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双向投资开放提高了制造业碳生产率吗？

吕翠翠 马莉莉 张亚斌

作者简介：1.吕翠翠，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服务业投资。西安，710127。2.马莉莉，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世界经济。西安，710127。3.张亚斌，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西安，710127。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背景下，提高碳生产率事关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服务业FDI和OFDI是提高国内服务效率的重要渠道，为制造业实现价值链攀升和绿色化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与本文紧密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服务业外资开放对制造业生产绩效的研究，其关注点聚焦于企业生产率和出口绩效两方面。然而关于服务业开放对东道国制造业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甚少。与传统生产率不同，碳生产率是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有效结合，寻求两者协调发展的“兼顾”指标。服务业双向投资开放能否提升中国制造业碳生产率，进而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仍然是一个待解之谜。与本文相关的另一方面文献是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碳生产率影响的研究，该类文献借鉴外贸外资对环境影响的分析思路，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阐释了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中国碳生产率的具体机理（刘传江和胡威，2016；Long等，2020）。

现有文献主要存在以下不足：（1）研究对象主要是自身带有污染属性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较少涉及内含技术、知识、信息等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2）缺乏将服务业“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探讨服务业双向投资开放对中国制造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机制；（3）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企业微观层面，较少考虑行业中观层面。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研究内容方面，以中国扩大服务业开放为出发点，探究服务业双向投资开放对中国制造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和具体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行业能源结构”和“使用模式”差异所带来的异质性影响。（2）指标构建方面，基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中碳排放数据，使用DDF-GLM 指数测算制造业碳生产率，并利用投入产出方法测算与各制造业相匹配的服务业FDI、服务业OFDI 开放指数。（3）实证方面，通过构建包含服务业双向投资开放与制造业碳生产率的数理模型，推导出用于实证检验的计量模型，并利用行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为政府部门根据制造业行业差异有序实施节能减排策略提供经验证据。

二、服务业双向投资开放对制造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碳生产率是一段时期内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同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比值（Kaya和Yokobori，1997）。服务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通常多表现为内含技术、信息、知识、人力资本的高端生产要素，具备较高的附加值创造能力和价值增值能力，有助于提高制造业生产过程中不同价值环节的产出价值。此外，相对于原材料、机器设备等实物要素投入，服务要素更具有“清洁属性”，产生的能源消耗相对较少（Rothenberg，2007），有助于降低经济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此，理论上服务业嵌入制造业生产体系有助于提振制造业碳生产率。

随着服务业全球化和碎片化的发展，服务业FDI和服务业OFDI成为弥补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发展不足的重要途径。服务业FDI 内含的前沿信息、管理理念以及绿色低碳技术等导入制造业生产过程，能够为东道国绿色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支撑。服务业OFDI 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并获取国际领先的技术、研发知识等战略性资源，并通过人员流动、示范效应、产业关联效应等产生逆向技术溢出（尹东东和张建清，2016），帮助跨国母公司及其所在行业乃至制造业实现技术进步。由此看来，服务业FDI与OFDI同样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在提升本国制造业碳生产率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产业垂直关联关系，服务业FDI与OFDI会根据自身特点以及制造业价值链各个环节的特点，对制造业生产过程产生一系列的“涟漪效应”。本文从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效应、成本降低效应剖析服务业双向投资开放影响制造业碳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图1）。

图1 服务业双向投资开放影响制造业碳生产率的理论机制

（一）服务业FDI开放对制造业碳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机制

1.绿色技术溢出效应

服务业FDI 进入东道国之后，上游研发环节的服务业跨国公司具备的先进技术、知识会通过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影响下游东道国制造业碳生产率。首先，高技术服务本身具有技术、知识密集型以及半公共产品特性，容易产生技术外溢和扩散。当上游研发环节的服务业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发生经济关联时，受益于服务业跨国公司的规范化作业流程、技术标准和产品研发设计指导的技术外溢，东道国制造业企业能够通过产业关联效应获取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显性知识，充实自身知识储备和知识网络的同时也提升了技术水平（Muller 和Zenker，2001）。其次，作为制造业的中间品投入，服务业跨国公司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制造业企业属于垂直关联关系，出于供应链整体利益的考虑，服务业跨国公司有向东道国制造业企业产生技术溢出的倾向（Blomström 和Kokko，1998），且服务要素技术溢出具有“绿色偏向”特性。由此可推断，服务业FDI能够通过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东道国制造业碳生产率。

