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与韩国对外经济合作政策调整

金香丹

作者简介：金香丹，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韩经济关系。长春，130000。

一、引言

2022 年5 月，尹锡悦就职韩国总统。新政府认为前政府与中美战略博弈保持距离的“战略模糊”路线未能保障韩国国家利益，主张加强对美合作，并发展“相互尊重的中韩关系”。韩国对外经济合作重心进一步发生结构性变化，对美偏移态势更趋显著。

具体而言，尹锡悦政府对外经济合作重心调整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将韩美合作视为对外政策的基轴。全面加强韩美高技术产业、供应链领域合作，积极参加美国倡导的“印太经济框架”等排斥中国的多边合作机制，并尝试从疫苗研发、气候变化、新技术开发等议题着手，参与“四方安全对话（Quad）”①。（2）对华经贸合作表现出警惕与防范性，对华开展“选择性”合作，兼顾“获利”与“防范风险”。（3）扩大区域经济合作范围，致力于跨越东亚层级，注重开拓印太、欧亚大陆市场，并将经济安全作为选择合作机制的重要标准。

韩国作为新兴中等强国的一员，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具备一定实力，促使其基于本国战略需求与利益诉求主动调整与大国的关系，进而为持续经济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因此，从政党轮替抑或是对美安全依附视角阐释中美战略博弈格局下韩国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其解释力较为有限。尽管尹锡悦政府相关政策调整不能简单等同于“选边站”，却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韩国历届政府坚持的中美平衡路线。特别是在经济领域，韩国新政府对美倾斜尤为值得关注。

就已有研究来看，张弛（2022）认为韩国国内对中美博弈对策的探讨主要有五种论调，即“亲美平衡”“中国便车”“独立自主”“现状维持”“超越外交”等，其应对思路表现为“追随大国”和“战略自主”。中美博弈深化以来，也有研究关注到韩国的利益诉求与战略调整的主动性，考察韩国追求战略自主对其政策的影响。刘荣荣（2021）认为，韩国追随美国不仅仅是美国单方面加大对韩国施压和拉拢的结果，也是韩国谋求战略主动、追求半岛事务主导地位、适当制衡中国等综合考虑而做出的战略选择。吕平和金香丹（2022）认为降低对华经济依赖，维持对华产业技术优势，广泛参与区域多边经济合作成为文在寅政府应对中美博弈的主要利益诉求。韩献栋和赵少阳（2021）将体系压力与威胁认知作为韩国对外政策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认为韩国在经济领域对中国存在直接且程度相对较高的威胁感知，导致其采取分散投资、出口市场多元化等间接制衡手段，推进在中美之间的对冲路线。

相关研究为深入理解中美博弈下的韩国对外经济合作提供了参考，但在当前国际经济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背景下，以韩国与中美竞争保持距离的静态思维审视韩国对外经济合作决策并不利于全面理解韩国政策调整的本质，且以政治视角的分析框架易于忽视韩国对外政策调整的诉求，不利于探寻中国对韩施加影响的方向。有鉴于此，本文尝试解释韩国在中美战略博弈下对外经济合作重心调整的内在逻辑，深入探讨尹锡悦政府合作重心对美偏移的动因，剖析韩国新政府政策调整存在的问题并研判其前景。

二、韩国对外经济合作政策调整的内在逻辑

2010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2 大经济体，以此为背景，美国启动全方位对华制衡，冲击既有国际经济合作格局。韩国与中美的结构性经济依赖使其高度警惕大国博弈，着力基于本国利益调整合作重心，致力于实现利益最大化。总体来看，对冲避险、钟摆牟利、产业需求三要素构成了引导韩国对外经济合作重心调整的核心要素。

（一）推进“双向对冲”，管控中美博弈风险

一方面，鉴于地缘临近、持续增强的外交与经济影响力，韩国认为应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合作。中韩自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合作飞速发展，中国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国与顺差来源地，两国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上下游依存关系已深入发展，形成广泛的共同利益。尽管受疫情冲击影响，2021年韩国对华出口与进口占其总进出口比重依然高达25.3%与22.5%，中国是其第1大贸易顺差来源国。

