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对峙与东北解放战争

万 琛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1945年8月6日,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广岛;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9日,苏联红军进军中国东北,打击日本关东军;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数十万日本关东军被苏联红军俘虏,关东军的武器装备、军需仓库,也被苏军缴获。

与此同时,蒋介石国民政府与苏联展开谈判,并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依据这项条约,苏联政府公开承诺:“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1]

这意味着,苏联不援助中国共产党,而只援助国民党;作为交换,蒋介石国民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同意中苏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同意大连是自由港,并把旅顺租借给苏联30年[1]。

此时的苏联,关心的是恢复1905年日俄战争(1)日俄战争:是1904年—1905年日本和俄罗斯帝国为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而进行的战争。中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既不信任其革命性质,也不相信其斗争实力。1945年8月,斯大林和苏共高层,留给中国共产党的方案是放下武器,走法国共产党的道路,参加国民政府。由此,就有了众所周知的重庆谈判。

一、美苏合作 重庆谈判

斯大林和苏共,不相信中共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由来已久。1944年6月,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直截了当地告诉哈里曼说:“中国的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人。”[2]

斯大林不信任中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基于其坚持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的国家利益。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大工业无产阶级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而中共大部分党员出身农民,而非工业无产阶级。所以,斯大林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不相信中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二战刚刚结束时的苏联和美英仍然处于合作状态。此前,斯大林已经和丘吉尔签订了一个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议,英国和苏联,根据这一协议商定,希腊归英国控制,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属于苏联控制。

在欧洲,苏联能和英美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协议。在亚洲,根据雅尔塔协定(2)雅尔塔协定:全称为《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在雅尔塔会议后签订,瓜分了战后远东势力范围。雅尔塔会议(又称克里木会议)是美国、英国和苏联三个大国在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之间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际在黑海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的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的一次关键性的秘密首脑会议。,中国本来就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如果苏联能够夺回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利益,那么,苏联就没有任何理由和美国在中国发生冲突。蒋介石能够给斯大林东北特殊利益,斯大林和蒋介石友好合作,也就顺理成章了。

于是,就有了重庆谈判。中共领袖毛泽东去了重庆,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3)《双十协定》: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在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该会谈纪要列入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奸伪、受降12个问题。这12个问题中仅少数几条达成协议,在军队、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而就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共军队在东北有了意外收获。1945年9月,中共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

二、志同道合 外交掣肘

斯大林和苏共虽然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斯大林毕竟是共产党人,毕竟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中共和蒋介石政府之间,必然会亲近中共。

中共军队与苏军的初次接触,始于1945年8月30日晋察冀根据地冀热辽军区之曾克林部与苏军在山海关的会师。两军会师后,于8月31日共同解放了山海关。苏军允许八路军接防山海关,并于9月召开联欢会欢迎冀察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开进山海关[3]536-537。

苏联虽然在外交方面明确表示,不支持中共,只支持国民政府。但是苏联军队,尤其是苏军基层官兵,对中共友好热情。电影《曾克林出关》生动形象地再现了这一历史事实。

斯大林不相信中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相比于国民党,斯大林显然更信任中共,尤其是在面对美国和蒋介石国民党威胁的时候。就在国共还在重庆谈判的时候,1945年9月3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11.8万人在塘沽登陆;10月2日,美国海军陆战队1 400人在秦皇岛登陆[4]。配合美军的行动,蒋介石政府也明显希望苏联早日撤军,并有把美国资本引入中国东北的企图[3]540。

美军在中国沿海的登陆,显然刺激了斯大林和苏军。苏军开始采取措施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10月1日,苏军通知国民党:苏军准备撤军。而在10月3日,苏军明确告知中共东北局说中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完全正确,并建议中共调集25万至30万军队部署在山海关和沈阳附近,从而把住东北大门,以阻止国民党军队开进东北[3]540-541。

