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孟祥慧 朱沛华 李军林

作者简介：1.孟祥慧，北京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分析。北京，100033。2.朱沛华（通讯作者），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公司金融。北京，100124。3.李军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监管。北京，100872。

金融开放与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动必然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必须面对的重要现实。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将有效提高国内各行各业的投资水平，亦带来了大量不可控因素。如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以及投机性，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投资激励，诱发非理性的投资风险。若形成资产价格泡沫，将导致资本市场的动荡，与大力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方针相悖。若不能有效抵御后疫情时代的外部经济冲击，则更容易引发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在当下金融领域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金融开放的背景下，中国金融业将受到更强烈的外部冲击，加强金融监管是防范与化解风险的重点。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就国际资本流动对金融安全的冲击效应展开讨论。Ashraf（2018）发现，贸易开放能够显著降低银行业成本与降低不良贷款率，金融开放尽管能降低成本，却提高了银行风险，故金融开放的作用比贸易开放存在较多的条件限制。陈旺等（2020）的研究发现，金融开放对金融风险存在长期的防范作用与短期的放大作用，制度质量能够显著减缓短期的放大效应。在金融开放下，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影响研究仍存在分歧。多数文献发现国际资本流动放大了风险。Luo等（2016）运用Chinn和Ito（2008）的方法，从汇率、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流动、外汇储备四方面构建金融开放指数，使用2007年全球140个国家的商业银行数据来检验金融开放的影响，发现金融开放主要通过降低商业银行的利润效率间接地加剧银行风险水平。戴淑庚和余博（2020）对中国近年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进行测算，发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和2015—2016年期间风险指数处于较高水平，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资本流动存在更严重的风险放大效应。也有文献持不同观点。Bui和Bui（2020）以42个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数据为例，发现金融开放的影响相对复杂，只有在高水平的金融开放情况下才有益于降低银行的风险水平。杨海珍和黄秋彬（2015）以中国大型银行为例，指出国际资本流动可能会导致银行业的不稳定性，但不同资本账户的冲击效应存在异质性，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形式的资本流动并未表现出消极影响。整体上看，由于金融风险成因的复杂性，国际资本流动如何冲击银行信用风险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其他经济体而言，中国银行业在金融系统中的重要性更强，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据以检验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作用机制。本文以银行层面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国际资本流动对信用风险的影响以及作用机理。相比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是：第一，立足中国金融领域开放的基本现实，从银行业风险的视角检验了国际资本流动的风险效应，有效刻画出金融开放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机制。第二，分析了资本流动对不同类型银行风险的影响，发现金融开放主要加剧了区域性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第三，检验了国际资本流动对区域性商业银行风险的作用机制。从银行业绩压力以及盈利水平的角度进行检验，发现在业绩增长压力下银行倾向于减弱盈利水平来保证业绩的增长，进而诱发金融风险。本文的研究为金融系统对外开放下的重大风险防范提供具有启示意义的研究证据支持。

（二）理论分析

中国银行业经营规模较大，是目前中国企业的重要融资来源，银行系统的风险能合理反映出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水平（白雪梅和石大龙，2014；张晓玫和毛亚琪，2014）。中国商业银行种类多而分布广泛，在金融开放的历史进程下，外资银行、国际证券公司以及国外基金公司等逐步进入国内市场并参与竞争。当区域层面的地方银行缺少竞争力、业务范围日趋固化时，银行业的风险暴露将导致潜在的金融风险爆发。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新型互联网金融兴起，其快速、便捷等特点使传统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开放进程中必须重视的政策目标。中国加入WTO 以后，贸易开放是该阶段的主旋律，经常账户的资金流动相比资本和金融账户更为活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随着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与金融对外开放政策的调整，资本和金融账户中国际资金流动大幅度上升，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活动愈加频繁。国际资本流动会随着国际经济环境、本国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产生波动，且变动幅度较大，从而对中国的金融安全产生直接冲击（王伟等，2016；吴婷婷等，2020）。

