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政治动员
——以上海为考察中心

崔 丹

(贵州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阳 550025)

所谓政治动员,是指“一定的政治主体如政党、政治集团等为凝聚力量,实现某一目标而进行的政治宣传、政治鼓动等行为。”(1)参见林伟京《试析抗美援朝战争中政治动员的内容与方法》,刊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140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美援朝运动将政治动员的效力发挥得淋漓尽致。通过方式灵活,形式多样的政治动员,“唇亡齿寒”“保家卫国”等理念深入人心,这是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本文从政治社会史的视角来分析与解读抗美援朝运动前后普通民众心理嬗变的历程,中共刚柔并济进行政治动员等诸多努力,进而揭示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面临的各种困境以及普通民众与执政党在面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问题时的各种矛盾与分歧,与此同时,揭示中共强力执政效力。

一、背景:冷淡漠然、崇美亲美、恐美畏战与坚定支持心理并存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内战爆发。唇亡齿寒,户破堂危,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中共中央、毛主席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抉择,对此,广大民众的心态却极其复杂,大体来讲有如下几种。

坚定支持心理。美帝国主义全然不顾我国人民和政府的多次警告,将战火烧到鸭绿江和图们江附近,这严重威胁到了我国的国防安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奋起抵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勇于奋起,反击侵略的赞歌。例如,经受过长期战争考验的山东人民,当面临美军敌机连续对中国山东沿海地区进行骚扰,进行非法低空侦查、扫射中国渔船时,忍无可忍,发出“不许美帝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朝鲜人民的灾难,就是我们中国人民的灾难,就是我们山东人民的灾难”的呼声和严正抗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呼声响彻山东全省,进而响彻全国每一个角落,各地人民纷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朝鲜战争表现出了极大的支持与坚定的拥护[1]。

冷淡漠然心理。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普通民众大多较少关心国家、城市发展等问题。朝鲜内战爆发后,尽管中国政府多次抗议美国入朝军队挑衅中国领土、领空,普通民众也对生活在东北边境,遭遇美机轰炸的骨肉同胞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和支持,但由于战争并不直接针对中国,战场也不在中国,它对中国民众造成的心理创伤和刺激并不强烈,因此很多人对这场战争报以冷淡、漠然心理。例如,有的人认为:“朝鲜战争碍不着中国的事,只要不打中国就没有关系。”[2]这在教育系统比较明显,很多人态度“沉闷、消极”,大学教授“思想糊涂的也很多,疑虑甚大”,一些教师甚至劝告学生“莫谈时事”[3]47。

崇美亲美心理。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上层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和青年学生中,亲美、崇美思想非常严重。他们崇尚美国高度的物质文明,习惯用美国的产品,大到科技产品,小到钢笔、小刀;他们坚信美国“科学万能”“物质文明世界第一”;他们向往美国的民主,认为“美国就是天堂”,“美国为中国培养了很多革命干部”[3]51-52;“美国不会侵略中国”,“美国攻朝鲜是维辛斯基(2)维辛斯基:当时的苏联外长。骂出来的。”[4]235面对美军的残暴罪行,他们认为,只是“个别事件”而已;在教会学校中,更是有人发出了“在感情上我仇恨不起来美帝”这样的感慨[3]51-52。

恐美畏战心理。朝鲜内战爆发之时的中美两国,无论在经济、政治抑或是军事方面,实力相差极为悬殊。因此,出兵朝鲜,迎战美国,被民众普遍不看好。早年留学于美国的上层知识分子,担心出兵朝鲜会“引火烧身”;希望能够“关门搞建设”[5]715;不少人“对战争的前景忧心忡忡”;很多工商业者对中国出兵朝鲜感觉费解,说“朝鲜战争是金日成打起来的”[4]235,建议“隔岸观火”,“在忍耐退让中求生存”[5]715;一些人甚至觉得“鸭绿江是鬼门关,有去无回”[6]。恐美畏战情绪不断蔓延,使一大批民众失去了反美的政治勇气,选择明哲保身的处世法则。

