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竞争优势与出口偏移关系的研究
——基于中国、美国、欧盟、日本、东盟、印度的比较

林子华 朱萌萌

作者简介：1.林子华，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虚拟经济、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对外开放。福州，350108。2.朱萌萌，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对外开放。福州，350108。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产业竞争优势是一个国家某一产业在国际市场中通过出售本国商品而体现出的生产力。许多学者对产业竞争优势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李钢和刘吉超（2012）、金碚等（2013）运用传统RCA 指数计算方法测算了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及变化趋势，指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有较大程度的提升。刘志中（2017）运用CA指数对中国和俄罗斯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分析发现，中俄两国产品竞争优势较为互补，利于开展合作。戴翔和李洲（2017）基于Koopman分工地位指数的测度原理和方法，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评估发现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呈现先降后升的“V”形趋势。陈立敏等（2016）、蔡跃洲和牛新星（2021）等学者利用贸易增加值方法，从多角度测算了中国各行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

本文在对产业竞争优势与贸易出口量相关性进行检验时提出了出口偏移的概念。本文认为，若一国的产业竞争优势指数与贸易出口量一致性系数大于零，且绝对值越大代表相关度越高，则符合正常的贸易现象；若一致性系数小于零，且绝对值越大代表相关度越低，则将其视为出口偏移。研究中本文选取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六大经济体2004—2020年的进出口数据，采用由Vollratlh和Vo（1988）提出的显示性竞争比较优势指数（CA，The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of competition），综合测算分析了他们的产业竞争优势。然后利用基本半对数模型对测得的各经济体产业竞争优势与其贸易出口量相关性进行检验，并通过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对其发展趋势进行测算。

二、中国与五大经济体的产业竞争优势分析

（一）测算方法与数据说明

CA指数将一个国家某产业的进口比较优势从出口比较优势中减掉，进而得出该国这一产业真实的竞争优势，计算公式为：

其中，CAij表示i国j产业的显示性竞争比较优势指数；Xij为i国j产业商品出口值，Xi为i国全部商品出口总值；Xwj为世界j产业商品出口总值，Xw为世界全部商品出口总值；Mij为i国j产业商品进口值，Mi为i国全部商品进口总值；Mwj为世界j产业商品进口总值，Mw为世界全部商品进口总值。若CAij>0，代表该国在该产业具有竞争比较优势；若CAij＜0，代表该国在该产业不具有竞争比较优势，处于竞争劣势；CA 值的大小与产业竞争优势强弱正相关，即CA值愈大，竞争优势愈强；相反，值愈小优势愈弱。

本文所计算的六大经济体显示性竞争比较优势指数CA 所用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https://comtrade.un.org/）。本文对贸易产品分类采用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版本（SITC Rev.3）将贸易商品分成十个大类，其编码及名称见表1。按照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对产品类型的划分，表1的十类产品中0～4类属初级产品，6和8类属劳动密集型产品，5、7、9类属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

表1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版）一位数商品名称

（二）测度结果及分析

1.中国产业竞争优势分析

从图1中国2004—2020年出口商品的CA指数及其发展趋势，可以发现：

在初级产品出口中，中国粮食和动物（SITC0）2004—2014 年以及饮料和烟草（SITC1）2004—2005 年的CA 指数均大于零，具有竞争比较优势；此后年份比较优势缓慢下降。这主要是因为伴随中国经济实力壮大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中国国内消费需求巨大，从而净出口量减少。在原料、燃料以及油类产品出口中也存在相似情况，并且中国已转变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使中国在资源类市场上的角色由供给者变为了消费者。

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中国具有显著竞争优势，尤其是杂项制品（SITC8）的CA值在2004—2020年间一直保持1.25以上，这体现了中国一直以来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近年来，因为劳动适龄人口减少，中国杂项制品的竞争优势有所下降，但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影响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

