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民营银行运营绩效比较分析

朱兴婷 马士伟 邓利娟 叶颖来

作者简介：1.朱兴婷，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两岸经济与金融。宁波，315100。2.马士伟，闽南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两岸经济与金融。漳州，363000。3.邓利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两岸经济与金融。厦门，361005。4.叶颖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商贸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宁波，315800。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开放民营银行设立是金融改革的重要一环，有利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升金融系统运营效率。为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2012年起中国大陆审慎推动金融自由化改革，相继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和《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逐步开放民营银行设立。在政策大力支持下，截至2020年，中国大陆新设民营银行19家，净利润增幅达12.35%，远高于同业2.7%的平均水平①，总体发展势头良好。

为适应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情势变化，早在1987年台湾当局即开放民营银行设立。在经历了“开放准入—公营银行民营化—兼并重组”三个阶段后，民营银行在台湾金融市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20 年，在台湾排名前10 位的银行中民营银行占据8 位②。但学者们的研究发现，台湾银行业民营化改革过程中存在着速度过快、资产质量恶化、盈利能力下降、业务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董红蕾，2003；姜明和王晓芳，2004）。台湾经验表明，银行业民营化改革需要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鼓励金融创新（王静和杨美金，2014；王曙光和张元琦，2005；吴信坤和盛九元，2016）、增强与公营银行间的互补性（云青，2006），同时，还要设置企业与银行间的风险隔离，防范关联交易风险（王静和杨美金，2014）。

现有学者针对台湾地区银行业民营化的研究，以逻辑推演的定性分析为主，有关两岸民营银行运营绩效的对比分析较少，研究结论缺乏一定的针对性。有鉴于此，本文采用Hicks-Moorsteen指数法，分别从盈利能力与风险管控角度，测算对比两岸民营银行运营绩效，厘清绩效差异成因并总结归纳相关启示。

二、研究方法、指标选取与样本选择

（一）研究方法

银行效率是指银行某一时期最优技术水平的实现程度，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是指银行实际技术水平的跨期提高程度（姜永宏和蒋伟杰，2014），二者分别反映了银行运营绩效的静态与动态变化。为全面对比分析两岸民营银行运营绩效，本文选用Hicks-Moorsteen指数法，分别从盈利能力与风险管控两个方面，对两岸民营银行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对比。

与学者们常用的Malmquist 指数法相比，Hicks-Moorsteen 指数法主要存在两方面优势：一是Hicks-Moorsteen指数法既可以度量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小，也可以将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很好地克服了Malmquist 指数法在分解全要素生产率时的非完整性问题；二是与Malmquist 指数法相比，Hicks-Moorsteen指数法没有关于厂商行为最优化或规模报酬等方面的限制性假设，适用性更强。

Hicks-Moorsteen 指数法由O’Donnell （2008）提出，本文结合N 个决策单元（DMUs）在T 时间跨度中的数据对其构建与分解原理进行介绍。假设有N 家银行，Xit、Qit分别为t期银行的投入与产出总量函数，则银行的技术水平为：

根据银行效率定义可知，银行效率可以用银行的实际技术水平与同期最大化技术水平之比来表示。表示t期在技术水平约束下可达到的最大技术水平，则银行效率Eit表示为：

以投入导向型为例，可以将银行效率（Eit）表示为：

假设第i家银行在t期的技术水平值为Techit，第h家商业银行在s期的技术水平值为Techhs，则表征银行实际技术水平跨期提高程度的全要素生产率TFPhs,it表示为：

根据公式（2）可得：

公式（5）右侧第一项为t期和s期可以达到的最大技术水平值的比率，反映了技术水平跨期提升程度（dTech）。将公式（3）代入（5）可以进一步分解为：

式中，dITE、dISE、dISC分别表示技术生产率、规模生产率和范围生产率，分别体现了银行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范围效率的跨期提升程度。因此，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分解为技术进步（dTech）、技术生产率（dITE）、规模生产率（dISE）以及范围生产率（dISC）4个指标。

