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夏的区域分野与地理形势

□杨 浣 马小斌

古人云“天下之形势，视乎山川，山川之绝络，关乎都邑”［1］凡例。西夏存立之所以持久，山川形势构成的地理条件至关重要。过去30年来，学者们分别从地形地貌、气候生态、地缘环境、经济军事等角度对此问题作出了许多阐述①。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从文献记载和传统认知两个方面对西夏的区位优势及其资源禀赋展开进一步讨论，不当之处，尚乞方家指教。

《读史方舆纪要》记载：

自蜀江东下，黄河南注，而天下大势，分为南北，故河北、江南，为天下制胜之地。而挈南北之轻重者，又在川、陕。夫江南所恃以为固者，长江也，而四川据长江上游，下临吴、楚，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河北所恃以为固者，黄河也，而陕西据黄河上游，下临赵、代，其势足以夺黄河之险。是川、陕二地，常制南北之命也。［1］2502

西夏“初有夏、绥、银、宥、灵、盐等州，其后遂取武威、张掖、酒泉、燉煌郡地”［2］2876。其境“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延袤万里”［1］320，略当今宁夏大部、甘肃西部、陕西北部与内蒙古、青海部分地区。其地坐拥陕北，尽收河西，关中之势三有其一焉。疆域地形狭长，东西倍于南北，地势高亢，坐西北而望东南。东部为沟壑纵横的陕北高原，以横山为屏障；南部为丘陵延绵的陇东高原，以六盘山为藩篱；西部为绿洲串连的河西走廊，以祁连山为梁脊；北部为富甲天下的河套平原，以阴山为限隔。贺兰山犹如一块蓝色宝石镶嵌中间。［3］21其“土宜三种，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坚腴，水清冽，风气广莫，民俗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2］2877，“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兴灵则有古渠曰唐来，曰汉源，皆支引黄河。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4］14028。其“地多带山，马能走险，翰海弥远，水泉不生，王旅欲征，军需不给。穷讨则遁匿，退保则袭追，以追扰为困人之谋，以迟久为匿财之计。元昊恃此艰险，得以猖狂”［5］2926。

所以，西夏“土境虽小，能以富强，地势然也”［2］2877。“其奠都兴庆，依贺兰屏障为险，靠黄河天堑为阻，居高临下，俯瞰东南，有席卷关中之势；拥海子盐池之富，抱蒲柳畜牧之饶，天险地利，可战可守，王霸业之所资也。”［6］130地理形势与西夏长久存立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文献记载中的西夏地理区域分野

文献所述西夏地理分区略有四说，分别是“河之内外”“京畿边中”“左右厢（经略司）”及“五种地相”等。其中，第一种说法来自中原，其他三种说法都是西夏人的观点。

（一）河之内外说

河之内外说来源于中原王朝治理黄河流域的区位观念，即河南、河北（外）、河东、河西等。《宋史·夏国传》记载：

夏之国境，方二万余里……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灵、曰洪、曰宥、曰银、曰夏、曰石、曰盐、曰南威、曰会。河西之州九：曰兴、曰定、曰怀、曰永、曰凉、曰甘、曰肃、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宁、曰乐、曰廓、曰积石。［4］14028

所谓的“河南之州”，又称“河南地”，原本为匈奴之故壤，后为秦始皇所并。学界主流意见认为其最初的地理范围是“秦始皇狄道—枹罕段长城以北，秦昭襄王长城以西、以北，阴山下黄河以南，赵国九原郡以西，西面直抵黄河这一广阔地区。在秦始皇夺取‘河南地’之后，其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黄河‘几’字形内的所有地区”［7］48-54。这一地域概念与明代所谓“河套”大体相当。《明史》载：

河套者，周朔方、秦河南地，土沃，丰水草。东距山西偏头关，西距宁夏，可二千里。三面阻河，北拊榆林之背。［8］4571

《明史纪事本末》亦云：

河套周围三面阻黄河，土肥饶，可耕桑。密迩陕西榆林堡，东至山西偏头关，西至宁夏镇，东西可二千里；南至边墙，北至黄河，远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9］887

北宋时期，西夏所据河南之地前后不同。景德初年，西夏赵德明请命于朝，曹玮言“继迁擅河南地二十年，边不解甲，使中国西顾而忧。今方其国危子弱，不即擒灭，后更盛强难制。愿假臣精兵，出不意，捕德明送阙下，复以河南为郡县，时不可失”。此“河南地”者，“东薄银、夏，西并灵、盐，南趋鄜、延，北抵丰、会，迤逦平夏，幅员千里”［5］2910，“厥土多荒隙，是前汉呼韩邪所处河南之地”［5］768。西夏控制的这一区域，除夏、银、绥、宥、静、灵、盐、会等一级政区之外，还包括“即堡镇号州”［4］13994的洪、石、韦等州。崇宁时期，河中知府钟傅建说“河南要地，灵武为根本。其西十五州，六为王土。其东由清远距罗山走灵州不及百里，夏以五监军统焉。若选将简师先击之，以趋韦州，可断其右臂。徐当拊纳离畔，渐规进取，讫城萧关，可断其左臂”［4］11037。此“河南要地”似乎又把西夏在河西走廊的诸州（甘、肃、凉、瓜、沙）囊括在内，是以“河南”地域指代西夏政权。