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中国的竞争优势正不断提升，尤其是机械和运输设备（SITC7）的CA值由2004年的-0.01提升到2019年的0.278，竞争优势逐步增强。同样在化学品（SITC5）产业，中国已超越欧盟成为世界第一大化学品生产国，但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国，中国为满足国内需求，只将少部分化学品用于出口，由此影响了产品竞争优势的展现。

2.五大经济体产业竞争优势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在初级产品出口上，东盟整体上的CA指数值最高，竞争优势最强，0～4类产品中有四类产品的CA 指数大于零，这体现出东盟各国拥有较好的资源禀赋。特别是动植物油脂肪（SITC4）的CA 值始终大于3.9，在六个经济体中竞争优势极为显著。美国和印度在0～4 类产品中均有两类产品的CA 指数在2004—2020 年间稳定且大于零，其中：美国的原材料（SITC2）竞争优势在六个经济体中最强，指数在0.915～1.356 区间。这主要源于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其矿产资源总探明储量居世界首位；印度在粮食和动物（SITC0）方面竞争优势居各经济体之首，这是因为当前印度可用耕地面积居世界第一，印度政府大力支持粮食出口。欧盟则在饮料烟草（SITC1）方面竞争优势显著，这因为欧盟是全球葡萄酒和烟叶生产的主要与重要区域之一①②。日本因其自然地理条件制约，在0～4类产品中的竞争劣势明显。

图1 中国、美国、欧盟、日本、东盟、印度六大经济体出口商品显示性竞争比较优势变动趋势

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上，印度表现出较强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制成品（SITC6）的CA 指数始终大于0.721，最高值达1.306；杂项制品CA 值也在0.635～1.238 之间。东盟也因其人口红利在杂项制品上具有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且优势逐年上升。日本在制成品（SITC6）上也具有竞争优势，但不显著且优势逐年下降，这是因为伴随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发展，日本为转换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升级，逐步加大了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培育。美国与欧盟因发达国家的长期产业发展政策、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不具备竞争优势。

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上，日本在SITC5、SITC7、SITC9 三类产品上的CA 指数值均较高，竞争优势明显，其中：机械和运输设备CA 指数的最低值也达到了0.722，大于其他五个经济体该项指数值的最高值，SITC9 的CA 值一直在0.415 以上，SITC5 的CA 值除在2016 年下降至-0.027 外，其他年份指数均大于零，这是日本长期推行有力的科技政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美国和欧盟均有两项产品CA 指数稳定且大于零，其中欧盟在化学品方面的竞争优势居六个经济体之首，CA 值在0.547～0.744 之间，发展较为平稳。近年来，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迅速发展，印度SITC5的CA 指数值在2020年达到0.413，中国也跃居成为世界第一化工大国，已然撼动了欧盟化学品的全球地位。美国在杂项制品（SITC9）上亦有竞争优势，但竞争优势呈逐年下降趋势，并在近两年被日本赶超。东盟经过多年产业升级实践，在机械和运输设备（SITC7）和杂项制品（SITC9）上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竞争优势。

三、产业竞争优势与贸易出口偏移检验

（一）模型构建

在上述对六个经济体的产业竞争优势测算结果基础上，本文将对产业竞争优势与贸易出口量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由于研究数据涉及多种产品，本文采用熵权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按照极差标准化对数据进行初始处理，见公式（2）：

计算j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比重，见公式（3）：

计算第j个指标的信息熵，见公式（4）：

采用w作为熵的权重：

则各竞争力指数指标的最后熵权值为：

一般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一国产业出口竞争优势指数高会促使该国商品出口量增加，即竞争指数越高商品出口量越大，因此，假设商品出口量与产业竞争优势指数呈正相关，基于此设计面板数据模型对上文六个经济体的商品出口量与产业竞争优势指数进行实证分析，采用基本半对数模型如下：

其中，Tra是商品出口量，分别是六个经济体的十类商品2004—2020 年的出口量，Ind是贸易竞争国指数，同为十类商品2004—2020年的产业竞争优势指数。a和β为待估参数，β值高表明贸易受外在干扰因素较少，产业竞争优势与贸易出口一致性较高；否则，说明贸易受其他因素影响而出现扭曲。