从具体作用机制看，国际资本流动主要从市场竞争与不确定性两个方面引发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对资本市场的融资供给侧形成竞争压力。国际资本流入能够为企业需求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与融资渠道，企业融资约束得到一定程度减缓，进而提高对银行机构的讨价还价能力。竞争力较弱的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加剧时就容易出现金融风险的积聚，并逐步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在业务范围以及地域覆盖层面上比区域性银行具有更大优势，在面临更为激烈的资本市场竞争时，更容易利用金融开放带来的政策红利。区域性银行在存贷款规模以及业务范围上均处于劣势，市场竞争程度加大时更具脆弱性。这类银行倾向于降低风险管控的力度和降低企业贷款资质的门槛，导致不良贷款出现的概率明显上升。整体上看，优质企业能够在金融开放下获得更大可能性的外资投入，将提高企业信贷融资能力。在行业层面亦同理，朝阳行业在得到境外资本投入后，国内商业银行实际上能够赋予的授信业务亦有所缩减。外资的进入导致资本市场供给的增加，对贷款利率出现一个向下的冲击，使其向世界利率水平收敛。银行需要降低贷款利率才能获取更大规模的优质企业客户，或在保持原有贷款利率下，降低企业资质门槛，将资金投入到风险性更大的企业中以维持原有的盈利水平。因此，国际资本流入对国内商业银行的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将导致银行面临更高的风险承担水平。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给资本市场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从而对银行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商业银行需要对企业可能出现的违约风险进行预判，以避免不良贷款的出现与积累。由于对外投资项目增加了信息的不对称性，还存在制度环境与人文因素的重大差异，在不能完全掌握境外投资项目风险的情况下，国内资本对外投资将面临较境内更高的风险性，尤其是在贷款偿还方面得不到良好的保障。

二、模型构建

（一）样本来源

选用2010—2018 年中国境内248 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包括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以及外资银行。提取银行个体的主要财务与业绩指标，并构建固定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关于银行及细分类别银行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https://cn.gtadata.com/）。金融开放相关指标则源于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http://www.safe.gov.cn/safe/zggjszphb/）。

（二）估计模型

本文主要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风险冲击效应进行分析，使用银行层面的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估计模型如下：

下标i表示银行个体，t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riskit为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参照Louzis等（2012）、张乐和韩立岩（2016）的方法，选用商业银行披露的不良贷款率作为风险水平的代理变量。该变量能有效反映出商业银行当前逾期贷款、呆滞贷款和呆账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反映出银行将要面对和处理的风险损失。financet、financet−1分别代表当期与滞后一期的国际资本流动的相关指标。由于不能排除系统性因素可能对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风险同时产生影响，因此，以滞后一期的国际资本流动指标估计系数来控制互为因果以及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在具体的回归中，国际资本流动指标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各项金融账户指标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表示。Xit为一系列的银行个体特征变量，以控制个体异质性因素的影响。本文选用存款贷款比例、收入多元化以及净资产收益率作为代表银行特征的控制变量。其中，存款贷款比例为存款总额与贷款总额的比值，控制银行存贷款结构对风险水平的影响。收入多元化以企业收入中利息净收入与手续费净收入占营业收入的份额构建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该指标数值越大，表示银行收入更为单一，相反则表示银行收入更为多元化。一般意义上，银行风险与收入多元化息息相关。净资产收益率以银行净利润占总资产的比重来表示，用以控制与盈利水平相关因素的影响。Mt为与宏观经济相关的控制变量，以代理宏观层面经济环境相关因素的作用。在此选取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以及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来控制非国际资本流动的外部因素影响。ρi、ρt分别表示银行个体固定效应以及年份固定效应，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能够一定程度上克服遗漏重要变量带来的估计偏误。α、β、γ、δ为待估参数，ε为残差项。

为进一步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冲击机制，本文对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更为细化的处理。首先，依据中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特征与分布格局，将银行样本进行分类，分为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区域性商业银行（城市与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样本，评估各类型银行风险受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此外，本文使用中介效应方法进一步检验国际资本流动的作用机制。基于面板固定效应的中介效应评估模型如下：

其中，mediatorit表示中介变量，本文主要从商业银行的业绩出发寻找中介变量。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将对商业银行的业绩、收益等因素产生影响，本文选取银行总资产收益率、存款增长率与贷款增长率分别作为中介变量，使用Sobel检验来验证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其中，待估参数a、c'、b均为核心的中介效应参考系数。构建统计量z=ab/，通过检验该统计量的显著性来近似估算中介效应的有效性。