所谓的“河西之州”，又称“河西”。在宋代，其地理范围有狭广两义。狭义是指关内道之河西，即山陕黄河以西、甘宁黄河以东诸州，即唐代的鄜、坊、银、灵、夏、盐、延、绥、同、丹等州之地，与“河南诸州”多有重叠。广义是指河西道之河西，即黄河上游甘肃武威乌鞘岭以西地区，即今河西走廊。此即汉武帝北逐匈奴，张掖四郡之地。西夏占据的河西诸州范围较之略广，即甘肃、宁夏两省区黄河以西，曾包括兴、定、怀、永、静、顺、雄、凉、甘、肃、沙、瓜诸州。［10］52-60

所谓的“熙秦河外之州”，也可称“河湟诸州”，主要是指北宋及金朝的熙州（今甘肃临洮）洮河和秦州（甘肃天水）渭河一线西边的诸州地域。原本这里属于唃厮啰吐蕃的领地，自熙宁五年（1072）之后逐渐被宋朝夺取。“熙河路的开拓经营经历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神宗朝经过熙河之役和元丰五路伐夏，先后建立和收复熙、河、岷、通远军、兰州；哲宗亲政后绍述神宗之志，发动绍圣、元符开边，收复了会州、湟州、鄯州、宁塞城；徽宗时继续执行积极进取的拓边政策，先后收复西宁州、廓州、洮州，新建立积石、震武两军，实现了对河湟地区的完全占领。”［11］75-78

金“天会五年（1127），元帅府宗翰、宗望奉诏伐宋，若克宋则割地以赐夏。及宋既克，乃分割楚、夏疆封，自麟府路洛阳沟距黄河西岸，西历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胜寨，环庆路威边寨逾九星原至委布谷，泾原路威川寨略古萧关至北谷，秦凤路通怀堡至古会州，自此距黄河，依见流分熙河路尽西边，以限楚、夏之封，或指定地名有悬邈者，相地势从便分画”［2］650。皇统二年（1142）改秦凤路为熙秦路。皇统七年（1147），以积石、乐州、廓州等“河外三州赐夏人”［2］1772。至此，西夏实际上控制了湟水、黄河谷地［12］91，其间领有西宁州、积石州、乐州（湟州）、廓州及兰州、会州等地界。

（二）京畿边中说

“京畿边中说”是一种以距离政治中心路程远近作为标准的区域等级划分，内为“京畿”，外为“边中”［13］495-514。据夏仁宗颁布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记载：京畿包括京师中兴府，华阳县、治远县南北二县，灵武郡、定远县、怀远县、临河县、保静县及灵武大都督府等五州各地县司。边中是“地中”“地边”的合称，近者为地中、远者为地边。地中有府、军、郡者七，曰西凉府、鸣沙军、五原郡、虎控军、威地军、大通军、宣威军等府军。监军司者十七，曰石州、东院、西寿、韦州、卓啰、南院、西院、沙州、啰庞岭、官黑山、北院、年斜、南地中、北地中、瓜州、肃州、黑水等。地边有城司者二十三，曰永便、孤山、魅拒、西宁、边净、末监、胜全、信同、应建、争止、甘州、龙州、远摄、合乐、真武县②、年晋城、定边城、卫边城、永昌城、开边城、富清县、河西县、安持寨；堡寨者十一，曰绥远寨、西明寨、常威寨、镇国寨、定国寨、宣德寨、安远寨、讹泥寨、夏州、凉州、绥州。［14］364，371

（三）左右厢说

左右厢（经略司）说是一种基于战争状态的战区或防区划分。它源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两翼制度”，又称“左右翼制度”，是指在分封制基础上，最高首领居中控制、两翼长官侧翼拱卫的一种军政合一的地方统治制度。西夏左右厢大体以首都兴庆府为中轴线分东西两部，统领京畿以外区域的所有兵马。“左厢”统东部神勇军司、祥祐军司、嘉宁军司、静塞军司、西寿保泰军司、卓啰和南军司等，“右厢”统西部朝顺军司、甘州甘肃军司、瓜州西平军司、黑水镇燕军司、白马强镇军司、黑山威福军司等。两厢的建制于崇宗亲政之后被废，而以东、西经略司替换之，由单纯的统兵体制演变为军政合一性质的地方行政体制。［15］59-69

（四）五种地相说

“五种地相”是对西夏地貌特点和利用价值的分类描述。据西夏类书《圣立义海》描述：

托载诸物，地相五种。

第一山林。种植诸种树草，金银宝物出处。野兽依蔽：九兽中，豹、虎、鹿、獐居，种种野兽凭山隐蔽，众鸟筑巢树上。畜兽宜居；四畜中，牦牛、羊等居山得安。土山种粮：待雨种稻，地多不旱，床禾、粟、麻、荞相宜。

第二坡谷。诸禾流彩，坡着艳装。野兽伏匿：九兽中，顽羊、山羊、豺狼等隐处也。畜类饶逸，坡谷草药。四畜中，白羊放牧易肥，每年产羔乳汁美。向柔择种：坡谷地向柔，待雨宜种荞麦也。

第三沙窝。坡窝生蓬，地软草茂。小兽虫藏：蝎、蛙、小鼠及沙狐多藏伏。畜类牧肥：沙窝长草、白蒿、蓬头厚草，诸杂草混。四畜中，骆驼放牧得宜也。不种禾熟：沙窝种处不定，天赐草谷、草果，不种自生。

第四平原。九兽中白黄羊、红黄羊居平谷，食水草而长。畜兽多居。四畜中宜马，多产驹，为战具也。迎雨种地，平原地沃，降雨不违农时，粮果丰也。

第五河泽。草泽浩浩，远观腾雾，近视青玄，未有旱兆。野兽居多：□鸡不少，野兔多居。四畜中宜牛羊。不种生菜：草泽不种谷粮，夏菜自长，赈济民庶。郊园见□，看地势头，平青接壤，男知巧心，地园直生。③［16］57