2.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效应

处于生产环节的服务业跨国子公司通过提升东道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影响制造业碳生产率。服务业的本质是知识和人力资本的转换器，将深化的资本和专业的劳动力以迂回的方式引入到生产过程中，促使制造业的生产方式从以能源消耗为刚性需求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向以增加技术创新、知识等柔性投入的集约化模式转型（于斌斌，2018）。服务业FDI开放会加速这种转换器功能，推动东道国制造业服务化转变的进程。首先，服务业FDI 开放降低外国供应商进入东道国的市场准入门槛，有利于一系列品质优、价格低的新型服务进入东道国，缓解本土服务供给种类和质量约束，为制造业企业增加服务要素投入提供有利条件。其次，服务业FDI 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以及前后向关联效应提升东道国服务企业的专业化程度和社会认可度，使制造业企业愿意将内置的部分服务环节直接外包给专业化的服务公司（Amiti 和Wei，2009），提升国内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化水平。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意味着企业使用服务要素部分替代原材料等实物要素，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能源依赖，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碳生产率。

3.成本降低效应

服务业FDI 开放通过提供更加专业化、高效的服务，降低东道国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碳生产率。制造业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协调与对接都会产生交易成本，服务业作为产业间的“润滑剂”，通过分工与协作有效衔接上下游产业，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能够有效降低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来自发达国家的服务业FDI 嵌入东道国制造业价值链的各个生产环节，通过提供更加专业化、高效的服务，降低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的物流运输成本、管理成本等交易成本，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碳生产率。

假说H1a：服务业FDI开放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碳生产率。

假说H1b：服务业FDI 开放通过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效应、成本降低效应提升制造业碳生产率。

（二）服务业OFDI开放对制造业碳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机制

1.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

服务业OFDI 开放会通过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影响母国制造业碳生产率。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地区）对环境技术的要求普遍较高。中国服务业跨国子公司为了满足发达国家的环境技术要求并获得国际市场竞争中的话语权，会对发达国家企业拥有的绿色技术和创新理念变得更加敏锐，通过模仿学习、雇佣当地高素质研发人员以及利用东道国研发设施等渠道获取东道国绿色先进技术、研发知识等战略性资源。获取国际先进技术的跨国子公司又以出售附有先进技术的产品或者人员培训的方式向母公司产生逆向绿色技术溢出，帮助母公司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跨国企业母公司进一步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以及产业关联效应将获得的绿色先进技术扩散、传播至跨国企业母公司所在的行业乃至制造业，提升了母国制造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已有研究表明，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是提升碳生产率的主要驱动力量（张宁，2022）。因而，服务业OFDI开放可以通过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制造业碳生产率。

2.制造业投入服务业化效应

服务业OFDI 开放会通过创新强化作用和出口替代作用刺激母国提升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进而影响制造业碳生产率。首先，服务业OFDI 通过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有效提升母国制造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受益于服务业OFDI 逆向绿色技术溢出的创新强化作用，生产率较低、污染程度较高的制造业企业逐渐被市场淘汰，存留在市场中的制造业企业将创新作为核心竞争力，从事更多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会相应增加高级服务要素的投入，提升了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其次，服务业OFDI 将销售服务环节转移至拥有市场潜力的东道国，为母国制造业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提供了服务基础设施，吸引母国制造业企业不断入驻东道国并建立生产基地（Daniels，1993），这一方面帮助母国制造业企业规避了贸易壁垒，另一方面会削减母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份额，产生了出口替代效应。出口份额减少的冲击使母国制造业企业通过增加高端服务要素投入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提升了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使相对清洁和高附加值的服务要素部分替代实物要素嵌入制造业生产过程，推动制造业企业改变传统的高污染生产模式，有助于提升制造业碳生产率。

3.成本降低效应

服务业OFDI 开放通过成本降低效应影响制造业碳生产率存在两个子过程。第一过程：服务业跨国子公司通过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改善跨国母公司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母公司将获得的绿色先进技术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等扩散至同行业企业，从而提升母国整个服务行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第二过程：蕴含先进技术的新型、高质量的本土服务又作为中间投入渗透到母国制造业生产过程，推动制造业生产工艺流程升级，降低了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以及能源消耗，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碳生产率。

假说H2a：服务业OFDI开放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碳生产率。

假说H2b：服务业OFDI开放通过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效应、成本降低效应提升制造业碳生产率。

三、模型、变量和数据

（一）理论模型

本文借鉴刘习平（2017）等的研究思路，构建了服务业双向投资开放影响制造业碳生产率的理论模型。假设制造业生产需要物质资本（K）、人力资本（H）和能源投入（E），根据成本最小化设定柯布-道格拉斯成本函数：