二、政治动员的主要举措:方式灵活、多管齐下

由于原始资料保存以及获取的问题,很难对持有各种消极心态人员的具体人数做出精确计量。普通民众心理和思想上表现出以上消极心态实属正常,但它却会造成民众对侵略者真实面目的认知不清,对时局的错误判断,进而不利于抗美援朝运动的顺利开展。为统一思想,推进战事,中共通过一系列手段,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以使民众更好地了解党的政策、认清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树立正确的美国观,克服“崇美亲美、恐美畏战”心理,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一)进行时事与政策宣传,激发民众爱国热情

抗美援朝运动期间,中共高度重视对民众进行时事与政策宣传。除了面向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中的领导干部组织各类时事学习与政策宣讲之外,中共还抽调了学校师生、各类党团员等进行集训,培养宣传队伍,经培训合格的宣传队员被派遣到全国各个城市的各区和各个行业、市郊等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收效显著。

如在上海,经过宣传队伍的积极努力,人们对抗美援朝的必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电力公司的工人兄弟提出:“多消灭一件事故,就等于多消灭一个敌人!”[7]卫生局清洁所的工程师黄炽昌说:“我志愿加入输血队,要把自己的热血输送给为保卫人类幸福而负伤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和朝鲜人民军。”[8]北四川路公安分局的警员也表示,将不惜任何牺牲跑到保卫和平最前线去和朝鲜兄弟并肩作战[9]。

(二)组织群众示威游行,提升民众政治参与热情

示威游行是壮大声势、扩大影响,教育群众,提升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的有效方式之一。在中共的领导组织下,上海市各界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举行了多次声势浩大、代表广泛、人数众多的示威游行集会。

如1950年11月5日,嵩山区多个里弄联合义务夜校学生等300余人,冒着细雨进行反对美帝侵略台湾朝鲜的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沿途经过嵩山路、延安中路等地时,旁观的小弟弟小妹妹们,积极加入游行队伍并高喊:“支援朝鲜人民军打倒美国侵略者”,“美帝滚出朝鲜台湾去”[10]。

随后,上海的教师、归国华侨、宗教团体、少数民族等也积极参与到抗美援朝的爱国示威游行大军中。通过参与示威游行,各界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被调动起来,政治觉悟明显提升,爱国主义情感得以激发。

(三)开展反对美帝侵略控诉会,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根据群众的切身经历召开反美侵略控诉会,揭露美军暴行,提升民众政治觉悟,激发民众爱国热情,也是抗美援朝过程中中共经常使用的一种政治动员方法。在控诉会上,各界民众结合自身经历,通过回忆对比、直接控诉等形式,揭露了美军在华的各种暴行,感染至深,收效明显,很好地引发现场民众的共情心理,从而将爱国热情推向高潮。

如参加了控诉会后,老工友陈忠道、田品如愤怒地说:“不能忍受共事20年的老弟兄张来发无辜惨死,更不能眼看美帝逼近我边境,血债一定要血还!”[7]工程师李善杰、孙宝丰表示:“亲眼看见同事俞武勋惨遭炸死,这次我们决心提高警惕,加紧生产,支援前线,援助朝鲜兄弟!”[7]华东团校陈慧玲告诉大家,美蒋活埋了她的父亲,打伤了她的叔父,迫得她不得不去做可怜的舞女。很多教授、同学参加了控诉会都感动得掉下了眼泪,一千多人同时喊出“向美帝讨还血债!”[11]

由此可见,控诉会是最为群众接受,收效最显著的方式之一。通过控诉会,中共很好地争取并提高了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的政治觉悟,扩大了政治动员的阶级基础。

(四)引导群众订立爱国公约,夯实保家卫国后勤保障

当抗美援朝走向持久化、经常化阶段后,中共开始利用制定爱国公约的形式,对民众进行引导,很好地将对民众的宣传教育转化为群众的一种自觉、自在行为,有利地推进了抗美援朝伟大事业走向新的高潮。

爱国公约的订立最早在工商界实施。1950年11月27日,上海工商界制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爱国公约”;尔后,其他行业陆续开启了订立爱国公约的行动。起初,以一个阶层、一个行业,或一个区为单位,随着爱国公约不断深入基层,亦开启了以车间、生产小组、家庭以至个人的名义等订立的新阶段。