（二）指标选取

一般情况下，民营银行投入人力、财力和物力等要素，通过经营存贷款、汇兑、结算等业务，获得利息与非利息收益。考虑到民营银行的金融中介特性及数据的可获性，为测算盈利绩效，本文选择员工人数、不动产及设备、利息费用及营业费用作为投入指标，利息净收益与利息以外净收益作为产出指标（表1）。

随着金融自由化的持续推进，银行间竞争日益激烈，其运营风险随之增加，强化风险管控对于推动民营银行稳定健康发展尤为重要。因此，本文对两岸民营银行的风险管控绩效水平也进行测算对比。本文分别选择资本充足率、逾期放款率作为投入指标，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作为产出指标（表1）。其中，资本充足率反映了银行以自有资本承担损失的程度；逾期放款率反映了银行贷款使用效益及风险程度；资产收益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分别反映了银行运用全部资产以及自有资本获取收益的能力。

表1 投入产出指标

（三）样本选择

根据相关参考文献，本文将民营银行界定为民间资本占绝对控股地位且政府无实际控制力与管理权的银行。据此统计，目前两岸共有民营银行44 家，其中台湾地区21 家③，中国大陆23 家④。根据本研究需要及两岸民营银行的年报资料获取情况，本文将研究的时间区间选定为2015—2020年。在此研究区间内，中国大陆只有民生银行、平安银行、上海华瑞银行、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天津金城银行、浙江网商银行、浙商银行与温州民商银行等8 家民营银行的年报是完备的⑤；而台湾地区21 家民营银行的年报悉数可得。因此，本文最终选择上述年报资料可完整获得、分析数据具有可比性的两岸共29家民营银行作为研究样本。在样本研究区间内，中国大陆8 家样本行的民间资本持股占比均为100%，台湾地区则除了中国信托、国泰世华、玉山银行、台新商银、上海储蓄、永丰商银、元大商银、台湾新光、远东国际与阳信商银在个别年份的民间资本持股占比低于100%（但都高于93%）之外，另外11家银行的民间资本持股占比均为100%。

三、盈利能力绩效测算与对比分析

本文使用DPIN3.0S软件，对样本银行的盈利能力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依据测算结果得出以下结论，如表2和表3所示。

（一）综合绩效

从表2 看，台湾地区民营银行综合效率均值（0.5118）高于中国大陆民营银行（0.3927），但二者均处于较低水平，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力偏低。经由效率分解发现，两岸民营银行的范围效率均值都不及0.7，严重制约着综合效率的提升，未来两岸民营银行应将发展重心更多放在获取范围经济上。

表2 2015—2020年两岸民营银行盈利能力效率及其分解

从表3 看，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两岸样本银行效率的跨期变化情况。其中台湾地区民营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为1.0083，意味着综合效率实现了年均0.83%的提升；中国大陆民营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为1.3413，说明综合效率实现了年均34.13%的提升。由此可知，中国大陆民营银行的综合效率提升幅度显著高于台湾地区，更具提升潜力。

表3 2016—2020年两岸民营银行盈利能力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

（二）技术绩效

台湾地区民营银行技术进步均值为0.9985，技术水平出现年均0.15%的倒退，中国大陆民营银行技术进步均值为1.0686，技术水平实现年均6.86%的提升。造成两岸民营银行技术进步差异的主要成因：一是中国大陆民营银行成立之初，面对“一行一店”、账户开设等政策制约，开展线下业务受阻，倒逼其强化与互联网企业间的合作，着力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由此推动技术进步；二是与大陆民营银行相比，台湾地区民营银行面临较少业务经营的限制，金融创新压力小，创新发展动力不足；三是台湾地区民营银行股东大多是传统型企业，经营管理模式趋于守旧，新兴技术运用不足，因而出现技术退步状况。