（二）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1.产业竞争优势与货物出口一致性系数

对上文设计的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时，全部模型适合个体固定效应，实证结果见表2。

表2 六个经济体产业竞争优势指数与货物出口的一致性系数

综合图1各经济体产业竞争优势与表2产业竞争优势指数与贸易出口一致性系数看：

中国的产业竞争优势指数与出口一致性系数总体上高于其他五个经济体系数值，这表明伴随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能够共同发力，打造新优势的同时传统优势继续增强，产业竞争优势整体上逐年提高。同时，中国还是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的坚定维护者，出口贸易受其他因素干扰相对较小。然而，中国在具有显著竞争优势的杂项制品上的β值虽然在六个经济体中较高，但值却为-1.154，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国家利用各种名目的贸易壁垒阻碍中国产品进入其国内市场，对中国贸易出口造成破坏效应，出口额下滑，从而发生出口偏移现象。

美国除化学品之外，其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与其产品出口量的相关性基本一致，但美国又是六个经济体中β负值最多的国家。究其原因，是因为美国实施了全球最多的贸易保护限制措施③，特别是以单边措施为最终手段，既限制本国新兴技术等相关产品对一些国家的出口，又阻碍一些国家许多产品对本国的进口，这在客观上使美国的产业竞争优势与货物出口一致性系数的关系呈现得较为复杂。

欧盟的粮食与动物（SITC0）β值为0.816，为六个经济体中最高，这是欧盟长期以来实行共同农业政策的直接效果，该政策从诞生之初就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其核心内容除了要求欧盟内部农产品实行统一价格，优先购买成员国农产品外，还对非成员国家农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同时建立共同农业基金，用于补贴欧盟农产品向外出口时过高的价格（左滕达，2020）。不过总体而言，欧盟其他优势产业与出口量的相关度还是较为一致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欧盟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贸易规则、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因此相对遵守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规则；另一方面，欧盟为获得世界市场更多的增长红利，通过国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的修改和制订，来加强其关键领域的贸易和投资保护，因此欧盟也并没有完全遵守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规则。以上两点原因使欧盟各产业β值基本符合正常贸易现象，但各β值均不高。

日本各产业竞争优势与出口量一致性系数整体表现出相对较高水平，原因有二：一是日本因其自然、地理条件制约，自二战后就提出“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在加大技术研发，大力提升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竞争优势的同时，还大力呼吁、支持自由贸易；二是日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亲密关系”，使欧美国家对日本实施的贸易壁垒相对较少，客观上促进了其出口。

东盟倡导自由贸易，维护多边主义，但其具有竞争优势的机械运输设备（SITC7）和杂项制品（SITC8）的β值分别为-0.526和-2.466。这说明：一方面，东盟也受到一些贸易壁垒的出口阻碍，另一方面，东盟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上的竞争优势较弱，且各成员国产业结构转化升级能力发展的时滞性和落差也是出现出口偏移的重要原因。另外，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农作物产量与质量在相应年份下降，令东盟具有绝对优势的动植物油（SITC4）的β值在六个经济体中并不十分显著。

印度有八类商品的β值在六个经济体中最低，其出口偏移现象最为严重，说明印度的国际贸易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抗风险、抗干扰能力较差。尤其是在粮食动物（SITC0）和杂项制品（SITC8）两个竞争优势最为明显的产业上存在严重的出口偏移，β值低至-0.236 和-5.355。究其原因，印度农业生产技术和设施落后，粮食产量受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影响十分不稳定。印度的杂项制品虽然因其突出的人口红利具有竞争优势，但受产业政策、劳动力素质等复杂因素的制约，印度该产品竞争优势稳中有降，国内需求增加，出口受限，导致出口偏移。另外，印度虽为WTO 成员国，但复杂的国情使印度对自由贸易和出口并没有多大热情，这在客观结果上也削弱了其部分产品的实际竞争优势。

