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立场与组织的再造
——制度转型中刘海粟办学体系（1937—1951）的演化轨迹探查①

商 勇 蒋 丰（南京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历史研究的困境在于，随着研究工具的发达以及材料获取途径的拓宽，我们所知的与历史发展相关的变量太多，受人类认知能力所限，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揭示变量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可能的相互作用，却未必能得出某一个或一组变量与历史轨迹之间必然的因果关系。

刘海粟所活跃的历史舞台，正是中国艺术迈向现代性的特殊历史时空。在这个独一无二的时空内，五四时期所崇尚的宽容、开放和实验意识正是这整个时期的时代精神。而对于至少部分地建立在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承诺基础上的个体的身份而言，这一包容性的革命阶段也容忍相当的流动性、多样性和实验性，而不必为身份转换与变化付出过多的政治代价。然而，个体身份的形成不仅取决于主体的选择，还是历史和社会赐予的结果，一个人极少能摆脱身份选择和赐予的影响。在这样一种渐趋政治化的社会背景下，个体身份在他人眼中日渐定型化，并被适应和陈规化为指定的社会政治范畴，从而使改换身份与解释越发难以奏效。刘海粟一度以声张自身的主体性来对抗这种政治化的身份定型，他身披自己打造的“艺术叛徒”的铠甲，在已然两级化且隔阂日深的政治场域间穿梭。在那个充满裂痕与鲜血的社会中，他用各种维度的“私交”编织出一个足以安放其艺术桃源的社交网络。

网络作为一种资源能否成功地发挥作用，取决于其强度和持久性，而后者离不开大量社会因素的支撑。家族、师生、同乡及社友等关系几乎总是能够极大地加强网络中的联系，而建立在这种具有浓郁乡土文化色彩之社会基础上的网络，通常比那些更高层次的网络来得更强而持久。这些因素也使得这种网络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资源，能适应多种需要且对社会情境的变化作出回应。近代的跨省网络是由县域网络之间的联结所构成，这种联结从地方人情网络中汲取力量，但基层网络联结相比而言显得较弱也更易瓦解。20世纪上半叶，因为革命潮流以及各种政治斗争的存在，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信仰及共赴生死的处境常使政治网络跃迁为最强烈的联系方式。但传统网络依然存在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网络中的师生关系、校友联系和共事关系显得尤为关键，尽管这些联系方式在强度上或稍逊于地方网络。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刘海粟办学体系的建构、演化均与刘海粟个人的社会网络有着深刻的关联，这一点可从上海美专的师资组建以及校董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上窥见端倪。刘海粟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乃至全国文艺界社交网络中的“结构洞”，作为私立学校的上海美专从刘海粟编织的社会网络中吸收能量，同时将能量聚集反射给以他为结点的社交网络。本研究主要将视野聚集于1937—1951年这一激荡年代，尝试运用社会网络这一单一变量来探查制度转型中刘海粟办学体系的变化轨迹。

一、图存

抗战最为艰难的1940年初，刘海粟应印尼侨领范小石所请乘坐“芝巴德”号邮轮到达南洋，赴爪哇、新加坡等地举办画展筹款，以赈济战火中的国民。刘海粟经过短暂的筹备于1940年1月20日在印尼雅加达举办了“中国现代名画筹赈展览会”（图1），展出刘海粟、王济远、朱文侯、吴杏芬等在世92画人作品342件，并陈列吴昌硕、王一亭、康有为等已故12名人参考品54件。展览会举行9天。荷印经济部长及各国领事多前来参观购画，筹得赈款15万元余。

图1 1940年印度雅加达“中国现代名画展览筹赈大会”开幕摄影

关于刘海粟该年避走南洋的说法有很多种，我们综合各类史料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刘海粟与褚民谊在19世纪20年代本有私谊。当褚帮助汪精卫物色各类社会精英为汪伪政权搭班子时，他们找到刘，并邀请其出任教育部长。刘未应允但碍于情面或未当面拒绝。有一点可以肯定，刘并未赴任该伪职。1938年至1939年间，蒋介石屡下锄奸令，一些被谣传已接受伪职的社会精英遭到暗杀。在那样一个信息不畅通的年代，报刊上一篇不负责任的报道足以塑造一个所谓“事实”。刘海粟尽管放不下上海美专但依旧选择逃离上海这个是非之地，一是去寻一方安静的艺术桃源，二是，此时徐悲鸿已旅居新加坡，并在华人美术研究会的协助下举办了轰动一时的抗日救国赈灾画展（1939年3月）。为了尽快摆脱日伪的控制，同时继续进行艺术创作并举办筹赈画展为国出力支持抗战，刘海粟做出了和徐悲鸿相同的选择：避走南洋。需要强调的是，此时的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的身份社会。社会认同中，人们多重身份而不重契约，彼此在内心所做出的“你是谁（某派、某党）的人”的判断，其效力远大于白纸黑字的协约。在巨大的、令人目眩的时代洪流中，个体不得不把其自身的身份问题与社会、国家、民族中的他人的身份问题联系起来。而激剧的情境变迁造成了相当的政治与人身不安全，也使得个人必须面对身份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须建构或重构身份。