中国大陆民营银行技术效率年均值为0.9725，接近完全效率状态，显著高于台湾地区民营银行（0.8454）。同时，两岸民营银行均处报酬递增状态，分别实现年均4.99%（中国大陆）、1.63%（台湾地区）的提升。两岸民营银行技术效率差异的主要成因：一是中国大陆民营银行与互联网企业存在密切合作（比如腾讯公司持股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蚂蚁金服发起设立浙江网商银行等），拥有较强的技术平台助力其提升技术效率。而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平台支撑，台湾地区民营银行运营管理模式趋于传统，技术效率提升缓慢。二是从员工结构来看，中国大陆民营银行的金融科技类人才占比普遍超过30%⑥，为技术利用率提升提供了强力保证。台湾地区民营银行则存在金融科技人才较为缺乏问题，技术利用率不足。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2020年台湾地区民营银行招聘计划中，金融科技人才需求占比超过30%。有超过90%的台湾金融机构主管认为，人才缺乏是目前面对的最大挑战⑦。

（三）规模绩效

两岸民营银行的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0.9021（台湾地区）、0.9224（中国大陆），两者均趋近最优规模状态。但是，台湾地区民营银行的规模效率出现年均1.07%的下滑，处于报酬递减状态，说明现有规模已超最优规模状态。大陆民营银行的规模效率出现年均0.42%的提升，处于报酬递增状态。差异成因解释如下：

一是大陆民营银行成立时间较短且面对较多政策限制，发展规模尚未扩张至最优状态。大陆民营银行在成立之初，除了面对“一行一店”、账户开立等限制外，还面对股东承担剩余风险、持股最高30%以及资本追加限制等要求，运营规模扩张面对重重束缚，因此，体量普遍较小，处在规模报酬递增区间。中国大陆民营银行的固定资产规模由2015年的56.38亿元人民币扩张至94.93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台湾地区民营银行固定资产规模则由2015年的127.39亿元人民币扩张至136.07亿元人民币⑧，两岸民营银行间的规模差距明显。

二是台湾当局开放金融机构设立之初，民营银行数量急剧膨胀，相互间恶性竞争加剧，资产质量下滑严重。为提升资产品质、增强银行抗风险能力，2001年开始台湾当局积极落实金融机构整并、扩大海外市场等改革举措，民营银行规模随之扩张，并带来物理网点与员工人数的增加。但由于其经营管理水平有限，未能将增多的人力资源和资本有效转化为产出，因此存在资源冗余情况，引致规模效率下降。

（四）范围绩效

台湾地区民营银行范围效率均值为0.6717，范围生产率均值为1.2033，中国大陆民营银行的范围效率均值为0.4363，范围生产率均值为1.8971。整体来看，台湾民营银行范围效率优于大陆，但二者均处于较低水平，严重拉低了综合效率水平。两岸民营银行的范围效率均处于报酬递增区间，但大陆民营银行范围效率增长幅度更大。上述结果的可能性解释为：

一是为拓宽服务范围提升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台湾地区民营银行开展混业经营，除了提供存贷款等传统银行业务之外，还提供保险服务、金融市场以及互联网金融等业务。在样本期间内，台湾地区民营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达到65%左右，高于中国大陆民营银行（占比为45%左右）。为摆脱线下业务开展限制，中国大陆民营银行立足于“科技先行，快速迭代”原则，创新开展金融科技业务。尽管大陆民营银行技术进步迅速，但技术开发与运用尚处于起步阶段，产品服务创新与技术投入之间存在一定时滞，加之面对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束缚，技术运用较为有限，因而范围效率处于较低水平。

二是尽管近年来台湾地区民营银行在经营传统业务基础上，创新开展第三方支付、数字银行与消费金融等互联网金融业务，但因其经营管理模式趋于传统，业务创新势必带来经营管理成本增加，使得范围效率提升缓慢。中国大陆民营银行以开展线上业务为主，省去了大量的网点设置和人员成本，随着业务范围扩张，前期科技支出不断被摊薄，边际成本持续下降，范围效率大幅度提升。

