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戏曲浪漫主义手法的价值阐释
——以《窦娥冤》《牡丹亭》为例

陈醒芬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广东 汕尾 516600）

追根溯源，“浪漫”一词源于拉丁语中的Roma，意为“罗马城”[1]。实际上，浪漫主义和我们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浪漫”并无多少关联，它是艺术和哲学领域的一场运动。中国浪漫主义传统源远流长，早在古代神话中，就有浪漫主义的端倪，屈原的伟大诗篇将其推向高峰，诗仙李白的盛世之作又使浪漫主义大放异彩。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侧重从主观性出发反映客观现实，常用诗情画意的语言，展开奇特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叙写超现实的情节，塑造理想形象，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寄寓爱憎之情。中国古典戏曲中的众多剧目富含浪漫主义色彩。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可表现戏剧冲突，推动情节，构成全剧的高潮，深化主题，升华思想，同时塑造人物形象，表现理想，象征美好的愿望，创造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氛，符合审美心理。《窦娥冤》和《牡丹亭》作为元明时期中国戏曲的典范之作，均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孕育出来的两部优秀浪漫主义作品。

1 表现戏剧冲突，推动情节发展

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起到了表现戏剧冲突，推动情节发展，构成全剧高潮的作用。在元代杂剧四折一楔子的戏剧结构中，作为中国古典戏曲悲剧作品的典范之作，《窦娥冤》全局高潮安排在第三折，从艺术上看，这折戏的最大特色是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

《窦娥冤》第三折描写了三个场面：途中控诉、刑场哭别和三桩誓愿。场面一“途中控诉”以诉说惊天动地的冤情开场，“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端正好】），窦娥身负莫大的冤，却得不到公平的裁判，反而“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端正好】），窦娥怀疑天地，“天地也, 做得个怕硬欺软”（【端正好】），进而控诉天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滚绣球】），指天责地，怨冲天地，悲剧冲突迅速激烈；场面二“刑场哭别”,窦娥哭别蔡婆，“念窦娥葫芦提当罪愆,念窦娥身首不完全,念窦娥从前已往干家缘”（【快活三】），窦娥用哀怨的低诉，演绎与婆婆的生离死别；第三个场面“三桩誓愿”，关汉卿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进行悲壮的抒情，窦娥将满腔热血喷薄而出，显示出鲜明悲剧性的同时，将全局推向了高潮。

第三个场面“三桩誓愿”声色俱全地演绎了浪漫主义手法。从声情看，【耍孩儿】以下四支曲子,苍凉低沉的悲情喷薄而出，【煞尾】“浮云为我阴,悲风为我旋”,极力渲染悲剧氛围,配合强烈的舞台效果；从色调上看，创设了鲜明的视觉冲突，用丈二白练的“白”、白练溅血的“红”，以及人头落地一刻天空乌云密布的“黑”，形成了一幅颤人心弦的画面，戏剧在“那其间才把你个屈死的冤魂这窦娥显”（【煞尾】）的绝望控诉中，用与常态搏击、与天地决裂的方式将一个时代最大的悲剧定格，铸就一出“彻头彻尾”的大悲剧。王国维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又称《窦娥冤》“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宋元戏曲考》）。

汤显祖《牡丹亭》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写梦上，戏剧冲突体现在现实与梦境的冲突之中。而汤显祖恰恰以其惊人的才能和技艺,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把现实与梦境镶接起来，天衣无缝般地创设了一个迷人的戏剧场面：明媚的春天,年轻美丽多情的少女游春、叹春，可谓因春生情，因情成梦，因梦成戏。

在表现戏剧冲突，推动情节发展上，汤显祖以明代程朱理学束缚人心、僵化人们的头脑为突破，设计了一系列超现实的梦境和幻境，描写了官府小姐杜丽娘与贫寒书生柳梦梅大胆自由、热情奔放的爱情，这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明代社会根本不可能存在。汤显祖正是抓住突破这一戏剧矛盾冲突的关键，在《牡丹亭》的创作中，借助于大胆的幻想，创设了超越严酷现实的情节，以虚幻的笔调描绘理想的爱情婚姻生活，宣扬至情论的同时，表达爱情理想。

《牡丹亭》中现实与梦境的关节点在《惊梦》（第十出戏）。《惊梦》作为从现实到浪漫主义转折的一出戏，展现杜丽娘的青春与思想从朦胧到觉醒、由现实转入理想，既推动情节的发展，也是全剧高潮的起点。

2 深化主题，升华思想

中国古典戏曲中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可起到深化主题、升华思想的作用。关汉卿从“东海孝妇”的传说中生发出浪漫主义情节，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大胆而精巧地构思出三桩誓愿：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用以表明窦娥的奇冤，揭露元代社会的腐朽黑暗以及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主题。这一主题在窦娥浪漫主义的三桩誓愿中得到极度深化。