以上诸说对于了解西夏地理概貌虽然各有助益，但是从中国古代国家或政权生存发展的空间利弊而论，皆未能准确把握西夏统治集团特别的体国经野之道。

二、西夏的五大地理区域及资源禀赋

西夏地理的基本构造可以概括为“两山脉（系）一河曲（湾）”。“两山脉”分别指祁连山—贺兰山—阴山一系、陇砥—横山一系。前者把西夏境内的荒漠地带与草原农耕地带划分开来，后者把典型的农耕区与半农半牧区划分开来。“一河曲”指流经其间的黄河中上游河段。它于两大山系构成的峡谷之中腾挪移转，哺育出富庶的兴灵平原及河套平原。［17］5-6清代西夏史家吴广成评论说：

（黄）河自南来，入青铜峡，与西夏群山相会，出峡口，北流三百余里，直接贺兰，兴、灵包络其中，可谓四塞险固矣。西夏据此二百余年，后以韩、范经营，亦不能恢复，虽元昊、谅祚辈枭雄难制，亦其凭恃者险也。［18］120

在这个经纬框架之内，西夏繁盛时期的疆域可以分为五大基本区域：一是祁连山及河西走廊，二是贺兰山及宁夏平原，三是阴山及河套平原，四是横山及其山界，五是河湟谷地［17］4-30。其中有的是固若金汤的根本之地，有的是破釜沉舟的死生之地，有的是善耕宜牧的膏腴之地，有的是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有的是进退自如的纵深之地，有的是唇亡齿寒的犄角之地。其中的利弊得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西夏的势运产生了或轻或重、或短或长的影响。

（一）祁连山及河西走廊

祁连山位于河西走廊南部，是甘肃、青海两省的界山之一。西起当金山口、东至乌鞘岭，巍峨挺拔，海拔达4 000—5 000 米。此山地由一系列平行山岭和山间盆地组成，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有些山口如扁都口、当金山口曾是历史上著名的交通孔道，山间盆地绿草茵茵，适于放牧。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甘新交界、南依祁连山地（又称南山）、北傍走廊北山（即合黎山、龙首山、马鬃山等），是一个东西长约1 000公里、南北宽几公里至百公里不等的狭长地带。这里大部分海拔在1 000—1 500 米之间。地势自东向西、由南向北倾斜，中间形成一个天然的平坦通道，地势坦荡，绿洲沙漠断续分布。内部又可分为焉支山（又名大黄山）—石羊河流域的武威、永昌平原，黑山—黑河（又称弱水）流域的张掖、酒泉平原，宽台山—疏勒河流域的玉门、敦煌平原。［19］17-19

“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4］14028河西走廊雪山众多，水草丰美，耕牧两便。“夏国三大山”即贺兰山、积雪山、焉支山中有两座就位于这一区域。其中“积雪大山”即祁连山主脉，“山高，冬夏降雪，雪体不融。边融，南河水势涨，夏国灌水，谷成也”；“焉支山”则“冬夏降雪，炎夏不化。民庶灌耕，地冻，大麦、麦九月熟。利养羊马，饮马奶酒也”［16］58。《西河旧事》说：“（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20］2909

清顾祖禹说“宋时，河西没于夏，夏以富强。元置行省于甘肃，而西域诸国悉为附庸。……尝考河西水草丰饶，训兵足赋，于屯牧为宜。昔人云：屯修于甘，四郡半给；屯修于甘凉，四郡粗给；屯修于四郡，则内地称甦矣”［1］2973。

甘州东据黄河，西阻弱水，南跨青海，北控居延，绵亘数千里。通西域，扼羌瞿，水草丰美，畜牧孳息。汉窦融尝谓：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岂非以山川扼塞负隅易固哉！晋张氏世有其地，并于苻坚后，张掖为沮渠蒙逊所都。唐嗣圣中，甘州积谷至四十万斛，瓜、沙以西，皆仰其饮军。贞元后，吐蕃据之，遂以富强。今德明得之，恃其形势，制驭西蕃，灵、夏之右臂成矣。［18］126

凉州地位也很重要。“大夏开国，奄有西土，凉为辅郡。”［21］140“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汉班固所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是也。西夏得凉州，故能以其物力侵扰关中，大为宋患。然则凉州不特河西之根本，实秦陇之襟要矣！”［22］18

西夏控制并统治河西走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是断宋左臂，张夏右掖。历史上“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1］2972。两汉在河西走廊设置四郡，“张国臂掖，以通西域”。西夏“自奄有西凉，开右厢之地，其势加大”［5］10997，“盖平夏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腹，西凉为尾。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18］89，“元昊既得甘、凉，遂有窥陇、蜀之志”［5］25266。

二是灌溉交通，能以富强。《金史》有论曰：

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坚腴，水清冽，风气广莫，民俗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自汉、唐以水利积谷食边兵，兴州有汉、唐二渠，甘、凉亦各有灌溉。土境虽小，能以富强，地势然也。［2］2877

此外，河西走廊历史上曾是中原通往西域、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必经之路，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干线之一，也是北方草原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往来通道［19］17-18。自唐至宋，中原通西域的道路大致有五条，有夏州道、灵州道、泾原道、熙兰道、青唐道，其中经过河西走廊的就有四条之多［23］40。“古往今来在河西立国的政权，往往都要利用其控制西域诸国入华咽喉的地理位置，专擅中继贸易的利益，西夏自然也不会独为例外，它也要通过经营中继商品交易和引领转道使节而致富强。”［24］