其中C（·）表示制造业的成本函数，PK、PL、PE分别为资本价格、劳动价格以及能源价格，Q表示制造业产出水平，A为全要素生产率，A−1表示全要素生产率与制造业生产成本呈负相关；αK、βL、γE分别表示资本产出弹性、劳动产出弹性和能源产出弹性。如果用E代表能源需求，根据谢泼德引理（Shephard's Lemma），能源需求等于成本函数对能源价格求偏导，得出：

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企业能够获得的长期均衡利润为零，即总收益等于总成本，C=PQQ，其中PQ表示产品的价格，它取决于三种投入要素价格，即：

（3）式中，αK+βL+γE= 1，将（3）式代入（2）式，得出：

将（4）式进一步移项可得：

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能源消耗会产生二氧化碳排放，且一般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是线性关系，即：

（6）式中，θ为参数，CO2是指二氧化碳排放量。将（6）式代入（5）式，可得：

（7）式中，Q/CO2表示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带来的经济产出，即碳生产率，PE/PQ为实际能源价格。由（7）式可得出如下结论：影响碳生产率的主要因素有全要素生产率A、实际能源价格PE/PQ，且均与碳生产率之间呈现正向关系。

一般地，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制度、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等，其中对外开放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制度安排（师博和沈坤荣，2013）。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涉及服务业开放，服务业“引进来”与服务业“走出去”从动态视角反映了服务业开放的具体结果，符合更高层次和全方位的“双向开放”境界（陈明和魏作磊，2018）。因此，本文使用服务业FDI开放、服务业OFDI 开放表征服务业开放，最终将全要素生产率表述为：

（8）式中sfdi代表服务业FDI开放，sofdi代表服务业OFDI开放，stru代表产业结构，rd表示研发投入。

根据以上分析，得到本文的计量模型为：

（9）式中，cpit表示制造业碳生产率，i表示行业，t表示年份，α0表示常数项，sfdiit代表服务业FDI开放，sofdiit代表服务业OFDI开放，X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与数据

1.被解释变量

制造业碳生产率（cp）。本文运用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DDF 和GLM 指数测算制造业全要素碳生产率，并以2004 年为基期，将测算的GLM 指数相乘得到各年份制造业碳生产率。测算制造业碳生产率所需要的要素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的数据如下：制造业期望产出，借鉴杨翔等（2015）的研究思路，以制造业各行业的不变价格工业增加值衡量期望产出；制造业非期望产出，以CO2排放量作为制造业的非期望产出，制造业各行业的碳排放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排放数据库（CEADs）；劳动投入，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用工人数衡量；资本投入，采用永续盘法计算的制造业各行业的资本存量衡量；能源投入，以制造业各行业的能源消耗总量（换算为标准煤）衡量，能源消耗总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排放数据库（CEADs）。

2.核心解释变量

服务业FDI 开放指数（sfdi）和服务业OFDI 开放指数（sofdi）。本文借鉴Arnold 等（2006）、陈明和魏作磊（2018）的研究思路，分别以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中国28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完全消耗系数的乘积表征服务业FDI开放指数（sfdi）和服务业OFDI开放指数（sofdi）。计算公式如下：

（10）式中i代表制造行业，t代表年份，s代表服务业，sfdiT、sofdiT分别表示服务业FDI 总值和服务业OFDI总值，αit为完全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是根据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出。此外，本文根据计算的直接消耗系数和间接消耗系数，得到服务业FDI的直接（间接）使用指数以及服务业OFDI的直接（间接）使用指数。

3.控制变量

贸易开放程度（ope），以进出口总额与制造业销售产值之比衡量；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mfdi），用制造业各行业的港澳台资本与外商资本的总和表示；要素结构（den），以固定资产净值与平均用工人数的比值衡量；劳动生产率（lab），以制造业各行业的销售产值与平均用工人数的比值表示；能源结构（est），以制造业各行业的煤炭消耗量与能源消耗量的比值表示；行业所有制（own），以国有控股企业销售产值与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的比值表示；利润绩效（pro），以利润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衡量；研发投入（rd），以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与销售产值的比值衡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面板数据容易产生组间异方差和组内自相关等问题，这会导致传统的OLS估计失效。为纠正异方差和组间自相关导致估计结果失效的问题，本文选择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估计模型，最终的回归结果见表1。表1 中第（1）～（2）列是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3）列是采用面板矫正标准误（PCSE）方法估计的结果。第（2）列中服务业FDI开放指数（sfdi）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服务业FDI开放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碳生产率，即服务业FDI开放具有“碳光环”效应，证明了假说H1a。