另一方面，韩国将美国视为最关键的合作伙伴。二战后，美国对韩国进行了大量经济技术援助，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方面对韩国进行全方位塑造，对韩国经济政策走向形成重要影响力。至今，美国仍是韩国第1 大投资目的地。2008—2018 年期间，韩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23.7%，较2000—2007年期间的18.9%增加了4.8个百分点，2019年以来进一步增加至29.6%，2021年韩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达到275.9亿美元，达到历史新高点②。在韩国社会看来，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及最重要的技术研发国、全球贸易规则发展主要引导者，维持与美国的经贸合作是韩国产品顺利进入西方国家市场、参与全球贸易规则构建的必要前提。受此影响，韩国无法忽视中韩、韩美经济合作重要性，难以做出完全倒向中美任何一方的决定。

结构性约束导致韩国成为承受中美博弈风险最大的国家之一。中美战略博弈格局下韩国对华经济合作的风险主要表现为：（1）韩国与中国经济合作规模庞大，受到美国对华贸易攻势冲击的可能性较大，影响外贸稳定；（2）韩国对华供应链形成较高依赖，韩国担忧中美博弈影响相关供应链稳定。而韩国对美经济合作的主要风险体现在：一方面，美国基于本国利益，可能通过修改既有协议或其他违约方式压缩韩国在美国市场份额；另一方面，美国可能以强制手段，推动韩国在特定领域、产业对中国“脱钩”。究其根本，中美战略博弈业已对韩国的经济自主性构成影响。因此，韩国选择采取“对冲路线”管控相关风险，着力确保中韩、韩美合作的总体稳定。

对冲（hedge）被认为是国家行为体面对不确定性而采取的审慎性保险策略。这一策略旨在实现如下目标：减少或使战略风险最小化、维持或增加行动自由度、使战略选项多元化以及塑造目标国的偏好与选择。出于对中美重要作用的清晰认识，韩国选择同时与两国开展合作，推进“双向对冲路线”，管控中美战略博弈造成的风险。在具体措施中，韩国通过“接触”，引导大企业扩大对美产业投资，同时鼓励企业扩大在华市场份额，发展与中美的经济伙伴关系；采用“束缚”方式，与中美缔结贸易协定，形成对大国制度性和规范性约束，管控合作不确定性；采取“追随”方式，主动参与中美倡导的多边合作框架与倡议，避免自身成为两国贸易攻势及排斥性贸易规则的“牺牲品”；采取“牵制”方式，在确保与中国进行深度经济接触的同时，加强韩美安全同盟，牵制中国对韩影响力。

无论是保守阵营的李明博、朴槿惠，还是进步阵营的文在寅，都是在“亲美平衡”和“维持现状”之间徘徊，在维护好美韩同盟基础的同时，避免释放选边信号，致力于维持中间路线。其目的在于防止在经济、安全等重要领域对一个大国的过度依赖，保持国家战略选择的相对自主性，降低大国博弈对本国利益的冲击。

（二）阶段性调整对外经济合作重心，提高与中美议价筹码

在合作进程上，平衡与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并不代表着韩国要在议程中同步推进中韩、韩美合作，阶段性调整合作重心，同时保留与另一方的合作空间，有利于韩国提高议价能力，将自身置于中美竞相争取的有利位置。而在可行性方面，韩国是跻身全球第十大经济体的“新兴中等强国”，其与广大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均保持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与韩国的合作可以为中美提供促进区域合作进程的支点。因此，韩国对外经济合作重心的走向也会受到两国的关注，提高了韩国与中美博弈的筹码。