西夏为了守备河西地带，慎重考虑了监军司的配置，而交通路上的要地无一遗漏地均置于其管辖之下。瓜州西平监军司控制着从瓜州到罗布泊方面及伊州、高昌方面的河西西端交通路的分岔路口等重要地域；黑山威福监军司则配置于自伊州东行从河西北侧到达阴山山麓的途中要地——古代汉朝之故居延城地方，从而控制了沿额济纳河的河西纵断路的北部出口。与此相对，卓啰监军司则将其根据地卓啰城建在今之庄浪河，当时的喀啰川下游流域，从而控制河西纵断路南面的出口；黑水镇燕监军司被设置在贺兰山北部与阴山之间，扼制了南下灵、兴州方面的道路及自额济纳河方面向东行至阴山山麓和鄂尔多斯沙漠的路线；而甘州甘肃监军司则控制着通向肃州、凉州的古代河西路及甘州、灵州之间的道路。［25］571

三是推崇佛教，巩固统治。佛教为河西地区民众普遍之信仰。西夏《凉州碑》记载：

至于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磎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着，无不必葺......况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凑交会，日有千数。故憧憧之人，无不瞻礼随喜，无不信也。［26］108

可见佛教之兴盛。西夏占领河西走廊地区之后，不遗余力地倡导佛教，在稳定社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有利于巩固西夏的统治。

（二）贺兰山及宁夏平原

《读史方舆纪要》记载：

贺兰山，在宁夏卫西六十里。其山盘踞数百里，上多青白草，遥望如骏马。北人呼骏马为贺兰也。山多果实，又产铅，丹崖翠壁，巍然隆峻。唐建中二年，吐蕃请灵州之西，以贺兰山为界，许之。五代唐长兴三年，夏州帅康福奏党项入寇，击败之，追至贺兰山。宋景衩右以后，赵元昊据有其地，建宫于贺兰山东。今宫垣遗址尚存。庆历四年，契丹主宗真亲帅骑兵十万，济河入夏，遣将萧惠与元昊战于贺兰山北，败之。又皇衩右初，契丹伐夏，获夏主谅祚之母于贺兰山以归。今贺兰屹峙宁夏西北，实为屏障。［1］2472

贺兰山是祁连山东端北折的余脉，南北长200 多公里，东西宽15—50 公里，平均海拔2 000米以上，地势南高北低，主峰居中段，海拔3 556米。其东侧巍峨壮观，峰峦重叠，崖谷险峻，向东俯瞰银川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其西侧地势平缓，渐渐没入戈壁荒漠为主的阿拉善高原。这里也是我国荒漠草原与荒漠、季风区和非季风区、外流区域与内流区域的分界线。山麓洪积扇发育，山岭中间，有一些较低矮的山口，著名者如贺兰口、苏峪口、三关口、拜寺口等，自古以来就是东西交通要道。［23］12

西夏时期，此山北端即今宁夏石嘴山市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地方的贺兰山—卓子山山地叫“省嵬山”，其得名与西夏“省嵬城”有关。明清学者谈及宁夏卫（府）战略形胜时首推省嵬与贺兰。汪绂说“北行宁夏，西贺兰，东省嵬”［27］372。王夫之亦说“左省嵬，右贺兰，赫连兀卒之自雄其都，灵武之所由收关、洛也”［28］516。吕柟更感叹说：“夫宁夏，秦汉盛时皆为郡县。自晋室不纲，赫连氏遂建都焉。魏唐以来，拓跋氏世据其地而徳明元昊之际，至宋极矣。国朝混一，羌夷窜伏，贺兰莎罗以东，省嵬石觜以南，巍然一重镇焉。”［29］226明代《宁夏固兰边图》与清代《大清广舆图》中，贺兰山龙盘于府城西，省嵬山虎踞于府城东北，同为拱卫宁夏平原的主要屏障，堪称是宁夏府境的两大地标［30］175-184。

宁夏平原北起石嘴山、南止黄土高原、东到鄂尔多斯高原、西接贺兰山，黄河斜贯其间，交通辐辏，水渠纵横，富甲一方。以青铜峡为界，北曰银川平原，南为卫宁平原。自秦汉开始，劳动人民就不断在银川平原上开渠灌田，发展灌溉农业，终于形成渠道纵横、阡陌相连的“塞上江南”。［19］20

贺兰山及宁夏平原是西夏的基本经济区和政治核心区。它不仅是西夏兴庆府的依托，也是富可敌国之重镇灵州的所在。这里背山带河，形势险固，既可“西取秦界之群蕃”，也可“北掠回鹘之健马”［4］8971，素有“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噤喉”［1］2941之称。宋人何亮评论说：

（灵武）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甘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一旦舍之以资西戎，则以豺狼之心，据广饶之地，以梗中国，此西戎之患未可量者一也。自环、庆至灵武仅千里，西域戎人剖分为二，故地隘势弱，不能为中国之大患。如舍灵武，则西域戎人合而为一，此西戎之患未可量者二也。冀之北土，马之所生，自契丹分据之后，无匹马南来，备征带甲之骑，独取于西戎之西偏。如舍灵武，复使西戎合而为一，夏贼桀黠，服从诸戎，俾秦、泾、仪、渭之西北，戎人复不得货马于边郡，则未知中国战马从何而来，此西戎之患未可量者三也。［5］947

“其后灵武失守，而赵德明惧王师问罪，愿为藩臣。于时若止弃灵、夏、绥、银，与之限山为界，则无今日之患矣。而以灵、夏两州及山界蕃汉户并授德明，故蓄甲治兵，渐窥边隙，鄜延、环庆、泾原、秦陇所以不能弛备也。”［4］10501

