态势存在异同(表1)，折射出风景建筑的历时性过程。

图3 历代风景建筑营建数量变化曲线(注：数量统计以初次新建为主，复建、修复类不计入)

表1 桂林风景建筑营建历程及阶段特征

图4 唐代风景建筑空间分布

3.1 成长期：萌芽与奠基阶段

唐代是风景建筑从萌芽到成长的时期，演进过程中，其建设目标从军事防御转向风景游赏，分布地点从城内扩至近郊。初唐，李靖出于军事目的始建逍遥楼，而颜真卿为逍遥楼题字，将其推向世人，加之具备“俯视山川”的地利特征，引来文人雅士登临咏赏。如宋之问登逍遥楼观景咏赏，推动逍遥楼成为一处供人欣赏自然之美、满足审美享受的场所。此后唐人基于游赏需求，围绕逍遥楼建东山、拜表、碧浔三亭，组成城中游赏空间，促使风景建筑“风景游赏”的建设目标显现。

图5 宋代风景建筑空间分布

图6 明代风景建筑空间分布

图7 清代风景建筑空间分布

中期以后，唐人产生了选择形胜之地的构园意识和寄托身心的园居意识，影响了风景建筑的营建活动。元和十二年(621年)，裴行立发现訾洲岛乃“群山环绕，漓水萦回”形胜之地，率先在此营建訾家洲亭。如《訾家洲亭记》记述，“御史中丞裴公，观望悠长，棹前之遗……考极相方，乃经工庀材。南为燕亭，北有重轩……昔之所大，蓄于亭内”。訾家洲亭从选址到布局都经过精巧构思，作为山水间的点睛之笔，呈现极高审美价值，柳宗元赞曰：“是亭之胜，甲于天下。”此时风景建筑已呈现“彰显形胜”的营建特质。

唐代寓桂官员在桂林山水间展开第一批风景建筑实践，初步促成其北至叠彩山、南至訾洲岛、西至隐山、东至漓江的分布构架。风景建筑既为桂林山水增添了点景之笔，又为人们的游赏、雅集提供了理想的空间载体。

3.2 全盛期：兴盛与拓展阶段

宋代风景建筑更趋兴盛，分布地点从城内、近郊进一步向四周扩展，风景游赏的建设目标更为凸显。见于《临桂县志》载的宋代亭台楼宇和寺庙，远超唐代十数倍。如程节开辟八角塘建熙春台、知鱼阁、待月楼等；张维疏浚西湖，建瀛洲亭、怀归亭、相清阁；范成大在七星山、伏波山建碧虚亭、癸水亭等。此时风景建筑形成东到七星山、西到西山、北至虞山、南至南溪山的分布构架。随着“平民化”社会到来，风景建筑已不仅仅为满足少数名士之雅趣，也为“与民同赏”[21]。

宋人对形胜之处的认识更深刻与独到，加之其对于景观的经营方式更具艺术性，促使风景建筑“彰显形胜”的特质得以深化。李师中《蒙亭记》：“凡物之蒙，在人亦昧，既有见焉其迹难藏。”提出景观或蒙或显，关键在于人的审美能力。吴及拥有深刻认识、发现景观的能力，发掘“胜绝之处”伏波岩，并在此“景物交会之处”缀以蒙亭，将“天上云气、岸畔秃鹫”等景象纳于一亭，使得自然之美彻底彰显。

元代政治经济发展受阻、文人官员受制，风景建筑营建活动滞缓，其数量、规模未明显扩大，仅在城内少量分布，但建设目标已由风景游赏向社会教化延展。瑞莲亭、奎文阁、南薰亭与马王阁等，景名便体现促文教、彰贤德的意图。围绕这些风景建筑所作文字，尽在渲染“兴文促教”“明贤仁义”的氛围，如吕思诚《瑞莲亭记》、陈孚《马王阁诗》，反映出风景建筑的建设目标已向“社会教化”进行拓展。

3.3 成熟期：复兴与完善阶段

明代风景建筑数量大幅增加，分布更加广泛，城内诸山、湖塘成为建设重心，城郊地区亦有少量建设。靖江王依托独秀峰建有大量风景建筑。其建设行为引来官员纷纷效仿，如朱静庵、傅伦与汪渊分别在城内建可山亭、睿思亭、拱辰亭与宝贤亭等大量亭阁，曹学佺、姚世儒、李真诚等人则在城郊建设少量亭阁，共同与独秀峰上的风景建筑形成呼应。

明代风景建筑延续了唐时期以来的风景游赏功能，同时强调社会教化与明礼重制的建设目标。耿良在宝积山建诸葛亭、姚世儒在虞山建闻韶亭，均为达到“纪念贤哲”教化意图。而傅伦在七星山建怡云亭，则在宣扬“忠君孝亲”的纲常礼教。可见明代官员营建风景建筑更倾向于以建筑为载体将文化义理藏孕于山水之间，反映出“人文与自然有机融合”的营建特质。