表1 服务业双向投资开放对制造业碳生产率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服务业OFDI 开放指数（sofdi）的系数显著为负，即服务业OFDI 开放对制造业碳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与研究假说H2a不一致，原因可能是：（1）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服务业OFDI尤其是高技术服务业OFDI的投资规模较小、占比较低，国内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受到服务业OFDI 逆向绿色技术溢出的影响较弱。（2）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大量的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对母国企业的绿色研发投入产出“挤出效应”，“拖累”了母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3）在OFDI的投资结构中，发展中国家占比高（龚梦琪等，2019），这不利于OFDI 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4）国际投资环境恶性发展，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的高技术产业，通过设置严格的并购条例、烦琐的审查程序限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阻碍其高端技术的扩散与溢出。（5）服务业OFDI 可能会对东道国企业产生“技术依赖”，减少了自身的基础性技术研发（王炳成等，2022），削弱了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

续表

（二）分位数回归

为考察服务业双向投资开放对不同碳生产率行业的影响，本文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服务业FDI对中国制造业碳生产率的正向影响随着碳生产率分位点的提高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主要原因在于高碳生产率行业的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具有较强的技术吸收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通过对服务业FDI 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以及再创新，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因此该类行业的碳生产率提升效果显著。低碳生产率行业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其显著特征是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大量的实物投入并会搭载更多的高能耗、高排放需求，由于其生产模式和能源依赖路径在短期内不会发生较大的改变，服务业FDI对该类行业碳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有限。此外，服务业OFDI对碳生产率的负面影响随着碳生产率分位点的上升呈现不断加剧趋势，这是因为高碳生产率行业对技术、知识等高级服务要素的依赖度较高，而我国高技术服务业OFDI占比较低，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未有效发挥以及研发资金被挤占，使得服务业OFDI对我国高碳生产率行业产生较大的负向影响。由于低碳生产率行业对技术、知识的依赖度较低，产生的负向影响相对较少，由此说明基准回归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2 分位数回归检验

（三）异质性分析

1.服务业FDI与服务业OFDI不同投入模式

为反映服务业FDI 与OFDI 不同投入模式对制造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利用前文计算的服务业FDI 与OFDI直接使用指数和间接使用指数进行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表3第（1）列揭示了服务业FDI和服务业OFDI 的直接使用指数对制造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0.0303、-0.0337，第（2）列显示，服务业FDI和服务业OFDI的间接使用指数对制造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0.0236、-0.0242。这表明，相对于制造业对服务业FDI的间接使用，直接使用更有助于提升制造业碳生产率。因此，我国应该倡导制造业“一步到位”式利用服务业FDI，充分发挥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碳生产率的提升效果；相对于制造业对服务业OFDI的直接使用，间接使用有助于减轻服务业OFDI对制造业碳生产率的负向影响。在目前我国服务业OFDI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较弱的情况下，间接使用服务业OFDI可以减轻其对我国制造业碳生产率的负面影响。

2.行业能源结构特征

为揭示服务业双向投资开放对不同能源结构行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本文以能源结构变量的总体平均值作为划分标准，将高于总体平均值的行业划分为高煤炭消耗行业，反之则划分为低煤炭消耗行业。回归结果如表3 中第（4）～（5）列所示。结果表明，服务业FDI 开放能够提升高煤炭消耗行业和低煤炭消耗行业的碳生产率，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低煤炭消耗行业中更强。其原因在于高煤炭消耗行业大多为污染密集型行业，能源消耗较高。低煤炭消耗行业大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先进服务产品、技术具有较强的应用转化能力和吸收能力。因此，服务业FDI 开放能够通过提升低煤炭行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显著促进该类行业的碳生产率；同时，服务业OFDI 显著抑制了高煤炭消耗行业和低煤炭消耗行业的碳生产率，且对低煤炭消耗行业的负向影响更大。原因在于低煤炭消耗行业大多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对绿色知识、技术等高级服务要素的依赖性强。我国“走出去”的技术获取型服务业OFDI，投资规模较小且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导致国内低煤炭消耗行业受服务业OFDI 逆向绿色技术溢出的负面影响较大。因此，相对于高煤炭消耗行业，服务业OFDI对低煤炭消耗行业碳生产率的负向作用更强。

表3 服务业FDI不同投入模式对制造业碳生产率的影响

（四）影响机制检验

根据理论机制分析可知，服务业双向投资开放主要通过（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效应、成本降低效应影响制造业碳生产率。为验证上述逻辑是否成立，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方法，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其中mit表示中介变量，其他的变量与（9）式一致。本文的中介变量包括：（1）制造业投入服务化（ser），借鉴刘斌等（2016）的研究思路，采用完全消耗系数表征制造业投入服务化。（2）绿色技术创新（green），借鉴齐绍洲等（2018）的研究，使用上市公司已授权的绿色专利数与当年所授权的全部专利数的比值衡量绿色技术创新。由于绿色专利授权数据为微观企业层级数据，本文根据企业所属行业将企业数据加总到行业层级数据。（3）交易成本（cost），借鉴苏二豆和薛军（2019）的方法，采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之和与总销售额的比值衡量交易成本。