誓愿一“血飞白练”，窦娥“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 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耍孩儿】）,作为示冤，表明“委实的冤情不浅”，在“刀过处头落”那一刻，要让在场的所有人立即知道她的冤枉，让“四下里皆瞧见”（冤之真），这里化用苌弘化碧、望帝啼鹃两个典故，表明自己死得冤。誓愿二“六月落雪”，窦娥喊“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定要感得六出冰花滚似绵”（【二煞】）, 这里化用邹衍入狱典故，让三伏天道，降三尺瑞雪,以遮掩其洁白的身躯，这是要让上天知道她的冤情，表明自己的“委实冤枉”和“冲天的怨气”（冤之大）。誓愿三“三年亢旱”，窦娥指出“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 做甚么三年不见甘霖降”“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一煞】），这里化用东海孝妇的典故，要让天下的人都知道她的冤情，以天降大灾的方式惩治邪恶，抗议精神达到顶峰。三桩誓愿层层递进，深刻揭露了剧作的主题：元代社会的黑暗腐朽；窦娥反抗精神的坚定决绝和至善至真的美好心灵。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让社会生活中本不能成为现实的事件显得合情合理，这正是该剧的成功之处。恩格斯说：“一切宗教，不是别的，正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那种外界力量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间的力量的形式。”[2]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善是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而恶将其毁灭，面对社会的无力，艺术家们常用一种浪漫的手法，给予善以超自然的力量。剧作家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超越现实的界限，让观众强烈感受至善至美，感受不可战胜的人间真理。一切黑暗的恶势力，在关汉卿笔下被无情暴露和惩处，从本质上揭露和抨击了元代社会和统治者黑暗和狰狞面目。这种浪漫主义不但极其有益，而且大快人心，它惩罚了社会邪恶的同时，唤醒了人们的良知，并采取了改造社会的实际行动。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在这里升华了作品的思想。

而喜剧作品《牡丹亭》中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在深化主题、升华思想上同样起到了巨擘的作用。汤显祖通过写杜丽娘在梦境中积极追求恋爱自由，揭示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和封建桎梏之下青年女子的苦闷，抨击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虚伪，展现了“人欲”胜“天理”的思想，表现了鲜明的反封建精神。汤显祖将理想寄托于虚幻世界，杜丽娘青春的觉醒和对至爱的追求,均在梦境和幻境中进行，剧作用浪漫主义手法创设了一个超现实、理想化的梦境世界,深化了以“情”抗“理”的主旨，表达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主题。

汤显祖所写的“梦”，即是“情”。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中，青年男女所追求的自由之“情”，屡遭“理”的扼杀 ,而对于年轻的男女恋人来说，心中的“情”之火苗一旦点燃，则难斩情根,反而会愈演愈烈。当寻思之意切，寻爱之情浓时，必寄托他境。汤显祖《牡丹亭》中让杜丽娘与柳梦梅这对青年男女，依托梦境成就理想，这梦既是理想的折射,更是“情”之极致。

3 彰显性格，塑造形象

中国古典戏曲中无以复制的经典动人人物形象“窦娥”“杜丽娘”是浪漫主义手法出彩运用的结晶。

独一无二的悲剧形象窦娥是关汉卿浪漫主义才能的神来之笔。窦娥的性格和形象的定型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这恰恰表现在集中运用浪漫主义手法的第三折。第三折戏通过层层递进的三桩誓愿，演绎窦娥人物性格的动态发展。假如说血飞白练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冤之真，六月飞雪则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冤之大,而三年亢旱,表明的是抗议的决心之坚。三桩誓愿依次实现的过程,既是窦娥人物形象反抗精神逐步升级的过程，也是以窦娥为代表的人间真理终于战胜邪恶的过程。关汉卿描写窦娥的反抗，并不仅仅在于痛斥天地鬼神的境界，同时也提高到感动并支配天地的高度，在窦娥身上化用了苌弘化碧、六月飞霜、东海孝妇等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典故，运用天地共怒、人神共愤的浪漫主义手法,热情讴歌了窦娥强烈的反抗精神，在全剧高潮中完成了悲剧主人公的形象塑造。

关汉卿运用浪漫主义手法，用大胆的想象和奇特的夸张，设计了超现实的三桩誓愿，显示正义必胜的强大力量，悲剧气氛愈浓，人物形象愈突出，塑造出窦娥这一千古奇女子，演绎窦娥的精神境界,所谱写的光辉女性形象，凝聚了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汤显祖《牡丹亭》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了“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惊梦》）的生动女性形象杜丽娘。当她第一次踏进自家的后花园，即发出诗意的感慨，“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惊梦》），对封建社会中深闺女子青春的觉醒及苦闷，描绘得十分生动细腻。杜丽娘热爱大自然、追求爱情自由，长期幽居深闺的杜丽娘青春意识开始觉醒。觉醒后的杜丽娘，只能在摆脱尘世的幻境“梦”里去寻求美好的爱情，通过梦境实现理想。汤显祖用以虚为实、以幻为真的浪漫主义手法,在亦实亦虚、似幻而真的情节构思中塑造了“有情人”杜丽娘的理想化形象,在典型环境中揭示杜丽娘的性格发展过程和在现实中的反抗精神。