清代风景建筑建设成熟，地方官员多致力于修缮与重建，新建建筑趋向缩减，且集中分布于城内与近郊，建设目标逐渐从注重教化、崇尚礼制转向抒情表意。范承勋《大空亭铭》记载，刘仙岩为刘姓道翁仙隐处，岩半隙地可“揽掇云霞，吐纳曦魄”，范承勋构亭其上，强化了“遗世独立”之仙景意象；“大空”景名寓意“唯空乃大，唯大乃全”，既巧妙点明了基址“遗世独立”之特质，又蕴含了主体“超凡脱俗”之向往，反映出文化理念与自然基址的融糅。拟兰亭、通明阁与飞云台等，景名上均体现出营建者追求内心修养与闲情雅趣的营建主旨与诉求。

4 桂林风景建筑营建机理

基于营建历程的梳理后发现，历代风景建筑在吸收桂林的自然与人文特质、注重递进式生成逻辑基础上，呈现出独具特色的营建机理(图8)。经由实践和历史检验，历代营建主体建设风景建筑均充分考虑区域自然与人文要素，尊重了桂林独有的山水基底，呼应了各时期的城市空间结构，并融糅了士人的价值追求。由此折射出风景建筑“基址选择-秩序建构-意境表达”递进式生成逻辑。首先，古人在依循山水环境基础上，用心寻找建设基址；同时结合城市空间结构，确定风景建筑的布局，构建出以建筑为“锚固点”的“山水-建筑-城市”共融秩序；进而加持以文化义理，整体提升风景环境的审美意境。立足于这种内在的生成逻辑，结合桂林风景建筑的地域特征，进一步揭示了依托优越山水的选址智慧、呼应空间结构的秩序建构、基于价值导向的审美意境的营建机理。

图8 桂林风景建筑营建机理

4.1 依托优越山水的选址智慧

由核密度分析图可知(图9)，漓江两岸诸山是风景建筑分布的核心区，折射出其依托优越山水资源的选址特征。漓江是桂林山水的精华与动脉所在，沿岸山体依附漓江，构成“线性串珠”的山水格局，以及“山清、水秀、洞奇、石美”的景观特质，故为风景建筑的理想选址。唐代，集中择址于叠彩山；宋代，除叠彩山外，七星山与伏波山成为建设热点区域，且因漓江游线开发，风景建筑扩散到虞山、漓山、雉山与南溪山，沿漓江呈线性分布特征；明代，独秀峰获藩王青睐而达到建设高峰，叠彩山、七星山热度依旧，构成三山鼎立分布格局；清代，仅独秀峰与七星山建设热度得以持续。经统计，漓江两岸诸山建设频次依次为：七星山17处、叠彩山15处、独秀峰13处、伏波山5处、雉山4处、虞山与南溪山各3处、漓山2处(图10)。

图9 历代风景建筑核密度分析

图10 漓江两岸诸山历代风景建筑营建频次(注：数量统计以初次新建为主，复建、修复类不计入)

七星山、叠彩山与独秀峰拥有45处风景建筑，占漓江两岸诸山建筑总数72%，三山恰好位于城市山水资源最优越的区域，进一步印证风景建筑依托优越山水资源的选址特征。以七星山为例，其地处漓江、小东江与灵剑溪交汇处，因七峰并列、视线极佳，素有“峰骈岫列，高视近野，群山莫与并”之美誉；同时临近城市，交通地理位置优越，便于吸纳城市文化，体现文人诉求而更获青睐。早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就记述了七星山形胜；隋代，因名僧昙迁咏赞而扬名；唐代迎来开发建设，其风景价值显现；宋代又因环城水系形成，而成为泛舟游线的重要一环[22]，之后便如“磁场”一般，吸引历代主体到此展开风景建筑实践。宋代范成大、李翰墨与刘克庄诸人择址于此建了骖鸾亭、博望亭与碧虚亭等8处风景建筑。这些建筑顺势成为文人墨客登临咏赏对象，他们在此留下名作，进一步强化七星山的人文特质。元代，随着八景之一“栖霞真境”提出，其自然与人文价值更加凸显，致使明清时期戴仲、傅伦与浑融等人在此建了拜亭、怡云亭与拟兰亭等多达9处风景建筑。

4.2 呼应空间结构的秩序建构

纵观历代风景建筑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呼应关系发现，营建主体建设风景建筑均考虑了以自然山水为基底的城市架构，同时判断风景建筑之于山水间的合理选址，并将其作为锚固点，结合城市空间结构，强化空间秩序建构。由此形成呼应各时期城市空间结构的风景建筑营建机理，反映不同历史特征下“山水-建筑-城市”共融秩序。

唐代官员营城，以子城为中心确立了“十字形”空间结构，即“叠彩山-胜仙门-漓山”纵轴、“西山-隐山-顺庆门-东江门-七星山”横轴。营建主体在“十字形”空间结构的关键节点营造建筑，进一步强调空间秩序(图11)。元晦于叠彩山建齐云亭，卢匡于城内建碧浔亭，同叠彩山、胜仙门、漓山一脉相连而构成轴线序列；李渤于横轴的关键山体——隐山建庆云亭，西面与西山对峙，东面与顺庆门、东江门、东楼、东山亭串联，并与七星山呼应。营建主体充分发挥了风景建筑的“锚固点”作用，基于轴线营建建筑，加强山水与城市的秩序关联。