1942年2月，刘海粟将在巴城、泗水、陇川、万隆等地举办抗战画展筹赈得款总计不下一千二百余万元，由各地慈善会直接汇寄到贵阳万国红十字会。在致函教育部长陈立夫时，刘海粟陈述了此次南洋筹赈的具体情形：“……画到之处，各界人士皆踊跃赴会，悉心观摩，咸认东方艺术确有其独特之精神、异样之画面、奥妙之表现，以单纯的墨色、简赅的线条，描写自然界的无穷景色，提取精神，极其神似。……此次南来展画，结果实极圆满，不特筹得巨额赈款，于联络邦交、播扬文化、慰劳侨胞，均有深助。”

在刘海粟避走南洋期间，上海美专校长职务由教务主任谢海燕代理。其间，刘海粟与谢海燕之间几乎数日必有书信往来，重要校务实依旧由刘海粟把控。1940年3月5日，校董主席蔡元培在香港逝世，上海美专特意设立蔡孑民先生纪念奖学金。9月，美专奉重庆教育部令试行五年制，设中国画、西洋画、雕塑、图案、音乐五组，停办附设高级艺术科，但考虑到该科各年级学生升学之便利，旧有的三年制专科各组继续招生，直至1942年度第二学期为止。艺术教育科各组及附设艺术师范科仍旧为三年制。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体上海美专师生既要面对日伪的强力胁迫，又要面对濒于绝境的财务情况。上海美专此间暗中与各大学保持联络，积极谋划内迁。但因经费枯涸，交通阻绝，教具搬运亦十分不易，且师生路费更难筹齐，经教务会议数次商讨，决定在上海的校区仍暂开办。另一方面，由谢海燕与倪贻德等率领学生，于1942年春天分批开赴浙江金华，参加国立东南联合大学，成立艺术专修科。1942年5月浙赣陷入战火，东南联大撤往闽北建阳，借国立暨南大学校舍上课。翌年东南联大受战事影响，奉令停办，文理商三学院归并国立暨南大学，艺术专修科及法学院归并国立英士大学，1943年7月艺术专修科复迁浙江战时省会云和，仍由谢海燕兼科主任。是年艺术专修科规模扩大，分设绘画工艺美术二组，由潘天涛、倪贻德分兼主任，艺术专修科成为国立英士大学中师资最强的系科之一（表1）。

表1 抗战期间上海美专迁徙办学情况一览（根据1946年校史整理）

这一阶段上海校区的校务，由训导主任王远勃主持。留在上海的师生始终奉行重庆国民政府的政令，实施地下教育。汪伪政府教育部经常会有所谓例行公文递交到上海校区，王远勃均置之不理。自1942年第一学期起，因上海美专劈分两处，加之战火纷飞，交通困阻，每学期招收的学生不过四五十名而已。在此期间，王济远负责财务，宋寿昌负责教务，叶耀奎负责校务，艰难维持。此间不少来自南洋或沦陷区的学生，多属无家可归者，非但无力缴费，学校还需筹款救济他们。为此学校也曾多方借债或变卖暂不需用的教学设备，坚持到日本投降。

1943年5月，在交通未得恢复的情势下，刘海粟被日本特务用军机押送回国。回上海不久，刘拒绝发表关于时局、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谈话，仅表示将从事个人艺术研究。陈公博以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的名义请客，后又以私人的名义宴请，两次均被刘海粟拒绝。陈继以中日文化协会会长的名义致函刘海粟，称大会公推刘为名誉理事，刘覆“绝对不能担任”六字。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战败仅是时间问题，中国的抗战也由守转攻。在这样的情势下，刘海粟历经迫诱，日以书画自娱，其间曾设法逃离孤岛，但均因日伪监视森严未果。对于自己惨淡经营30年的上海美专，刘海粟依然不相顾问，他知道只要恢复校长身份，旋即便有被拖下水的可能。唯有韬光养晦，苦撑到胜利之日。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刘海粟复职上海美专校长，国立英士大学艺术专修科的教授与学生，也相继返回上海本部。1946年3月，代理校长谢海燕，由重庆返上海，就任副校长职。1946年4月上海美专成立“复兴委员会”，拟订复员计划，调整学制。定养成艺术专门人才之科组为五年制，养成艺术师资人才之科组为三年制，另设教育部委办之二年制劳作专修科，并将三年制艺术教育科改分为绘画、音乐、劳作三组，采主副组制，使得各学彼此有精专。厘定课程标准并采用学分制，在得到教育部认可后于1946年9月试行之。

1949年来临之前，处于历史大变局中的文艺界名家们多对刚刚接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心怀恐惧，为何刘海粟此时会毅然拒绝国民党的邀请留在大陆？一直以来，我们所依据的浮于表面的史料只有朱瑚的一段回忆：南京解放不久，刘海粟突然在不了解对方身份的情况下，主动联系美专学生中共地下党员朱瑚，表达了自己不愿坐国民党专机去台湾，而愿留在大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决心。但我们认为作为艺术界名流的刘海粟，在不清楚中共高层对其态度的情况下，不大可能仅通过联系美专的学生党员来表达自己靠拢中共的政治态度。近年来从刘海粟幺女刘蟾所提供的大量刘海粟私人信札中，我们获得了刘海粟社交网络的众多线索，其中，刘氏所结交的中共要人除了陈独秀外，最为要紧的是抗战时期文化界的领袖人物郭沫若。