浪漫之笔“游园惊梦”作为杜丽娘觉醒的标志，在剧情上是由现实世界进入理想境界的转折点，既是将剧情从现实推向浪漫主义高潮的起点，也是杜丽娘生动人物形象定型的重头戏，这种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让杜丽娘的形象更加丰富完整。为情而死，为情再生，杜丽娘性格的两次升华，均在幻境中完成，汤显祖正是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体现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和立体丰满的多重侧面。

4 象征理想，寄寓爱憎

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符合人们的审美心理，有利于表现理想，寄寓作者爱憎，象征美好的愿望。关汉卿《窦娥冤》三桩誓愿在现实生活中均不可能实现,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超现实的理想却是理所当然。郭兴良《中国古代文学》指出：“在科学不发达、不普及的时代，人们往往把自然的变革与社会、人事的变迁联系在一起。”[3]126三桩誓愿承载着关汉卿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美好心愿，是作者给人们的一种美好的心理暗示，体现了元代人民反抗黑暗、追求光明的时代精神和作者对清明政治的向往之情。

《牡丹亭》是一部充满生死梦幻奇情异彩的浪漫主义剧作，表现理想是其思想的精髓[3]233。汤显祖赋予爱以无比巨大的力量，用梦境的形式让爱情的力量冲破了一切阻力，在剧作家无限美好理想原动力的驱动下，不可能的事情最终取得胜利，这就是理想之所在。为了表现理想，汤显祖用浪漫主义手法敷衍了杜丽娘和柳梦梅二人的“梦中情”“人鬼情”和“人间情”，通过阴间自由快活的杜丽娘和人间压抑苦闷的杜丽娘的鲜明对比，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表现了个性解放的美好理想，同时也寄寓了剧作家的美好愿望与爱憎之情，表达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

浪漫主义作品呼吁人们探求人类应该有的理想生活。关汉卿以“人命关天关地”的高度社会责任感，明确地提出了“这都是官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这个带有普遍社会意义的问题，有极其强烈的艺术震撼力[4]。浪漫主义作品《窦娥冤》反映了被压迫者的良好愿望，表达了“人作为人”该有的理想生活。而浪漫主义作为《牡丹亭》艺术上的最大特色，剧本通过离奇的情节、看似荒诞的故事来表现“情之所必有”的人生理想，汤显祖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寄达观》）汤显祖用浪漫主义手法表达至情，寄托理想，具有感染人的艺术魅力。正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说：“浪漫文人给予感情一个中心、正面的位置……通过我们的感情我们才深入道德的精髓，或就是宇宙的真理。”[5]

5 创造幻境，营造气氛

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通过大胆的幻想、奇特的夸张、想象与虚构，创造富于戏剧性的幻境和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氛，使作品既有生活气息，又有浪漫色彩和艺术魅力。

剧作家所营造的斑斓如梦的幻境，往往体现在其惊人的文采, 浪漫的情调。《牡丹亭》无处不散发着青春的味道，其语言充满着灵气和诗情画意,宛如一首优美动人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令人回味无穷。王冀德赞其词曰“其才情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 为独得三昧”(《曲律》)。杜丽娘《惊梦》中的经典唱段“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化用谢灵运诗序：“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汤显祖善于用诗化的语言表现古典官府小姐，充满着浪漫主义情调。

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的愿望，可以到幻境实现。关汉卿《窦娥冤》“三桩誓愿”的应验，使得四季错位、天地改色，幻境“感天动地”艺术效果的创造，产生了超自然的神奇力量，深化了古老传说的内涵，也营造了浓厚的悲剧氛围。《牡丹亭》中,汤显祖所设置幻化境界,让杜丽娘为情而死，死而再生，幻化的境界既可营造浪漫主义的气氛，又摆脱现实的限制,表达至善的理想，可以说，如诗如画的梦境就是汤显祖的“有情之天下”。汤显祖说：“志也者，情也。”（《董解元西厢题辞》）值得注意的是，浪漫主义虽然写的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它又必须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才能在艺术上合情合理。

与浪漫主义基调相吻合的，是浪漫主义作品善于运用情境交融的手法，营造热烈的气氛。无论是关汉卿所描绘的窦娥超乎常态的“三桩誓愿”，还是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浪漫奇幻的“游园惊梦”，其激荡人心的唱词，至情至真的情感，入情入理的情节，让观者在不知不觉中进入诗情画意，获得美感享受。《窦娥冤》《牡丹亭》继承又超越了中国古典戏曲的传统技法，创造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6 结束语

《窦娥冤》《牡丹亭》作为中国古代戏曲中浪漫主义的典范之作，其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巅峰造极，成就不朽。中国古代戏曲中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不但表现了戏剧冲突，推动情节发展，构成全剧的高潮，深化主题，升华思想，彰显性格，突出个性，塑造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而且符合审美心理，表现理想，寄寓作者爱憎之情，象征美好的愿望。浪漫主义手法运用瑰丽的语言，奇特的夸张、想象与虚构，创造富于戏剧性的幻境，营造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氛，使作品既有生活气息，又有浪漫色彩和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