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艺术与自然关系之美学思想再探

王 晨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美之自然感是艺术创作的终极追寻，它代表着具有生命力的一种浑然天成的美感。“自然”与“艺术”，并不是完全异质的两个概念，艺术美不单是人造美、非自然的美，在其内部仍有自然性成分的存在。艺术的再创造性与自然性二者看似对立，实则有机统一，最终实现了和谐之美的关系，赋予审美对象生命力与张力的可能。

一、艺术形象的创造——主观之“意”与自然之“象”的结合

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受到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Croce）的直接影响，他批判继承了克罗齐“美即直觉”“艺术即直觉”的观点，结合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对艺术形象的生成做了新的界定。

克罗齐称，艺术活动就是直觉的过程。内容即“质料”，内容即为未经审美直觉的作用而生成了不能为人所感知的情感印象，而形式则指心灵的活动或直觉的表现。克罗齐认为，情感在未经直觉之前，并没有特定的属性特征，而只有通过有机的心灵和直觉活动融汇情感印象后，情感才能转变为直觉。因此，他认为直觉是对“情感”的认识，而心灵活动则是所谓“情感”的质料，它并不是一种“自然”，而是先验的存在。在朱光潜看来，克罗齐之意图，是构建以“直觉”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心里直觉到一个对象，就是创造，就是表现。这形象本身就是艺术作品”［1］158。克罗齐直接将艺术活动与直觉的审美经验等同起来，不考虑心灵活动以外的任何东西。朱光潜认为，“自然”这一概念并不是克罗齐所想的粗陋而一无是处的简单材料，而是具有一定艺术的潜能材料，他立足于中国传统美学“感物”的传统，将克罗齐美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进行转化。

朱光潜表明，艺术创造要求我们对自然万物有着敏感而丰富的体验和审查，需要审美主体于客体关照中产生审美直觉，而“审美直觉”的概念，则引发我们对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气”的美学范畴的思考。钟嵘《诗品》中对“气”有所概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2］这里的“气”，从创作主体的角度理解，可以阐释为人的气节，即主体的个性情感。诗歌艺术由创作主体的心理活动出发，对客观自然的景物产生想象，并生发感悟，从而将主观情感寄于自然万物之中，使其拥有了感动人心的力量。朱光潜将由气到物的神思关照过程与直觉说相结合，他认为，对于自然，凝神关照的“意象”就是艺术形象，它是主客观结合的结果，而生成意象的过程，也依赖于对自然物的“直觉”。在朱光潜的美学体系之中，“直觉”是一个在自然静观的基础上，始终伴随着主体情感的体验与自由伸张的过程，是主观之“意”投射于客观之“象”的过程，也就是朱光潜所说之“移情”。

“移情”是审美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创造的审美过程，而自然物正是这一过程的物质载体。审美者身处自然环境之中，通过初步的“感物”后，与自然物产生审美互动和强烈的共鸣，将自然物带入艺术的审美体验中，助发了审美主体对于客观自然对象的美的体验与享受，进而使得审美主体“移情”于客观自然”从而审美主体将审美活动转向艺术创作，将审美快感转化为创作的欲望，对自然物进行再创造，进而将自然材料上升到艺术的高度，使艺术家之“意”与客观自然之“象”相结合，构成“意象”，形成了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艺术家在完成创作的过程中，也就坐拥“得江山之助”的水到渠成之快感。

自然空间为审美关系的产生提供场域，“直觉”成为“意象”，少不了自然物象的参与。这也就意味着，艺术形象的构成有其自然因素，艺术的自然性不言而喻。但艺术虽来源于自然，却已经“不复是生糙的自然”［3］95，这里“自然”的概念，脱离了粗糙机械性的物质实体，是融入了审美者主观情感内蕴的自觉。不同自然物的美的潜能是不同的，因为它们经艺术家创构后，所实现后的美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同是苍松，由于艺术家移入的情感不同，给予其美的潜能不同，所创作出的诗的气质也会有所不同，“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是李白笔下挺拔、刚劲、笔直而高耸的刚性美；相对的，李商隐“怜君孤秀植庭中，细叶轻阴满座风”，体现的则是纤细、柔情、孤单而独立的遗世美。自然的美感，通过艺术家的想象，运用形象思维和审美情感来提取艺术、塑造艺术美。实际上，艺术的创造不仅依赖于审美主体的情感投射，艺术形象也不仅指经过直觉的心理情感，更是立足于艺术家的感性实践，通过感物、移情后的主观之“意”与客观之“象”的结合，这其中少不了客观自然界的参与，这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情”与“景”统一相通。艺术之“景”来之于自然，是自然提供的，艺术之“美”来源于形象，是由寄予了艺术家情感的形象所引发的美感，情景统一，才能形成意象。