自称“艺术叛徒”的刘海粟在20世纪上半叶是不折不扣的“艺术革命家”，他引为同道的两位文化界名人（同时也是更大的网络“结构洞”接点）值得予以关注，一是被称为“文学叛徒”但此后离开大陆去往台湾的胡适之，另一位是才情饱满的诗人同时又是中共秘密党员的郭沫若。我们发现，郭沫若与刘海粟气质更为接近，且刘与郭的数十年的交往更为私密并带有更多的政治因素。

刘海粟与郭沫若相识于1921年，当时郭沫若、郁达夫二人为了开展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返国，在筹办学艺大学时缺少经费，后经泰东书局赵姓老板介绍而与刘海粟结交。刘在南京西路静安寺举办画展为其二人的学艺大学筹措了经费。此后刘海粟与郭沫若的交往更为频繁，且感情日深。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此前在思想上已然亲共的郭沫若投笔从戎。蒋介石欣赏郭的才干，欲将其培养成可信赖倚重的“笔杆子”幕僚。不久郭被蒋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派往南昌主持政治部在总司令部行营的工作。然郭沫若在政治上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在蒋介石发动“四·—二”政变之前的十几天，即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写下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公开与蒋决裂。

此时，蒋的亲信杨虎受蒋指派，进入上海与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上海帮会的头目建立联系，并利用帮会势力逮捕杀害大批共产党人。郭沫若在政治部的十几名下属刚抵达上海便立即被杨虎当局扣留。为此，郭沫若于4月11日紧急致函刘海粟（图2），请其设法保释。

图2 郭沫若为保释下属致刘海粟的信

海粟老哥：

我们好久不见面了，今天看到这信，一定很惊异。我求你的是请你做保人，将政治部在上海被扣留人员保出。被扣留者本十九人，前方已见具保，有八人已先后恢复自由。惟尚有八人因在沪乏亲故，以致尚未出。此八人者为许幸之（此人系你的学生）、孙鸿荣、范少圃、周毓英、陈文钊、张尚武、熊玉书、汤用彪。务望设法，或由兄出名、或另托沪上友人具保，使他们早日免掉缧绁之苦，则不啻感同身受也。祝你这个叛徒愈朝“叛”的一方面走！

弟：郭沫若 上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 汉口

刘海粟在收到郭沫若信函后，当即联系帮会人物徐朗西出面做保。最终大部分被拘人员被营救出狱。但上海美专毕业生许幸之是八人当中与郭沫若关系至为密切的干将，因有“通共”之嫌未被释放。此后刘海粟也被杨虎当局通缉，直至6月赴日本后，将许幸之被捕之事转告故旧东京美校校长正木直彦，由正木致函杨虎当局作保，许幸之于7月中下旬方得获释。1927年8月，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随后在起义部队南下至瑞金途中，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与贺龙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的20多年中，郭一直以中共秘密党员的身份开展党的工作。

1927年“四·一二”政变期间的郭刘之交，已非单纯的私交，而是刘海粟利用自己在上海帮会中的人脉，帮助共产党早期组织保存了新生力量，以至刘自己也因此一度身陷囹圄，远走异国。尽管刘海粟在上海的社交网络中属于可以嫁接各类网络的“结构洞”接点，但他此时仅将此视为拯救美专学生的行为而不染任何政治色彩，这也是他一直保持自身作为“连接点”活性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共产党一向对关键阶段给予党帮助的人士更为信任和倚重，这或是郭沫若此后一直未中断与刘海粟交往的缘故。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郭沫若在金祖同和钱瘦铁的帮助下，秘密乘坐加拿大邮船“皇后号”抵达上海。郁达夫、刘海粟和倪贻德等人来到码头迎接。8月4日，刘海粟宴请郭沫若。8月13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淞沪会战”，上海再度成为战场。9月10日，郭沫若因为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筹办收容所一事给刘海粟写信（图3）。

图3 郭沫若为筹办收容所致刘海粟的信

海粟吾兄：

文化界救亡协会将办收容所，闻美舍（专）校舍将出租，拟请兄台惠假。兹特介绍胡子婴女士前来，望与接洽是幸。专此即颂：

刻安！

郭沫若（一九三七年）九、十。

随着1937年11月上海失守，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随之消亡，郭沫若与刘海粟自此各以自己的方式投身于救亡图存的艰苦岁月。1938年，在中共党中央的指示下，郭沫若受命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又主持文化工作委员会，从事抗战文化的组织领导和宣传工作，遂成为抗战文化统一战线的领军人物。

二、解放

刘蟾曾在回忆文章写道：“……除了字画，在‘文革’中遭殃的还有大量的书信。爸爸那时结交了不少知识分子和文坛名流，像蔡元培、康有为、徐志摩等，都经常和爸爸有书信往来。……于是红卫兵就来抄家，那些珍贵的书信就被一麻袋一麻袋地运走了。”出生于1949年的刘蟾未提到郭沫若，实际上直至1952年郭刘之间依旧有频繁通信。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批被红卫兵掳走的信件中，依旧有不少郭沫若的信件，而其中必然蕴藏着关键的历史信息。

目前有关刘海粟1949年拒绝国民党邀请执意留在大陆的史料里最为直接的是朱瑚的回忆文章。这段文字是当事人朱瑚的亲身经历，为如实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我们将这段文字照录如下：