至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国东北,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激烈争夺,而各自的背后,则站着美国和苏联,正所谓“国共反映美苏”。

10月中下旬,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企图在大连登陆,遭苏军拒绝。美军还帮助国民党军抢修从秦皇岛到山海关的铁路,并公开武装护路。这进一步激怒了苏军,苏军开始用行动表达对美蒋的不满[5]234。

10月24日,苏军搜查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封锁了国民党东北行营,中断了与国民党的交涉。此后,苏军表示将把东北地区的所有兵工厂、武器弹药和工业中心交给中共;苏军要求中共以主人自居,准备武力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5]234。

苏军的这一积极支持态度,极大地增强了中共的信心。中共军队在沈阳等地公开活动,仅沈阳由曾克林部看管的军火库就有枪支10万,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6]。而蒋介石对于苏联人的行动,也不甘示弱。蒋介石将苏联告到了国际社会,利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苏联施加外交压力。

1945年11月15日,蒋介石国民政府通知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同时电告美国政府,称国民政府东北行营及参与接收的行政人员将于17日起全部撤离长春并迁往山海关,理由是苏方阻挠中国政府接收东北而使接收工作无法进行,而且公然在11月12日把中共军队引入长春[5]238。

蒋介石用撤离东北行营来抗议苏联不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由此陷入外交困境。为了摆脱外交困境,苏联反过来要求中共撤出沈阳等大城市[5]239。

而此时的英美和苏联,在世界各地逐渐走向全面对峙。

三、美苏冷战 国共热战

美苏不仅在中国存在利益冲突,在欧洲和西亚,美苏也逐渐走向对立,直至开始冷战。1946年初,苏联和美国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发生尖锐冲突,苏美关系骤然恶化。

1946年2月,美国、英国公布了雅尔塔秘密协定,由于雅尔塔秘密协定涉及外蒙古独立,自然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国民党由此发动了全国性的反苏游行,并且捣毁了设在重庆的中共《新华日报》报馆。

就在苏联在华陷入外交困境的时候,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于1946年3月5号,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发表了“铁幕”演说。丘吉尔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条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7]

“铁幕”演说,一般被认为拉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而苏联在华遭遇的反苏浪潮令苏联大受刺激,促使苏联认定蒋介石仰仗美国反苏反共。苏联红军再也不顾及中苏条约的限制,决定把苏军占领区完全交给中共。

1946年3月8日,苏军突然开始从抚顺、吉林撤退并将当地政权交给中共。苏军表示,苏军希望中共占领沈阳,中共可以在苏军撤离地区自由行动。

在苏军的默许和支持下,中共解放了四平、长春等大城市,但是国民党此时也决不示弱。在美国运力的支持下,国民党的新1军、新6军、52军等精锐部队已经开进东北。国共双方在东北,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结果,国共双方在当时辽北省省会四平,展开了决战。四平保卫战中,中共军队损失较大,全面撤退至松花江以北。中共军队过了松花江以后,成功地赢得了拉法、新站战斗的胜利,有效地制止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扭转了因撤退造成的混乱局面,使中共军队站稳了脚跟。

与此同时,为减轻国民党军对东北中共军队的压力,中共山东野战军,向山东的国民党军发动进攻。这威胁到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的安全,迫使蒋介石把准备调往东北的两个军紧急调往山东。林彪后来说:“1946年5月四平、长春撤退后,主力失去战斗力。如果敌人继续增加两个军,我们的军事情况是很危险的,因为主力来不及休息补充和装备。山东大打起来救了我们一手,使得我们能够缓过气来。”[8]

国民党军无力继续追击退往松花江以北的中共军队,在马歇尔的调停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946年6月6日,下达停战令,东北由此实现停战。中共军队由此获得了休养生息的宝贵时间。中共借机在东北开始了土地改革。

四、土地改革 胜利之本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决定由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中共东北局,派出1.2万余名干部,“脱掉皮鞋”“离开沙发”,奔赴农村,开展土地改革。