2007 年，卢武铉政府利用美国对韩国在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的担忧，推动小布什政府完成美韩FTA 谈判。李明博政府则借助2010 年结束韩欧FTA 谈判的有利时机，对尝试修订美韩FTA 条款的奥巴马政府施加压力，并在随后借助美国“再平衡战略”，最终推动韩美FTA 于2012 年3 月生效。两个月之后，李明博政府又适时启动中韩FTA 谈判。朴槿惠政府执政后，于2015 年12 月完成中韩FTA 生效进程，次年就将对外经济合作重点置于参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以下简称《协定》）方向，而相关进程因特朗普政府退出该《协定》而告搁置。实际上，特朗普总统退出TPP，2017 年对韩国发起贸易攻势及修订美韩FTA的诉求很大程度上干扰了韩国的合作布局。在无法进一步取得对美合作突破性进展后，韩国转而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中国共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在此期间，韩国国内不断发出应考虑美国重返“CPTPP”的可能性尽早参加该《协定》，以便维持在中美总体平衡的声音。

梳理相关历程可以发现，韩国通常在与大国的经贸谈判攻坚阶段，加深与该大国竞争对手合作，进而间接对大国施加压力，促使其在竞争压力下妥协。在谈判取得突破后，迅速将合作重心转移，依托谈判议价优势完成新的协议。这一策略周而复始，使韩国在10 年内成功地与全球主要经济体完成深度经济合作框架构建。在此进程中，韩国对中美两国的合作重心始终交替变化，其目的在于提高与两国的谈判筹码，导致其对外经济合作重心调整呈现出“钟摆”现象。而在“钟摆”过程中，大国提出的合作议题会对韩国合作对象选择产生影响，如果无法获得足够的利益或自主性受到威胁，韩国亦会策略性调整合作对象，绝对收益的获取对韩国合作重心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其政策调整具有较为浓厚的投机色彩。

（三）基于产业利益，调节对美、对华合作深度

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以来，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秩序日渐被技术霸权所干扰，对与中美保持密切产业关联的韩企带来风险。如何有效应对大国竞争所带来的产业竞争压力，管控供应链断裂风险，保持自身与中国的产业技术代差，确保在尖端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战略性产业上的全球竞争力，成为韩国对外经济合作关注的重点。灵活且具有战略性的产业政策是助推韩国经济腾飞，使其得以跻身“中等强国”之列的动力来源。面对中美博弈格局，韩国产业政策也势必面临调整，以便在夹缝之间寻求进取捷径。

随着中国技术革新快速发展，中韩产业互补性有所萎缩，两国分工结构逐渐由垂直互补演变为水平竞争与互补共存状态，中国产品正逐步挤占韩国企业国际市场份额。导致韩企竞争焦虑进一步加剧的是，中国在5G通信、系统半导体设计等方面已跻身国际前沿，在中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对韩国的赶超进程中有所加速。在这种背景下，韩国企业与政府普遍认为美国对华技术封锁将倒逼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缩短中韩技术差距，由此带来的影响相较大国竞争所衍生的短期冲击更为深远。韩国认为，一旦在尖端芯片等战略性关键产业失去竞争优势，将在与中国的博弈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文在寅政府时期，韩国审视产业合作的视角已由效率与获益为主调整为效率与安全兼顾。韩国不仅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半导体联盟（SIAC），同时于2021年12月公布“技术保护战略”，扩大“国家核心技术”范畴，强化技术企业并购审查，并构建核心技术企业与从业人员数据库③。这种趋向于“经济安全”的产业合作思路对尹锡悦政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尹锡悦政府对外经济合作政策的调整动因

尹锡悦执政后，韩国对外经济合作政策基调表现为在“倒向美国”与“不放弃对华合作”之间徘徊。其政策调整基于历届政府应对中美博弈总体思路，着眼扭转韩国承受大国竞争压力的被动局面，尝试采取激进的对美全方位合作以拓展对外合作空间。相关举措的实施能否实现将韩国打造为大国博弈争夺对象的政策构想尚未可知，却在短期内推动韩国对外经济合作政策由“战略模糊”转向“对美倾斜”。