“1949年3月解放大军胜利，打过长江，江南大部分解放。但上海的形势越来越恐怖，国民党作垂死挣扎，到处捕人，并想尽办法，软硬兼施，逼迫知名人士离开上海去台湾。有一天下午我在刘狮教授画室画油画，一位传达室人员进来叫我，说刘校长要我到他家有事商量。我很奇怪，平时刘校长很少约学生去他家，我不得其解。我向刘狮请了假，即去复兴中路刘校长的住处。一进门走廊两边摆满石雕，陶器艺术品，进入客厅，正中壁炉上方摆着刘校长在巴黎参加沙龙得奖的油画《巴黎圣母院》，旁边有他在留法时临摹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作品，还有一幅临摹19世纪德拉克拉瓦的油画《旦丁和维吉尔》，特别引人注意。靠里间窗口挂着校长以凡·高、塞尚等手法画的油画，整个房间充满浓浓的艺术气氛。刘师母夏伊乔夫人招待我坐下，并轻轻地说：‘校长有事和你商量，接好电话就下来。’少顷，刘校长来到客厅，同我握手并示意叫我坐近些，开始叙谈。他先谈些形势发展的趋势和学校开展的进步活动情况等，接着静静思考了一些时间后，很严肃地说：‘今天请你来有一件重要的事和你商量，因为你是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之一，和你谈比较适合，前天我接到上海当局有关部门给我的通知，国民党派专机在虹桥机场，要我和梅兰芳、虹桥疗养院钱院长在一星期内坐专机去台湾，事情很急，我想你是进步的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之一，肯定有一定的背景，所以请教你，我目前的处境你们那边怎样看待？’他指的‘你们那边’的弦外之音是指中共地下党。这就难住我了，按地下党的纪律是不能暴露身份的，另一方面我也高兴和佩服他能在这样严峻的白色恐怖下，告诉我这样敏感的问题，这是要冒一定风险的。考虑再三，我认为他能直接告诉我这样冒险的问题，我处理这个问题就有余地了，我就问：‘梅兰芳有否答应去？’校长答：‘梅兰芳不愿去。’我即问：‘您怎样打算？’他态度非常坚定地说：‘国民党已彻底完蛋了，我恨透了，没有一点幻想，共产党应该得天下了，我不去台湾。’但我仍回避自己的身份，表示我设法通过其他渠道打听一下再来告诉他。我不便久留，离开刘府即刻坐车去北四川路四川里（我们地下党支部秘密活动点），通过暗号，约见了地下党支部书记华爱丽（解放后改华爱群，去武汉歌剧院工作）、区委领导人毛金丰（解放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前几年去世），按当时地下党的组织原则是单线联系，党员间不发生横的关系，所以我找到美专地下党支部书记和区委单线的领导人，三人开会，我把刘校长的事告诉了他们。他们非常高兴，立即向市委禀报，当时大专院校的地下党领导人是吴学谦、乔石、朱良等。第三天我接到通知仍到秘密点见面，毛金丰同志转达市委意见，一，刘校长是国内外闻名的艺术大师，今天能主动留下迎解放，在文艺界起着很大影响，我们党热忱欢迎大师选择正确的道路——走向革命的道路；二，解放形势发展很快，但国民党还会做困兽斗，以防万一，希望刘校长即日起离开住处，选一个较为安全地方躲避一下；三，待选到安全地，把详细地点告诉我们，我们会派人去保护刘校长。得到指示后，我立即去刘府，进门仍碰到刘师母，刘校长在画室作画。校长马上下来坐定后我兴奋地转告党的意见，校长连说：‘我没有看错人，你果真是地下党员，共产党欢迎我留下来，并表示保护我，我万分荣幸和无比高兴，是我人生一大幸事。至于安全问题，我有很好的社会关系，请你们放心，我会安排好的。我即日起就离开住处，我会设法同你们联系。’时间已近傍晚，校长夫妇一定留我吃便饭，在欢快的气氛中，我和刘校长吃了这餐难得的晚饭。”

从这段文字中可见：1.刘海粟很少约学生去家里；2.朱瑚从未暴露自己的地下党身份；3.刘海粟言明自己有很好的社会关系，会做好安排。由此我们推论：刘海粟突然与平时并无交往的朱瑚接洽应是受到来自中共高层的指示。在我们对刘蟾的访谈中，她明确表示：父亲确实说过，中共曾通过上海的地下党传话：周恩来希望父亲留下来。1985年4月，邓颖超在家中接待了刘海粟夫妇，他们的交谈基本佐证了这一历史事实。由此可见，刘海粟在得到中共高层的口信后才按照组织要求邀请朱瑚来家面谈。在那样白色恐怖的年代，刘海粟不可能轻信任何陌生人的承诺，带来高层口信的地下党除非同时带来刘海粟某挚友的书信。这封信只能是郭沫若的手迹，唯有郭的级别和身份可做这样的政治担保。

解放前夕可谓黎明前的黑暗，刘海粟在高压下对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多加保护，且在关键时刻总会对党组织施以援手，这一点与其早年的行为一致。但在1949年之前，中共最高层对刘并不熟悉也是事实，在那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郭沫若这个昔日挚友，在刘海粟通往一个更为陌生的社会网络上，起到至关重要的嫁接作用。

为了和国民党争夺上海美专这块重要的文艺宣传阵地，早在1948年初，在上级的指示下，中共在上海美专的党小组得以重建，负责人为夏子颐。一年后，上海美专已发展有十五名以上中共党员。