应该指出,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具有支持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伟大战略意义。例如,在以张闻天为首的合江省委领导下,仅用5个月时间,15个县、市的群众运动就发动起来,有35万农民在斗争中获得了20万响熟地(包括满拓地,开拓地在内)。并且普遍建立了农会——农村中唯一有威信的权力机关。同时,成立了5万余人的农民自卫队和1万余人的民兵基本自卫队,涌现了5 000多名本地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共产党在群众中建立了威信[9]。到1947年4月底春耕开始时止,合江的土地问题基本上得以解决,地主阶级被打倒,农民翻了身。在130万人口中,有72.3万人分到了48万垧土地、1.7万多头牲口、3.6万余间房子,4 万余石粮食,同时完成了“扩兵、征粮、配合剿匪、锄奸等巩固后方与支援前线的繁重任务”[9]458。东北土地改革胜利推进,为保卫土改成果,东北地区广大农民踊跃参军。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东北人民参军总人数达到160万[10]。

苏联战胜日本关东军后,将收缴的武器装备移交中共。例如,苏军把1946年从沈阳、长春缴获的运到满洲里的一大批日式武器交给了中共军队。据东北局军工部部长何长工回忆,这批武器包括坦克、大炮等重武器,中共用火车运了几天才运完。林彪后来说,这批武器装备了30个步兵团和两个山炮营[3]578。

苏联在武器装备方面对中共的支持,使中共东北局明显增强了信心。中共东北局曾向中共中央汇报,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的武器装备的技术条件,完全可以“依国际联系建立优越武器装备的军队”,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大批营、连、排干部来扩编军队,尤其是急需一大批人“来学飞机坦克大炮”。他们强烈要求中共中央分令各区再抽调人员尽快经大连转送到北满来[3]579。

此外,中共还利用苏军控制大连的有利条件,在大连建立了中共自己的军工企业——大连建新公司。大连建新公司生产了许多炮弹、炸药,有力地支持了全国解放战争。粟裕大将在其回忆录中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11]

苏联不仅在武器装备方面,给予中共有力的支持;而且在交通设施、技术培训方面,大力支持中共。1948年5月,根据中共方面的请求,斯大林明确指示苏联交通部派出得力工程技术人员前往中共东北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等重要交通设施。以苏联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廖夫为首的苏联专家小组率领50名工程师、52名技师和220名技术工人,携带大批重型机械和设备仪器,帮助修复了中国东北1 800公里的铁路线和62座大中型桥梁,并且协助中共建立了第一支技术兵种——拥有4个旅,3万人规模的铁道兵部队[3]597。

东北广大翻身农民群众的支持,加上苏联的有力援助,让中共军队迅速成长为一支拥有现代化武器的革命军队;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中共军队不仅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和攻坚战。很快,中共军队,就在1948年11月2日解放了沈阳。沈阳的解放,标志着辽沈战役结束。东北解放战争取得了胜利。

五、结束语

日本战败以后,国共双方都力图控制东北。苏军解放中国东北,客观上为中共在东北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为东北解放战争提供了群众支持和力量源泉。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和苏联逐渐由合作走向对立。美苏合作,促成了重庆谈判;而美苏对立,又促使苏联支持中共。

二战结束以后,在中国东北,事实上逐渐形成了两大阵营。一方是美国和蒋介石国民党,而另一方则是苏联和中共。国际形势方面,美苏越是对立,苏联就越是支持中共。毫无疑问,苏联对中共的支持,特别是在武器装备、技术训练方面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二战结束以后的美苏冷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美国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打击社会主义,而苏联则要发展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美苏之争是阶级斗争,是主义之争。而国共之战直接反映了美苏的争斗。国共东北之争,实质上是美苏主义之争这一盘大棋的一部分。因此,从国际意义上讲,中共解放东北的伟大胜利,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