表4中第（1）～（2）列为绿色技术溢出机制检验结果，其中，服务业FDI开放与服务业OFDI开放对绿色技术溢出的系数分别为正、负并且显著，服务业FDI开放、服务业OFDI开放对制造业碳生产率的系数值略小于基准回归的系数值，表明服务业FDI 开放能够通过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显著提升制造业碳生产率，服务业OFDI未能通过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制造业碳生产率。服务业FDI开放通过绿色技术溢出效应为国内制造业企业提供绿色技术范式和比较成熟的管理模式，促进了东道国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有效提升国内制造业碳生产率；服务业OFDI 一方面可能对东道国技术产生了依赖，弱化了自身的基础性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可能对母公司的绿色研发资金产生挤出效应，削弱了母国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对制造业碳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

表4 服务业双向投资开放对制造业碳生产率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4中第（3）～（4）列为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机制检验结果，服务业FDI开放与服务业OFDI开放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系数分别为正、负并且显著。服务业FDI开放、服务业OFDI开放对制造业碳生产率的系数值均小于基准回归的系数值，即服务业FDI开放能通过制造业服务化显著提升制造业碳生产率，服务业OFDI开放未能通过上述效应提升制造业碳生产率。服务业FDI 开放通过增加新型服务供给和提升东道国服务供给水平，显著提升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进而推动东道国制造业生产工艺和生产范式的技术变革，减少传统制造模式下的能源消耗，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碳生产率。服务业OFDI 未能充分释放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大量的资金挤占反而对本国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产生负向影响，最终抑制了制造业碳生产率的提升。

表4 中第（5）～（6）列为成本降低机制检验结果，服务业FDI 开放与服务业OFDI 开放的系数分别为正、负并且显著，服务业FDI开放、服务业OFDI开放对制造业碳生产率的系数值小于基准回归的系数值，即服务业FDI通过成本降低效应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碳生产率，服务业OFDI未能通过成本降低效应提升制造业碳生产率。来自发达国家的服务业跨国公司在经营管理理念、绿色生产技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专业化的服务供给提高了东道国制造业企业的运行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进而有利于提高制造业碳生产率。服务业OFDI不仅未能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提升母国服务供应商的技术创新水平，大量的资金挤占还可能导致母公司运行成本增加，降低了制造业碳生产率。

综上所述，假说H1b 得到验证，即服务FDI 能够通过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效应和成本降低效应显著提高制造业碳生产率；而假说H2b 未能得到验证，即服务业OFDI 未能通过上述渠道提升制造业碳生产率。

五、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从产业间垂直关联视角出发，分析了服务业FDI开放与服务业OFDI开放对制造业碳生产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服务业FDI开放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碳生产率，服务业OFDI开放对中国制造业碳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2）区分样本发现，相对于制造业对服务业FDI 的间接使用，直接使用更有助于提升制造业碳生产率；制造业对服务业OFDI的直接使用对制造业碳生产率的抑制效应更强；服务业FDI开放更能显著地促进低煤炭消耗行业的碳生产率，服务业OFDI 开放对低煤炭消耗行业碳生产率的抑制效应更强。（3）服务业FDI 开放主要通过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效应、成本降低效应提升中国制造业碳生产率；服务业OFDI开放未能通过上述渠道提升我国制造业碳生产率。

为此，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深度和开放领域，合理布局服务业双向FDI 的流动。一方面，中国需完善与服务业相关的法律法规，简化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流程，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程度，促使发达国家高端服务要素畅通地进入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政府需要通过产业扶持政策等多种手段鼓励有实力的服务业OFDI“走出去”，提高绿色技术获取型服务业OFDI 占比和对发达国家（地区）的服务业OFDI 比重，充分释放OFDI 的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助力中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第二，依托扩大服务业双向投资开放的反向拉动作用，提升本土服务企业的供给效率和质量。中国应推动本土技术密集型、清洁型服务深度嵌入制造业的生产体系，加快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与良性互动，提升本土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有效降低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三，政府应该根据制造业细分行业的能源结构差异性，促进低煤炭消耗行业实现技术创新和能源节约的良性发展。引导服务业FDI 更多地流向发展潜力高、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低煤炭消耗行业，借助服务业FDI 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提升该类行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循序渐进推进高煤炭消耗行业生产工序和结构的优化，实现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