需要强调的是，上海美专的红色传统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如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中国美术界中共党员韩乐然（韩光宇）便是1923年在上海美专学习时加入的中共。刘海粟长期以来对中共地下党多有支持，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一方面因他是纯粹的艺术家，在政治上并无明确立场，但却有强烈的爱国心；另一方面，五四之后成立的共产党是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者，主张艺术革命的刘海粟对其具有天然的同情。

上海解放前夕，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与国民党特务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六·五”流血惨案的发生是斗争白日化、炽热化的集中体现。

自1947年以来，一批国民党特务学生混进上海美专，唆使学生们形成两大阵营。特务分子不断挑起事端，经常在校内行凶打人、写恐吓信。他们一边迫害进步学生，一边胁迫中间派学生离校，学校一度无法上课。1948年6月5日，上海全市大、中学生120个学生团体决定于当天下午在外滩集合，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示威游行，美专同学为此制作了大量漫画、传单、旗帜、标语。活动尚未开始前，突从校外闯进20余名手执武器或皮鞭的特务，一路鸣枪，气势汹汹冲进食堂和男生宿舍，殴打学生自治会骨干，随后又往女生宿舍冲。林野、吴树之等七位同学因冲出去保护女生而被打得遍体鳞伤。特务们随后把受伤学生押进上海提篮桥“警察医院”禁闭起来。地下党负责人夏子颐和施达德迅即起草《上海美专“六五”流血惨案真相——敬告师长、家长、校长、同学控诉书》大量印发，为拯救同学广造舆论。

“美专惨案”发生后，刘海粟在第一时间去医院探视学生并秘密力邀大律师史良为学生辩护。经多方努力，六名被捕学生被宣布无罪，释放后皆奔赴前线参加了游击队。此后，刘海粟决然开除了暗藏校内的特务学生头目李汉文，强制他离开学校。此事招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领导方治的约见，方勒逼刘收回成命，刘态度坚决，严词拒绝：“这是我们学校内部的事，与党部无关。”在此情况下，美专中共地下党组织得以夺回学生会的领导权。

1949年5月，解放前的上海，社会状态十分混乱，国民党要员和残兵纷纷逃往台湾，金圆券几十倍的贬值，粮食被抢购一空。国民党下令学校停课，学生离校，不可再搞活动。当时上海各大高校正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而美专地下党为了迎接解放，针锋相对提出“留校、护校、应变”之方针，近百名进步学生留在学校护校。不少学生失去家中接济无钱交膳费，护校的美专地下党和进步学生陷入没有饭吃的窘境。据学生自治会副主席、膳委会主席陈国英（后改名陈秋辉）回忆，地下党交代她的任务是“克服困难不能停伙”。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陈国英向组织告急，同时把情况向刘海粟校长汇报。刘海粟当即从自己的藏品中取出几幅古画去变卖，画款经学生自治会主席地下党员扈才干转交陈国英。陈国英在多年后回忆（图4）此事时认为：“这与刘校长卖画相助是分不开的。但那时刘校长未必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何为“这件事的重要性？”我们认为此事决定了党组织此后对待刘海粟及其办学体系的友好态度，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中，一个微妙的举动往往决定了行为主体的命运走向。

图4 陈秋辉（陈国英）《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刘校长对美专运动的支持》回忆录（1989年12月3日）

当上海美专的中共地下党员按支部和市委的决定，制作巨幅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画像时，刘海粟指示总务处，全部制作费用由学校支出。刘海粟同时还参与和指导制作了大量的宣传解放、宣传解放军进城政策的版画、连环画、漫画等，供各大专院校使用（图 5）。

图5 上海美专学生根据照片用版画印制的毛泽东像和朱德像，装置在电车前部（1949年，Harrison Forman拍摄）

上海解放前夕，美专留校学生利用夜间，集中在教室里画了300多张漫画，西画系同学画得最多。陈国英还起草了大量传单，拿到大众文化服务社印刷。为的是在上海解放时拿到街头去欢迎解放军，并向居民宣传解放军的政策。

1949年5月25日，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刘海粟和上海美专的学生拥抱在一起，全校欢腾一片”。上海美专是第一个上街的有组织的宣传队。当时为迎接解放，上海美专地下党拿出从宝大祥募捐来的一大张白布，请工友赶紧钉画框，邀请写实功底扎实，曾长期从事电影海报绘制的青年教师马承镳绘制巨幅毛泽东像。一位女学生（可能是陈国英）拿来《西行漫记》中的一张木刻插图，问马承镳能否转画成油画。“我一看可以，当下就用钢皮尺把这个比例量好了，用木炭勾了轮廓，油画颜料也不多，干得也慢，就再找来些油漆，调好了颜色一道上去，把那个木刻像变成了一个油画像。”马承镳老师不顾生命危险，将三四米的巨幅毛主席像画好后，分成若干小块，分散保存，于上海解放的第一天，即5月27日早上拿到学校，恢复原样后大家一起将布绷上画框钉在木架上，由美专学生会男干部抬上卢湾区华商电车公司的大卡车。当巨幅画像张挂到大世界门口时引起轰动，老百姓都跑来围观，“要看看毛主席是什么样的”。据说这是上海美专创作的也是上海地区最早表现人民领袖题材的美术作品。在上海街头“全民迎解放”的大场面游行活动中，上海美专的队伍总是走在大队伍的前面，“形象影响很大”，这让刘海粟“感到非常欣慰”。