（一）全面加强对美经济合作，避免受到拜登政府排他性合作机制的排斥

2021年5月，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国家中期战略报告》，报告在两方面延续了特朗普政府认知，即将大国竞争视为美国国际核心议题；同时将美国本土经济繁荣视为其全球霸权的根基。为有效排斥中国的区域影响力，报告4次提及美国将与“持相同观点”（like-minded）国家、政府、伙伴推进合作。由此，拜登政府积极修复美国全球伙伴体系，发展并构建以议题为驱动的多边合作机制，相关合作针对中国意图明显，具有鲜明的“排他性”。是否与美国保持一致的价值观，成为相关国家参与拜登政府多边合作框架的重要标准。

以此为背景，韩国认为既有的“安美经中”路线已无法延续，如果不能及时参与美国主导的各层级多边合作，将难以扩大与美国的经济利益④。2022年4月，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调查也显示，86.8%的韩国人认为新政府需在经济、外交和安全领域最先同美国合作⑤。正是这种思维塑造了尹锡悦政府凸显韩美共同“价值理念”，以全面参与美国倡导的各项区域合作议题为主要内容的对外经济合作政策。由此，尹锡悦执政后迅速调整了文在寅政府注重大国平衡的对冲政策组合，扩大与美国的经济合作领域，推动韩美同盟向涵盖包括“技术同盟”“供应链同盟”等内涵的全面战略同盟方向升级，积极参与印太经济框架。通过这种调整，尹锡悦政府希望在确保自身参与中美主导的各项合作议题，避免成为排斥性贸易规则的“牺牲品”的同时，为维护韩国战略自主空间创造条件。当前，韩国学术界普遍支持“亲美和中”路线，主张韩国在加强对美合作的同时，开展中韩在非战略领域、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沟通与合作，避免中韩关系破裂。这表明韩国全面参与美国主导的多边合作框架，并非放弃中韩合作。尽管如此，尹锡悦政府相关政策依然会限制中韩经济合作的广度，且对中韩合作的政治基础造成冲击。

（二）借助美国主导的多边合作框架开拓欧亚、印太市场，稀释对华经济依赖

正如前文所述，成为中美竞相争取的对象是韩国调动大国合作意愿的主要策略。然而，特朗普政府执政后采取“美国优先”政策，修订美韩FTA、对韩实施惩罚性关税令韩美经济合作失去发展方向。与此同时，中韩继签署FTA 后，与东亚区域各国携手推动RCEP 签订，两国在双边、多边层面合作获得进一步加强，韩国对华非对称依赖更趋固化，导致韩国社会出现对华过度依赖，削弱经济自主性的担忧。

据韩国产业研究院统计，韩国有653 种产品对华进口依赖规模超过70%，其中中间产品约366 种，主要集中在矿业、石化，木材、矿物燃料、金属，纺织服装等领域。以汽车产业为例，2021年韩国汽车零部件总进口的34.9%来自中国，其中进口的电动车负极材料83%来自中国，进口的锰、钴、镍和锂等新能源电池原材料93%、82%、65%和59%亦来自中国⑥。由此，韩国社会要求分散对华经济依赖的声音日渐提高。

因此，尹锡悦政府执政后将降低对华经济依赖作为工作方向。尽管拜登政府构建区域经济合作倡议并未涉及美国市场开放内容，却也为韩国提供了扩大与欧亚腹地及印太区域各国合作，分散对华经济依赖的有利时机。在具体举措上，尹锡悦政府通过呼应美国倡导的各项区域经济倡议，打通原有“新南方政策”与“欧亚倡议”合作框架，推动供应链多元化进程，积极将韩国打造为“全球枢纽国家”。尹政府旨在开展更为广泛的对外合作，将经济合作视野投向欧洲、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在美韩关系升温的带动下，尹锡悦总统借参加北约峰会之际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人会面，并面向欧洲市场推广核电合作。在韩国看来，在中韩产品竞争关系逐渐凸显，且韩国对华贸易增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开拓印尼、澳大利亚等印太国家市场不仅有利于实现贸易多元化的目标，更有助于拓宽矿产、核心原材料等进口渠道，分散对华依赖，加强对华议价能力，促使中国对韩采取更加“柔性”的政策，实现同时发展与中美合作的效果。