（三）阴山及河套平原

阴山山脉横亘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西段从杭锦后旗的狼山开始，与阿拉善高原相接；中段有色尔腾山、乌拉山、大青山、灰腾梁山；东段有坝上高原的大马群山、苏木山，到河北的桦山为止。平均海拔都在1 500 米以上。东西绵延长达1 000 多公里，南北宽达50—100 公里不等，平均海拔高度在1 500—2 300 米，呼和浩特以西更是地势高峻，脉络分明。这座东西走向的山脉既是黄河流域的北部界线，也是河套地区的北部屏障，自古以来就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反复争夺的要地。

河套平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包括银川平原，俗称“西套”。狭义是指内蒙古高原中部黄河沿岸的平原，即“东套”。东套又分为“后套”与“前套”。后套是指巴彦高勒与西山嘴之间的巴彦淖尔平原；前套是指包头、呼和浩特和喇嘛湾之间的土默川平原。河套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黄河及其支流纵横其间，灌溉农业发达，水草丰美，宜耕宜牧。西夏时期，依贺兰山为固，升西套平原（今银川平原）为首善之区，视阴山—后套平原为卧榻之侧，控险制要，以防他人觊觎。“自（黄）河北至午腊蒻山（今乌拉山山脉）”布防，设立黑山威福监军司，疑今内蒙古临河东北狼山口附近高油房古城［31］66-70，置兵七万人“以备契丹”［4］13995。

西夏时期的后套平原，既有畜牧之盛，又有灌溉之利。其山地“丧乱之世，可以隐遁；太平之世，可以驻牧”［32］25。其平原盛产五谷，直到元初“舟自中兴沿河四昼夜至东胜，可通漕运，及见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33］3846。此外，唐末以来河套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阴山以北游牧强权已不复见，代之以“无所统一”的阻卜各部；阴山以南多为党项诸族，常以拓跋号令为是从。“西夏很好地利用了河套地区的地理优势，击败了来自北宋和辽方面的进攻。其诱敌深入之策就是建立在对河套地缘的控制上。”［34］222-236不过到了西夏末期，蒙古自漠北窜起，统一诸部，攻拔阴山要隘力吉里寨，入套之门打开，兴灵遂成为坦途。

顾炎武说河套“周回六七千里，其土肥沃，可耕桑。三面阻河，敌难入寇而我易防守。故自古帝王及前明皆保有其地，以内安外攘而执其要也”［35］3880。亦有“河套南望关中，控天下之头项，得河套者行天下，失河套者失天下，河套安，天下安，河套乱，天下乱”［1］2449。

（四）横山及其山界

横山，“或曰千里，或曰二千余里，或曰绵亘数百里，或曰沿边七八百里，更有包括银、夏、宥三州的说法，其范围众说纷纭，并不确定。但是大致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在六盘山北麓、长岭和麟、府二州之间的广阔山地，包括延州、清涧城、麟州、府州、保安军、环州、庆州、原州等区域；另一种范围狭小，指白于山主峰东部山地，至无定河流域。在宋人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横山概念多指后者的狭小范围”［36］10-15。广义的横山“东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余里”［5］3600，东起毛乌素沙漠南缘的白于山，西至六盘山山麓一带，有时甚至包括六盘山北麓向北延伸的海拔1 500米的长岭（积石岭）［36］9-16。其间涵盖数段实际上不同的山脉，自东向西主要有白于山、桥山、六盘山、积石岭等。

白于山，也就是狭义的横山，横亘在今陕西省北部定边县、靖边县、横山县与吴起县、志丹县、安塞县的接壤地区，向西可延伸至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盐池县东部，向南延伸至甘肃省华池县北部边缘。其“延袤千里，多马宜稼，人物劲悍，善战，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1］2741。白于山主峰以东至无定河流域的梁状山地［36］15，东西绵延逾200公里，南北宽10公里到30公里不等，西高东低，沟谷深陡，平均海拔1 600—1 800 米，“是无定河与洛河、延河、清涧河的分水岭，也是黄土丘陵沟壑地区与鄂尔多斯风沙草原的分界线”［37］39-43。这一地区很长时期都由西夏控制，“其范围用宋将种谔的话去概括，大体上包括银（今陕西米脂县西北八十里）、宥（今陕西靖边县境）、夏（今内蒙古自治区和陕西省交界处，俗称白城子，原属陕西横山县，现改属靖边县）三州之内”④。

桥山，就是著名的子午岭所在山脉。其东北部与白于山、崂山相望，南部与渭北高原相连，北部从甘肃华池以北延展至黄陵境内的蛐蜒岭以南分成近乎东西两支，伸入洛河和泾河源地，并构成泾洛两大水系的分水岭。“桥山，即子午山，亦曰子午岭，在庆阳府合水县东五十里。山绵亘深远。其在延安府保安县东六十里者，亦曰艾蒿岭，以岭多艾蒿也。又葭州南六十里有艾蒿坪，亦为桥山东麓。其在鄜州中部县治北者，则曰桥山，以沮水穿山而过，山若桥然也。……《（太平）寰宇记》：桥山，南连耀州，北抵盐州，东接延州，绵亘八百余里。盖邠、宁、环、庆、延、绥、鄜、坊诸郡邑，皆在桥山之麓。宋人所称横山之险，亦即桥山北垂矣。”［1］2469桥山在北宋是环庆路与鄜延路的交界地带。宋代文献中常常提到的“横山之险”指的是“桥山北垂”的白于山。