四、风险管控绩效测算与对比分析

本文使用DPIN3.0S 软件，对样本银行的风险管控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测算结果如表4 与表5所示。两岸民营银行风险管控绩效对比分析如下：

（一）综合绩效

从表4 看，台湾地区民营银行与中国大陆民营银行的综合效率值分别为0.2177、0.0539，均处于较低水平，风险管控能力有待提升。由效率分解结果可知，两岸民营银行风险管控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范围效率也都处在较低水平。

表4 2015—2020年两岸民营银行风险管控绩效及其分解

从表5看，台湾地区民营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为1.0696，综合效率提升年均6.96%；中国大陆民营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为18.1355，综合效率实现年均1713.55%的增长。由此可见，在风险管控效率方面，大陆民营银行更具提升潜力。全要素生产率分解结果显示，台湾地区民营银行风险管控综合效率的提升主要源自技术进步，以及规模效率与范围效率的提升；大陆民营银行风险管控综合效率提升除了得益于技术进步、规模效率以及范围效率的提升之外，还得益于技术效率的大幅提高。

表5 2016—2020年两岸民营银行风险管控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

（二）技术绩效

两岸民营银行风险管控的技术进步均值分别为1.7468（台湾地区）、1.7987（中国大陆），技术水平分别实现年均74.68%、79.87%的提升。其原因在于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加速推动两岸民营银行开展金融科技业务。金融科技业务具备技术性特征，对监管的技术性要求较高。为应对金融科技业务带来的监管挑战，两岸民营银行将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应用于风险管控领域，由此带来风险管控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特别是以经营互联网金融业务为主的大陆民营银行，因有金融科技企业提供技术支撑，风险管控的技术水平提升更快。

在风险管控技术效率方面，台湾地区民营银行技术效率均值（0.7618），略高于中国大陆民营银行（0.6070），但是二者均处于低效率状态。同时，台湾地区民营银行技术效率出现年均2.44%的下滑，处于报酬递减状态；大陆民营银行技术效率实现年均958.64%的提升，处于报酬递增状态。二者技术效率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尽管两岸民营银行风险管控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但均存在金融科技监管人才稀缺问题，导致监管技术运用不够充分，技术效率较低；第二，台湾地区民营银行以经营传统银行业务为主，尚未建立起适用于金融科技发展的监管制度，各级主管部门运转不够协调，制约着技术效率水平的提升；第三，中国大陆民营银行以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为主，由于缺少可借鉴的、较为成熟的金融科技监管经验，只能在探索中前行，从无到有逐渐完善，因此，风险管控技术效率提升幅度较大。

（三）规模绩效

台湾地区民营银行风险管控规模效率水平（0.6514）高于中国大陆民营银行（0.3191），但中国大陆民营银行风险管控规模效率年均提升幅度（85.79%）显著高于台湾地区民营银行（8.16%）。两岸民营银行规模绩效差异成因解释如下：

首先，随着台湾当局推动金融机构整并、拓宽海外金融市场等举措的落实，台湾地区民营银行运营规模持续扩张。但因其股东多为大财团，内部控制较为薄弱，高管干扰信贷投放、关系客户违规借款、内幕交易等违规事件频现。尤其是2015年以来，鼎兴牙材违法放贷案、三宝超贷授信案、中信银行保释金垫付等重大弊案接连发生。为强化风险管控，台湾金融监管机构相继采取指定系统性重要银行、落实风险导向内部稽核制度、建立资安专责制度等举措，并取得一定成效，台湾地区民营银行逾期放款率由2015 年的0.32%降至2020年的0.28%，由此促进了风险管控规模效率的提升。