（三）统计特征

为避免少数极端观测值对回归结果造成扰动，本文对商业银行的相关变量进行上下0.5%的缩尾处理，变量特征如表1。从结果来看，所有变量的各项统计指标基本与现实直觉无明显的差异，无分布离散程度过大的变量，适合用于回归估计。

表1 变量统计特征

三、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

以当期和滞后一期的金融账户资产比重与负债比重分别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以银行个体层面的不良贷款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双向固定效应估计模型，如表2 所示。金融账户资产比重以及负债比重均显著提高了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使用滞后一期变量的处理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基本不变，表明二者的关系相当稳健，国际资本流动的活跃将对商业银行产生冲击，提高银行业的信用风险水平。

表2 国际资本流动与银行信用风险

续表

（二）国际资本流动的异质性分析

将金融账户中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以及其他投资项目分别提取相应的资产端与负债端数据，并以当期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分母进行调整，得到各类国际资本流动的比重指标。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各类型国际资本流动指标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如表3 所示。直接投资资产与负债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直接投资流动规模的上升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由于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是资本直接对企业的经营项目进行投资，并实现对企业的控股。直接投资能够直接转化为企业的固定资产并转化为营业收入，其对企业直接的监督能够有效控制企业的经营风险，且一般情况下直接投资具备长期性和连续性特征，对企业的长期盈利发挥重要作用。由此，与直接投资相关的企业产生相关的信贷融资风险系数亦有所降低。直接投资的比重越大，对银行业整体信用风险的抑制效应越明显。证券投资资产与负债比重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证券投资形式的国际资本流动加剧了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证券投资的形式更为灵活，对企业的投资可以是股权也可以是债权形式。同时，相比直接投资的长期性，证券投资的期限更短，且容易通过交易来实现进入退出。证券投资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股票与债券以短期和中期收益为主，对企业本身的资质、盈利能力和持续性要求更低，会导致一定的风险加剧作用。金融市场的剧烈震动导致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的大幅波动，而直接投资则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即直接投资的连续性能够有利于控制企业违约风险，证券投资则不具有持续性，在发生风险时倾向于大幅抛售资产，反而加剧了违约风险的发生。其他投资资产比重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其他投资负债的系数则显著为正，表明其他投资的流出与流入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方向并不一致。其他投资主要的形式是货币、存款、贷款以及贸易信贷。其中，货币和存款主要是海内外的私人存款以及商业银行的短期信贷资金；贷款主要是海内外各类机构借入的贷款，包括政府贷款、国际组织贷款、银行贷款等形式；贸易信贷则是贸易双方产生的延期收款以及预付款项等。上述投资形式随宏观经济波动产生较大变动。在各项主要的金融账户项目中，其他投资资产端与负债端在发生重大事件时，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15年A股股灾期间均发生大幅度变动，其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可能具备较大的不确定性，体现在其他投资流动的影响方向并不一致。

表3 不同账户的国际资本流动与银行信用风险

续表

四、进一步讨论

（一）银行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由于抗风险力、竞争力方面的差异，在金融开放的条件下不同类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变化也可能存在异质性。本文对样本分类后回归结果如表4。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国际资本流动变量在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中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而对区域性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产生显著的刺激作用。从分类上看，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主要包括中农工建交五大国有控股银行，以及招商银行、兴业银行、邮储银行、浦发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比区域性商业银行的经营体量更大和覆盖范围更广，在风险管理上也更为严格。在国际资本流动频繁时，该类型的商业银行受到的负面冲击也较低。相反，区域性商业银行以地区内的信贷业务为主，经营模式相对单一且风险控制能力相对较低。在国际资本流动冲击下，区域层面资本市场的融资供给增加将削减本土银行的竞争力。在供给竞争更为激烈时，商业银行更容易采取更为激进的经营策略，包括降低企业资质门槛以及降低合约利率等，从而导致区域性商业银行发生企业违约风险事件的概率更高，最终体现在国际资本流动加剧了区域性商业银行的风险。与此同时，在样本观测期内，外资银行同时受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母国或所属地区监管机构的双重监督，在拓展业务上受到严格的约束，加上其经营模式单一，以服务固定企业客户群体为主，因此，国际资本流动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水平影响并不显著。