（三）推动韩美“经济安全”合作，维持对华技术代差

长期以来，韩国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产业政策侧重效率与收益的实现。为此，韩国积极搭乘中国经济“便车”，利用技术优势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获益。中美战略博弈格局下，美国对华实施一系列单边制裁与保护主义措施，打破了韩国长期受益的分工合作结构。受此影响，韩国认为全球产业竞争正向阵营化方向发展，关键产业与技术合作受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影响的趋势更趋显著。

一方面，美国以维护“经济安全”为由，强化对关键产业控制力。在加强对EUV等尖端设备控制，并加速重塑产业供应链的背景下，韩国国内普遍认为“自外于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同盟无异于放弃半导体产业”⑦。

另一方面，中国则通过加速技术革新，着力实现产业跨越性赶超。在中国推动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背景下，中韩制造业竞争力差距持续萎缩。中国在ICT、电气设备、机械装备、金属制品等多领域产业竞争力由竞争弱势转为优势（图1），2018 年基于增加值的RCA 指数分别达到1.73、2.15、1.05、1.66，与韩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图2）。考虑到中国具有全球最为健全的制造业生产链条，中国产业赶超对韩国制造业造成的冲击将更为剧烈，韩国社会对于与中国“竞争优势”萎缩的焦虑被进一步放大。

图1 2000年中韩基于增加值的RCA指数

图2 2018年中韩基于增加值的RCA指数

韩国产业利益高度聚焦在高技术制造部门。韩国国内普遍认为只有保持对华技术优势、确保产业竞争力，才能促使中国将韩国定位为获取全球技术突破的“桥梁”，实现自身产业利益最大化。这促使韩国利用美国重塑供应链机遇，通过加强韩美合作，实现维持对华技术代差的目的。因此，突出“经济安全”理念，维护产业竞争优势成为韩国新政府对外合作的重要内容。具体举措上，尹锡悦政府突出韩美合作的“经济安全”理念，着力从技术输入与输出两方面调整与美国、中国的合作深度。一方面，韩国新政府注重与美日欧等高新技术强国开展合作，以是否具有共同“价值观”作为韩国选定高技术领域合作对象的新标准。另一方面，尹锡悦政府着力构建经济安全政策，加强技术保护与投资审查，防范中国的技术赶超。新政府计划设立新兴安保委员会，与其他发达国家协调制定相关规则，强化技术保护与国际合作。

由此可以判断，尹锡悦政府正着力利用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围堵布局，构筑以韩国为中心，具有不同合作深度的多层次合作伙伴框架。“经济安全”成为韩国新政府推动政策调整的“抓手”，推进韩美高新技术供应链合作，限制与中国的产业合作深度，成为其维持对华技术代差的主要路径。这种“倚美制华”的产业合作思路很可能超越保守、进步力量分野，成为韩国巩固在全球高新技术领域优势地位的长期政策。

四、尹锡悦政府对外经济合作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前景

尹锡悦政府推动韩国对外经济合作重心向美国偏移，其初衷在于改善韩国在中美战略博弈中的被动局面，然而新政府忽视了韩、美在对华合作上的根本性分歧，将导致政策调整的实际效果背离其初衷。在完成对美合作布局后，尹锡悦政府可能在内外压力下启动与中国有限选择的合作，以便维持在中美之间的总体平衡。