六盘山，坐落于宁夏和甘肃南部、陕西西部，六盘山山脊有关隘曰萧关，是中国历史上卫戍关中的四大名关之一。其位置自汉代以来多有变迁，宋夏时期的萧关在今宁夏固原市东南。《读史方舆纪要》中引《括地志》：

萧关，亦名陇山关。襟带西凉，咽喉灵武，实为北面之险。……宋自天圣以后，西夏多事，萧关南北，筑城置戍，几无虚日。明初，徐达繇静宁、隆德至萧关，遂取平凉。萧关诚控扼要地矣。［1］2500

西夏长期占据的天都山，是六盘山西北的余脉，即今宁夏海原县的西华山至南华山等山地［38］73-76。这一带地势较为开阔，土地平整，是“畜牧耕稼膏腴之地，人力精强，出产良马，夏人得此则能为国，失此则于兵于食皆有妨阙”［5］12010。积石岭，“去灵、环皆三四百里”［4］9415，是灵州的南界，“清远在旱海中，不毛之土，素无井泉”［39］509，“略当今甘肃环县、宁夏灵武、盐池一带的南北走向的山地，严格来讲，并不位于六盘山北麓”［36］9。这里地势高亢，是环州同怀德军之间的自然分界线。北宋的清远军就设置在积石岭上。宋将高遵裕言：“清远军正当隘险，可以屯聚兵粮，合依旧置军，增修城垒。其韦州在横山之北，西人恃此为险扼，故立监军司屯聚兵马，防拓兴、灵等州。”［5］7717

旱海，即今宁夏黄河以东“灵盐台地”上的“河东沙区”，包括“陶乐（今分属平罗县和银川市）、灵武、盐池及同心四县境内的沙地，区域面积约19 000 平方千米，其中沙地面积约5 000 平方千米。沙地南及东南临黄土高原，西接宁夏灌溉平原，北侧与东北侧接毛乌素沙地，总体上是毛乌素沙地的一部分，但其最北端陶乐一带又与库布齐沙漠及乌兰布和沙漠临近，西侧及西南侧则遥接腾格里沙漠，因此在空间上是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区最具过渡性地域特征的沙地”［40］108-111。宋张洎曰：自威州抵灵城，有旱海七百里，斥卤枯泽，无溪涧川谷。张舜民曰：今旱江平，即旱海，在清远军北。赵珣曰：盐夏、清远军间，并系沙碛，俗谓之旱海。自环州出青刚川，本灵州大路。自此过美利寨，渐入平夏，径旱海中，至耀德清边镇，入灵州，是也。［1］2766

这些山脉断续构成的“横山”，其北是毛乌素沙地，其南是黄土高原，处于农、牧交界过渡地带，是除了阴山山脉外，关中地区第二座隔绝南北的大山。历史上，这里曾是中原政权经略河套的基地，也是游牧民族南侵中原的前沿。宋夏至金夏时期，横山山地绵延所及的地域泛称“山界”。西夏自德明时期据有横山，至乾顺时期尽失横山之地，历百年之久。金朝建立后，西夏并没有放弃对横山地区的争夺，直到大定二十二年（1182）这一地区才被正式纳入金朝的疆域版图。［41］14-23可以说，横山是西夏与北宋、金朝的界山。大体上，横山以北，尽为西夏所有，以南则为宋（金）所有［42］68-76。纵观西夏兴衰历史，横山的得失具有指标意义。南宋史家李焘曾说“夏人百年强盛，力足以抗中国者，其势在山界”［5］7900。西夏之兴在得横山。夏国之先，本非强盛，自灵武失守，奄有横山之地，其俗犷悍，其民勇鸷，长于弓马，驰骤山岭溪谷之间，如践平地，此其能取胜于汉兵也。自元昊举兵逆命，敢以猖狂妄行者，横山之众，良有助焉。又其地巇险，其土饶衍，西贼所恃以为固，所仰以为生者，皆横山也。［5］11212西夏之衰在失横山。“元昊若失横山之势，可谓断其右臂矣。”［5］3601熙宁之初，宋将种谔提出：今之兴功，当自银州始。其次迁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则横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盐州，则横山强兵战马，山泽之利，尽归中国。其势居高，俯视兴、灵，可以直覆巢穴。又其次，修筑兰会，以尽横山之地。［4］10747此后的事态发展不断证明着这一策略的有效。“初，夏国恃横山诸族帐强劲善战，故用以抗中国。种谔谋取横山，故兴灵州之师，及王师失利，李宪始献进筑之议。神宗厌兵，不克行。童贯旧常从李宪，得其仿佛，故献议进筑，遂领六路边事，将诸路兵六七年，进筑军垒，建立堡寨，遂得横山之地。夏人失所恃，遂纳款。夏国自是少衰矣。”［43］728

如果没有金人崛起，西夏很可能就亡于北宋进筑横山、旁取河湟的策略。横山于西夏犹如压舱之石，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政治上看，横山所在银夏诸州是西夏的崛起之地，统治者世代经营，在政治上和情感上有着高度的归属感。清代西夏史家吴广成说：当是时（指唐末五代），中原鼎沸，阐帝图者，八姓十三君；郡邑瓜分，秉节旄者，九州数十主。闾阎多诛求之困，行间切锋刃之忧。独银、夏、绥、宥、静五州，兵不事战征，民不睹金革，休养生息，几及百年。西夏之昌，早基于此。［18］28长兴四年（933），后唐政府武力胁迫定难军移镇延州，夏州节度使李彝超拒不奉调。理由是“夏州贫瘠，非有珍宝蓄积可充朝廷贡赋，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44］9085。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削藩，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入朝，献银、夏、绥、宥、静五州地。其弟李继迁奔入蕃落地斤泽，“出其祖彝兴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继迁自言‘我李氏子孙，当复兴宗绪！’”［5］586元昊建立西夏后，政治中心虽已西移至兴灵平原，但横山地区又作为宋夏政治交聘的门户不断载于史册［45］49-50。