表4 国际资本流动对不同类型银行风险的影响

（二）机制检验

1.总资产收益率

以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中介变量。从资产的角度来看，总资产收益率更好地反映了银行的资产利用效果。以金融账户的资产以及负债分别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中介效应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第（1）、（3）列为第一阶段以ROA（中介变量）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第（2）、（4）列为第二阶段以不良贷款率为被解释变量，国际资本流动与ROA 共同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金融账户资产与负债的结果表明，国际资本流动的活跃对银行ROA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这对前文的论述提供了实证支撑，国际资本流动将提高资本市场的供给，在一定的程度上压缩了区域性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第（2）、（4）列的估计结果中，国际资本流动对不良贷款率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而中介变量ROA对不良贷款率的估计结果显著为负，表明直接效应不显著，中介效应显著。Sobel 检验的z 统计量分别为1.83、1.81，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中介效应不显著的原假设。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约为26.68%、26.76%。换言之，国际资本流动通过缩减银行总资产收益来加剧信用风险的积累。

2.存款增长率

以商业银行年度的存款增长速度作为中介变量。银行的存款是开展贷款业务的基础，存款业绩下滑时，将对银行的贷款业绩形成压力，最终不利于银行进行合规的风险管理。以区域性商业银行为样本，以存款增长率作为中介变量，以金融账户资产与金融账户资产负债分别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回归的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存款增长率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存款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加将显著抑制银行的存款规模增长速度。即金融开放加剧了国内商业银行在存款市场上的竞争，导致存款的下滑。由于国际资本流动加大了各类投资的需求，带动私有部门的储蓄向市场上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方向转移，则存款业务将相对减少。从实证结果看，存款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存在反向关系，即随着存款业务的扩张，银行不良贷款率将显著下降。与此同时，金融账户资产比重与负债比重显著为正，表明直接效应显著。Sobel检验的z统计量分别为1.40、1.38，不能拒绝原假设，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约为7.23%、7.19%，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尽管存款增长率能够显著影响银行风险，但其中介效应作用较弱，说明国际资本流动确实对区域商业银行的存款业务产生冲击，但冲击作用相对有限。

3.贷款增长率

检验银行贷款业绩的中介效应。以区域性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率作为中介变量，模型估计结果如表7 所示。第（1）、（3）列的结果显示，国际资本流动对贷款增长率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表明其对银行贷款业务无直接的影响。第（2）、（4）列中，贷款增长率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银行贷款业务持续扩张时，风险承担水平有所降低。换言之，在统计意义上，国际资本流动的活跃并未对银行贷款业务的扩张存在显著的关联。这也支持和解释了尽管作为区域性商业银行主要收入来源的贷款业务未受到金融开放的冲击，但总资产收益率却明显下降的分析结果。

表7 贷款增长率的中介效应检验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结果显示：第一，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大将显著提升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的冲击效应不一致，直接投资显著降低银行风险水平，证券投资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水平。第二，不同类型银行受到的冲击有所不一致。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业务多元化水平更高，抗风险能力较强，能够更好地利用金融开放下国际资本大幅度流动带来的政策红利。区域性的商业银行由于经营业务单一，风险控制能力较弱，在国际资本流动冲击下其传统业务份额容易被侵食，促使区域性商业银行采取风险更高的信贷策略，进而积累潜在的信用风险。因此，金融开放下需要国内银行业具备更高的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首先，银行业需要优化金融业务的结构，增强大类资产配置能力，提升国际资本剧烈波动下的风险对冲水平，将风险敞口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其次，应加强金融科技在风险管理、前瞻性风险预警和风险监控方面的应用，将风险把握在可控的范围内。尤其是区域性商业银行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容易积累并引发系统性风险，提高区域性银行的竞争力与风险管理能力对深化金融开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再次，政府应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需要激发各级市场的活力，通过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以更好地建设有效市场。在降低地方政府对银行体系干预的同时，以市场化改革和严格的监管对地方性商业银行进行有效监督，推动形成信贷市场良性竞争的格局。最后，相关部门应鼓励直接投资形式的国际资本流动，警惕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政府应致力于促进多类型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改善资本市场的投融资结构，提高直接投融资比重，使实体经济能够受惠于金融开放，促使商业银行自主强化针对系统性风险的防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