这意味着，艺术美所描绘的自然，实际上就是要求艺术中融入情感，具有栩栩如生“媚”态，这就包含着“美”的生命力亦或是“奇”的张力。在艺术审美过程中，经过“移情”，自然物质寄予人之情感，从而具有了艺术美感，最终呈现出不同于物质材料拓本的巧夺天工之美。

二、艺术情感的表达——自然生命意识的再现

艺术所展现的是个性的自然，要求张扬审美主体的情感，经由艺术家创造性的联想活动，而将其对物的直觉体验转化为审美主体与客体互动的知觉体验，进而把自然物美的潜能发挥出来。这是主观意志作用于客观审美对象上的表现，意在表现出鲜活生动的动态美感。

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在其著作《镜与灯》中明确指出：“一件艺术品本质上是内心世界的外化，是激情支配下的创造，是诗人的感受、思想、情感的共同体现。”［4］可见，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和审美活动时，往往从自身生命活动出发，展现出对自我生命存在的感悟，对人的生命意义投去关切与探寻，以挖掘人性中自发自然的生命力和生命关怀。朱光潜提出“艺术人生化”的美学愿景，他认为：“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3］147能否由自身生活出发，面向自然生命观物移情，对生命本体意识进行关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审美价值，相较于一般审美者而言，作家、艺术家表现出更为强烈而深刻的生命意识，在感性生活的基础上，创作出更加让人震撼心灵的作品，能够振奋人们的生命活力。

审美艺术家有着更为活跃和敏锐的情感，这构成了异于常人的生命质素，推动了更为强烈的情感表达。审美主体必须要达到超然物外的境地，实现人的心灵与宇宙万物的同一，将自我生命融入天地万物，是追求在艺术境界中达到超乎于功利善恶的高度，以“神性”的审美关怀观照人生的节奏，探寻自我生命的意义、人性的本真和宇宙人间的常态。朱光潜认为，艺术欣赏和创作必须保持一定的“趣味”，而趣味正是对于生命的彻悟和留恋。艺术家只有在与自然之互动中不断丰富自己的审美情趣，保持高尚的艺术“趣味”，才可能在艺术创作中投入艺术家的真切情感，站在高于常人的视角去俯瞰人生，回味人生，探寻自我和剖析自我，才能使艺术作品有着感染人心的力量。

艺术情感要求“真”与“切”，需是自然自发的生命意识的展现。文学艺术作品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女性作家张爱玲善用意象，将人之情感投射于物象中，立足于女性视角，展现出女性渴望回归于生命本真的原欲和其自然的生命关怀，使文字充满着生生不息的情感力量，由女性对于爱的信仰，导向人类对自我情感与生命的探寻和揭示，散发着狂舞生命动力的无限魅力；“新东北作家群”写作，用富有地域特色的东北语言，“以一种追溯式的书写，寻找失望中的希望”［5］，书写小人物于大浪潮中的悲戚命运，于不可逆转的命运中坚守着崇高信念；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艺术始终显现出灿烂的生命力，于不断地创作中保持着新鲜感。“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化语境和文学结构的变化，文艺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艺术形式的突破，写作空间的开拓和创作群体的转型。”［6］艺术家能够站在人类的生存命运面前，以人性、人的精神建构去审视人的生存与生命，在壮美文字中悸动着生命的欢乐与苦痛，对人类的命运和生存不断提问和剖析，更显生命之道的广度与深度，塑造着生命的崇高感。

这是人的生命扎根、不断延伸的动力所在，也是艺术散发生命意识，展现自然活力，不断构建生命话语的独特之美。宇宙万物处在生生不息、流转不己的生命运动之中。艺术作为生命情趣的外化，也处于一种生命动态世界中，想观有无震慑心魄的魅力，还需看其有无自然生命活力的内蕴。