第二，从经济上看，“横山地区是西夏著名的半农半牧区，境内山岳绵延，河流错综，如无定河、大理河、吐延水、白马川等，沿河的一些州县多受其利，因而农牧业生产相当发达。更为重要的是西夏的经济命脉盐铁也出产在这一地区”［45］49-50。首先，农业上，“夏国赖以为生者，河南膏腴之地，东则横山，西则天都、马衔山一带，其余多不堪耕牧”［5］11129。其中尤以“无定河东满堂、铁笳平一带地土，最为膏腴，西人赖以为国”［5］5550。其次，牧业上，横山地区之马匹是北宋马市的大宗物资［4］4932-4933。马匹之优尤以横山东段的府州及横山西段的秦渭所出为佳。凡马所出以府州为最，盖生于黄河之中洲，曰子河汊者，有善种，出环、庆者次之。秦、渭马虽骨骼高大，而蹄薄多病。文、雅诸州为下，只给本处兵及充铺马。契丹马骨骼颇劣。［46］9110再次，经济上，西夏人赖以为生的“盐铁之利”也出自横山地区。“银、夏之北，千里不毛，但以贩青白盐与边民博籴粟麦充食。”［47］49不仅如此，夏盐还是西夏对外贸易的优势物产。“盖盐中国之大利，又西戎之盐，味胜解池所出，而出产无穷。既开其禁，则流于民间，无以堤防矣。”［4］9480所以，“乌、白盐池，夏贼洎诸戎视之犹司命也”［5］951。“传闻葭芦山以北一带，茶铁财用之饶，贼界所恃。”［5］5363“（夏州东弥陀洞）又次东七十里有铁冶务，即是贼界出铁制兵器之处。”［48］917

第三，从军事上看，一方面横山山界地形险要，易守难攻［45］49-50；另一方面横山蕃部，勇悍善战，为西夏诸军之冠［42］68-76。横山山地“山崖高峻，连延千里”［1］2741，“凭高据险，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量以戎兵镇守，此天险也”［4］10502。又“西夏统治者因山设险，修筑了一系列堡寨，使横山蕃部‘各有堡子守隘’，以逸待劳，邀击宋军，致使深入夏境的宋军往往损兵折将，无功而还。”［45］49-50元昊巢穴实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怯战。唯横山一带蕃部，东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余里，人马精劲，惯习战斗之事，与汉界相附，每大举入寇，必为前锋。故西戎以山界蕃部为强兵，汉家以山界属户及弓箭手为善斗。［5］3600西夏“苦战倚山讹，山讹者横山羌，平夏兵不及也”［4］13995。宋夏战史上赫赫有名的骑兵“铁鹞子”和步兵“步跋子”，就是由横山羌组成。《宋史》载，西贼有山间部落谓之“步跋子”者，上下山坡，出入溪润，最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有平夏骑兵谓之“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每于平原驰骋之处遇敌，则多用铁鹞子以为冲冒奔突之兵；山谷深险之处遇敌，则多用步跋子以为击刺掩袭之用。此西人步骑之长也。［4］4720

第四，从战略上看，横山地区的环境比较有利于土著相持周旋，不利于大军跋涉奔袭。“从银夏至青、白两池，地惟沙碛。”［5］8325因此，在相当程度上，“盖横山，朔方大碛也”［1］2741。《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历观前世本路强敌与中国限隔者，利害全在沙幕。若彼率众度幕入寇，则彼先困；我度幕往攻，则我先困。然而先代常能为边患者，以幕南有山界之粟可食，山界之民可使，有山界之水草崄固可守。我师度幕而北，则须赢粮载水，野次穷幕，力疲粮窘，利于速战，不幸坚城未拔，大河未渡，食尽而退，必为所乘，此势之必然也”［5］7856。“西人之来，虽已涉沙碛，乃在其境内，每于横山聚兵就粮，因以犯塞，稍入吾境，必有所获，此西人所以常获利。”［5］11912横山诸州之中，以深在沙漠、本奸雄窃据之地的夏州最为重要。《读史方舆纪要》曰：“（榆林）镇截河套之卫，固延绥之守。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备边之本也。盖自秦至唐，御戎上策，恒在大河以北也。唐末，拓跋恭据有夏州。延及宋世，强狡益甚，陕西六路皆为困弊。历祚三百余年，始为蒙古所并。岂非关中上游，恒在朔方之验欤？”［1］2905

（五）河湟谷地

“河湟”是一个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地域概念，又有“湟中”“三河间”等称谓。“河”指黄河，“湟”指湟水。所谓“河湟谷地”，顾名思义是指黄河与湟水之间的峡谷山川。关于它的地理范围，宏观上是明确的。它是我国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会地带，是青藏高寒区、东部季风区和西北干旱内陆区的过渡区域，是北方农牧过渡带的一部分。微观上是有分歧的。目前主要有狭广两种说法：狭义说法指日月山以东，祁连山以南，西宁四区三县、海东以及海南、黄南的沿河区域和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广义说法指西起今青海湖，东至兰州市榆中、皋兰二县，北达祁连山，南至黄河。［42］34-36无论哪种说法，都是把湟水作为这一地域概念的核心要素。作为流域的湟水是由湟水干流区和支流大通河流域组成。⑤这些山间盆地大多以西北—东南方向和东西向排列，断陷和凹陷参差错落，狭谷与宽谷并排相间，呈现出串珠式的地表形态，构成了所谓的“河湟谷地”。今自武威之南，古渭州之西，皆汉陇西、安定、金城三郡地，所谓隍中、大小榆。土地肥饶宜五谷者，皆在今洮、河、兰、鄯之间，汉氏所以开屯田建城邑，而臣诸羌者也。［47］307-308这里“河湟环带，山峡纡回。扼束羌戎，屹为襟要”［1］2742。它东接陇右、南通巴蜀，是与河西走廊、西域联系的中间地带，也是古代中原政权与西部民族政权反复争夺的边缘地带［19］28。《读史方舆纪要》载：