图11 唐代风景建筑与城市空间结构的秩序关联(作者改绘自《历史图影中桂林城市景观与建筑》)

宋代保留了唐代子城作为府治所在，并延续了唐时城市轴线，而环城水系的形成，促使城外诸山得到进一步开发，雉山、南溪山、隐山、西山与七星山成为风景建筑的主要载体。雉山清萝阁、南溪山泠然亭、隐山招隐亭、西山超然亭与七星山览翠亭等风景建筑的营建，促使“十字形”结构得以延展与加强(图12)。此外，湘南楼、阳亭、枕流亭与博望亭等围绕轴线而建，更强化了“山水-建筑-城市”的秩序建构。

明代靖江王基于礼制与风水等传统营城思想，依托独秀峰营建王府，独秀峰的核心地位显现，促成新的“十字形”结构，即“虞山-铁封山-叠彩山-独秀峰-靖江王府-漓山-斗鸡山”纵轴，“西山-骝马山-靖江王府-独秀峰-伏波山-屏风山”横轴。靖江王在轴线交汇之处——独秀峰之巅营建玄武阁，对“十字形”结构起到中心锚固作用，稳定了城市山水风景秩序。姚世儒在虞山建闻韶亭，朱静庵与傅伦在叠彩山建可山、睿思、拱辰三亭，同玄武、漓山二阁串联，构成风景建筑序列，该序列同城市纵轴叠合，构建了更为强烈的“山水-建筑-城市”共融秩序(图13)。基于这些营建主体的实践，这一纵轴在历代城市建设中得到进一步保护与强化，其对于桂林城市山水空间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影响了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

图13 明代风景建筑与城市空间结构的秩序关联(作者改绘自《历史图影中桂林城市景观与建筑》)

4.3 基于价值导向的审美意境

文人士大夫营造风景建筑，不止为“景”而“景”[23]，受“立象以尽意”思维影响[24]，特别重视将文化价值理念赋予其中，由此来渲染、提振风景意境。而不同时代主体渲染的意境主题呈现一定时代特征，结合时代审美文化背景，提炼历代风景建筑诗文中出现频次较高的主题关键词，同时考虑典型景名，将桂林风景建筑的意境主题归纳为“自然色彩”“教化色彩”与“文雅色彩”3个层面(表2)。

表2 桂林风景建筑审美意境主题

唐代风景建筑审美意境主要表现为“自然色彩”。唐代来桂官员多为贬谪之士，热衷于在山水间营造风景建筑以寄托身心，其围绕建筑所作文字尽与自然相关，风景建筑染上浓厚的“自然色彩”。裴行立建訾家洲亭，柳宗元《訾家洲亭记》篇中尽是对自然之美的咏赞。庆云亭、夕阳亭与朝阳亭等，景名上便展现出强烈的自然色彩。宋代游赏文化极盛，影响及于风景建筑的意境表达仍重“自然色彩”，但受理学思想影响，“教化色彩”逐渐显现，如蒙亭便含启蒙子民、昭彰世人之意。

元代统治者进一步加强对桂林地区的政治把控，加之山水游赏日趋衰落，风景建筑的“自然色彩”趋于减弱，“教化色彩”日趋显著。明代封建专制高度发展背景下，风景建筑的“教化色彩”更为凸显。明代桂林地区藩王与官员所建风景建筑，无不宣扬礼制与教化意图，风景建筑由此蕴含了浓厚的儒家仁义礼智内涵，譬如怡云亭、诸葛亭、拱辰亭等。

清初延续了明代的教化色彩，中后期因政治氛围逐渐宽松，文化教育繁荣，文人士大夫追求个性解放的意愿强烈，他们建设风景建筑注重传递文与雅的审美体验，影响及于风景建筑呈现出“文雅色彩”。如大空亭、拟兰亭与培风阁等，围绕这些风景建筑所作诗篇，均蕴含并呈现了丰富多样的文雅意境。

5 结语

吴良镛先生认为，保持桂林“山水城市”特色的核心在于处理好城市与山水的关系[25]，桂林风景建筑作为“锚固点”，是反映山水、建筑、城市三者共融关系的绝佳代表。纵观千年历史，风景建筑反映了建筑与山水、城市存在紧密联系，一方面风景建筑依托、顺应自然山水基底营建，与城市空间结构呼应，锚固着城市山水格局的空间秩序；另一方面，风景建筑吸收社会文化不断发展，作为城市中“载道”的文化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地域精神的塑造以及文化内涵的延续。可见风景建筑极大强化并提振了桂林城市山水格局的空间秩序及人文意境。2021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桂林考察时提出，“桂林山水甲天下，一定要保护好桂林山水”。经过实践和历史检验发现，风景建筑对于桂林城市山水格局的保护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梳理上千年风景建筑的营建历程与形成机理，不仅展示了古人之智慧，更为当前桂林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诗意性山水城市提供了历史支撑与理论借鉴。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绘制。

致谢：论文撰写过程中，王荣、凌世君老师在文献史料方面提供了帮助，杨明同学在写作表达方面提供了建议，在此一并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