（一）尹锡悦政府对外经济合作政策存在的问题

首先，尹锡悦政府在对华合作方向上与美国存在根本性分歧。无论是主张单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还是倡导多边主义原则的拜登政府，推进本国及其盟友与中国的部分经济“脱钩”，维护自身全球高新技术及供应链霸权是美国全球贸易政策的根本目标。与之相比，尹锡悦政府将与美国的合作作为平衡本国对华经济依赖的主要路径，服务提高对华博弈筹码促使中国对韩采取“柔性策略”的目标。这意味着随着拜登政府对中韩经济合作干涉力度增强，韩美围绕对华限制性举措的严厉程度势必出现分歧，尹锡悦政府可能因加强对美合作，削弱韩国对中韩经济合作走向的管控力度，压缩中韩合作空间，无法实现打造全球“枢纽国家”的战略目的。

其次，尹锡悦政府维护韩国对华技术代差诉求与美国阻断中国技术升级的目标存在结构性差异。对美国而言，阻断中国获取高新技术，特别是尖端半导体等关键战略产业技术是其在经济领域维持对华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对韩国而言，中国经济规模及消费能力持续增长，扩大在华市场份额依然具有吸引力。对韩国企业而言，加强与美国的技术合作，稳定对华技术代差并不意味着阻断与中国的高技术产品贸易与投资合作，只有充分利用中国本土强大的制造能力，并将相关产品销售到中国，才会使韩国的技术代差与利润形成良性互动，这与美国阻断中国技术接触、升级的构思有一定的差距。韩美对关键技术的设定与保护程度的不同将会持续从微观层面影响两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协调。

再次，尹锡悦政府寄望通过合作打开美国市场与拜登政府只愿重塑规则与供应链之间存在差距。目前，拒绝进一步开放本土市场已成为美国两党共识，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半导体联盟”“CHIP4”“四方安全对话”均不涉及进一步市场开放，合作议题呈现较强的约束性。这就意味着各盟友因遵从美国倡导的贸易规则所牺牲的对华经济合作收益，并不会获得美国市场开放的“补偿”。这种落差，很可能加剧国内对其牺牲对华经济合作的批评，影响韩美经济合作前景。

最后，尹锡悦政府强化韩国高端技术制造业优势地位与美国推动制造业重归本土构想之间存在明显矛盾。在尖端半导体制造等关键产业，无论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将尖端制造业回归作为主要的工作方向。在这一进程中，作为制造业强国的韩国也会受到冲击，拜登政府要求三星等企业将半导体库存信息上交美国，即源于美国将自身的国家利益置于其整体伙伴系统利益之上的思路，根本目的在于强化其对关键产业链的控制力。尹锡悦政府无视美国削弱包括韩国在内的全球制造业竞争对手的政策本质，忽视了拜登政府裂解全球市场的行为对韩国开拓市场、维持与中美合作总体布局的冲击，可能反噬韩国在全球的经贸利益。

（二）尹锡悦政府对外经济合作政策的前景

目前，韩美经济合作业已全面展开，同时新政府也与中国保持着各层次的沟通，为两国关系的转圜提供空间。尹锡悦政府对外经济政策前景主要取决于其是否会沿着既定路线，从“对美倾斜”走向“倒向美国”，抑或是在短期内修复与中国的信任关系，维持在中美之间的动态平衡。

正如前文所述，尹锡悦政府继续加强对美合作并不会弥合两国歧见，却可能加速分歧浮出水面。美国不会因韩国呼应立场而节制对中国的经济围堵。当前全球经济议题日益政治化趋向明显，且美国将重振经济霸权的成本转嫁给合作伙伴，尹锡悦政府一旦打破在中美间保持平衡的“底线”，韩国很可能再次陷入“萨德困境”，不仅会进一步损害中国消费者对韩国产品的消费偏好，伤害韩国企业利益，还会面临美国将对华制衡成本转嫁韩国的窘境。韩国很可能成为中美的施压对象，而非尹锡悦政府设想的两国竞相争取的合作对象。韩国社会业已出现呼吁尹锡悦政府关注对美合作重心偏移负面效果的声音。维持中美平衡的声音仍是韩国内部的共识，势必影响韩国新政府下一阶段对外合作政策走向。