天宝以后，吐蕃乘中国之乱，蚕食河湟，东及秦陇。于是，唐之边备，近在郐、岐、泾、原之境。西平，诚西面之保障矣。宋关中戍守，不越秦凤。熙宁以后，始务远略，图复河湟以制西夏。［1］3006

宋夏时期，河湟谷地的地域集团主要是以青唐城（今青海西宁）为中心的吐蕃唃厮啰政权。它在西夏控制了号称是丝路桥梁的河西走廊之后，在北宋西北军事史和对外交通史上的地位日益凸显，并成为周边势力竞相逐鹿之地。《宋史·夏国传》云：“党项、吐蕃唃厮啰、董毡、瞎征诸部，夏国兵力之所必争者也，宋之威德亦暨其地，又间获其助焉。”［4］13981

北宋前期，对河湟吐蕃主要采取羁縻政策，以便联合应对西夏崛起的政治现实。到了后期，改采军事进攻与统治的政策，目标直指西夏政权的灭亡。王韶的《平戎策》是宋廷作出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理论依据。他说：

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万一克之，必并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间，牧马于兰、会，断古渭境，尽服南山生羌，西筑武胜，遣兵时掠洮、河，则陇、蜀诸郡当尽惊扰，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唃氏子孙，唯董毡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温之徒，文法所及，各不过一二百里，其势岂能与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兰、鄯，皆故汉郡县，所谓湟中、浩、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幸今诸羌瓜分，莫相统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抚之时也。诸种既服，唃氏敢不归？唃氏归则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孙，瞎征差盛，为诸羌所畏，若招谕之，使居武胜或渭源城，使纠合宗党，制其部族，习用汉法，异时族类虽盛，不过一延州李士彬、环州慕恩耳。为汉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无所连结，策之上也。［4］10579

通过熙宁年间到崇宁年间的两次河湟之役，北宋王朝控制了“河湟”的绝大部分地域，并且设置了新的地域统治机构熙河路，辖区包括熙州（今临洮县）、河州（今临夏市）、洮州（今临潭县）、岷州（今岷县）、巩州（今陇西县）、兰州（今兰州市）、廓州（今尖扎县）、乐州（今乐都县）、西宁州（今西宁市）、震武军（今门源回族自治县）和积石军（今贵德县）［49］34-36。熙河开边以后，由于“熙河产马最多”“青唐之马最良”，宋在新建的熙河路置“买马场六”，将马匹贸易完全转移到宋王朝控制的吐蕃地区，以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宋廷“岁买马二万匹，而青唐十居七八”［50］3-5。北宋垂亡之季，西夏乘机染指河湟，先后攻取乐州、西宁州，后又获得金朝赐地积石州、廓州。其北面越过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连，东面越过大通河沿庄浪河通凉州与会州，西面限于日月山，南面限于小积石山。［17］29由此，西夏右臂之势得以加强。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西夏立国长久的道理也是如此。其“天时”在，于宋辽、宋金等大国长期对峙格局的夹缝中求生存，“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如抗宋，“援契丹为亲，私自相通，共谋寇难，缓则指为声势，急则假其师旅，至有犄角为奇，首尾相应。彼若多作牵制，我则困于分张，盖先已结大敌之援，方敢立中原之故。”［5］2927其“地利”在，“阻河依贺兰山为固”，于要害之地，“置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分统其众。自河北至午腊蒻山七万人，以备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罗落、天都、惟精山等五万人，以备环、庆、镇戎、原州；左厢宥州路五万人，以备鄜、延、麟、府；右厢甘州路三万人，以备西蕃、回纥；贺兰驻兵五万、灵州五万人、兴州兴庆府七万人为镇守。”［4］13995其“人和”在，“国小则无所持而常惧，军民之事犹如一家也，相恤相救，谋虑日深，故其弱难犯。”［51］1110

注释：

①王天顺《西夏战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14—55 页；《西夏与周边各族地缘关系述论》，《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西夏地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6—30页。宋乃平《西夏兴衰史中的地理环境》，《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试论西夏分立的地缘条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1期。杨蕤《论地理环境与西夏的经济类型及其相关问题》，《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西夏地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368—390页。杜建录《西夏的自然环境》，《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西夏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1—41页。宋乃平、何彤慧《西夏的地理环境与农牧业生产》，《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②翟丽萍《西夏职官制度研究——从〈天盛革故鼎新律令〉卷十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102页，认为汉译本《天盛律令》翻译有误，应译为“真武县”。

③笔者在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译文基础上对译文作了调整。

④李蔚《宋夏横山之争述论》，《民族研究》1987 年第6 期；杜建录《西夏时期的横山地区》，《固原师专学报》1992 年第3期。

⑤李万寿《湟水、河湟地区、古湟中、湟中地、湟中羌等称谓溯源》，《水利天地》2011年第5期；谢有仁《湟水流域水系组成及分布特征》，《水利科技与经济》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