其次，与台湾地区民营银行不同，中国大陆民营银行在成立之初面对诸多经营管理限制，经营规模扩张有限，尚未达到最优规模状态。加之，中国大陆原有的金融监管法规主要针对传统金融业务设置，并不适用于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监督管理，因而，中国大陆民营银行的风险管控规模效率水平较低。尽管如此，随着中国大陆民营银行积极引进新兴技术与专业人才，风险管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规模效率随之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四）范围绩效

台湾地区民营银行风险管控范围效率（0.4460）高于中国大陆民营银行（0.3074）；同时，其范围效率提升幅度也高出中国大陆民营银行10个百分点。造成两岸范围绩效差异的成因分析如下：

近年来，在互联网金融浪潮的推动下，为实现范围经济，台湾地区民营银行积极推进互联网金融业务创新。其业务创新主要围绕第三方支付、网络借贷等基础性互联网金融业务展开，形成了以经营传统金融业务为主、基础性互联网金融业务为辅的业务结构。由于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对于台湾地区民营银行的传统金融业务仍具备一定的适用性，因此，随着监管技术水平提升，风险管控范围效率实现较大幅度的提高。

受制于政策约束，中国大陆民营银行以经营互联网金融业务为主，为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尤其注重监管水平的提升，但是，由于专业监管人才缺乏、金融科技监管政策法规缺失、监管体系不够健全等问题的存在，民营银行违规行为时有发生。2016年以来，深圳前海微众、上海华瑞、天津金城等民营银行皆因违规操作遭到处罚。因此，中国大陆民营银行的风险管控能力滞后于产品服务创新，导致范围效率处于较低水平，且提升幅度较慢。

五、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尽管台湾地区民营银行运营绩效高于中国大陆，但其盈利能力绩效与风险管控绩效均处于低水平状态。首先，在盈利能力绩效方面，受经营管理水平的制约，单纯的规模扩张已无益于绩效水平的提升；由于金融科技应用能力有限，产品与业务创新能力不足，范围绩效提升有限；因缺少必要的技术平台以及金融科技人才支撑，技术绩效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其次，在风险管控绩效方面，受内控机制不健全、金融科技监管滞后等问题的制约，台湾地区民营银行风险管控技术绩效、规模绩效及范围绩效均处于较低水平，亟须提升内部管控水平，建立健全金融科技监管体系。

通过海峡两岸民营银行运营绩效对比发现，受业务开展限制、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升、金融科技监管体系尚不健全等问题的制约，中国大陆民营银行盈利能力绩效与风险管控绩效偏低。借鉴台湾地区民营银行发展的经验教训，全面提升中国大陆民营银行运营绩效，需要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1.放宽股东资质要求，减少不必要的业务限制

首先，适度放宽股东资质要求。民营银行建立之初，银监会要求单一股东最高持股不超过30%。30%的股比限制使大股东增资困难，不利于民营银行及时补充资本，建议在严格把控风险的前提下，允许治理规范的民营银行将单一股东持股比例提升到51%。监管部门要求民营银行股东应为注册地当地的民营企业，不利于中西部地区民营银行申设与增资，建议允许省外优质民营企业投资入股。

其次，减少不必要的业务限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度放宽“一行一店”的限制性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民营银行设立分支机构并鼓励其跨域经营。完善客户身份认证体系，适时推进民营银行远程开立全功能I 类账户试点。明确监管要求，取消民营银行进入同业拆借市场以及发行金融债的限制，适当拓宽民营银行的融资渠道。

2.明确服务对象，科技赋能创新发展

首先，明确服务对象，实施差异化竞争。大陆民营银行成立时间较晚，在传统银行业务方面不具竞争优势。民营银行要明确服务对象，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坚持为中小微企业、“三农”、社区和个人提供普惠性金融产品服务。在追求银行自身发展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逐渐塑造品牌形象和口碑，进而积累优质客户。

其次，培养金融科技思维，推动科技赋能发展。在金融科技发展的背景下，民营银行在做好现有业务的基础上，着力吸引与培养金融科技人才，加强与同业或互联网平台合作，充分利用AI、移动互联网、区块链、5G以及生物识别等数字技术，推动产品与服务创新，为客户提供更多便利。