此外，从表2商品分类角度还可以看到，六个经济体0～4类初级产品的一致性系数都相对较高，说明基于资源禀赋的初级产品受人为因素干扰最少。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一致性系数较低，说明各国都对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商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管制。尤其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居然有四类商品处于负相关，这充分表明美国远不是自我标榜那样的自由经济体。

2.产业竞争优势与货物出口波动趋势

本文同时对六个经济体十类商品2005—2020年时间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测算，结果见表3。

表3 2005—2020年十类商品产业竞争优势与货物出口波动

从表3 看，十大类商品2005—2020 年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数值从左至右整体逐年增大，六大经济体产业竞争优势指数与贸易出口的一致性系数总体上呈间续性的波动提高态势，由2005 年的0.199 提高到2019 年的1.056，产业竞争优势与商品出口量的正相关度不断上升。而进入2020年后，有七类商品的时间固定效应模型数值出现了下降，六大经济体产业竞争优势与商品出口量的相关度总体上也明显减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出口偏移。造成2005—2020年期间六大经济体出现出口偏移的几个原因具体如下：

其一，经济危机的冲击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就六大经济体而言，尽管各国产业结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也有差异，但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2013年乌克兰危机后全球油价及黄金、天然气价格暴跌，2016年英国脱欧、土耳其政局动荡、美联储加息，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等，给六大经济体出口贸易带来的不确定性后果是一样的。从表3 可以看出，虽然2005—2019 年期间六大经济体产业竞争优势与商品出口量的相关度总体上呈上升态势，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十类商品出口与竞争优势指数一致性则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挫。2008年第四季度，全球进出口贸易出现罕见的负增长，2009年世界贸易下滑12%，创65年最大跌幅，受此影响，2009年中国外贸出口同比下降16%，尤其在机械运输设备、服装鞋帽制品、玩具、眼镜等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上，下降幅度达10%～46%④。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严重贸易出口偏移，一直到2015年还处于拖尾状态。2019年末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世界经济再次遭受严重冲击，致使2020年大部分商品出口与竞争指数一致性再次出现下挫。

其二，国际贸易中的利益问题及政治因素导致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国际政治关系与国际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各国之间基于本国产业发展的贸易导向及对世界贸易的治理诉求必然也会反映到国际政治关系上来。特别是大国之间的贸易利益冲突，连带政治关系变化，往往会导致采用各种针对性更强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全球贸易预警数据库(Global Trade Alert Database，GTA)数据显示，2008 年11 月以来，全球已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总数达20327 项，仅2019—2020 年全球贸易保护措施实施数量就上升了33.15%⑤。就表3 发展趋势看，每次经济危机后，六大经济体产业竞争优势与商品出口量的相关度都会明显减弱，出现不同程度的出口偏移。

其三，产品技术及产业结构转化升级能力的发展时滞和落差。在各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要素的作用越来越大。基于特定新技术及技术体系的发明、应用并在一定的地域空间传播，会促进特定区域产业结构转化升级，带动区域经济增长，且可能形成特定产业的贸易出口优势。但同样的技术经济机理如果在一些国家中迟滞作用于出口贸易产业，造成产业结构转化升级能力落差，反过来也会弱化已有的出口贸易优势，甚至导致出口偏移。从表3 看，在几个特别时间节点上，六大经济体产业竞争优势与商品出口量的相关度明显减弱，出现出口偏移。这其中有的经济体的相关产业出现出口偏移就是起因于贸易产品技术及产业结构转化升级能力存在发展时滞和落差。比如，东盟近十年来在低端机械和运输设备产业上有一定的出口竞争优势，但因产品技术升级较慢，导致进口国消费钝化，开始出现出口偏移。又比如，中国长期以来在家具、玻璃、陶瓷和石制品等杂项制品上具有较明显的出口竞争优势，但近年来有的产品却因为不断提高的劳动力成本、技术替代跟不上，以及有的产品达不到进口国某些技术标准而出现出口偏移。再比如，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如化妆品、轿车、精工用具等也因为不断更新迭代的技术竞争而出现出口偏移。