三、改造

1949年5月27日，就在上海美专学生绘制巨幅领袖像巡游上海街头之时，上海市军管会正式成立，中共中央任命陈毅、夏衍、钱俊瑞、范长江、戴白韬、恽逸群、唐守愚、李昌、郑森禹为文管会委员，陈毅兼文管会主任，夏衍、钱俊瑞、范长江、戴白韬任文管会副主任，赵行志任文管会秘书主任。当夏衍等人在北平奉命南下接管上海前，周恩来特地关照他们说：“（你们开展工作）一是总的方针一定要严格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办事。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学会我们不懂的事情，对文化教育等等方面，上海是半壁江山，那里有许许多多学者专家，还有许许多多全国闻名的艺术家、名演员，所以要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你们到了上海之后，一定要一一登门拜访，千万不要随便叫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三是对一切接管机关，必须先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等大局稳定下来之后，再提改组和改造的问题……在上海的地下党同志和进步民主人士……要以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个人恩怨，总的一句话是要团结，要安定。”1949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时，曾张贴布告（图6），约法八章，详细说明了接管后将要进行的工作，希望各界人民予以协助。其中第四条与文化事业相关，内容为：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构、体育场所，及其他一切公益事业，凡在这些机关供职的人员，均望照常供职，人民解放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

图6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时张贴的布告（1949年，Harrison Forman拍摄）

上海公私立中高等教育机构，由上海市军管会文管会高等教育处负责接管，高教处根据上海中共地下组织提供的情报，经反复酝酿，制定出细致的工作计划。该计划将上海各公私立中高等教育机构，分为“公立学校、教会学校、国民党人或与之有关人员所办的学校、私人或商业性学校、基本情况尚不明的学校”五大类。上海美专属于“私人或商业性学校”，上海市军管会高教处此时并未向上海美专派出“接洽管理之人员”，在这一节点上，上海美专因其“私立”与“艺术”身份，在接管任务极为繁重的高教处眼中或是无关紧要的存在，美专在巨大的历史洪流中被边缘化似乎在所难免。

在上海美专近四十年的办学历程中，其学校虽小，但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处于舆论的中心。在上海解放当日，上海美专部分教职员已迅速、积极地行动起来，召开了上海美专教职员暨校友代表、学生代表谈话会，“讨论学校工作应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在上海解放次日，成立了上海人民艺术教育协会筹委会。

1949年5月31日，在上海美专会议室召开了“上海人民艺术教育协会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徐京、程懋筠、陈正平、邓尔敬、汪培元、王挺琦、徐心芹、陈影梅、于东原、马承镳、姜炳伦、李炎、周锡保、冉熙（王挺琦代）、徐风、方干民、沈汝麟、陆丹林、傅伯良、汪声远出席会议。刘海粟并未出席该会议，档案显示是由徐心芹代表之。王挺琦作为会议临时主席发言：“我们组织这个协会的动机，具体地说是为适合这一时代的需要。我们知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是新文化的最高准绳，在这准绳之下，艺术也不例外：艺术不再是贵族阶级的玩物，不再是帮闲的产品，她是属于人民的，随着新文化普遍发展，她将是永属于人民的，为人民所有，为人民所享。”

1949年6月4日，“上海人民艺术教育协会成立大会”在上海美专召开，会上，讨论调整了上海人民艺术教育协会的组织系统，修订了《上海人民艺术教育协会缘起》的两处条文和《上海人民艺术教育协会章程》的第四、五两章内容，推选汪声远为主任委员，方干民为副主任委员等。

刘海粟未再出现在“上海人民艺术教育协会成立大会”的成员名单中，他从一开始就尽力回避参与该群众组织的筹建。此类自发组织美术社团的现象在此前本属司空见惯，但刚接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实对此类组团行为另有自己的看法。上海市军管会文管会文艺处美术室的一份档案，呈现了当时的有团结亦有斗争的情势：“上海解放后，当时美术界中一辈投机人物，均利用旧有的落后美术团体统一组织，表示自己的号召力，意思是我有这么多的群众，你共产党肯出多少价钱，借此巩固其旧有的社会地位，进而取得一定的政治待遇。——代表人物×××。以同样手段借此想造成其个人的政治社会地位的——代表人物×××。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对策是一方面积极支持与促成美、木、漫三个团体合并称为上海美术运动中的群众核心组织——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当时全国美协尚未成立），另方面对于这种投机人物的组织采取不支持而观察动静的方针，群众看见我们‘一面倒’之后，终于迫使建立这些人物的好梦破碎。”从这份档案中可看出，美专教师自发组织所谓“上海人民艺术教育协会”，被党组织定性为投机行为，其政治目的是为了“巩固其旧有的社会地位，进而取得一定的政治待遇”。以刘海粟的身份地位，自然更清楚党的政策，这或是他一直没有参与该组织的原因。此时，刘海粟昔日的弟子沈之瑜（茹茄）已到任上海市军管会文管会文艺处美术室主任，沈之瑜总在第一时间将党的政策和态度立场传达给刘海粟。这种大转型时期的信息差事实上造成各类人物此后各个不同的政治命运（图7、图8）。