3.完善内部经营管理，强化内部监督管理

首先，完善经营管理机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一是民营银行应搭建以“三会一层”为主体的公司治理结构，明晰治理主体的职责边界，明确重大经营管理事项范围与决策流程；二是积极引入具备金融科技银行管理经验的人才，组建专业化高管团队并持续优化高管队伍建设，避免高层管理人员频繁更迭拉低运营效率。

其次，提升内控水平，强化内部监督管理。一是完善股东监督机制，建立清晰的股权结构，明晰股东的权责范围，规范股权管理行为；二是建立关联交易内部控制部门，严格落实事前预审、事中控制、事后反馈的信贷审核流程，实时掌握信贷资金动向；三是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畅通信息反馈渠道，以便监管层在收到资金异常预警时，能够及时实施管控。

4.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提升金融科技监管水平

首先，出台民营银行监管法案，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秉持“鼓励与规范并重”原则，出台专门针对民营银行的统一监管法案，为民营银行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科学制定风险监管指标，强化民营银行财务信息披露，做好民营银行的风险指标日常监测预报；强化针对民营银行的事前、事中与事后风险的监督与排查，增强对重大风险问题的识别和预警能力；完善民营银行危机处置机制，对于经营不善的银行，监管部门应及时进行救助、重组或破产清算，尽量减少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优化监管资源配置，属地监管机构进行联动监管，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或者重复监管等问题。

其次，通过项目试点，稳步提升金融科技监管水平。一是持续完善项目准入条件，监管部门对于试点项目申请进行严格审查，结合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准入门槛；二是完善试点项目退出机制。对于出现异常的试点项目，要及时终止项目测试，将风险影响控制为最低；三是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在项目试点过程中，从消费者权益保护出发，逐步建立完善的账户安全保障、消费纠纷解决以及消费损害赔偿等制度。

注释：

①数据来源：和讯网，2020 年银行业分化进一步加剧[EB/OL].[2021-02-14].http://bank.hexun.com/2021-02-14/203023328.html。

②数据来源：台湾地区金融监督机构.基本金融资料（2020）[EB/OL].[2021-0-14].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157＆parentpath=0,4＆mcustomize=bstatistics_view.jsp＆serno=201105120009。

③台湾地区的21 家民营银行包括中国信托银行、国泰世华银行、玉山银行、台新商银、上海储蓄银行、永丰商银、元大商银、台湾新光银行、凯基商银、联邦商银、台中商银、远东国际商银、京城商银、阳信商银、王道商银、安泰商银、日盛商银、板信商银、三信商银、华泰商银及瑞兴商银。

④中国大陆的23 家民营银行包括民生银行、平安银行、浙商银行、恒丰银行、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天津金城银行、上海华瑞银行、浙江网商银行、重庆富民银行、四川新网银行、湖南三湘银行、安徽新安银行、福建华通银行、武汉众邦银行、江苏苏宁银行、北京中关村银行、吉林亿联银行、威海蓝海银行、辽宁振兴银行、梅州客商银行、江西裕民银行及无锡锡商银行。

⑤恒丰银行成立于1987年，因弊案问题未披露2017年与2018年年报。其他19家民营银行因成立于2016年（含）之后，部分年份没有年报。

⑥数据来源：搜狐网，民营银行扩员背后：金融科技加速发展 对信息技术人才需求量大[EB/OL].[2019-08-07].https://www.sohu.com/a/332170636_115362?scm=1002.0.0.0-0。

⑦廖君雅, 许雅绵. 2020 年FinTech 大调查：两大挑战、三大亮点[EB/OL].[2020-11-30].https://www.gvm.com.tw/article/76229。

⑧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各相关银行年报数据计算整理得出。文中数据如果没有进行特别标注，均来自各银行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