在工业系统,上海制车厂每天装车数量增加1倍;上海钢铁厂,3个月完成了4个月的产量;国棉16个厂,创造了产量与质量的新纪录[12];广大农民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竞赛运动。195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超过战前最高年产量的16.9%;其他各种农作物的产量都超过了战前的最高水平[13]。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大幅度提升,有力地夯实了朝鲜前线的后勤保障。

由此可见,通过制定公约,民众行为被冠以“爱国”之名,努力工作和保家卫国直接画上了等号,爱国公约成了广大群众共同的爱国行动纲领。

三、政治动员的效果考察:踊跃支前,认同中共

(一)理性认识抗美援朝的本质,积极拥护中共政策

通过反复宣传“美国是纸老虎,是全世界和中国人民共同的敌人”,民众逐渐认清了美帝的本质。如陈旭麓先生说:“美帝是我们最大最凶恶的敌人”[14]23;杨宽认为美国“欠了我们多少血债,真是数不清”[14]29。伴随着民众对美帝本质认知的不断加深,其各种“消极心态”也被“热爱祖国、打败美国狼子野心”的积极心态所取代,全国各地、社会各界掀起了大规模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援助运动。

上海工商界,荣毅仁、胡厥文、吴蕴初、刘鸿生等,纷纷将爱国热忱付诸行动。1950年12月8日,“刘鸿生向志愿军捐献羊毛衫1 000件;王性尧捐献慰问金1 000万元(旧币)……至1952年5月,上海工商界共捐献款达6 000多亿元,折合战斗机404架”[15]。

政务系统,虹口区政府的同志提出:“多做一件工作,就等于多消灭一个敌人”的口号[16]。医务工作者更是发挥了巨大力量。将近3年的时间里,除志愿军医务工作人员外,去朝鲜的医务工作者总数约6 000人左右,他们与病魔赛跑,忘我工作[17]。

(二)主流意识形态得以构建,中共赢得民众政治认同

解放之初,很多人并不了解中共,对他们而言,社会主义几乎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新旧政权交替之时,处于社会剧烈变革时期的民众是被包围在封建的、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等各种思想之下,各种思想交互碰撞、冲击,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独特的多元并存、纷繁芜杂的价值观念。

抗美援朝过程中,中共通过报刊、戏剧、漫画、诗歌、小说、标语、广播、控诉会等形式,深入城乡每个角落开展宣传动员,通过组织严密、规模庞大、频次密集的宣传教育,中共实现了传输主流意识形态,赢得民众政治认同的最终目标。尤其是,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朝鲜前线那些最可爱的人的光荣事迹,如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以及中国军队以少胜多,打败美帝的壮举,更是使长久以来积压在民众内心深处的浓烈爱国热情猛烈迸发出来,广大民众开始由衷敬佩新政权的领导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可以说,抗美援朝是中共向国内民众以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家积极形象的一个有利契机。饱受了多年凌辱,习惯于仰视西方国家的中国民众,终于凭借国家的力量,成功“逆袭”,“扬眉吐气”,整个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得以极大地提升;通过对“抗美援朝—新政府—国家”的层层感知,封建思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逐渐被摈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始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普通民众开始从内心深处对共产党萌生出新的政治认同。

四、结束语

“政治动员是发动群众投身革命、英勇奋斗的重要方式。”[18]1949年新政权建立,执政党在社会资源有限,政治整合和社会改革任务艰巨的时期,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政治动员这种方式作为解决棘手问题、度过各种危机的重要手段。经过近3年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共基本肃清了民众中普遍存在的恐美、崇美、亲美等错误思想观念,民众爱国热情汹涌迸发,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给予志愿军战士极大地支持;与此同时,“土地改革”“增产节约”“爱国卫生”“三反”“五反”“国防建设”等重大工作也伴随着抗美援朝运动全面有序推开,中共达到了“前方打美头,后方挖美根”和“边打、边稳、边建”的目的[19]。这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亦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