三、艺术境界的建构——“物我同一”之审美关系

在《说文解字》中有关于自然的定义：自，始也，是万物的本初；“然”则兼有“是”和“这样”的意思。由此可见“自然”即为“自是”，事物回归于本源，显现出自然而然的态势。自然而然是自由的最高象征，艺术需要达到自由、自在、自觉的状态。关于如何在创作中保持此种自由，朱光潜认为，“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是乐天知足，将人本身置于自然之中，实现默契相安的和谐。”［7］人与自然处于共生的和谐关系之中，这与中国古典美学追求意境一脉相承，在艺术欣赏和创作时，主体的人将置于自在自为的自然环境之中，体悟自然之滋味，实现审美主体与客体间物我同一的审美关系。

“物我同一”的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美学中道家思想之精髓相呼应。朱光潜认为，审美者与其审美对象会进行一种情感交流，即“我”排除掉一切主观欲望与意念，对于“物”作纯粹的直观时，产生的一种特殊情感，而“我”又会将这种情感移至对象，同时又将对象的姿态吸收于我，于是“我”的生命便和物的生命在这种情感的往复交流中合二为一了。他所提出的“心与物的融合”，实际上是中国古典道家美学中“情景交融”和“天人合一”哲学的现代演绎。

“道”的学问贯穿于老庄哲学之中，庄子在老子论“道”的基础上提出，天地产生于“道”，天地间的万物自然也是“道”创化而成的。庄子主张精神的完全独立与绝对自由，强调个体与宇宙自然相契合，从而能超越人生，物我相忘。基于此，庄子意图建构自然万物和谐关系，“道”之所在使得世界存在着一种万物有其责的和谐秩序，要求人能够身处自然之境中，超脱形的束缚，无拘无束地体会生命的活力，超越物质的自然而进入生命自由的境界。若想参透世间法则，同天地并行，就要真正融于天地万物之间，顺应道之变化，通过“心斋”“坐忘”与“涤除玄鉴”，进入“道”之境界中，感受“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超然之境。

朱光潜深受庄子的影响，提出建构“物我同一”境界。这实际上就与老庄美学相承，是一种情景交融、心灵无限自由的审美境界，而此境界正是自然与人的相融，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统一。“在凝神关照时，我们心中除开所关照的对象，别无所有，于是在不知不觉之中，由物我两忘进到物我同一的境界。”［1］18朱光潜认为，移情的发生成为了物我同一的媒介，使“我”之感情投射到了“物”上，形成了物我两相忘的审美艺术境界。以观赏古松为例，朱光潜提出，我们观赏古松时，会把心中所敬仰的气概与风骨移注到古松上，古松就好像成为了一位智者高人。同时，“我”由于吸收了古松之情趣，就宛如成为了一棵峻拔之松。朱光潜把这种现象称为“物我同一”，移情使得“我”的情感投射到了物之上，而我与物产生了审美关系，“物”与“我”，自然天地与主体的人之“隔”被打破，真正实现了“同一”的和谐状态，使得审美主体有着寄于物而又超然于物外的审美感受，艺术的审美境界由此产生。

审美主客体建构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形成包孕万象的、自然而然的自然美感。也就是说，置于艺术境界建构之中，艺术之美能够拥有自然自为的超然特性。“生命现象作为大自然最伟大的创造，最能体现出大自然的审美匠心。”［8］陈望衡先生所言“匠心”，是一切存在物对生命的包孕和显现。艺术作为最高的美的显现，于“物我合一”的境界中生成，也就更应当有此“匠心”，包蕴着对物之生命特性的考察和定位，能够挖掘物自生成、物自显象的自然美。宛如山中行者，浸入自然而超越自然，进入“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超然境界，将人放置在天地万物之中，物物而不物于物，不受限于自然物本身，追求人与自然合一的境界，于是更有了超脱象外、言已尽而意无穷的美感，这是艺术自然性之最高追求，体现着自然与创造、物与我之和谐的圆融之美。

四、结语

艺术美不仅是人化的自然美、单强调艺术异化于朴素自然的庄严感，艺术美更是要深刻认识到艺术美的产生依托于自然物象，来源于自然审美经验，植根于古典美学的传统，建构物我同一的审美关系，追求着自然美的最高理想。这要求审美者在审美活动中不可脱离自然性而单论艺术美，唯艺术而艺术，必须回归自然之物象，深刻感受物我同一之境界，吸收和保留自然物之特性。同时，发挥自然之艺术潜能，结合主观性审美创造力，保留和渲染艺术美中的自然感和纯粹美，最终得以以美的角度，再现自然与人、自然生活对生命力的追寻。