考虑到中韩领导人通话中，尹锡悦总统对中韩合作的重要性已有所认识；7 月中韩外长会谈中，朴振外长主动提出重启两国文化交流等实质性合作，恢复并扩大两国间航线，以提前应对“后疫情时代”人员交流需求⑧；韩国总理韩德洙在参加“中韩建交30 周年经济论坛”时，期望为两国为下一个30 年发展打下基础。由此审视，尹锡悦政府在完成阶段性“对美倾斜”合作后，可能会利用中韩建交30周年的有利时机推进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实际上，中韩经济紧密关联结构在很大程度限制了韩国对华疏离程度，中国相对完整的制造业系统与稳定的供应链亦提高了韩国寻找“替代者”的难度。韩国很难在短期内摆脱对中国的生产、市场依赖，这种经济依存关系对韩国发展的重要性不亚于美韩军事同盟。需要注意的是，尹政府在表现对华合作意向的同时依然强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从中长期看，随着中韩围绕美韩合作、半岛安全问题产生分歧，政治因素对中韩经贸合作干扰的可能性亦不可低估。

五、结语

尹锡悦政府以“价值观外交”指导对外经济合作，参与美国倡导的多边合作框架，以“经济安全”维护本国产业技术优势，导致韩国对外经济合作重心整体快速对美偏移，中韩经济合作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在拜登政府不断将经济议题“政治化”，滥用对盟友的政治影响力，重塑全球贸易格局的大背景下，韩美在对华合作方向、技术防范程度措施等方面的分歧都会随着两国合作的加深而凸显。究其根本，尹锡悦政府对加强韩美经济合作抱有过高期望，忽视了自身贸易政策为美国约束的可能性。尽管韩国新政府主观无意抛弃对美、对华合作，却可能在实践效果上背离韩国长期坚持的在中美间保持总体平衡的合作路线，成为中美施压的对象。韩国是少数与中国建立深度经济融合关系的发达经济体，中韩经济合作持续发展有利于中国对接高水平国际贸易规则，持续推进高质量对外开放。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崛起成为韩国驱动自身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对刚刚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而言，持续保持经济发展亦是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中韩经济合作具有深厚的合作基础，考虑到韩国对外经济政策调整易受议题驱动的特质，中国可尽早明确新时期中韩经济合作发展方向，提出更具包容性、开放性的高水平合作议题，引导双边合作持续平稳发展。

注释：

①参见韩国《东亚日报》：美国提议韩国加入Quad 工作组与IPEF[EB/OL]. 2022-04-13. https://www.donga.com/news/article/all/20220413/112849215/1//。

②根据韩国进出口银行统计数据计算,https://stats.koreaexim.go.kr/main.do。

③参见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全球技术霸权竞争下韩国技术保护战略[EB/OL].2021-12-23.http://www.motie.go.kr/motie/ne/presse/press2/bbs/bbsView.do?bbs_cd_n=81＆bbs_seq_n=165075。

④参见韩国国立外交院：金炫旭.新政府发展韩美同盟的主要方向[R]，2022-05。

⑤参见《韩联社》：九成韩国人认为新政府应优先与美国合作[EB/OL].2022-04-04.https://m-cn.yna.co.kr/view/ACK20220 404001000881?section=search。

⑥参见韩国《京乡新闻》：韩国汽车零部件对华依赖深化[EB/OL].2022-06-14.https://www.khan.co.kr/economy/industrytrade/article/202206141123001。

⑦参见韩国《韩国日报》：经济安保是中美竞争的核心，韩国应谋取实利[EB/OL].2022-07-07.https://www.hankookilbo.com/News/Read/A2022070716030000189?did=NA。

⑧参见韩国《韩民族日报》：尹锡悦政府上台后首次韩中外长会谈……在建交30 年之际加强合作[EB/OL].2022-07-08.http://china.hani.co.kr/arti/politics/114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