四、对策建议

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是决定其国际贸易竞争力强弱的关键因素，但与其贸易出口量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正相关关系。虽然产业竞争优势指数与贸易出口量的一致性呈逐年升高的发展趋势，但出口偏移情况依然存在。影响一国贸易出口的因素日渐多元化，其中贸易保护削弱了产业竞争优势对增加贸易出口的正向作用，是出口偏移产生的主要原因。面对当前正在经历深刻变革的全球贸易格局，加强科技创新，推进国内外双循环联动发展，加快发展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全球贸易规则重构等，是中国增强产业贸易竞争优势、应对贸易保护、增加出口贸易效益的重要策略。

(一)加强科技创新，实现科技驱动外贸持续增长

伴随科技赋能、科技制胜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竞争发展的主导趋势，中国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也得益于技术进步获得了新的竞争优势。中国要实现外贸持续增长，加强科技创新已成为重中之重的举措。为此：一要努力做到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注重人才培养，以人员的素质提升和转化推动外贸产业的提升和发展。二要强化科技投入，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实现以创新驱动增长。三要优化国际创新链的建构和发展，增加外贸产业的创新效益。

（二）推进国内外双循环联动发展，打造产业竞争新优势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的新发展格局，以应对国际经济格局变化、保护国家经济安全。一方面，要充分激发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和优势，从消费者角度去创造可以拉动产业链、价值链发展的需求，确立巩固国内大循环在新发展格局中的主体地位，加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另一方面，要以内促外，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加强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吸引外国投资者进驻国内市场，提高国内市场需求与国际市场需求的契合度，为中国产业升级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充分利用国内国际的有利因素，调整优化产业政策，以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高级化，创造出更加多元的增长点和增长极，形成产业国际竞争新优势。

（三）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一是积极发挥跨境电商的带动引领作用，推动传统贸易转型升级。推动跨境电商线上模式与传统国际贸易线下模式相融合，引导实体企业更加注重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加大力度建设物联网、5G网络、数字口岸等新型基础设施。二是加强贸易与产业融合发展，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建成一批要素集聚、主体多元、服务专业的跨境电商线下产业园区，形成新业态驱动、大数据支撑、网络化共享、智能化协作的外贸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支持高技术、高附加值、精优品牌商品出口，鼓励扩大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日用消费品进口。三是加快实施“三零”政策，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实施“三零”政策，倒逼中国制造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增强产业竞争优势；积极开展国内外营商环境相对接的边际合作行动，推动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的国际化演进。

（四）倡导自由贸易，构建国际贸易新规则

中国是近20年来全球遭受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损害最多的国家，所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与增强产业竞争力对中国的发展同等重要。为此，当前中国一是要继续倡导捍卫自由贸易，加强多、双边合作，维护经济全球化发展。二是在加入RCEP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中日韩三国在RCEP框架内开展第三方服务的合作，协调三国之间的发展战略，促进中日韩三方加快东亚自贸区谈判。三是主动参与并推进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中国要做国际贸易规则的维护者，也要做制定新规则的参与者。

注释：

①凤凰新闻.全球十大葡萄酒生产国排行榜[EB/OL].2019-11-28.https://ishare.ifeng.com/c/s/v002BotybkCisHYrErrPXBnhg‐BHDkJBE--lILqKBRTR8AWkE_。

②博思数据.全球烟草行业产量及区域分布分析[EB/OL].2017-05-24.http://www.bosidata.com/news/V35043TLPW.html。

③根据贸易信用保险公司Euler Hermes报告数据对比得出。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09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情况[EB/OL].2010-04-27.http://zhs.mofcom.gov.cn/aarticle/Nocategory/201004/20100406888239.html。

⑤根据GTA数据库中The Number of Harmful Interventions整理计算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