图7 1948年刘海粟校长等率师生在杭州写生时摄于保俶塔前，刘海粟左侧为夫人夏伊乔，右侧为刘狮（南艺综合档案室）

图8 上海美专1949年度第二学期毕业摄影

1949年6月10日，刘海粟与朱瑚一同出席了在青年会大厦召开的私立中等学校教职员座谈会。会后，刘海粟请朱瑚向军管会文管会文艺处表达他的爱国之心：

“今天的报告我感触很深，启迪很大，我们迎来了崭新的时代，民主的新社会我们有了英明的共产党，我们国家一定能兴旺发达。我幸逢其时。我要把奋斗一生的事业——中国第一所现代美术学府献给国家，包括珍贵的图书资料、大批在国外购置的石膏像等；其次，我将自己收藏的古今名画和我所作油画，中国画等几百件，无条件捐献给国家。”

解放初，根据中共中央“慎重、缓进”“解放服从接管”的要求，上海市军管会确定了“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十六字总方针，将文教接管作为接管上海的第二个工作重点。为落实保护文教机构政策，华东局决定改变以往文教接管的领导、组织和工作方式，尤其在接管学校方面，决定“无论公私立学校均不派军事代表接收，只由文化接管委员会派人去召开职员与学生大会，宣布我们的态度与新的教育方针，并与他们共同研究继续办学的方法”。

1949年6月，按照上海市军管会文管会要求复课后的美专已开始面向业余美术爱好者的工人夜校和绘画学习班。1949年7月下旬上海市军管会高教处在召开的私校校长负责人会议上明确私校办学应遵守的“三点原则”为：1.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取消（国民党）党义、公民等反动课程，停止反人民宣传，教会学校不得以宗教课程为必修课；2.实行民主管理，组织成立校务委员会；3.经济公开。

但在执行过程中，“阻力较大，斗争也较尖锐，有的私立大学校长把学校当作营利工具，不甘心放弃私人家族对学校的控制；有的校长刚愎自用，缺少民主作风，校务委员会要由他指定，安插亲信”。

8月4日召开的上海美专全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校务委员会十三人名单，没有获得高教处批准。高教处9月23日核定批准的上海美专校务委员会名单，分别为：刘海粟（主任委员兼校长）、谢海燕、宋寿昌、程懋筠、姜丹书、汪培元、扈才干、何无奇、方干民、汪声远、洪青。美专推荐的当选委员冉熙和徐心芹等被高教处从名单中剔除。冉熙原为训导主任或因其弹压过进步学生的运动，而徐心芹曾任国民党军队上校。这份名单中，增加了学生会主席何无奇和学生会副主席、中共地下党员扈才干。“革命”和“进步”者人数超过二分之一，符合此时新政权建立党外组织“党员及可靠左翼分子略为超过二分之一”的要求。美专的一切事务基本由中共党员和“进步”的教师、学生、职员工友代表所控制。

1949年暑假期间，上海美专组织大部分教职员参加上海高教联主席团主办的大专学校教职员暑期讲习会。暑期讲习会请华东局和上海市党政负责人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国内形势”“国际形势”“文教政策”“知识分子问题”“新人生观”六个主题的系统讲授，目的是“使刚刚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新的社会制度，了解形势与政策”。强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注重进行思想总结，“来一次思想的清算运动”。

1949年下学期，上海美专教学方面，增设了政治、艺术理论、社会科学、版画等课程，并依据“提高质量，减少数量”的原则，合并科组，精简了原有课程，将原有中国画与西画两科合并为绘画科，课时从每周一百二十二小时减为九十小时。由于当时文管会高等教育处“把思想改造作为目前的中心工作”，要求所有高校开设政治课，导致政治课教员、教材短缺，私立院校这方面问题的解决比公立院校较晚。政治课设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和政治经济学三门，到11月中旬还没有配备专职的政治教员，于是美专聘请沈之瑜来校讲党对文艺问题的看法。此间，沈之瑜到上海美专讲授“学习毛主席《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心得”。沈之瑜发表《论“国画”的改造道路》一文后，刘海粟积极动员师生参加沈之瑜该文的报告会并参与热烈讨论。

1949年下学期末，上海美专初步建立起教学政治的雏形，“纠正了同学过去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但由于“政治课学习分量稍少，课外没有空参考政治书籍，所以上课很少提出问题。政治教授是兼任职，本身职务很忙，因此没有充分时间照顾课外活动。没有政治助教，政治教授了解学生动态，除与积极分子个别接触外，主要是通过学习小组和小组长，借以反映群众思想水平和及时讲授的意见”。

1950年度第一学期，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要求各大专院校五年制一、二年级，应增加“社会科学基本知识”与“中国革命问题”两门课，上海美专因为只有政治教授一人，请求教育部加派政治教员或助教一人又“不能成为事实”，而暂缓了这两门课的开设。1950年度第二学期，华东教育部加大管控大专院校政治教学的力度，频繁发出通知、文件，从政治课开设、教学内容和方法到政治课教学总结都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9月份，华东教育部发来“要求新设政治讲座”的通知并转告教授“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的政治课教授与助教，“为了解学生思想情况与政治教学进展情况，……特规定务必按期写作（两种书面报告）”：教学情况报告每月两份，单元总结一周一次。

1950年3月11日，中央宣传部向华东局发出《关于私立学校接管、补助、合并的指示》：“……在目前财力人力条件下，对于大中学校，除极反动者外、一般不要接管或停办，这样徒然增加政府负担与学生失学。对一部分经费支出，难以维持的私立学校，目前应以酌予补助，加强政治和业务上的领导为主，以并入公立学校和几个学校合办为次要办法。根据北京经验，合并和合办都有许多困难，必须经过充分的酝酿与准备。只有对个别太坏的学校（一般学店性质的学校不在内）才能令其停办，但对其学生必须妥为安置转学。”在此特定形势下，1950-1951年间，全国大量私立学校因改制原因或经费原因多数停办或撤销。上海美专在刘海粟数十年的苦心经营中，本已积累了庞大资产，除不断扩大的校产之外，还在江湾附近储备了近200亩地。1949年改制以后，上海美专的大部分资产上交政府，此时也同样出现经费困难的情形。1951年上半年，经多次申请，上海美专获得了华东教育部批给的两笔不小的补助。

1950年发生了一件全国性的重要事件，即对电影《武训传》的大批判。该事件虽与上海美专无直接关联却亦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电影《武训传》讲了一个清道光年间乞丐武训为穷孩子们读书识字终身艰苦兴学但“劳而无功”的悲剧。早在1945年12月，郭沫若在重庆举行的武训诞辰107年纪念大会上发言时，曾对武训作过高的评价。郭在1950年8月仍表达了对武训的敬意：“……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著名导演孙瑜在电影开拍前也曾在全国文代会的间隙征求周恩来的意见，百忙中的周恩来略微思索后对孙瑜说：“武训年老时一共办成了三个‘义学’，但后来这些义学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他同时建议孙瑜到实地走访调查。在《武训传》剧本修改后决定重拍前夕的1950年1月4日晚，私立上海昆仑电影公司编导会请夏衍、于伶和陆万美等上海军管会文艺界的领导讨论电影脚本。在讨论会上，夏衍表达了不同意见：“武训不足为训。”1950年初，电影开拍，武训的扮演者是上海美专1935届毕业生著名影星赵丹。电影公映后一度好评如潮。从某一角度看，电影《武训传》大受欢迎也充分显示出当时知识界价值观混乱的现象。至1950年7月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在审改《武训历史调查记》时，给武训定了性：“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紧随其后的是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大批曾为武训唱赞歌的党内知识分子展开了及时的自我批评。以郭沫若为例，他赶忙发表文章，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有决心改掉“没有经过仔细的研究随便发言，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随便替人题辞题字”的“不负责任的小资产阶级的老毛病”。

1951年9月，周恩来在京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他以自己思想改造的亲身体验，阐释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改造和怎样改造，明确要求知识分子通过改造逐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这场知识界的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所做出的建立文化话语权和进行文化思想改造的首次努力。1950-1951年间的大批判为一年后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图9）奠定了政治改革和思想改造的基础。

图9 《大公报》刊《适应国家需要提高教学效果，华东高等学校院系适当调整》（1951年11月16日）

刘海粟如何看待电影《武训传》及其后一系列批判文章？我们目前尚未找到值得关注的历史文献。但在此后不久，刘海粟确与上海美专的十四名教师参加了华东文艺界的整风运动，接着又参加了华东高教思想改造运动和上海市文艺界整风运动。在校内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他多次在全校性的“澡盆”中“洗澡”，并作了多次个人检查和自我批评。

一年后，上海美专与苏州美专这两所私立美术专科学校与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而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

四、结论

我们认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艺术的演化在所谓现代性的五张面孔上均有所体现：1.科学主义：体现为理性写实的艺术研究态度；2.工具理性：体现为艺术服务于政治或工商业；3.民族主义：体现为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成为创作主题；4.主体意识：体现为艺术家及艺术学科的主体性逐步彰显；5.工业化：体现为艺术对工业文明的颂扬。刘海粟的艺术思想及其办学体系的现代性演化主要体现在主体意识和民族主义这两方面。在激荡的历史洪流中，刘海粟的艺术观念并未发生过根本的改变，但也随着情势的发展而有所取舍和再造。同时，我们注意到刘海粟的立场确在历史转型中悄然发生转变。就其将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办学体系无偿献给国家，并主动接受思想改造和组织调整而言，刘海粟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制度大转型中基本完成了从家族立场向国家立场和人民立场的转变。但同时必须看到，刘海粟从未放弃其艺术立场或学术立场。换言之，他一直未放弃艺术家及艺术学科的主体性，同时他也是一个情感饱满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者。

此外，刘海粟的办学体系将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进行了整合。如在素描教学上，上海美专一向主张科学严谨的造型教学方法。刘海粟在以校长身份对上海美专历任教师进行点评时，一度对被学生戏称“老石膏”的陈振铎老师的素描教学赞赏有加，认为“他教素描，学生进步很快”。但刘最为推崇的是关良的教学及创作：“关先生，……称得上常教常新，其特点：一是中西画理论并重，以中涵西，结合具体描绘对象和技法，一步教到位，打好根基。二是极少引用古人和西方大师的原话，都一一经过自己的融会贯通，用平易的语言让学生听懂。（在创作上）他的画是写出来的，中锋沉着厚重，线条吸收了汉魏木简的涩味，拙辣又有原始美，带点童趣。行书写得质实，吃纸深，似漫不经心，实则与画风步调一致，……老中藏嫩，熟后回生，刊落机巧，有气度。”毋庸置疑，关良的追求正是刘海粟自己的毕生追求，其艺术理想中所包蕴的内核是艺术的主体性、学术的主体性以及中国文化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